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兼论第五个经济周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期性论文,我国经济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第五个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周期的一般理论
危机或衰退的开始到另一次危机或衰退的开始之间周而复始的阶段叫做一个经济周期。从危机或衰退到高涨或扩张，继而又是危机或衰退……，经济的发展总是呈现这种有规律的波动，从而形成一个又一个周期。
什么是经济周期？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他们合著的《经济学》(p.433)中是这样定义的：“经济周期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总就业量的波动，持续时间通常为2-10年，它以大多数经济部门的扩张或收缩为标志”；“经济周期是由经济衰退和紧随其后的经济扩张两部分组成的”，“经济衰退是指GDP增长率连续两个季度以上下降”，“经济扩张是经济衰退的相反”（同上，P.434）。
为了得出比较可靠的判断，我们主张的连续衰退或扩张期至少要持续3个季度，即经济周期是连续3个或超过3个季度的经济上升及随后的至少3个季度的经济下降所构成的经济运行过程。
对经济周期成因的论述，除外因说（如战争、革命、自然灾害等引起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外，西方学者偏重于内因说，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1)凯恩斯主义提出的乘数——加速数理论。凯恩斯1936年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当期初增加1元投资，会引起居民增加1元的收入。居民将这1元收入消费了0.8元（此时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8）后，第二期居民的总收入为1.8元。第二期居民增加的0.8元的收入，如果这0.8元又有0.64（0.64=0.8×0.8）元用于消费，第三期总收入为2.44元(2.44=1.8+0.64)，……，经过许多期后，总收入将为5(5=1/(1-0.8)）元，是期初投资的5倍。同样地，期初投资减少1元也会使最终收入减少5元。期初投资的较小变化引起了若干期后消费和收入的较大变化，从而产生了经济波动。这就是乘数原理。在乘数原理提出的前后，法国经济学家阿夫塔里昂在1913年，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1917年、哈罗德在1936年相继提出了大致相同加速数理论。他们认为，当按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生产100元的消费品需要300元的机器设备投资（资本产出比率为3:1）时，消费支出的增加（或减少）将引起投资3倍的增加（或减少）。期初消费和收入的较小变化会引起若干期后投资的较大变化，使经济产生波动，这就是加速数理论。可以看出，乘数理论和加速数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经济波动的成因。萨缪尔森在1939年发展了乘数理论和加速数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由二者交互作用形成的。投资变动引致收入和消费多倍的变动（乘数作用），收入和消费的变动又引致了投资多倍的变动（加速数作用），二者的作用形成了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收缩，即经济周期性运动。
(2)卢卡斯在1977、1978年提出的货币性经济周期理论。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如果政府在人们没有预期到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供应量，一般物价水平会提高。这时生产者可能误以为他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提高了，从而加大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经济进入繁荣期。一旦生产者知道自己的预期是错误的，就会减少投资，经济由繁荣进入衰退。生产者的预期形成了经济的周期性运动。
(3)熊彼特在1939年提出的基于创新的周期理论。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体制创新等等）是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一个企业家成功的创新活动所造成的盈利机会，会促使其他企业来模仿它，结果便掀起了创新“风暴”，经济迅速扩张，进入上升阶段。经济扩张引起了生产资料价格提高，企业生产成本随之提高。同时市场上产品供应增多，价格下降，企业利润减少，银行信贷紧缩，经济又进入下降阶段。由于创新是一个不连续的过程，一次创新造成的下降不能被下次创新造成的上升所抵消。于是经济生活便出现周期波动。
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解释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周期的成因。但用这些观点却难以解释象我国这样的体制转轨国家的经济周期性运动。例如，它们不能解释我国1978、1992年的经济为什么会迅猛增长，也不能解释1989年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在我们看来，这3个年头我国经济出现的异常波动是由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启动过猛”或“刹车过急”所造成的（详细论述见本文第二部分）。因此，我们认为，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周期是由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和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周期的划分及对经济周期成因的分析
目前，理论界对我国1978-1999年间经济周期的划分，其依据集中在经济增长或通货膨胀的波动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以经济增长率（以GDP增长率计，下同）的“谷—谷”法为依据，划分为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8年四个周期（刘树成，2000）；(2)以经济增长率的“峰—峰”法为依据，划分为1978-1983年、1984-1991年、1992-1996年三个周期（杨帆，1996）；(3)以通货膨胀率的“谷—谷”法为依据，划分为1978-1983年、1984-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6年四个周期（范智，1997）。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出台的重大经济政策，我们发现，这些政策一般都是在经济增长处于波峰或波谷前后推出的（见图1）。我们将以经济增长的“谷—谷”法来划分经济周期，并认同刘树成认定的各个经济周期的起点。这样，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如下四个经济周期：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
图1：改革开放以来各时期主要经济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图
注：图中的标记表示各个时期出台的主要重大经济政策。
(1)1978年2月，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重点》，提出在1980年全国将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成为第一个经济周期的波峰。
(2)1979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计，经济随即进入收缩期。
(3)1981年3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若干规定》，该年经济继续走低，并成为第一个经济周期的谷底。
(4)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提出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经济步入第二个经济周期的上升期。
(5)1986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通知》，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若干规定》，经济增速下降，该年也成为第二个经济周期的谷底。
(6)1987年3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放宽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限和简化审批手续的通知》，经济增速随即上升，构成了第三个经济周期的上升期。
(7)1988年2月、7月和8月，国务院分别提出了“控制物价、稳定经济”，9月发布了《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经济开始步入收缩期。
(8)1989年3月，李鹏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8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抓紧抓好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通知》，经济急剧收缩。
(9)1990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90年继续搞好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工作的报告》，不过，同年7月国务院举行第九次全体会议，提出在适当的时候采取“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增速继续走低，并形成第三个经济周期的谷底。
(10)1991年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制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八五”纲要和十年规划》，该年成为第四个经济周期的起点。
(11)1992年9月，中共召开十四大。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在十四大的鼓舞和指引下，经济快速增长，构成了第四个经济周期的波峰。
(12)1993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经济步入收缩。
(13)1996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提出继续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经济继续回落。
(14)199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3号文件，强调经济工作要注意扩大内需、增加投资，但经济继续惯性地在低谷徘徊。
(15)1998-2000年，政府相继出台了诸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累计增发国债3600亿元，存贷款利率也降低到历史低点，经济的持续下滑之势得到抑制，并在2000年出现转机。
通过分析1978年以来我国在不同时期出台的重大经济政策与当时出现的经济波动的关系，我们能够从中发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因。例如，1978-1981年的第一个经济周期。1978年2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家计委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重点》，指出在1980年以前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钢产量达到3600万吨，在全国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当年9月后的几个月的投资高达760多亿元，刺激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该年度经济增长率为11.7%。但1979年财政赤字却达到了206亿元，占GDP的5.2%。在这种压力下，1979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1980年冬季决定下一年以更大的力度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使得1979、1980、1981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下降到7.6%、7.8%、5.2%。
再如1982-1986年的第二个经济周期。1982年9月召开了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1983-1985年，根据中央提出的目标，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货币政策，这3年基础货币供应量(M[,0])分别增加了20.7%、49.55%和24.7%，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0.9%、15.2%和13.5%。但1985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9.3%，高通货膨胀影响了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于是在1986年的4月和7月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通知》和《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若干规定》。《通知》指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要严格控制，更新改造投资要加强引导和管理。《规定》进一步强调了《通知》中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要求。虽然当年M[,0]增长了23.3%，但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仅为18.3%，比上年的32.7%下降了14.4个百分点，有效控制了货币供给量，该年经济增长率也随之下降到8.8%。
还有，在1987-1990年间的第三个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波动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1989年出台了一系列的紧缩的经济政策，如3月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中提出，各项改革要紧密围绕治理整顿这个中心，做到有利于压缩需求，调整结构，还要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管理，控制货币发行，调节信贷规模和结构，引导经济健康运行。同年11月国务院还转发了党中央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要坚决控制社会总需求，继续压缩投资总规模，坚决调整投资结构，坚持实行从紧的货币财政政策。这些政策使得1989年经济实现了“急刹车”，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比1988年下降了7.2个百分点，其跌幅之大，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运行之记录。而1990年3.8%的经济增长率也成了1978年以来至1990年间经济增长的最低点。
1991-1999年的第四个经济周期，同样也深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先来分析1996年“软着陆”成功前的经济波动。1991年4月国务院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纲要》指出，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本世纪末要比1980年翻两番，从1991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在6%左右。为了配合政府的目标，央行全年信贷计划为2100亿元，实际达到了2895亿元，同时将存款利率下调了1.08个百分点。当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2%。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上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每年增长百分之八到九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向这个目标前进。当年举国上下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浪潮，国民经济飞速发展。这一年现金净投资1159.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6.4%，M[,1]增长35.9%，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4.2%。但是随后的1993-1995年，通货膨胀率分别高达13.0%、21.7%和14.8%。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迫使政府实施了压缩银根、控制货币发行、清理固定资产在建项目和压缩政府公共开支等“软着陆”政策。这3年的M[,0]增长率分别为35.3%、24.3%和8.2%。紧缩的货币政策有效抑制了过热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分别为13.5%、12.6%和10.5%。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性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在不同时期出台的不同内容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换言之，即由政府不一贯的宏观经济政策所致。从而形成这样一个循环轨迹：政府政策放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扩张→经济迅猛增长→遭遇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压力→政府政策调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紧缩→经济迅速回落→然后政府政策再放开……
客观地看，在以市场状况为主要依据而市场状况又是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适时调整现行经济政策和制定新的经济政策，都是允许的并且是必要的。这是一级负责任的政府的正常行为，也是在建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改革进程中“加强宏观调控”的必然的表现形式。问题在于如何把握好政策的“度”和政策出台的时机，如能在这两方面做得出色一些，就可以避免或大大减少经济剧烈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历史地看，这种客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一方面确实促成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1978年到1999年的22年间，我国的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7%，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实力。同时，这22年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明显提高，职工工资增加了19倍，年均增长14.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16.5倍，年均增长13.6%。但另一方面，它也给经济带来了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并一度造成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1978年到1999年的22年间，我国经历了4个经济周期，每个周期平均仅5年多。经济的频繁波动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率，弱化了微观经济基础的活力，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全国各地争上投资周期短、见效快的一般加工工业，造成产业结构趋同化，一般加工工业品严重过剩；而一些建设周期长、见效慢、投资风险高的基础设施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却发展缓慢，成为制约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另外，这一时期我国还出现了几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1985、1988和1989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达到了8.8%、18.5%和17.8%，1994年更是高达21.7%，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有必要指出，90年代特别是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形成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显示了市场的作用。1996年“软着陆”成功后，按理说，1997年后经济应该回升，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使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受到重挫，1997年进出口增长仅为11.7%，1998年更是下降了0.4%，经济增长率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8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由于出口增长受挫，大量外向型企业被迫将产品转为内销，更多的则不得不转变生产项目，但又苦于找不到良好的投资去向。这样，社会投资减少，投资的减少又导致了居民收入和消费的进一步减少，1997-199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分别为10.2%、6.8%和6.7%；收入和消费的减少又引起了投资的多倍减少，这三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8.8%、13.9%和5.1%。由于这些原因，这三年当中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分别为8.8%、7.8%和7.1%。这是乘数——加速数原理的作用。
诚然，这一时期政府也出台了有相当力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如，连续7次降息，大规模增发国债，等等，但经济依然持续下滑，直到1999年末达到谷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一是1997年第四季度以来，特别是199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滞后；二是政府在“软着陆”成功后，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宏观经济政策没有及时进行调整。1998年初，面对严峻的出口形势和疲软的内需，央行虽然已经将1996年以前实施的货币政策由“从紧”调整为“适度从紧”，但决策的犹豫不决使得积极的货币政策仍缺乏力度，失去了反周期运作的时机；三是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不少影响居民即期消费的改革措施。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等等。这些改革措施迫使居民为保证未来消费而增加储蓄，减少即期消费。当然，这些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建立健全，保证经济的长远发展，但它对维持经济增长的短期消极作用——内需不振、投资不旺、经济增速缓慢——却不能忽视。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使得政府的政府效应滞后，推迟了经济的及时回升。虽然我国的经济周期主要是由政府政策造成的，但市场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这种作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依然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来消除。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经济周期主要是由政府不一贯的宏观经济政策形成的，这在计划经济仍占主要地位的时期尤为明显。
随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愈加突出。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如何看待和控制经济周期呢？
乘数——加速数原理、理性预期及以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等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形成的理论，无一例外地以微观经济主体（生产者、消费者）为分析对象，并以他们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为基本假设。因此，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刺激微观经济主体，激发他们的活力，从而达到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目的。但在经济处于萧条或过热时，由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单个经济主体很难（或根本无法）对未来的经济走势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时市场机制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刺激又会加重对经济运行的破坏，产生更为严重的萧条或过热，最终使经济运行失控。这时，特别需要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反周期操作，熨平经济的剧烈波动。这也正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
因此，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用市场调节来弥补计划的不足，另一方面要强化计划在经济处于萧条或过热时的作用，即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在经济运行平稳时应尽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减少或避免计划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而在经济即将趋向萧条或过热时则必须及时实施适度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使经济能够实现持续有序地、高速度高质量地发展。
三、2000年：第五个经济周期的起点
2000年初，卢嘉瑞就已提出“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将开始回升，经济衰退的势头将得到遏制”的判断（注：《河北工商报》，2000-01-05。）。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证实了这个判断的正确性。2000年以来市场基本面已经趋好，GDP增长率达到了8.0%，增速比1999年加快0.9个百分点，宏观经济指标良好的运行状况显示出我国经济已经步入新的经济周期，即第五个经济周期。
第一，社会需求出现全面、稳定增长的热头。国内消费品市场出现了稳中趋活的态势。2000年共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34153亿元，同比增长9.7%，增幅比1999年加快2.9个百分点。其中市级及市级以上单位实现零售额21110亿元，是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2%，其增速达到了10.6%；县及县以下单位实现零售额13042亿元，增速为8.3%。城乡消费市场出现的强劲增长表明居民的收入预期已经趋好，长期制约经济增长的内需不足正在缓解。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平稳。2000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243亿元，同比增长9.7%。其中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3215亿元，同比增长6.1%，实现了在1999年基数较大的情况下的平稳增长；完成更新改造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为5077亿和4902亿，增速分别高达13.2%和19.5%。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表明企业看好经济增长的前景，增加投资的积极性较高，自主性的经济增长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
进出口贸易实现了强劲增长，对拉动经济增长作出了突出贡献。由于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趋好，使政府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刺激出口的政策效用开始显现。2000年我国的外贸形势非常好，实现进出口总额4743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其中出口2492亿美元，比1999年增长了27.8%；进口2251亿美元，同比增长35.8%，实现贸易顺差241亿美元。出口中集装箱、高新技术产品、钢材等的增长率都超过了50%，分别为60.8%、50%和57.4%；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率也达到了36.9%，表明国内此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了较大的提高。进口中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集成电路及微电子元件的增长率都超过了30%，分别为32.6%、39.7%和76.6%；原油进口的增长率达到了220.2%，表明国内经济活力增加，对外需求旺盛。进出口的大幅度回升对经济增长起了积极的拉动作用。
社会需求出现的全面回升，还带动了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走出疲态。2000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增长率出现了久违的正值，达到了0.4%。其中住房价格指数和服务价格指数分别达到了104.8和114.1。虽然食品、衣着和交通通讯工具的价格指数还分别停留在97.4、99.1和93.8的较低水平，但这个趋势正在扭转，通货紧缩的压力也正在缓解。
第二，工业企业出现景气景象，国有企业改革成效显著。2000年工业保持了较快的增长，累计完成增加值23685亿元，增速达11.4%，比上年加快2.5个百分点，结束了1996年“软着陆”以来工业生产增长持续回落的局面，工业经济出现了回升的势头。工业产销衔接保持较好水平。全国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7.7%，比上年高0.5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总队提供的资料，2000年第四季度的诸多景气指标出现了良好的上升势头，其中工业企业景气指数为130.7，比上年同期高10.5点，成了1992年该指数编制以来的新高；大型企业指数依然在高处运行，景气指数为148.6，比3季度的146.5点又高出2.1点；国家重点企业、上市公司、国家试点企业集团和乡镇企业等特定企业群体的景气指数也明显高于其他企业，分别达158.1、152.5、141.9和135.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33点。
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国有工业运行状况良好。2000年，国有及其控股企业完成增加值14320亿元，增长了10.1%。国有工业对整个工业增长贡献率为36.5%，比上年提高4.3个百分点，拉动工业增长4.2个百分点。国有经济实现利润2392亿元，增长了1.4倍，国有企业改革与三年脱困目标已基本实现。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按照国际惯例进行了兼并重组，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成功上市。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有企业都实现了整体扭亏或盈利增加，国家重点监测的14个行业，到2000年年底已有12个行业实现了整体扭亏或继续增盈。1997年底亏损的6599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到2000年底已减少了70%以上。
第三，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2000年我国共实现工业增加值23685亿元，但工业增长的内部并不平衡。一些严重供大于求、劳动生产率低下行业的产品产量下滑或微增，而一些竞争力强、劳动生产率高的产品产量却取得了较快的增长。原煤、农用氮磷钾化肥（折纯）的产量分别比1999年下滑了1.2和0.6个百分点，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和钢的产量同比微增2.1%、6.0%、5.5%和3.2%。与这些产品产量低缓的增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微型电子计算机和程控交换机的产量分别比1999年增长了66.0%和48.2%，汽车的产量也增长了11.6%。工业内部增长不平衡表明，我国的产品和产业升级正在加快，这必将为经济的持久、快速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四，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初见成效。1997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连续7次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等。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居民的储蓄率。据2000年7月1日《中国经营报》刊登的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对北京、上海、广州等8大城市2428位18-40岁的普通居民的调查，居民储蓄意向已由1997年的87%下降到目前的50%左右。居民储蓄率降低带来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据零点公司的调查，居民投资股票、购买房产的意向占到了40%左右。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必将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影响。
1998年以来，政府为进一步刺激经济，还相继出台了诸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当年开始增发国债，到2000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6620个，国债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约7500亿元，总投资规模达24000亿元。1998年国债项目拉动经济增长约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2个百分点。另据国家计委有关权威部门统计，2000年国债项目带动经济增长达1.7个百分点（注：转引自2001年1月2日《中国经济导报》。）有学者就1997年1月到2000年7月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形势的影响做过分析，得出二者的相关系数达0.385，财政政策在经济恢复增长时期确实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注：钱敏泽：《从经济景气波动看政策工具作用》，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1)。）。因此，政府近年来出台的连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必然会促使经济进入复苏阶段。
萨缪尔森将“经济的连续两个季度的上升”定义为“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而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却已经经历了2000年一季度(8.1%)、二季度(8.3%)、三季度(8.2%)和四季度(7.4%)的均衡快速增长，因此，2000年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拐点已是不争的事实。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个经济周期。
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在2000年12月的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出现重要转机”。这恰恰印证了卢嘉瑞在年初所作的判断。
四、第五个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的预测
虽然我国经济已进入新的周期，但我们对未来的经济走势只能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在新的经济周期刚刚来临的初始阶段，增长的基础还比较脆弱，居民消费还没有全面启动，出口贸易也不是很稳定，企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的预期还不可高估。我国加入WTO，这必然会对许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国内企业提出严峻的挑战。此外，我国还有很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等，亟需上马。这些都需要财政和银行给以有力的支持。同时，我们认为，只要政府政策主动适应市场的变化并及时作出调整，国际形势不出现大的动荡，国内不出现大的自然灾害，第五个经济周期能够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根据中央政府的现行政策，即中央政府不出台比现行经济政策力度更大一些的政策，我们预计第五个经济周期的经济增长率只能大体维持在7.8-8.8%左右。
目前国内有一些学者对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也持相近的看法。如，刘世锦在2000年1月13日的《信息日报》撰文提出了7-8%的经济增长速度；刘国光在2000年4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0春季座谈会上提出了7-8%的经济增长速度；张卓元在2000年第8期的《价格理论与实践》中撰文提出未来5年经济增长率将在7.5-8.5%的区间，等等。
第五个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速度将维持在7.8-8.8%左右，是我们根据1997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出台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的力度及其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滞后的积极作用和企业资源利用效率的状况提出的预测。但我们认为，这样的速度是偏低的，既忽视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也不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首先，我们已有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资源极大浪费的基础之上的。单产能耗高，原料利用率低，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人力资源的浪费也触目惊心。如果这些资源能够充分利用起来，即使以“规模报酬不变”计，经济增速也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其次，在增长速度偏低的状态下，居民收入增加缓慢，这一方面会继续造成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及分配制度留下的问题只能靠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善来解决。由于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不利于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的再分配又囿于其财政力量的限制，这样，提高居民收入的可行途径就只能寄希望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民收入的积累。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在现在的基础上再快一点是必要的、符合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
再次，目前内资的利用率还很低，内资的更加积极充分的利用将为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作出更大贡献。200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指标显示了这样一个现象：这一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470亿美元，同比仅微增1%。而同期我国的存款总额却高达123804亿元（系指国内总存款），存贷差约为2.4万亿，即利用外资的缓慢增长与大量内资的闲置并存。可是一些学者根据以往的20年利用外资的实践，仍主张我国现阶段应该加大吸收外资的力度，给外资以更优惠的政策，并认为这是未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利用外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课题组：《新时期利用外资的战略调整》，载《中国经济时报》，2001-02-01。）。我们认为，这种主张值得斟酌。诚然，我们并不否认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国外很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但现在我国已有较多的积累，忽视这一块而一味地扩大利用外资，不仅会提高经济增长的成本，而且会使一大笔内资继续闲置，造成浪费。因此，我们必须转变重外资轻内资的观念，注重利用好内资，减少对内资的限制，拓宽内资的投资渠道并给以更优惠的政策。在充分挖掘内资潜力的同时，适当地利用外资、积极有效地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才是发展我国这样的大国经济的根本方针，才能够把支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在劳动力转化为现实动力，并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印度经济学家拉尔指出：“外资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中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而使经济高速发展的是国内资金的利用效率”（注：［印］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中文版，80-8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拉尔还利用韩国经济发展的实例证明他的观点“韩国的经济发展几乎没有怎么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而利用的只是外国的技术”。（注：［印］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中文版，9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拉尔的观点和主张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了2001-2005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物质生活有较大改善”。我们认为，要实现这些目标和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第五个经济周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再高才能确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今后十年里翻一番，才能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有安定的社会局面。达不到这样的速度，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更加严重，失业人口的增长将得不到有效抑制，人民生活水平将不可能得到明显的提高，大量积累的社会矛盾有可能激化，影响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五、第五个经济周期经济运行的政策建议
展望第五个经济周期，机遇与挑战同在。把握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和出台的时机、启动民间投资、增加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收入、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等问题解决得如何，都影响经济的运行状况。为实现第五个经济周期的持续、高速、稳定增长，我们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继续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由于近几年市场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乘数—加速数原理对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还比较明显，这些因素对经济运行所造成的影响需要一定时间跨度的和力度更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消除。因此，在目前经济增长的基础还比较脆弱的情况下，今后几年继续实施力度更大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维持市场信心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努力增加城乡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特别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水平。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缓慢不仅会造成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还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因此，要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把政策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上。要继续增加政府公务员收入；要全面实行城镇货币化工资制度，增加居民实现新一轮消费升级所赖以求助的消费信贷的还贷能力。通过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改变消费者收入预期，增强即期购买力。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大力推动城市化进程，为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开拓新的就业空间；加快农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为农业增产、提高农产品质量提供智力支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调整利用内外资政策，把重点放在充分利用内资上。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内资充分，利用率很低，是一个极大的浪费。比起利用外资来，利用内资成本低，也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因此，在进一步引进利用外资的同时，应把重点放在充分启动和利用内资特别是民间资本上。为此，要在政策上给外国资本、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以同等的待遇，鼓励三者之间展开平等竞争；要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科技人员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视产出的效益情况给以应有的回报，通过这种成果的转化为闲置资金的利用拓宽余径；要长期保持中国股市的平稳发展，吸引和利用更多的民间资本，在改造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同时进一步优化所有制结构。
第四，培育消费热点，扩大消费需求，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人们应该看到，新世纪伊始，新一轮二元消费结构升级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农村，电视机、洗衣机、电话及教育消费正在逐步扩大；在城市，住宅、汽车、旅游、通讯、教育消费也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推动着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我们认为，政府应继续实施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增加城乡居民的即期购买力。同时，继续大力发展消费信贷，拓宽消费信贷领域，支持消费结构升级。消费信贷在我国有着极为广阔的空间。政府要抓紧消费的有关立法工作，尽快建立个人信用体系；商业银行也应为扩大消费信贷需求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
我们主张，第五个经济周期内我国经济应采取“高速增长(9-12%)—中度通涨(4-6%)”的增长模式。当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偏离这个区间的趋势时，就及时出台适度的宏观经济政策予以调控，以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有序地、高速度高质量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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