李雁飞[1]2001年在《“大地的哲学”》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立足于现代，着眼于当下，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中国文学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以何种姿态走向“世界文学”。论文认为处理好地域性与共通性的关系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全文以山东现代小说为个案，通过对山东现代小说与中国现代主流文学既亲和又悖离的关系来阐释文学的共通性与地域性并非对抗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走向世界的文学在向外定位时必须向内寻求发展的依据。偏重任何一方都会阻断中国文学迈向世界的脚步。 导 论 以往的文学评论或标举文学地域的独特性或突出世界文学的共通性的非此即彼的观察都过于表面和简单。走向共通性并非意味着扬弃自身的地域性特征。共通性的设定依赖于与其相对应的地域性。山东现代小说受传统文化、地理自然条件的影响与制约，与中国现代主流文学有许多共通之处，而地域性的精神正贯穿在与主流文学既亲和又悖离的关系中，并在不断超越狭隘地域性趋向共通性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主体分叁部分。 一、苦难中的品格 体察苦难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山东作家也积极参与了这一时代主题的构建。而他们独特的地域文化心理和审美方式又促使他们在体察苦难的层面与视角上构成内在的一致性。就体察层面而言，山东作家立足社会层面。就体察角度而言，是采用人道主义范式。 二、高扬的好汉精神 新文学运动初期，山东现代小说回应“平民文学”观，发掘平民身上蕴藏的“好汉精神”。表现为以“义”为核心的“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抗战以后，山东小说汇入抗战文学，“好汉精神”提升为宁死不屈的牺牲精神与铁骨铮铮的爱国豪情。在融合中又有地域性魅力对主流文学的突破。 叁、忧患意识·历史感·功利主义 中国现代文学主流是奉行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文学，山东作家自觉地趋同于主流文学观，同时又凭借地域文化所赋予的浓重的忧患意识与深厚的历史感凸现于叁十年的文学中。结语 地域性是文学的“原生土壤”，共通性是文学的“生态环境”。从共通性与地域性的关系中探讨山东现代小说既有助于深入挖掘山东现代小说的特征，又有助于显示中国现代主流文学的审美特征，同时具有引导文学在“全球化”趋势中走向的现实意义。
于京一[2]2010年在《想象的“异域”》文中认为所谓边地,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意义上看,都远离大众的视野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因此,相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千篇一律的生活模式,边地无疑是一片令人陌生的“异域”；而边地小说完成的恰恰是关于“异域”的想象、描述和呈现,边地在文明世界面前以一种“想象的‘异域’”的方式敞开。新时期以来的边地小说已经成长为一支颇具实力的文学流脉；关于边地小说的研究已然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而呈现在我们面前。本论文试图探寻和回答的就是新时期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边地小说蔚为大观的缘由及其价值和意义。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论文在研究方法上融合了生态美学、宗教文化学、文化人类学、存在主义美学、文化研究以及新批评等多种批评范式,力求在内容、形式和精神价值维度等各个方面恰如其分地把握新时期边地小说的独特面貌,梳理出其别具一格的美学特征、意义取向和价值追求,从而为当下中国的文化复苏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意义、有价值的参考。论文首先在导论部分分析了选题的依据、价值和意义,目前国内的研究现状和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点。初步揭示出新时期边地小说创作的兴盛既是时代发展和意识形态内在要求合力作用的结果,也是文学自身逻辑发展和历史延续的必然要求。论文的第一章,完成的是对边地小说概念内涵的明确界定,为新时期边地小说研究的对象划定一个大致的范围。我们知道,新时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期,更是小说这种文体真正在当代文坛逐步走向成熟与辉煌的时期。明确地界定出边地小说的概念和内涵既有利于廓清边地小说的文本范围,使论文的阐述有的放矢,不至于陷入无物之阵的泥淖中无法自拔,也有利于总括新时期边地小说的艺术特色,让我们领略其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通过历史回顾和对当下演变的细密梳理得出,边地概括来说指的是一种以地理意义为基础、以文化意义为旨归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载体；而边地小说便是扎根生长在这片独特的土地上,并经由这里的文化、历史、宗教、审美情趣和民族艺术思维方式等培育和熏陶而成的艺术奇葩。第一,就客体而言,边地小说所叙述描写的必须是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情世故、成长在这片土地上的神话传说、渗透在这片土地上的气质魅力,抒发的是关于这片土地的情感思绪和爱恨情仇；第二,就创作主体来说,他们必须曾经脚踏这片广袤的土地,与边地的地气息息相通、血脉相连,他们在这里成长、生活、奋斗过,边地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身在何处,其心灵的深处总是潜藏着有关这片土地的气息、声音、品质和情思,这里是他们血脉的发源地和梦幻的回归处,无论天涯何处、无论贫贱富贵,他们都将永远处于这片土地的包围和抚慰中。论文的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从生态、存在和宗教文化的视角展开了对新时期边地小说主题内容的范式化研究,以探求其不同于其他小说的艺术特色,与此同时,适当融入形式和语言方面的剖析,探究边地小说形式与内容完美融合的具体情况。第二章,新时期边地小说中的生态之美,主要从“‘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郁郁葱葱的生命之美”和“亘古如斯的大地崇拜”叁个方面阐述了边地小说中蕴含的生态和谐观念,以及在这种和合之美的包蕴下人及万物生灵蓬勃自由的生命状态。然后重点发掘这种生态整体观对人类复归自然和文学回归本真的重大启示与意义：在经历了工业文明的疯狂肆虐之后,人类终于认识到其与自然之间相依相亲、唇亡齿寒的密切关系,“人向自然生成”成为当下有识之士的主动选择,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生态书写以文学的方式开启了中国“后启蒙”时代的到来；而在文学本体的意义上,生态书写则促成了文学向其本真状态的回归,从文学版图的完整和文学感受的丰富两个层面完成了文学整体观的实现。第叁章,新时期边地小说中的存在之真,则从“存在之真”与“存在之痛”两个方面展示出边地人生真诚单纯的人物群像、真挚严肃的叙事情感、原汁原味的生活之流以及在这种真实生存底片上凸显的天灾人祸之痛、日常生活之痛和本体存在之痛。然后在存在书写的启悟下,发掘出其对日常生活经验解蔽和真实生命关怀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存在书写打破了本质主义的重重阻碍,为现实生活敞开了多层面的真实世界,无论是日常生活现实,还是隐秘的心理潜意识世界,亦或深邃奇奥的精神象牙塔,都在存在之真的书写中显露出来,并且日益丰富而充盈；另一方面,存在书写冲出物质的围剿,打破人为物役的尴尬,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生命关怀的重提和对物质侵蚀的拒绝,赋予当下的文坛一种难得的生命真气和生命厚度。第四章,新时期边地小说中的宗教之善,首先从时间和意义两个维度梳理了宗教文化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的兴起与流变,展现出新时期边地小说中宗教文化由形式渲染到注重精神的整体特色。然后,从表现形态和精神诉求两个方面具体论述了边地小说因宗教文化而呈现出的神性光辉和信仰伟力,为当下整个民族新价值观的构建提供了异常珍贵的精神元素,如仁慈、宽容、坚韧、谦逊、敬畏等。最后,结合当下物欲横流、精神苍白的时代困境,论证了宗教书写对当下文坛完成从经验写作到心灵写作飞跃的重要价值,边地作家以一种精纯的理想和坚执的信念抵抗虚无主义的侵蚀和物质主义的吞噬,直面人的精神追求和信仰有无,以文学的方式追问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为探寻和挖掘民族文化中的精神血脉做出了难能可贵的努力,为民族精神的重建和腾飞提供了可能；并进一步探讨了回归心灵的写作对小说这种有些固化的文体在思维方式、思维空间及表现手法等领域的有效开拓。完成了对边地小说主题精神和艺术特征的总体论述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跳出具体的文本分析,站到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来估量新时期边地小说的地位和价值。因此,论文第五章从现代性的角度展开对新时期边地小说的总体评判,确定其应有的文学史价值和地位。主要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剖析边地小说与现代性之间交融杂糅的关系,首先论述的是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急剧膨胀在边地小说中的隐秘呈现,分别从“边缘化的焦虑与大国的想象”、“民族文化交融与民族性格重塑”和“意识形态的隐秘整合”叁个视角展开,以边地小说的创作再次证明了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无法割裂、藕断丝连的密切关系,并且透视出全球化时代中,文化殖民的锐不可挡与大国价值观构建的重大意义,有利于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梳理民族与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其次,置身在后工业时代的生活镜像中,如何以清醒的头脑反思并超越现代性将变得异常重要。论文通过对边地小说文本的解析,从政治理想国的破灭和技术全能主义的失败两个层次揭示出启蒙理性失败的宿命,并倡导一种以批判为旨归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当然,边地小说并非完美无瑕,尤其在当下市场经济时代里,物欲与金钱引领着消费一切的世俗化浪潮不可避免地造成泥沙俱下的情形,边地小说也不例外。因此,余论部分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展开对新时期边地小说的批判,揭示出它在主题形式方面的模式化倾向和内容书写中的玄秘性渲染,希望引起边地小说创作者的警醒和反思,期待着他们能够以真诚而沉潜的心智面对写作,为当下的文坛和读者大众带来更好的作品。总之,边地小说家们各自以其独特的生活体验和审美风尚,塑造出一个迥异于文明世界的遥远的文学王国,形成了一种充满野性与神秘魅力的“异域”风情,引得我们心旌神摇。本论文的创新在于,首次以“边地”为研究视角对新时期小说进行地域性研究,既剖析呈现出新时期边地小说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征,又从多个层面和角度阐释了它在当下中国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在具体论述之后,明确了新时期边地小说不可或缺的文学史价值和地位。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本论文阐述的边地在某些层面上恰似新时期之初的中国大地,甚至可以说是广袤中国的一个微型缩影,是微观地缘上的中国镜像；象征着经济、政治与文化原初状态的边地也许恰恰能够很好地为我们提供观察、研究和反思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宝贵资源和经验,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我们认为中国新时期边地小说与现代性问题显示出了极其重要的当下意义和前瞻价值。
李蓉[3]2006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身体阐释》文中研究指明论文在建立一种自觉的“身体意识”的前提下,通过进入具体的问题语境,来研究现代文学中的各种身体现象和文本,并希望这样一种身体视角的阐释能为新的文学史空间的建构提供新的思路。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代文学中的“身体”进行研究: 从晚清至五四,个人的身体走向了公共政治的平台。在对五四时期的身体话语的研究中,论文主要是从纵横两个方向对其进行分析:纵向主要是在对晚清的身体国家化历程作简单回顾的背景下考察五四身体话语对晚清身体话语的承接和转换,横向主要是考察西方启蒙和反启蒙思潮中的身体话语对五四身体话语的共时性影响,并通过比较发现中西方启蒙身体话语的同与不同。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揭示了身体在五四反封建伦理话语中被呈现和被遮蔽的矛盾状况。此外,对五四时期个人身体在走向公共空间过程中的境遇,论文主要选择了两个不同的个案进行分析:一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吴虞一方面作为五四“反孔非孝”的英雄而受到历史的肯定,而另一方面又因写艳情诗、嫖妓而受到历史的谴责和怀疑的悖论来探讨个人体验与历史进程的关系。二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围绕郁达夫的《沉沦》,从“灵肉冲突”与主流认同、私人叙事与公共空间、身体欲望与国家话语这叁方面来分析作品所反映出来的身体叙事与公共认同的关系。 在早期革命文学中,革命是小资产阶级印证他们青春激情的一种方式,因此早期革命文学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个人风格,而身体则成为实现他们浪漫的革命想象的载体。同时,革命文学中的颓废享乐主义倾向作为这种浪漫化风格的极端体现,也是在身体的集先锋与颓废为一体的形式中获得的。在这一部分,我还将从身体的视角对“革命+恋爱”小说模式进行分析,我想说明的是,这一小说模式体现了将审美化的个人欲望插入政治叙事之中的努力,而正是“身体”起到了连接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功能。不过,由于对个人经验世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无视,“身体”只是徒具了获得民众情感认同的形式,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这一小说模式的失败。最后,我还将通过对茅盾《蚀》的分析来观察茅盾早期文学创作追求个人体验的真实与他热衷的女性身体描写之间的关系,发现“女性身体”在传达作家的个人体验时所具有的表现功能。在《蚀》中,茅盾书写女性身体的方式源于他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本体性的身体观念,这种身体观念进一步影响着茅盾的历史观念的形成。同时,茅盾由“体验”向“理念”转向的创作历程,也说明革命文学对真实的追求与理念的限制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悖论。 在海派文化和文学中,身体问题是非常突出的。这一部分我首先对海派身体话语的建构作两个个案分析。一是以《幻洲》杂志为例,分析《幻洲》同人为了反叛五四的身体话语并建构起他们自己的身体话语所做的各种努力。二是对张竞生五四文化期间的性话语的建构和海派文化期间的性话语实践进行分析和评价。其次,在文学创作上,主要是对新感觉派小说中的女性
齐钢[4]2016年在《文化视阈中的台湾青春成长电影（1982～2012）》文中认为台湾电影从1980年代开始衰退,青释成长电影却在低迷的台湾电影市场一技独秀,长期受到观众欢迎,这与台湾电影年轻的创作群体、以年轻人为主的人口结构、不够健全的电影工业和文化怀旧的社会心理相关。在分析青春成长电影流行台湾社会原因的基础上,论文从1982年新电影的青春成长片切入,以台湾电影叁十年历史发展为纵轴,把台湾青春成长电影按时间顺序依次归类为80年代新电影、90年代新新电影和新世纪后新电影,研究台湾青春成长电影与社会的关系,以文化视角挖掘青春成长电影隐含的文化现象,分析台湾地区在不同世代社会政治体制、意识形态语境下影片的文化意蕴以及电影对社会的引导作用。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新电影借用青少年个体的自我成长以及伴随自我意识觉醒而崛起的女性主义暗示了80年代台湾社会正在形成的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追求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体性。这种不断生成的社会主体性让台湾民众开始刘国民党宣传的大中华身份认同表示怀疑,本土意识和反对美日新殖民的民族主义有所显现。由于独立的主体意识的追求和反感西方新殖民主义,新电影有意与现代文化保持距离,这使它在审美旨趣上偏向于传统的东方主义美学,然而难以回避的现代文明又让新电影徘徊于现代与传统的矛盾之间。1980年代末期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一方而现代负而文化颠覆了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观念,社会变得唯利是图、世风日下；另一方面台湾解严后政治体制的转变使台湾社会的秩序遭到破坏,社会陷入政经混乱。新新电影着重表现乱象纷呈下的台湾都市青少年的犯罪、暴力等越轨行为,关注他们在威权崩溃、家国解体的语境中青少年个体颓废、迷茫的精神世界以及无处逃遁的囚徒困境。新新电影的这种“反成长”叙事虽然终结了经典成长电影给人的正面引导,但并不意味教育意义的消亡。影片中时间的压缩停滞、空间的变形以及青少年被社会机器撕裂的命运昭示了影片在哲学层而叩问了人的存在本质和生命的本真,赋予影片另一层面的成长意义。然而新新电影缺少对青少年越轨等偏差行为背后人性方面的深入剖析,留下艺术缺陷,而且它过度的自我重复和强烈的作者论风格把自己带入了死胡同。新世纪后本土主义势力不断强大,台湾社会表现出“去中国化”迹象。本土主义抬头与台湾民众盲目热爱本土岛屿影响了后新电影的创作。后新电影通过影片画面木土符号(地理、人文景观)视觉元素的呈现、切割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和塑造标志台湾在地人身份的“台客’人物,寄寓意欲政治独立的意识形态。此外后新电影通过叙述青年人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自强不息、奋发拼搏,再次把青年人的成长与在地意识的台湾精神联系起来,这种排斥大陆强调本土的台湾意识与台独主张不无耦合。同时以多元文化为借口,后新电影描写台湾社会的亲日媚日以及原住民、同性恋等亚文化现象,其实质前者恰好反映了台湾的后殖民心结和企图在政治上拉拢日本对抗中国的目的,后者因为回避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抗,使亚文化只成了多元文化的补充；或者把亚文化转化成消费元素,让亚文化难以充分传达出颠覆与解构的力量,青少年的成长意味有所淡化。总之,台湾青春成长电影一方面和现实社会、意识形态保持了联结,另一方而却回避一些社会敏感问题,不敢直面现实矛盾,而且越往后越丧失残酷青春物语,导致电影由轻浅滑向浪漫唯美。台湾电影应放下形塑“国家”形象的政治文化包袱,放宽视野制作更多类型、更多题材面向大陆、东南亚国家的影片,而不是充满本上主义倾向的在地化电影,这才是台湾电影的未来之路。
董正宇[5]2008年在《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现象研究》文中认为现代湘籍作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学湘军”,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地域作家群体。论文“泛方言写作”研究视角的选择,既在于总体上分析、梳理现代湘籍作家采撷和运用方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表现、动因、形式,归纳和总结泛方言写作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作用,揭橥方言与地域文学、方言与地域作家群体的根性联系;也在于通过现代湘籍作家群体中代表性作家语言策略分析和文本细读,探寻他们文学语言创新的努力和贡献、共性和个性、困惑和局限,进而呈现现代湘籍作家文学创作的地域文化底蕴以及风格特征的语言之维,昭显新世纪文学语言创新路向。论文主体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综合论,分别从现象、动因、形式和价值四个层面对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现象进行综合分析、梳理和论述。首章“自发、自觉与自由——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类型论”,主要是从历时流变以及共时聚合的角度,把现代湘籍作家的泛方言写作划分为自发、自觉和自由叁种类型进行分别论述。次章“方言情结、楚辞传统与边缘策略——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动因论”重追根溯源,文中提出,根深蒂固的“方言”情结、承续久远的方言写作传统以及自居边缘的文化策略是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的叁种主要动因。第叁章“话语改造与方言出场——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形式论”展开形式讨论。文中认为,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话语改造及文本出场方式主要有叁种:一是方言话语的原生态直接出场,独特的地域声音、别样的方言词汇和古朴的方言语法在文本中登场亮相;二是方言话语的间接性再现,有注释、加引号以及同义复现等多种出场方式;叁是方言话语本身成为文本的表现对象。第四章“方言审美与言语效用——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价值论”侧重方言话语出场意义和文学审美价值分析。文中认为,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具有凸现湘楚语音形象、描摹湘地人物形神、揭橥湘楚文化神髓等多方面文学审美作用。下编为作家作品论,也设四章,对沈从文、周立波、韩少功、彭家煌、古华和何顿等现代湘籍作家,一一结合文本进行泛方言写作个案论述。第五章“语言视域中的‘湘西世界’——沈从文论”,从沈从文“乡下人”身份认同和语言湘西根性坚守出发,通过其寻求语言自我塑造语言形象的过程分析,并结合《萧萧》、《边城》两个代表性文本的细读,最终得出“湘西口语:沈从文创作的语言基石”的结论,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汉语文学建构的贡献。第六章“主流话语缝隙中民间话语的再现——周立波论”,结合时代文化语境,分析了周立波走上泛方言写作之路的过程,并通过东北方言写作的《暴风骤雨》和母语方言写作的《山乡巨变》两个文本的比较性论析,指出了前者的缺失,肯定了后者回归母语的成功经验。第七章“文化寻根中的语言路向——韩少功论”,对韩少功文化寻根中的语言路向主要是泛方言写作的历程进行了梳理,同时以《马桥词典》为例,论述了韩少功对既有泛方言写作形式的突破和新形式的当下意义。第八章“泛方言写作的多向度拓展——彭家煌、古华、何顿合论”,以《怂恿》《芙蓉镇》、《我们像野兽》叁个文本为个案,对彭家煌、古华、何顿的泛方言写作进行了分别论述。
朱杰[6]2004年在《选择与传播》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为复调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既是现代文学在当代的传播和接受史的研究，又是当代影视艺术中的一个独特领域——现代文学转换的影视作品的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现代文学中被转换成为当代影视艺术的那部分作家作品，但由此部分的研究必然触及和引发对整个现代文学在当代的接受和传播现象的研究，而对其现象的研究又必然导致对其本体——本人和本文的研究。与此同时，对这些“被选择者”的本人和本文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又蕴含着对那些“不被选择者”的他人和他文的研究。全文共分五个部分。 绪论部分从大众传媒视野中概观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背景、生存条件和当代接受的特殊形态。主要有叁方面内容：一、现代传媒与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二、现代传媒与现代作家，叁、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现代文学不同于古典文学，主要是因其发表形式与生产流程不同，它是依附着现代传媒而产生、生存和发展的。现代出版和大众媒介，为文学与社会、作家与读者架设了一条快捷的通道。现代传媒的发展、现代报刊的繁荣，使作家的职业化成为了可能，也促使了作家文学观念、创作方式的转变；并带来了文学内容和语言形式的变化。从本质来说，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印刷时代的文学——媒介文学和社会文学。 第一章从时代和地域的两个维度，全景式的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在当代影视转换的各种形态现象，一方面梳理现代文学在当代不同时段不同语境中的影视转换历程，另一方面将中国现代文学放置于它的目的地——当代社会的语境进行检验，从它在当代的传播和接受中展现它的历史价值，同时从它的当代价值再反观它被历史所遮蔽的本来价值。 影视艺术在当代中国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和发展的。研究当代中国影视艺术，应该把它放在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加以考察，它那独特的面貌才能显示出来。研究现代文学在当代影视转换，也同样如此。“十七年”新中国电影，是在那种中外电影史上少见的政治极其强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新时期影视艺术，也不可避免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如果不了解这个文化环境的特点，也就无法解读不同时期的当代中国影视艺术的复杂面貌。正所谓：“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语境不仅体现为强烈的时代特色，还呈现出十分鲜明的地域特征。这种地域特征集中地体现在电视剧的创作上。中国电视自诞生之日起，实行的是所谓“四级办电视”的体制：即中央、省、地、县4级政府将当地电视台作为下属的一个行政部门进行经济扶持、业务管理、政治控制。因此各地电视台的一切行为必须最大限度地从本地利益出发。除新闻宣传外，电视剧的创作也必须实现本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各地在选择现代文学名着改编电视剧，或拍摄有关作家的人物传记片时，也都毫无例外地要选择本地籍作家，或与本地⑧博士学位论文DOCTORALDISSERTATION 关系密切的作家作品。 第二章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鲁迅、老舍、茅盾、巴金、曹禺、张恨水等儿位在当代影视中 被转换得最多的、影响最大的作家，及其被转换的影视作品的个案研究上。本文选择以上作家 作为研究重点及对象，并非受近年来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重排现代作家在文学史的座次的风 潮影响.实则因为以上作家作品在当代影视转换中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名列前茅。本文名为 “选择与传播”，这“选择”并非本文作者的选择，而是影视艺术家的选择。而那些影视艺术家 对某一对象的选择，又并非凭空、随意的选择，而是有其深层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人动因。当 然，在当代影视对现代文学的“选择与传播”中，有为数不少的不准确的选择，但其结果，必 然是导致作品失败。因此，成功的选择还必然是时代的选择、观众的选择与转换者的选择共同完成的。 在这个意义上，茅盾作品的影视转换特别令人深思。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并非轻易得来，也不会轻易失去。但茅盾作品在当代、特别在新时期的影视转换却无一例外地成为了改编者的陷阱。虽然电影《林家铺子》曾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影坛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但它在80、90年代的中国影视界却未必能再现辉煌.而根据茅盾代表作《子夜》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都未能成功，这决非仅仅是改编者水平所限那么简单。有些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在当代影视中了无踪迹;有些在文学史地位并非显赫的作家，却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并受到观众欢迎;还有的作家一部作品被多次、反复搬上银幕和屏幕，并都取得了成功;这些现象及其本质缘由都值得深入探究。本章名为“镜像中的经典”，其本意就是希望通过影视转换这面独特的镜子，来观照现代文学作家作品谁能真正穿越时空，而成为经典. 第叁章是从改编者的角度来探讨现代文学当代影视转换的成败得失。本章除了夏衍之外，着重探讨了从石挥、桑弧、水华、凌子风、谢铁骊等老一代电影导演，到于本正、谢飞黄蜀芹、李少红等第四、
参考文献：
[1]. “大地的哲学”[D]. 李雁飞. 山东师范大学. 2001
[2]. 想象的“异域”[D]. 于京一. 山东大学. 2010
[3]. 中国现代文学的身体阐释[D]. 李蓉.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4]. 文化视阈中的台湾青春成长电影（1982～2012）[D]. 齐钢. 上海大学. 2016
[5]. 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现象研究[D]. 董正宇. 苏州大学. 2008
[6]. 选择与传播[D]. 朱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现代小说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方言论文; 作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