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机制与公共物品供给决策———项基于社会资本的实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验研究论文,情绪论文,资本论文,机制论文,物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集体利益与个人私利冲突时，如何促进人类合作？这一直都是人们关心的重要问题(Hardin，1968；Krajbich et al.，2009)，诸如组织公民行为、公司治理中的董事会决策、投融资的横向监督等经济和管理问题都属于集体合作的范畴。过去的研究主要采用理性选择理论解释合作现象，认为人们的合作决策总是会根据成本最小化、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作出选择，因此惩罚搭便车者(如Shinada & Yamagishi，2007；G
chter & Herrmann，2011)和奖励合作者(如Balliet et al.，2011；Rand et al.，2009)成为促进集体合作的主要手段。然而，理性选择理论忽视了个体的社会属性和心理过程，与以此为框架的实证研究结果并未一致，有必要从社会关系和情绪的视角构建新的框架进行研究。
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在于，通过实验的方法检验社会资本对合作的影响。先前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可以有效促进集体合作、减少个人搭便车(如Coleman，1990；Ostrom，1990；Bhandari & Yasunobu，2009)。然而，已有研究主要是通过质性访谈法或问卷调查法开展，很少采用实验法。本研究通过调查法甄别社会资本存在的关系网络，随后在实验室模拟真实合作情境，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在没有相互监视和制裁的情境下探讨社会资本/关系网络对个人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为社会资本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法的贡献。此外，以往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关注家族亲缘网络，很少关注朋友网络，本实验也尝试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探讨自我意识情绪对合作决策的影响。情绪对经济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如Izard，2009；Reimann & Bechara,2010；Angie et al.，2011)。但是公共品供给的文献中关注影响合作的认知因素，诸如信任，却很少探讨情绪的作用；而当前公司治理的文献中主要以代理理论为视角，主张用明确契约等正式制度减少人们的自利动机，很少有研究关注高层管理者或董事会成员的情绪(Brundin & Nordqvist，2008；Bodolica & Spraggon，2011)。本研究将自我意识情绪与合作决策、公司治理的文献联系起来，扩展了公共品供给和公司治理的研究。
本研究的第三个目的是，结合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简称为COR理论，Hobfoll，1989，2011)与躯体标识理论(Somatic Mark Theory，简称为SM理论，Bechara & Damasio，2005；Damasio，1996，1998)，构建社会资本与自我意识情绪影响合作的理论模型。COR理论强调资源的保持、流失与情绪的关系；SM理论聚焦于情绪影响决策的神经科学解释。然而，当前的研究尚未见到从综合的视角分析社会资本、情绪与决策的关系。本研究的目的也在于为COR理论、SM理论提供概念的整合以及合作决策的情绪机制的实证检验。同时，通过对影响经济决策的社会关系、情绪因素的理论与实证探讨，也将神经科学、社会资本和经济决策三个领域的文献联系起来。
本研究首先将治理方式区分为资源激励和资源惩罚两个维度，通过情绪实验分别诱发积极、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并在公共物品实验中考察两种治理方式下社会资本、自我意识情绪对个人搭便车行为的影响，随后检验了积极、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对社会资本影响公共品合作决策的中介效应。最后对研究结果作了讨论。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社会资本理论与搭便车
Coleman(1990)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创造价值并促进个人行动的社会结构因素。当人们之间的关系改变可以促进工具性的行动时，就产生了社会资本(Coleman，1990)。物质资本强调你拥有什么，诸如土地和资金；人力资本强调你知道什么，诸如技能和知识；心理资本强调你是谁，诸如希望和乐观；而社会资本强调你认识谁，诸如人脉和关系(吴伟炯等，2012)。当前社会资本的文献，首先将网络定义为连接某一特定人群或社会角色(social actors)的关系模式，再分析网络中的关系(tie)。但是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内涵和结构解释分歧较大，目前为止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比如，社会资本在概念化上存在争议：弱关系理论(Granovetter，1973)聚焦关系的性质——社会关系强度(strength of social tie)，认为关系强度可以由互动频率、认识久暂、亲密程度以及互惠内容四个维度定义，而弱关系提供了社会资本；社会资源理论(如Lin et al.，1981)则关注网络内容，认为通过关系可能接触到的网络资源提供了社会资本。这两种观点的整合构成了较完整的社会资本定义：嵌入社会网络的关系资源(Lin，2001；Son & Lin，2008)。
目前，经济学者将社会资本引入集体选择理论中，证实了通过自我形成的社会资本能够将分散的农户聚集起来，解决集体供给行为困境的问题(Ostrom，1990)。也有学者提出网络治理的概念(Jones et al.，1997)，认为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和声誉促进了信息的流动，降低了企业交易风险，减少了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增加交易机会，提高合作效率。Uzzi(1997)的研究也为经济活动中社会关系嵌入有利于企业间合作提供了实证支持。总的来看，社会资本促进了合作。
在经济活动中，由于人具有尽可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己性动机，集体合作中难免存在搭便车行为(Olson，1965)，即集体中某些成员对集体不作出贡献或者作出的贡献比他人少，却能够分享他人给集体创造的利益(周燕等，2010)。这种行为导致集体行动无法达到理想的状态，诸如不能充分提供公共产品、无法完成集体任务、不能充分共享资源等。当前关于搭便车的研究主要使用公共物品实验，而经过改进的公共品投资实验(Leuthold，1993；周燕等，2010)可以直接量化个体的搭便车行为——搭便车指数(Free Rider Index，FRI)。研究也表明，影响公共物品投资的因素较多，诸如奖励与惩罚的决策结构(Gchter & Fehr，1999；Shinada & Yamagishi，2007；Carpenter，2007)、群体规模(Carpenter，2007)、沟通(Gchter & Fehr,1999; Sutter & Strassmair，2009)、资源禀赋框架(周燕等，2010；Sadrieh & Verbon，2006)等因素有必要在实验中加以控制。
与先前本土社会资本的研究一致(如Zhao，2002；Yeh & Luo，2001)，本研究采用关系类型、认识久暂、互动频率和亲密程度四个维度评估关系网络中的本土社会资本。中国文化背景下，根据网络所涉及的不同社会关系可以划分为不同社会网络类型(赵延东、罗家德，2005)，诸如亲属网络、朋友网络、相识网络和陌生网络等。研究表明，亲属、朋友网络在中国情境更能促进职业流动(边燕杰、张文宏，2001)，同时，朋友网络满足了个人需求，是一种长久、稳定的情感性关系(黄光国，2004)，具有互惠合作的规范或义务(Tsui & Farh，1997)。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朋友网络存在人际信任，比陌生网络更注重互惠合作的规范或义务，并具有更强合作倾向。Gchter & Thoni(2005)的实验也提供了合作倾向促进合作的证据。此外，与先前的研究不同，本研究通过朋友网络和陌生网络进行社会资本研究。先前公共物品实验主要使用陌生人环境和同伴环境(有合作经历的陌生人)的比较来说明社会资本(声誉)的影响(如周业安、宋紫峰，2008)，发现同伴环境中的公共品投资比陌生人环境中更高(Masclet et al.，2003)。本研究对此做了改进，假设朋友网络相比陌生网络具有社会资本和更多合作倾向，也就是更少的搭便车指数。综上所述，本研究假设：
假设1：社会资本具有治理作用，朋友网络的搭便车指数相对陌生网络更少。
(二)社会资本、情绪与合作决策
COR理论(Hobfoll，1989，2011)认为，个体总是努力获得、保存和维护所珍惜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物质资源，诸如车子、房子等；条件资源，诸如婚姻、朋友、同事、亲子关系等；个人特征资源，诸如自尊、乐观、心理幸福感、声誉等；能量资源，诸如时间、金钱、精力等。这些资源本身珍贵，或者通过它们可以获取其它的珍贵资源。当个体知觉到可能失去某些资源、已经失去了某些资源或获得新的资源比较渺茫时，就会产生不安和痛苦情绪，所以个体会努力获取、投入更多资源以防止资源流失。
与本研究相关的资源是条件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个体通过亲属、朋友等关系资源可以保存、获取和维护其它资源，例如社会网络/资本有利于求职、获取职业成功等物质资源(如边燕杰、张文宏，2001)。林南的研究也表明(Lin，1986，1990，引自张文宏，2003)，维持和保存资源的情感性行动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根据COR理论，社会网络中的个体会努力获得、保存和维护社会网络资源，防止网络资源的流失，以帮助个体获取其他能量、个人特征和实体资源。综上，本研究将社会资本理论与资源保存理论进行整合，通过资源保存理论实现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与个体层次的心理过程的转换，从而解决了宏观—微观、客观—主观连接的问题。
图1 社会资本通过自我意识情绪影响合作决策的模型
图1展示了本研究所要检验的社会资本通过自我意识情绪影响经济决策的理论模型。基于COR理论，本研究将治理方式划分为资源激励和资源惩罚两个维度①：资源激励维度是指满足成员维持、获取资源的措施，包括提供条件资源(如社会接纳、维持关系和谐等)、给予能量资源和物质资源(如经济奖励、休假等)，以及增加个人资源(如提高声誉、积极自我形象、幸福感等)；资源惩罚维度是指剥夺成员资源的措施，包括剥夺条件资源(如社会排斥、批评和谴责等)、能量资源和物质资源(如经济惩罚、加班等)，以及减少个人资源(如声誉扫地、低自尊等)。本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这种条件资源，认为社会资本治理的资源激励、资源惩罚维度分别通过情绪机制——积极、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发挥作用。
1.社会资本的资源惩罚式治理
如图1所示，在资源惩罚式治理中，社会资本通过强化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发挥治理作用。过去关于治理的文献中很少涉及情绪(Brundin & Nordqvist，2008)，然而最近的研究(如Bodolica & Spraggon，2011)开始逐渐关注自我意识情绪的治理作用。自我意识情绪(self-conscious emotions，简称SCE)，也称为自我意识评价情绪，是个体将自我卷入到情绪中的情绪类型之一，它包含内疚、羞耻、尴尬、妒忌、自豪等情绪(Tracy & Robins，2004)。与基本情绪(如快乐、悲伤等)不同，自我意识情绪的产生需要经过自我表征、自我关注(如自我觉察、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价，经过对当前情绪事件的归因(判断情绪事件是受个体内部，还是外部因素的影响)，当情绪事件被个体归因为内部因素时就产生自我意识情绪。基于先前研究(如Watson et al.，1988)所作的积极、消极情绪的区分，本研究将自我意识情绪概念化为积极自我意识情绪(如自豪)和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如羞耻、尴尬)。
根据COR理论，社会资本的资源惩罚式治理将引发压力与消极的情绪体验。这与先前社会排斥的研究一致(如MacDonald & Leary，2005；Leary et al.，1995)，即当个体觉察到自己并未获得关系对象(比如朋友、亲人、内群体成员)的重视时，就产生了社会关系贬损，这种贬损信号预示个体的资源流失，进而引发痛苦情绪。这种心理痛苦与生理疼痛具有类似的生理基础(Eisenberger et al.，2003；舒敏等，2010)，是人类生存繁衍、进化的结果。因此，本研究认为，资源惩罚式治理将会引起个人的消极情绪，包括消极基本情绪(敌意、悲伤等)和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尴尬、内疚等)。Williams & Zadro(2005)也指出，内群体(朋友网络)驱逐产生的心理痛苦将比外群体(陌生网络)驱逐更严重。根据COR理论，由于个人对不同关系网络投入的资源和重视程度不同，资源惩罚式治理的效果也有所不同。相对陌生网络，朋友网络因为具有亲密情感、认识较长时间、交往频率较高而更受到个体的重视，资源惩罚式治理产生的消极自我意识情绪也较强。由此，我们给出如下假设：
假设2：资源惩罚式治理引起博弈者的消极自我意识情绪，朋友网络的消极自我意识情绪高于陌生网络。
如图1所示，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影响后续的合作决策。虽然资源惩罚式治理引发了消极基本情绪、自我意识情绪，但是只有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具有促进合作的功能。情绪作为决策的影响因素已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如Izard，2009；Reimann & Bechara，2010)。在情绪影响决策的理论中，SM理论是从神经科学的角度解释情绪与决策关系的著名理论。然而，文献中很少见到自我意识情绪影响合作的理论解释。本研究尝试采用SM理论对这个现象给出理论解释。
SM理论认为情绪对推理和决策过程很重要，因为个体参与的社会活动通常都与惩罚和奖励相联系，产生相应的痛苦和快乐情绪，而人们正是通过这些情绪体验调整自己的生物活动(Reimann & Bechara，2010)。该理论将当前或过去事物(诸如中了彩票、预期决策失败所带来的痛苦感受、回忆被袭击经历等)引起的躯体状态(诸如心跳、呼吸、皮肤电等)和大脑状态(诸如杏仁核、前扣带回皮层等)的变化称之为情绪，即躯体标记(Reimann & Bechara，2010；Bechara & Damasio，2005；Damasio，1994)，认为躯体标记/情绪激活程度与个体对奖励或惩罚的敏感程度正相关，具有反馈和指导后续决策的作用。也就是说，情绪为决策信息打上效价标识，能够在意识或潜意识水平帮助决策者计划未来、遵循已习得的社会规范并根据自身利益做出决策(Damasio et al.，1994)。具体而言，消极的情绪形成预警神经信号，帮助决策者从记忆中提取更多消极情绪相关事例而产生消极预期，最终作出规避风险决策；积极的情绪发出激励神经信号，引导决策者从记忆中提取更多积极情绪相关事例而产生积极预期，最终作出趋近冒险决策(Bechara et al.，1997；Bechara & Damasio，2005)。
SM理论体现在资源惩罚式治理中，是人类受到社会批评或排斥将产生痛苦情绪(Eisenberger et al.，2003)，想到决策不符合规范或可能遭受社会排斥就会产生相应的痛苦预期，为了避免痛苦将作出符合规范的合作决策；而资源激励式促进合作的解释是，过去社会接纳或赞许的事件产生过快乐情绪，虽然当前决策存在损失风险，但是快乐情绪与社会接纳或赞许相联系则产生相应的人际信任，由此做出信任他人的风险决策。可见，SM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人们合作决策的内部机制。
根据SM理论，资源惩罚式治理中，个体产生的消极自我意识情绪作为预警神经信号，激发了社会规范意识和亲社会动机，提高了个人合作水平。Ostrom(1992)认为，沟通触及博弈者的自尊时能激活其社会规范意识从而促进合作。一些研究也表明，高自尊者比低自尊者更愿意作出参与社交决策(Anthony & Holmes，2007)，社会批评(可能引起尴尬、低自尊等情绪)能够提高个体在公共品实验中的合作水平(Masclet et al，2003；Fehr & Gchter，1999)，而害羞和愧疚等自我意识情绪也能激发合作动机(Hopfensitz & Reuben，2009)。最近的研究也指出，在连续公共品供给实验中引入排斥/驱逐措施也可以提高合作水平(Maier-Rigaud et al.，2010)。本研究认为，采用资源惩罚式治理(如排斥/驱逐)将引起归属需求受阻、社会关系和声誉贬损，大脑将产生预警信号——社会痛苦或消极自我意识情绪，激活了个人的社会规范意识，这种信号促使个体根据习得的社会规范限制个人搭便车动机，以一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社会适应的方式做出决策。由此，我们有如下假设：
假设3：资源惩罚式治理中，博弈者消极自我意识情绪与其搭便车指数呈负相关。
2.社会资本的资源激励式治理
如图1所示，社会资本治理的另一个维度是资源激励，即社会资本通过积极自我意识情绪发挥治理作用。先前研究表明，社会赞许提高了个体在公共品实验中的合作水平(Masclet et al.，2003；Fehr & Gchter，1999)。根据COR理论，人们具有保存资源的动机，此外，追求积极的自我形象(positive self-view)也是人们最基本的动机(Taylor & Brown，1988)，资源激励式治理将满足人们的基本动机并引发积极的情绪体验，而当人们对情绪事件做出自我努力的归因时就产生自豪的情绪体验。由此，本研究认为资源激励式治理将引起积极自我意识情绪。同时，由于个人对不同关系网络投入的努力不同，其对积极情绪的归因情况也可能不同。相对陌生网络，朋友网络的博弈者为保存、维持资源付出的努力较多，个体对积极情绪也会做出更多的自我归因，产生的积极自我意识情绪也更强。由此，我们给出如下假设：
假设4：资源激励式治理引起博弈者的积极自我意识情绪，朋友网络的积极自我意识情绪高于陌生网络。
根据SM理论，资源激励式治理中，个体产生的积极自我意识情绪作为激励神经信号，使个体关注未来的积极结果(如相信他人都有合作倾向)而作出合作决策。Paxton(1999)指出，实际联结(association)和包含了积极情感的“人际间的”(inter-subjective)联系或关系构成了集体社会资本，而积极情感导致了对同事和制度的信任。先前的研究也表明，积极交流可以促进人们的合作行为(Rand et al.，2009)，预期他人有合作倾向也会提高合作水平(Gchter & Thoni，2005)，拥有积极情绪的人更愿意合作和信任他人(Dunn & Maurice，2005)。此外，一些文献也认为自豪等积极情绪有利于形成社会资本(Williams & DeSteno，2009；DeSteno，2009)，促使个人行为与社会道德规范一致(Hoog et al.，2011)。最近的研究更是直接强调情绪对行为治理的意义。例如，Brundin & Nordqvist(2008)关于瑞典制造业董事会的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如满意、热情)提高了董事会效率；Bodolica & Spraggon(2011)指出，除了经济、社会等治理机制外，在公司治理中还应该重视自豪情绪的作用。当董事会成员拥有真实性自豪，而不是自大性自豪时，他们的决策与公司的需要一致，并会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较少考虑个人奖励。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拥有积极自我意识情绪越强烈的个体越会关注积极决策结果，信任合作伙伴并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具有越少的搭便车行为。因此，我们给出如下假设：
假设5：资源激励式治理中，博弈者的积极自我意识情绪与其搭便车指数呈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
实验被试都是来自广州市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商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32位本科生，生源地来自广东、广西、江西、安徽、山西、山东、台湾、澳门、香港、福建、重庆等省市。男女均各半，平均年龄24.6岁，每人提供1张大一寸头像。被试均通过QQ群、校园网BBS以及校内海报公开招募，4人1组或单独报名，均自愿参加本实验。以大学生为样本检验以上假设的做法是可行的，在文献中被广泛采用(如Beest & Williams，2006；周业安、宋紫峰，2008；周燕等，2010)。
陌生网络的16名被试来自不同生源地、不同学校、不同学院、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保证了被试在实验前均不相识。朋友网络的16名被试经过以下两个程序：(1)根据被试的报名信息，从257名报名者中挑选16名生源地、专业、年级均相同的被试；(2)检查朋友网络的关系强度，使用强关系的关系类型、认识久暂、互动频率和亲密程度四维度特征(Zhao，2002；Yeh & Luo，2001)进一步评估。朋友网络的被试之间的关系均为好朋友或同宿舍；认识时间均为3-4年；生活中较亲密，如分享情感与心情，解决生活问题，一起参与活动等；交流频率均在一周6次以上。由于事前选取的1组被试未达要求被单独拆分，分别加入到4个陌生网络中参加实验。
(二)实验设计
采用2(治理方式：资源惩罚式vs.资源激励式)×2(社会网络：朋友网络vs.陌生网络)二因素实验设计。因变量为博弈者在公共物品投资实验中的搭便车指数和自我意识情绪。
根据先前研究(如Gchter & Fehr，1999；Carpenter，2007；Sadrieh & Verbon，2006)，公共物品投资实验控制了决策结构、群体规模、信息披露、沟通、资源禀赋框架等因素。本实验控制条件为：(1)群体规模控制为4人；(2)无监视和制裁系统；(3)资源禀赋均相同(实验中为100元)；(4)实验中无沟通交流；(5)边际收益率确定(5%和10%)。最终的公共品投资实验如下所述：在公共品投资实验开始前，4人小组的每位组员都会有100元代币作为投资的本金，他们可以选择将某个数额的资金或者投资到个人账户，或者投资到公众账户，投资到个人账户的资金会升值1.05倍后返给投资者，投资到公众账户的资金会升值1.10倍之后被全组人平分(包括投资个人账户的组员)。其中，投资到个人账户的资金占总投资额的比例称为搭便车指数。
自我意识情绪的测量：(1)积极自我意识情绪，采用PNAS量表(Watson et al.，1988)中的积极情绪分量表，采用活力、热情、自豪等3个情绪描述词测量积极自我意识情绪，要求被试评价某一时间内体验到的每种情绪的强度，采用7点等级评分(从1=非常轻微或没有，至7=极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是0.86，这种自我报告的情绪与生理觉醒程度相关(Ben-Shakhar et al.，2004)，因此是可靠的；(2)消极自我意识情绪，采用状态类自尊量表(Heatherton & Polivy，1991)的社会自尊分量表，使用“觉得自己不如他人、不自然、对自己不满意”等7个题目测量尴尬、低自尊等消极自我意识情绪，本研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根据先前研究(如MacDonald & Leary，2005；Leary et al.，1995)，社会自尊的测量也可以作为痛苦情绪的测量指标。
实验操作检验，使用归属感(Belongingness)量表(Beest & Williams，2006；Williams & Zadro，2005)检验实验操作的内部效度，该量表包括“觉得自己不被他人接受、属于团队一员”等5个题目，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
(三)实验程序②
一次同时安排4名被试(来自朋友网络或陌生网络)为一个小组完成实验，每名被试在独立小隔间内完成整个实验。实验共90分钟，包括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所有被试都按要求填写情绪量表获得基线指标。第二阶段，实验者宣读指导语。被试被告知参加一个经济学投资实验(即公共品博弈实验)，在其中他们将会做出一些投资决策，而这将决定他们的实际收益。被试面临的决策问题是给定初始禀赋，如何在A方案和B方案两种投资方式中进行权衡。被试的最终试验收益是出场费和绩效收益之和：前者是10元，每位被试都一样；后者根据被试的决策而定。每位被试面前都有一台计算机，他们所有的决策都必须通过计算机完成。为了使被试更加快捷、准确地理解该实验，每位被试面前还有一份说明书，包括了将要使用到的各种信息。被试还被告知：任何形式的交流都是被禁止的，每位被试面前的物品仅限该被试使用；如果遇到任何问题，必须举手直接和实验人员联系。被试在20次投资中的投资选择是一样的。实验软件采用瑞士苏黎世大学开发的实验Z-tree软件(Fischbacher，2007)，有利于降低被试的交易成本、有效阻止被试之间的交流、控制实验进程和保证数据准确性。
第三阶段，被试被告知为了模拟现实投资，他们需要与其他三位同伴在网络上进行掷球训练，因为这样做有利于发挥想象力(这是表面理由)。实际上，三位同伴是计算机虚拟的人物，其行为都经过预先设置，只是使用了其他三个同伴的头像与姓名。网络掷球训练结束后，被试都被要求填写情绪量表(以评估情绪状态)和归属感量表(以评估实验效度)。这个阶段采用美国普渡大学开发的Cyberball软件(Williams & Jarvis，2006)通过虚拟的网络掷球以构造出资源激励(社会接纳)与资源惩罚(社会排斥)的情境。第四阶段，被试完成公共物品投资实验，由Z-tree软件记录20期投资决策中的搭便车指数。
每个组的所有被试均参加实验，实验程序如图2所示。在被试完成所有任务后，支付每名参与实验的被试出场费，并兑现承诺，即根据实际投资收益情况支付报酬(本研究平均报酬为50元/人)。实验结束后，就实验和被试进行一个简短的访谈，如果发现有的被试对实验情境产生疑虑，数据作废。最后对被试解释整个实验过程，并请被试为本实验保密。
(四)结果与分析
1.实验控制分析
为分析实验控制情况，对被试的基线数据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参见表1)，资源激励组和资源惩罚组的积极自我意识情绪没有显著差异，F(1，28)=0.19，p=0.67，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差异也不显著，F(1，28)=0.89，p=0.45；朋友网络组和陌生网络组的积极自我意识情绪是一致的，F(1，28)=0.19，p=0.66，消极自我意识情绪也没有显著差异，F(1，28)=0.11，p=0.31。说明实验前被试的积极、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均得到控制。
2.社会资本对博弈者搭便车行为的影响
为了分析社会网络、治理方式对搭便车行为的影响，先计算被试的搭便车指数(前六次搭便车指数的均值)，然后对搭便车指数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见图3)：朋友网络中的搭便车指数(M=42.25，SD=19.26)显著低于陌生网络(M=76.15，SD=13.95)，F(1，28)=35.81，p＜0.001，效应量③d=2.13，这说明社会资本的治理效应显著；治理方式的主效应不显著，资源激励治理的搭便车指数(M=63.47，SD=23.68)与资源惩罚治理(M=54.94，SD=21.98)的差异不显著，F(1，28)=2.19，p=0.16，效应量d=0.39；社会资本类型与治理方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28)=1.75，p=0.19。由于交互作用的显著性与样本量大小相关，本研究样本量较小，主要采用效应量进行分析。分别在社会网络的两个水平对搭便车指数作效应量分析：在陌生网络，资源惩罚式治理的搭便车指数(M=75.71，SD=13.83)低于资源激励式治理(M=76.61，SD=15.02)，效应量d=0.06；在朋友网络，资源惩罚式治理的搭便车指数(M=34.19，SD=8.04)低于资源激励式治理(M=45.25，SD=34.18)，效应量d=0.64，具有中等效应(Cohen，1969)，说明朋友网络中的资源惩罚式治理作用较强。
图2 实验程序
注：(1)Cyberball实验，被试位于屏幕底部，其他三人是计算机模拟的同伴。资源激励维度下，被试在90次传球中接到同伴23次传球；资源惩罚维度下同伴传球给被试10次后不再传给被试；资源激励维度也作为资源惩罚维度的对照组；(2)公共物品实验，被试在对话框选择0—100的数额投资B资产，也就是公共物品，而剩余投资额/初始投资额100即搭便车指数；(3)实验流程，被试完成基线测量之后进入Cyberball实验，实验后完成自我报告的实验测量，最后进行公共物品实验。
3.治理方式对积极、消极自我意识情绪的影响
检验了资源惩罚(社会排斥)的实验操作，对归属感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资源惩罚组的归属感水平(M=3.52，SD=1.66)显著低于资源激励组(M=6.16，SD=1.07)，F(1，28)=27.92，p＜0.001，效应量d=1.95。这表明，资源惩罚组被试的归属感受到威胁，实验操作是有效的，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为检验社会资本治理方式对积极自我意识情绪(自豪)的影响，以资源激励治理为对照组，以基线测量为协变量，分别对积极、消极自我意识情绪进行协方差分析。积极自我意识情绪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见图4)：社会资本治理方式对积极自我意识情绪的主效应显著，资源惩罚组的积极自我意识情绪(M=2.25，SD=1.04)显著低于资源激励组(M=4.14，SD=1.56)，F(1，27)=8.02，p＜0.01，效应量d=1.47；社会资本类型对积极自我意识情绪的主效应不显著，朋友网络(M=3.13，SD=1.56)与陌生网络(M=2.93，SD=1.26)的积极自我意识情绪之间没有显著差异，F(1，27)=0.27，p=0.61，效应量d=0.15；社会资本类型与治理方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27)=0.34，p=0.56。进一步效应量分析发现，虽然在资源激励式治理时，陌生网络的积极自我意识情绪(M=3.25，SD=1.28)低于朋友网络(M=4.11，SD=1.56)，效应量d=0.62，但是在资源惩罚式治理时，陌生网络的积极自我意识情绪(M=2.93，SD=1.24)高于朋友网络(M=2.25，SD=1.56)，效应量d=0.52也具有中等效应量，交互作用不显著可能与样本量较小有关。这个结果也表明，在资源激励式治理中，嵌入朋友网络增大了积极自我意识情绪的强度。
图5 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实验结果
以基线测量为协变量，对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尴尬、低自尊)进行协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见图5)：朋友网络的消极自我意识情绪(M=3.27，SD=1.76)与陌生网络(M=2.91，SD=1.12)之间差异不显著，F(1，27)=0.13，p=0.91，效应量d=1.47；资源惩罚组的消极自我意识情绪(M=3.63，SD=1.45)显著低于资源激励组(M=2.56，SD=1.31)，F(1，27)=5.54，p＜0.05，效应量d=0.81；然而，社会资本与资源条件的交互作用未达到显著水平，F(1，27)=2.83，p=0.09。由于样本量较小，我们使用效应量进一步分析。分别在社会资本治理方式两个层面(资源激励和资源惩罚)对消极自我意识情绪进行简单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资源激励层面，朋友网络的消极自我意识情绪(M=2.29，SD=1.44)低于陌生网络(M=2.83，SD=1.21)，效应量d=0.42；但是在资源惩罚层面，朋友网络组的消极自我意识情绪(M=4.25，SD=1.55)高于陌生网络(M=3.01，SD=1.11)，效应量d=0.95，具有大效应量(Cohen，1969)。这表明，在资源惩罚治理中，嵌入朋友网络增大了消极自我意识情绪的强度。
4.自我意识情绪与搭便车水平的相关分析
分别对两种治理方式下的情绪与搭便车程度进行相关分析。资源激励治理下的相关分析发现：被试的积极自我意识情绪与搭便车指数呈显著负相关(r=-0.61，p＜0.05)，与社会资本类型成显著正相关(r=0.54，p＜0.05)。
资源惩罚治理方式的相关分析发现：被试的消极自我意识情绪与搭便车程度呈显著负相关(γ=-0.58，p＜0.05)，与社会资本类型呈显著正相关(r=0.45，p＜0.05)。以上结果初步验证了积极、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充当社会资本治理的中介变量。
5.情绪在社会资本影响博弈者合作决策的中介作用
首先，以陌生网络为参照组构建社会资本的虚拟变量——朋友网络；然后，根据Baron & Kennv(1986)的建议，进行中介效应三步检验程序：(1)自变量(本文中为朋友网络)与因变量(搭便车指数)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2)自变量(朋友网络)与中介变量(本文为积极、消极自我意识情绪)之间显著相关；(3)因变量(搭便车指数)对中介变量和自变量(朋友网络)同时做回归时，要求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显著相关，且当中介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或回归系数显著降低。当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减小到不显著水平时，说明中介变量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当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减小，但仍然达到显著水平时，中介变量只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结果如表2所示：(1)在资源惩罚式治理的数据中，第一步：朋友网络预测了被试的搭便车指数(β=-0.817，p＜0.01)；第二步：朋友网络预测了被试的消极自我意识情绪(β=0.445，p＜0.05)；第三步：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和朋友网络同时预测搭便车指数时，消极自我意识情绪仍能预测搭便车指数(β=-0.561，p＜0.05)，而朋友网络的回归系数减少但是仍然显著(β=-0.674，p＜0.05)，说明消极自我意识情绪的中介效应显著，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445×0.561/0.817=30.6%。(2)在资源激励式治理的数据中，第一步：朋友网络预测了被试的搭便车指数(β=-0.573，p＜0.05)；第二步：朋友网络预测了积极自我意识情绪(β=0.539，p＜0.05)；第三步：积极自我意识情绪和朋友网络同时预测搭便车指数时，积极自我意识情绪仍能预测搭便车指数(β=-0.606，p＜0.05)，而朋友网络的回归系数减少(β=-0.271，NS)，说明情绪的中介效应显著，具有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539×0.606/0.573=57%。
四、讨论
本文结合本土社会资本理论、资源保存理论和躯体标识理论，对合作的社会情境和情绪因素进行分析，构建了社会资本—自我意识情绪的联合治理模型。在理论基础上展开实验室研究，利用公共品实验的模型模拟集体合作过程，提出并验证了如下假设：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通过建立强关系、情感性的朋友网络式团队或组织，可以有效降低个人搭便车行为，从而促进集体的合作行为；采用资源惩罚式治理时，朋友网络相对陌生网络产生了更多的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尴尬、低自尊)，导致后续合作时搭便车指数的下降；采用资源激励式治理时，朋友网络相对陌生网络产生了更高水平的积极自我意识情绪(自豪)，最终提高了集体合作水平。实验结论对真实的管理实践具有以下启示意义：
(1)建立朋友网络式团队以促进合作。亲缘关系具有先天性，无法进一步变更，但是朋友关系则具有后天性，可以在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实验中，为了避免其它因素的干扰，我们根据本土社会资本的四维度特征(Zhao，2002；Yeh & Luo，2001)对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比较严格的设定，即为朋友网络。实验结果与经济学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的预测相违背，按照理性选择理论，人们无论任何场合都会选择搭便车。本研究表明，嵌入朋友网络的公共品搭便车程度比嵌入陌生网络的搭便车程度更低，验证了关系治理的有效性，说明人们的经济决策不仅受到其自利天性的影响，而且还与其社会属性有关。中国社会是遵从“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费孝通，1985)，中国组群内部(如家庭成员、亲友之间)的信任程度相对较高，但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低(郑也夫、彭泗清，2003)，所以在本土文化背景下，关系类型是衡量本土社会资本是否存在的重要指标。根据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在本土管理活动中，要减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应先建立适当关系，注重社会资本的投资，特别是中国式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引导个体加强彼此的交流频率和增加亲密程度，转变关系类型。当正式制度未能实施时，利用关系网络具有的非正式规范，尚可以考虑社会资本/关系的治理，通过建立强关系、情感性、朋友网络式的组织，可以有效地促进合作。
(2)利用社会资本治理合作行为需要考虑情绪机制。本研究将治理方式划分为资源激励式与资源惩罚式两个维度。在资源惩罚式治理中，朋友网络相对陌生网络产生了更多的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尴尬和低自尊)，后续的相关分析也表明，这种情绪的变化与搭便车指数呈负相关。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也表明，消极自我意识情绪部分中介了社会资本对合作决策的影响。这与SM理论的预测一致，消极自我意识情绪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威胁的预警信号，激活了人类进化中社会排斥的相关记忆，促进个体的合作行为(Reimann & Bechara，2010)。可见，在察看治理效果时，仅仅考虑社会资本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个人的自我意识情绪的情况。这个结果与Chen & Ayoko(2011)的研究结果类似。他们的研究表明，团队冲突对信任的影响存在着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内疚和羞愧)的中介效应。采用资源惩罚式治理需要注意两点：资源惩罚促进合作的关键在于预警信号激活社会规范意识，强烈、持久的资源惩罚(如长期社会排斥)引发的是敌意、愤怒等消极基本情绪，不仅不利于集体合作，而且还增加搭便车的激励，只有适当引发预警信号的惩罚强度才能遏制搭便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消极自我意识情绪(羞愧)只有在与情绪事件有关的情境下(如类似的合作情境)才会导致亲社会行为，当情绪与后续的合作情境没有关联时，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可能无法促进合作(De Hooge et al.，2008)。本研究的启示在于，在实际管理实践中使用资源惩罚式治理(批评和排斥)应该注意是否适当引发组织成员(员工或董事会成员)的内疚、羞愧、尴尬等情绪，这些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对于促进集体合作是至关重要的。简单地引起个人悲伤、愤怒、敌意等消极基本情绪不仅达不到治理目的，还可能产生缺勤、离职等反效果。
本研究还表明，在资源激励式治理中，朋友网络相对陌生网络产生了更多的积极自我意识情绪(自豪、热情)，并且积极自我意识情绪也中介了社会资本对合作决策的影响。Chen & Ayoko(2011)关于冲突与信任的研究表明，团队冲突通过积极情绪(兴奋和热情)间接提升了信任水平。Brundin & Nordqvist(2008)的研究也表明，积极情绪(如信心、满意和热情)促进了董事会效率。在自豪方面，需要注意，自豪包括自大性自豪(类似于过度自信)和真实性自豪两类，CEO等高层管理者的自大性自豪不利于公司治理绩效(如Malmendier & Tate，2009)，而真实的自豪促使高层管理兼顾利益相关者、勇于承担行为责任，以及作出道德决策(Bodolica & Spraggon，2011)，同时自豪还利于社会资本的构建(Williams & DeSteno，2009；DeSteno，2009)。这些研究与本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最后，本研究也在行为层次上验证了SM理论，即积极自我意识情绪作为一种激励信号有利于集体合作，而其中间机制是否为人际信任则有待后续研究。本研究结果的实践意义是，在管理实践中使用资源激励式治理(如奖励和接纳)，既要关注群体的社会属性，也要注意加强激发和维持自豪等积极自我意识情绪，特别是真实性自豪。组织还可以通过采取措施促进个体产生真实的自豪的情绪体验，比如通过一系列的成功事件的自我归因和积极工作条件，如晋升、表彰和奖励，维持或激发真实性自豪。对于CEO和董事会成员(特别是独立董事)而言，培养成功的自我归因能力和恰当使用情绪能量是衡量公司治理绩效的重要指标。
总体而言，情绪的中介效应说明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与个体层次的情绪具有重要跨层次效应。虽然关系网络有治理作用，但是其作用的发挥尚需要通过情绪机制。在管理实践中，一方面需要创造交往机会满足群体成员的关系需求和归属需要，在积极情绪氛围中促进群体成员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提高群体的合作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群体成员的规范文化，在强化社会关系的同时使成员认识到违反群体规范造成的资源惩罚或资源激励，充分运用消极、积极自我意识情绪的治理效应，降低个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搭便车动机。因此，管理者在实践中识别和关注个人的情绪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开展情绪管理、归因能力训练、建立人本主义的组织文化、加强团体成员间的情感交流、构建社会资本、开发心理资本等方式可以有效提高管理效率。
本文也存在如下的局限：(1)对社会资本与情绪促进集体合作展开实验研究，由于实验室实验模拟真实集体合作情况存在局限，对于实验得出的结论能否适用于真实团队合作过程，还需大量研究进一步验证；(2)由于资金、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在被试挑选、实验测试数量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只能挑选学生作为研究样本，这会对实验效果产生一定影响；由于被试人数有限导致实验次数的局限会影响实验结果的信度。
未来研究可以围绕以下内容开展：(1)尽管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论证了社会资本对集体合作的有效影响，但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较多，包括亲属、朋友、相识网络，且网络规模也会影响治理的有效性，因此，还需要大量研究进一步验证社会资本/关系治理的有效性；(2)真实的集体合作受到众多因素影响，社会资本或者情绪只是其中之一，未来还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实现集体合作机制的有效设计；(3)本文基于COR理论将治理方式区分为资源惩罚式与资源激励式治理，但是研究只针对条件资源开展研究，其他资源，如物质、个人特征和能量资源是否也具有治理效果，则有待未来进一步探讨；(4)社会资本通过强化积极、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发挥治理作用，但是自我意识情绪还包括了内疚、羞愧、妒忌等情绪，这些具体情绪的研究也正处于起步阶段，未来需要结合相应方法展开研究；(5)本研究仅仅在行为层次上探讨社会资本、自我意识情绪与合作的关系，尚未深入到情绪影响合作的神经层次，未来需要借鉴神经科学方法，利用FMRI、ERP等脑成像技术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6)资源惩罚既包含条件资源惩罚，还包括能量资源和物质资源(如经济惩罚、加班等)等惩罚内容，如何确定恰当的惩罚强度以产生预警信号，这是未来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7)本实验虽然诱发了自我意识情绪，但是自我意识情绪与基本情绪难以完全分离，未来需要改进自我意识情绪的实验诱发技术以精确地诱发自我意识情绪，结合公共物品博弈或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等经济学实验进一步探讨具体自我意识情绪与合作决策的关系。以后社会资本、公共物品和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必将因引入自我意识情绪这一变量而获益。
JEL Classification:C92,C72,H41,D71
注释：
①将治理方式的两个维度命名为“资源保存/激励”和“资源流失/惩罚”一方面体现了资源保存理论基础，反映了社会资本的资源特性，另一方面也让读者更易于理解。
②原作为附录的有关本研究的实验说明书、程序、量表等实验材料因篇幅所限略去，有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
③效应量d是实验研究中反映处理效应大小的指标，表示两组均值之差的标准化值，代表两组样本不重叠的程度；与显著性检验不同，该指标不受样本容量影响，其计算方法为：两组平均值之差除以合成标准差；Cohen(1969)提出，小效应(0.2≤d＜0.5)，中等效应(0.5≤d＜0.8)，大效应(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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