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东方道路”胜利发展的前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革命论文,前提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51-1630/Z(2002)01-20-(05)
“东方道路”合理性及其策略的长期争论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拓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即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度里，无产阶级领导新型民主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无产 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通过非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道路，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样的 道路在东方得到发展。它是现当代社会主义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 生了重要影响。
这条道路的开拓中充满着矛盾和争论。
列宁是“东方道路”的开拓者。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中提出新型民主 主义革命路线后，争论就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发生了。争论的焦点是革命的领导权问 题。布尔什维克主张：革命领导权应属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 工农民主政权，并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孟什维克的主张却正好相反：革命领 导权应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起资产阶级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则只 能是未来的事情。
这个争论在1917年革命中继续进行着。二月革命胜利了，革命应该向何处去?孟什维克 主张革命应当到此为止；布尔什维克则毅然领导无产阶级去夺取了政权。十月革命胜利 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开始采取了一些重要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步骤。这时，原来的争 论更加激烈了。孟什维克和一直支持他们的第二国际领袖们，继续坚持他们的理论和策 略，从根本上否定十月革命和新生政权的合理性，而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又发生了怎样过 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策略的争论。
1921年春，在三年内战基本结束后，列宁提出了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和第三 国际中相当一部份人也持相同的看法。所不同的，前者对此表示“欢迎”，并以此“路 标转换”证明自己原来的理论和策略的正确性；后者或忧心忡忡，或激烈反对，认为这 是放弃已经赢得的社会主义阵地。列宁去世后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争论迅速激化起来。长 达四年之久的错综反复的“一国社会主义”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不 同的内容和形式表示出来的关于俄国革命发展道路的争论，三个“左”翼反对派以“不 断革命论”为理论基础，推出极“左”路线，实际上反映他们出对布尔什维克策略的怀 疑。斯大林在争论中表现出矛盾的立场，理论上难能自圆其说。他在战胜“左”翼反对 派之后，迅速转到了“左”翼反对派的立场。笔者认为，布哈林的理论和策略能反映新 经济政策的基本精神，但未能为党内的大多数所接受，没有几个回合，他就败下阵来。 “一国建成”最后是在残酷的政治镇压中完成的。争论虽暂时平息了，但问题并没有真 正解决。自赫鲁晓夫改革时起，争论又重新开始，直至前苏联的瓦解和社会主义事业的 失败。
1905年革命，1917年革命，“一国社会主义”的争论和战后改革中的争论，决定了20 世纪前苏联的历史，对整个东方，对现当代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前苏联发生的争论，在我国几乎重复了一遍。因为有俄国革命成功经验可资借鉴， 在民主革命期间，经过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冒险 主义的批判以后，新型民主革命路线就在我党确立起来了。抗日前期，毛泽东提出了新 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并给以科学的阐述，就使新型民主革命路线的内容更加切合东方的 实际。它是1905年革命中列宁路线的新发展。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很快放弃了自己提出的并为全党接受的理论和策略。经 过批判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秩序”的策略和邓子恢的“小脚女人”，只用了 6年的时间就超越新民主主义社会，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一度还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关于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争论也就在全党乃至全民的范围内发展起来，只是争论有 的是具有自觉的理论高度的，有的则是只具有自发的一般实践性质的。随着因违背规律 而受到惩罚的加重，争论更趋激烈，毛泽东只好反复进行“反右斗争”，“反右倾斗争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保持全党的“统一” 。20年的“左”的路线使国家落到全面崩溃的边缘。“四人帮”覆灭后，经过两年的徘 徊，改革的任务终于提出了。众所周知，改革同样是在争论中进行的。
现在，中国和前苏联各国已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它实际上也是“东方道路”开 拓中的争论在新条件下的继续。
争论集中到一点：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的策略
“不断革命”的思想早就包涵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 策略思想。革命后，马恩在《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和《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对之有过 精要的阐述：工人阶级应该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运动；在革命中“工人党必须尽量有组织 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像1848年那样受资产阶级利用和做资 产阶级的尾巴；不能满足于民主革命胜利带给工人阶级的某种利益，“……却是要不间 断地进行革命，……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 止。”[1]不久，马恩确认欧洲当时并不具备推翻资本主义的条件，这个策略就被搁置 了起来。
七、八十年代欧洲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重新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恩格斯对这里 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工人政党应采取的策略有过许多重要论述。第一，指出这里的革命 只能是民主主义革命，因而不应急于夺取政权。革命应从“第一幕”开始，而不是从“ 第五幕”开始。民主革命胜利后第一个直接结果只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此后的斗争 中“要使条件成熟到我们能够利用，还要使我们成熟到能够利用条件……”的情况下， 工人阶级才能进行决战，夺取政权。[2]第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政党也 可能提前掌握政权，但它只能“重演1793”，即同法国1793年大革命那样，由无产阶级 和小资产者平民来执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恩格斯担心 “这将是很大的不幸”。因为无产阶级因赢得政权而可能对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发生超越 阶段的理解，并在行动中发生强迫命令而损害民主的倾向；第三，因此，他更希望“我 们那像自然过程一样不可抗拒和从容不迫地进行着壮观的，坚定的发展，沿着它自然形 成的轨道继续前进。”[3]他认为应把民主革命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成就“当做分期偿付 的债款来接受”，但这“只不过是导致主要的伟大目的的阶梯”，[4]不能忘记最终目 标。
从上述内容看，恩格斯的革命发展阶段论的逻辑十分清楚，它是对1848年革命中不断 革命原则的补充。不断革命的原则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策略的完美结合形成了一个科学 系统。当然，我们不应该苛求其中某些具体结论，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个理论 是无产阶级长期的任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接受这一伟大的精神遗产中，在理解上却 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前面说到的“东方道路”开拓中理论和策略的长期争论就是最突出 的表现。
第二国际领袖和理论家们总是以恩格斯理论和策略的正统继承者自居。他们不顾客观 条件的变化，拒绝任何赢得政权的机遇。他们不但否定列宁开拓的“东方道路”，并在 资本主义的欧洲心安理得地接受“分期付款”，而把革命的最终目标放到遥远的未来。 对他们来说，没有不断革命论或者把它包括在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之中。
以列宁为领袖的社会主义运动左翼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社会 主义“东方道路”。他突破了关于民主革命后“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结论， 力主无产阶级应该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并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 民主政权，从而有利于下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列宁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时代东方 革命的普遍规律。在这个策略的指导下，东方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确实赢得了民主革命， 赢得了俄国也赢得了中国。东方另外许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未能有过民主革 命的彻底胜利，摆脱不了封建的和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命运。这正好反过来证明列宁新 型民主革命理论和策略的科学性。但是，东方无产阶级在赢得政权以后都遇到了恩格斯 所担心的“很大的不幸”。
这个“很大的不幸”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在经济基础上，它表现在生产关系的超前性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十月革命胜 利后最初三年的特殊条件下，布尔维什克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后来“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 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终于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并激起农民的反抗乃至酿 成叛乱。这当然是“很大的不幸”了。列宁毅然实施新经济政策，避免了“很大的不幸 ”的发展。新经济政策并未为全党所真正理解和接受，列宁去世后经过一场激烈争论就 被放弃了，只经过短短十年建成了社会主义，确立了斯大林的经济模式。这个模式在建 立过程中曾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同时伴随着残酷的政治镇压，这当然又是一场“很 大的不幸”。斯大林模式在一定时期里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但历史证明这个模式缺乏 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最终在同资本主义制度竞争中陷于失败，并成为苏东剧变的重 要原因。苏东剧变当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很大的不幸”。
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它突出地表现为高度集权斯大林政治模式的确立和个人 崇拜的恶性发展。斯大林政治模式的形成一是历史的原因，它是千百年的封建制度在尚 未经过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冲刷而必然留下的遗迹。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对付社会主义任 务的超前提出而必然引起的某种反抗。个人迷信是专制政治的孪生兄弟。科学社会主义 追求的社会是自由的和平等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 由发展的条件”。当然，这是更高境界的理想社会，但已经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 ，却在国内，在人民内部，乃至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内部却依然充斥着恐怖和迷信，这 不能不认为是“很大的不幸”。
民主革命的“完成”是“东方道路”胜利发展的前提
在这里，笔者有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民主革命的“完成”两个不同提法。这不是在 玩弄概念游戏，而是想借此来说明沿着“东方道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国家，总是在行 动上超越阶段而相继陷于“很大的不幸”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充分估计到民主革 命的长期性及其全部内涵，没有在民主革命的“胜利”与“完成”之间给予必须的区别 。民主革命从它的胜利到它的完成应该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民主革命的胜利可以 理解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已被推翻，新的工农民主政权或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建立并巩 固下来；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其他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得到根本改造；或许还可以有 其他条件。这时已经发生了从封建主义社会到民主主义社会质的转变。当然，不同国家 在这个转变上会有程度的差异，新型民主主义革命总是更为彻底的。在民主主义社会里 ，社会主义因素是会不断发展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违背资产阶级本来意愿的，在 新型民主主义社会里，它自然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但是，无论哪种情况它都只能是民 主主义社会，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期，社会生产力已有较大的增加，生产社会化已达到 相当程度，从而使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有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化和现代化，这时才可以说 是民主革命的完成。这里说到的条件当然很难用具体的什么数字给以衡量，但它应该是 客观存在的。这时新的革命就要发生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它将表现为一个相对激烈的 突变形式，而在新型民主主义社会，则可以是一个相对和平的过程。
笔者提出上述认识是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 义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继承，社会主 义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就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化和现代化 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就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 之间的不相容性。这个矛盾“迫使资本家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 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它。这就提供了解决矛盾 的“形式上的手段”和“线索”。但是，只要资本主义占有的本质未曾改变，矛盾就不 可能根本解决。“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 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本性相适应”。所以，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 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化，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化。
经济基础的社会化必然地推动上层建筑的社会化和现代化。资产阶级国家作为“总资 本家”，它的社会职能必然地随着生产的社会化而发展起来，这些职能无疑是为资本家 阶级服务的，但它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必要的。经济基础的社会化也必然推动意识 形态的现代化。自由、平等，博爱等曾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它产生过巨大的号召力 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生产社会化的继续发展，基本矛盾日趋激化，劳动者终于 从中认识到自由，平等，博爱的阶级本质，并开始在斗争中赋予新的即社会主义的内容 ，用这个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没有经过民主主义的洗礼 ，社会不可能从封建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现代观念。
上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化、现代化在西方国家都是经过数以百年计的发展。 那里应该是具备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是，列宁领导民主革命时面对的是一个 小生产的王国。面对民主革命，列宁表现出得心应手，鸿篇巨制，一气呵成。这是归功 于列宁卓越的领袖才能和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另一则必须看到这里具备了进行民主 革命的必要条件。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面对的依然是一个小生产的王国。这里在经 济上出现的要求是发展交换，发展商品经济。小生产需要的是利益刺激，资本主义是它 们发展的自发倾向；这里最多数的群众是小生产者，他们还不能摆脱长期封建统治的影 响。“他们不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6 ]；这里还“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显然，对于建 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伟大任务来说，这里还隔着一个发展阶段。“要处在较低发展阶段 的社会来解决只能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能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 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7]列宁遇到的问题，以后毛泽东都遇到了，而且更为 尖锐。
应该说，列宁和毛泽东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都有过科学的论述，都强 调先有民主革命胜利而后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从政权标准 和所有制标准来讲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对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对民主革命的“完成 ”，对另一次质变的条件讲得不够。所以，我们终于发现列宁和毛泽东在民主革命向社 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和策略上的某种不确定性，某种犹豫和行动中的先后矛盾。在这 一点上，列宁是更为伟大的，最后他毅然采取了新经济政策，重新回到他早年提出的“ 要从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的观点 。毛泽东最后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他既没有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和策略的基点上 ，也没有实践他在1956年12月提出的“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 的思考。他在最后20年，用尽了一切方法：“三面红旗”，“阶级斗争为纲”，“文化 大革命”，可以说“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结果面对着在小生产王国里直接建 造社会主义大厦的难题而一筹莫展。
改革的不同道路。坚持列宁开拓的社会主义“东方道路”是正确的历史选择
曾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各国在尝到“很大的不幸”的苦果后，都提出了改革的任 务，且改革具有如下共性：在经济上都以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作为基本取向；在上 层建筑方面则以扩大民主自由作为基本取向。据此我们可以说，无论那一种改革，它都 是在完成应该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完成的任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化和现代化。
但是，在改革中也出现了根本的区别，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发展道路：一种是从根 本上否定已经存在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转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道路 ；一种则是坚持列宁开拓的社会主义“东方道路”，结合各国的实际和新的时代特点， 在解决“东方道路”开拓中未曾解决的或未曾解决好的问题中，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
中国走上改革的道路比苏东要晚。但是，我们有幸在毛泽东之后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 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形成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从而使我们在改革中能坚持并发展了列宁开拓的“东方道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在带领全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胜利前进，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 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脚点。对中国社会发展水 平的不认识，毋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是过去“很大的不幸 ”发生的根本原因，因此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也应从这里入手。初级阶段论坚持了社 会主义这一阵地，并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理论上使新民主主义社会同 社会主义社会衔接起来，为在实践中解放思想，重新思考和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民主主 义革命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理论明确了初级阶段的时间下限，这就可以保 持路线和策略的稳定性，防止随意性，避免历史错误的重犯。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上，党确定了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达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的。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争论的问题，但在怎样进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上，却存在很大的争议。
在改革开放上的争论是怎样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发达的 生产力。但是，对这个“高度发达”的理解却是不同的。过去普遍存在一个误解：所谓 “高度发达”就是指工农生产品大为增长的产值，还有工业生产总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 达到什么样的比重，等等。这正是斯大林模式给我们的概念，如果是这样，这个“高度 发达”是可以通过几次“集中力量”、几个计划、几次“跃进”来完成的。前苏联在某 种程度上做到了。但是，这样理解“高度发达”是片面的。已如前述，社会主义社会建 立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化和现代化，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高度发达”。它不只 是从物质、技术上去理解，它还必须是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全面改造，它必然是整 个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也就 是上面说的民主革命的“完成”，因此，它必然是自身矛盾发展的过程。无产阶级政党 只能遵循矛盾发展的客观规律，“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是自然历史过程”，因势利导 ，而不能脱离实际构筑一个理想模式从外面加强于社会。凡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成 功探索，正是“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是自然历史过程”，[8]从而显示出无限的生命 力。相反，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现实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重大挫折乃至失败的一个基本 原因。在东方，我们通向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不得不经过迂回的，因此也是相当长期 的道路。它或许是痛苦的，乃至具有某种危险性，但它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些人囿于斯 大林模式带来的“左”的观念，就是不愿也不敢面对这样的现实。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争论的要害，在于怎样看待党领导的工农政权的地位问题。我 们“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决不是说工人阶级政权在向社会主义过渡 中是无所作为的。马恩明确指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以后在实 践中出现了东西方不同的过渡道路。西方社会民主党推行了一条改良主义路线，百般攻 讦东方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它们也在争取执政，使政权在过渡中发挥作用。通向社会主 义的“东方道路”是“……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文化变革、文化革命”，它 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道路。无产阶级已经赢得了政权，它自然要承担起赋予它在 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特殊作用。毋庸讳言，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组织过渡中都出现过许 多错误，即恩格斯所担心的“很大的不幸”。但是，在解决这个“很大的不幸”时却不 应该放弃已经赢得的政权，而在于怎样使工农政权更好地按规律办事。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正是使工农政权能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在过渡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这正是社会主义“东方道路”异于也优胜于西方改良主义道路之所在。
改革开放20年来的伟大成就，证明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正确性， “很大的不幸”在这里已经得到逐步解决。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尚待认识的领域，还有许 多困难，但可以确信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些放弃了列宁开拓的东方道路的国家，十 年来几乎都走过曲折痛苦的道路。它们也将获得发展，民主主义的任务也可以获得解决 。但此后带给这里的人民将是另一种“很大的不幸”。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 必然性。社会主义在那里必然实现之前，将是一段曲折的，对劳动人民更加痛苦的道路 。
收稿日期：200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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