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跨世纪中国文学展望的一个文化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视角论文,跨世纪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跨世纪中国文学的展望，是以世纪末以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语境为背景展开的。把握这一文化语境对新世纪文学的潜在意义及其可能的规定性，尤其是以影响世界现代进程至深的“现代性”概念为参照，在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总体的“现代性”特征及其缺失的基础上，探究20世纪特别是当前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和艺术与审美趋向，无疑对跨世纪文学发展具有一定的认知价值。
一、“现代性”概念和20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性”特征
“现代性”一词在中国的首先使用，据学者考证，源自周作人发表于1918年1月《新青年》9卷1期的文章。 但对“现代性”概念本身的真正系统的思考，在中国思想界则迟至80年代末才开始。〔1 〕“现代性”（Modernity）这一概念，在它的诞生地西方起源甚早，它与现代、现代化、现代主义等流行词汇有明显的词源学和语义学联系。〔2 〕尤其在本世纪下半叶“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激烈的文化论争发生之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文化标尺，更成为西方学术界的核心术语和概念之一。
在西方理论界，“现代性”通常被认为包括两层涵义，即所谓“现代性的两重性”：一是“社会现代性”，又称“世俗现代性”或“资产阶级现代性”，它表现为和社会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进程相关的占主流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如启蒙主义、工具理性与科技万能观念等等；二是“审美现代性”或“美学现代性”，它以主体性和个体性为内核，对工业主义和资产阶级市侩主义及其观念进行批判，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是这种富于批判性的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3〕在西方， “审美现代性”以其对现代化和“社会现代性”的疏离构成与后者的分裂，从而本质上具有反现代的一面。这是“现代性”自身发展中意义深刻的悖论。
20世纪以至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尽管在现代化进程中历尽曲折，但其对“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的追求始终是一条主线，只不过表现形式与文化特征在各阶段有所侧重。近代至清末，以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为代表，“现代性”的表达通过中西、新旧之争确立其在工具理性与科技主义等方面的“现代性”品格。严复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和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的合法性的思路的否定，〔4 〕是这一阶段有关“现代性”的最高的思维成果。他创立了以差异性和异质性为基础的中西文化比较模式，把西方的现代化理解为一个具有普遍性和完美的内在逻辑结构的人类文明，从而以中与西、个别与一般的矛盾置换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指出现代化乃中国的必由之路。这与辜鸿铭把“中国人的精神”当作某种区别于“动物性”的“人类性”，〔5 〕构成了有意味的对照。
由新文化运动发端的中国现代文化，在日益高涨的“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主旋律中，以启蒙、理性、主体性等观念为内核，大大丰富了“现代性”的具体的历史内涵和现代化的民族内涵。从“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到20年代科学与玄学论争，到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化与民族化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现代性”从不乏冲突的多方面得到新的确认：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倡导的民主与科学，陈序经文化激进主义的“全盘西化论”，国粹派、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国故新知论”，张东荪文化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论”，梁漱溟、张君劢等标举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新儒学，毛泽东强调民族化的“新民主主义”……其趋势是由确立个人主体性的“启蒙”，逐渐转向确立民族主体性的“救亡”。〔6〕这是“现代性”在现代中国的逻辑主线。
沿着这一轨迹，随着主权国家的建立和强化，民族主义、工具理性和民粹主义（大众化）成为20世纪中期中国占主流地位的文化意识，成为“现代性”在当代极具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到80年代初，“现代性”以对主体性的重新发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此后，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科技理性和可持续发展观成为“现代性”与现代化运动的核心观念。进入90年代，经济现代化的稳健发展和各种文化热与文化论争的出现，使这一时期“现代性”的突出特征，不仅表现为对20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两大主题即科技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概括，更表现为多元文化景观的渐露端倪。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发展进入其总结时期。
二、“现代性的两重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母题
文学史界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观照和这一总体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在80年代中期，它对后来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和各种文化重估思潮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当时倡导者的理论根据是，“对20世纪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许多根本的规定性是一致的。”〔7 〕这种对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一体性的把握，表面看来似乎是文学史界早已有之的“新文学整体观”思想的延续，实际上有其“现代性”根源。它与同一时期的另一本风行一时的著作《走向世界文学》意味相似。该书编者强调现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一体性，认为“人类未来的一体化世界文学时代将是人在审美方式上的个体化时代，将是文学在世界结构上的一体化时代。”〔8〕由此看来，“20 世纪中国文学”和“走向世界文学”这两个重要概念，都是以对一体化和文化普遍性的认同为前提的。此外，前一个概念暗示了“社会现代性”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规定性；后一个概念更进而意识到“审美现代性”的个体性原则。它们既是对中国人百余年来追求“现代性”的总体历程的揭示，又体现了论者本身对“现代性”的相同信念。
“现代性的两重性”，尤其是“审美现代性”在现代中国文化构成中的地位如何，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李欧梵认为，在现代中国基本上找不到前述两种现代性的区别，因为现代中国的大部分诗人，“确实将艺术不仅看作目的本身，而且经常同时（或主要）将它看作一种将中国（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诗歌）从黑暗的过去导致光明的未来的集体工程的一部分”。〔9〕尽管这一说法其结论有待商榷， 但论者至少把握了一个重要方面，即现代中国文学或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与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体化和同质性的一面，即是说，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本质，不在其“审美现代性”，而是以对现代化主流话语即“社会现代性”的表述为中心内容，后者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文化母题以至形式抉择。
这种规定性对“审美现代性”的抑制及其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情形自然要复杂得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现代性的两重性”不仅存在，而且二者之间的盘根错节的关联及其不可调和的矛盾，时至今日仍是不少文学与文化论争的重要渊源。本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母题在几组构成悖论的“现代性”主题之间的剧烈摇摆和宿命般循环，就是这种两重性持续冲突的多样化表征。
启蒙主题与民粹主义主题从梁启超强调小说与“群治”和“改良社会”的密切关联，到鲁迅试图以小说“改造国民性”的创作实践，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的启蒙（“化大众”），成为本世纪上叶最突出的文学与文化主题。此后，随着文化语境的政治化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启蒙话语的“权威性”与“合法性”逐渐发生动摇，以解放区文艺和新中国文化为标志，“大众化”观念从形式（通俗性）到内容（民粹主义精神）渗透并主宰文坛，这一倾向在“文革”时期达到顶点。“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首先以重返“五四”启蒙传统自我定位，80年代更是出现了声势颇巨的“新启蒙”运动，启蒙主题的回归一度成为文学界与思想界的盛事。抛开与鲁迅《狂人日记》美学上的不可比性不谈，刘心武的《班主任》发出的仍是“救救孩子”的呐喊，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对大众“童稚”状态的揭示，这和康德以使人摆脱不成熟状态界定“启蒙”的含义〔10〕是相通的。问题是与“五四”时期相比，对大众的状态和知识分子的心态已有不同理解。于是8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文学，“第三代诗歌”（包括海子）、“新写实主义”、“新市民小说”等，基本上恪守的是一条民间路线，民粹主义态度。实际上，在西方，民粹主义的“现代性”非常有限，它主要表现在现代之初对世俗化运动的推动作用。〔11〕在中国，除此之外，在当前它还具有一定的对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消解作用。因此，本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上述两种启蒙主义和两种民粹主义，其“现代性”的性质与作用又各有不同，前一种启蒙主义和后一种民粹主义，由于其个人主体性立场，因而较具“审美现代性”。
个性主义主题与民族主义主题 个人主体性最突出的体现是个性主义。在文学中，个性主义或个体化是“审美现代性”对传统或现代中的一体化倾向的抵抗。与西方文学相比，本世纪中国文学的个性主义主题极度匮乏，这也是它被认为缺少“审美现代性”的重要原因。从“五四”时期郭沫若追求“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女神》和郁达夫发现自我、固守自我的《沉沦》，到40年代路翎在与环境和自我的搏斗中“举起整个生命的呼唤”和穆旦以“带电的肉体”在民族苦难的背景上对自我的拷问，中国现代个性主义的道路及其归宿，可以用郭沫若告别个性主义时的一段话来作解释：“在大众未得发展其个性，未得生活于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无宁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这儿是新思想的出发点，这儿是新文艺的生命”。〔12〕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从个性解放到社会解放、从个人解放到民族解放。此后，个性主义主题在中国文学中基本被抑制，70年代末的朦胧诗和80年代中期的荒诞派小说（徐星、刘索拉等），算是其遥远的不合时宜的微弱回声。个性主义主题先后让位于两种大相径庭的民族主义：一种在本世纪中叶达到顶峰，以政治为本位；一种诞生在本世纪下叶，以文化为本位。政治民族主义以殖民时代西方列强（包括日本）的军事威胁为背景，各种张扬“民族性”的文学创作，如抗战文艺、“十七年”文学以至“样板戏”等，都以其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民族主义情绪，本质上发挥着广义的“国防文学”的作用。这或许也表明“现代化同现代社会中的民族国家之兴起的所谓新国家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千丝万缕的联系”。〔13〕文化民族主义则以“后殖民”时代西方的文化渗透为语境，韩少功、阿城等的寻根文学和文化小说，张承志、张炜等基于地缘政治和文化批判的一系列长篇作品，甚至王蒙等的文化反思小说……，他们第一次通过文学作品对“民族”概念与“民族”神话进行反思，但无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如何，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他们大抵都恪守着民族主义的文化决定论立场，个人主体性在文本中只是对民族主体性的一种富于个性的叙述。在目前的后殖民文化语境中，文化民族主义极大地丰富了“民族”、“本土”等概念，算是对各种文化热与文化论争的文学发言。
线性进步主题与反现代化主题
对线性发展观与进步的信仰， 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以现代化为目标，主要表现为对科技主义（或唯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和统一市场化的无条件肯定。20世纪中国文学，科学精神的弘扬是一大起点。陈独秀肯定科学是“一种武器、一种瓦解传统社会的腐蚀剂”，胡适强调“科学方法”的普适性和“以科学为基础的人生观”，〔14〕郭沫若礼赞轮船烟筒“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是“20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连戴望舒、施蛰存等现代主义者也鼓吹文学应着力表现“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大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赛马场”之类的“现代生活”。〔15〕本世纪中叶之后，这种唯科学主义进步观由科技理性普及为对工具理性的倡导，科学与人，一切都是促成进步的工具。文学的工具与武器作用得到强化。文学为政治（进步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时代如此，文学为社会（社会进步）服务的时代亦如此。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到80年代中后期的报告文学热，线性进步的主题被以线性进步的形式空前充分地展示。进入90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关“进步”的信念与对“统一市场化”的信念结为一体，从王朔到何顿，从池莉到方方，向市场认同被评论界誉为带有“后现代”色彩的“先锋”行为，为20世纪中国文学对以线性进步为核心的现代化主题的“宏大叙述”（Gra-ndNar-rative），涂下了浓墨重彩、画龙点睛的一笔。与此同时，文坛的各种论战也趋于鼎沸。这些论争的实质，不是人们惯常所解释的现代与后现代之争，而是“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中国的反现代化思潮，在思想界主要盛行于现代时期，辜鸿铭、晚期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是著名代表，他们采取的是对现代化、对“社会现代性”进行直接批判的方式。在文学界，反现代化主题的表达则要隐晦婉曲得多，它借助于艺术化的“审美现代性”，往往以极富诗意的形式，通过对城／乡、社会／自然、现代／原始、理性／非理性等二元对立关系的隐秘内涵的揭示，肯定人性中自然、温情、淳朴、野性和富于生机的一面，彰显现代文明本质上的非人性。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张承志、莫言、刘毅然等的作品，把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对现代化与“社会现代性”的负面效应的诗性批判，发挥到他们处身的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从而促进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的两重性”格局及现代文化的自我批判机制的形成。
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除通过上述文化母题在深刻的悖论中展开其丰富性和局限性之外，还表现在对传统艺术规范的反叛和现代美学形式的不断创新，而且在当代，这一艺术自觉和“形式革命”的倾向正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精神意味。“五四”白话文运动确立了“现代性”的语言文体与符号体系，但由于它的形式自觉主要是基于语言上的大众化、口语化目标，加上对形式以至整个文学的工具化理解和日益紧张的环境因素，新文学的形式革新和形式完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基本解决。直到80年代中后期，新一轮的文体革命才以“先锋派”文学的面目展开：先锋派小说（从马原、残雪到余华、林白），先锋派诗歌（从韩东、于坚到翟永明、西川），先锋派戏剧（从高行健到牟森）……“先锋”以对传统形式、读者习惯、社会趣味的全面挑战，把对语言和文体的个人化创造，同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和个性表述融为一体，从而发挥了“审美现代性”的主体性、个体性与实验性精神。中国先锋派文学，也因此较其他文学潮流，具备了更多的艺术上的“后现代”气质。这是21世纪中国文学将要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
三、现代性及其他：跨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面对人类文明空前世界化的图景，21世纪，几乎毫无疑问，将是中国社会与文化发生深刻变革和转型的时代。跨世纪中国文学，同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危机与生机，这不仅是因为它肩上扛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负担和遗产，而且还因为它眼前是21世纪既一体化又多元化的“全球化”的未知世界。以此为背景，围绕“现代性”观念，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出对跨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1.现代性与现代化：跨世纪文学的社会立场与文化立场。 如前所述，20世纪中国文学对“现代性”文化母题的表达，其分裂性一面，在世纪末演变为各种文学论争，其潜在的主题，即是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之争。跨世纪文学必须超越这种混淆社会文化层面与文学审美层面的二元论争模式，恪守社会文化层面的现代化立场。因为世界性的、不以人或地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代化运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即使是激进的反现代化论者，也已经认识到“现代化一旦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出现，其它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和自保，必须采用现代化之道。……现代化本身具有一种侵略能力，而针对这一侵略力量所能作的最有效的自卫，则是以其矛攻其盾，即尽快地实现现代化。”〔16〕这是一切批判所必须接受的前提。因为现代化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社会的选择，对于中国这样的欠发达国家尤其如此。在此基础上，跨世纪文学才能以客观的精神和主体的个性，更好地发挥其“审美现代性”，全面揭示和深刻批判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端。
2.现代性与世界性：跨世纪文学的世界文学意识。 对于跨世纪中国文学，有关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传统命题，应放在“现代性”的背景上重新审视。从前文对本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性”和中国文学的文化母题的分析，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极为突出的民族主义特征，它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现代性”中主宰或抑制其他因素的核心要素。这种状况在“救亡”的时代，自然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和客观上的积极作用。但在民族主权国家建立近半个世纪的今日，“现代化”这一世界性的主题已成为各民族的共同主题，倘仍然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为借口，就无异于漠视或逃避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因此，调整传统的“现代性”结构，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跨世纪中国文学，应具有世界主义的视野和雅量，尤其是“走向世界文学”的追求和自信。只有当我们敢说：“世界的就是民族的”，大胆汲取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优秀成果，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和发挥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学的优势，把我们的创造贡献给世界，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3.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跨世纪文学的宽容品格与多元格局。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与文学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是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文化的兴起。“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以它对“现代性”的解构， 以它对多元性、差异性、消解中心、不确定性等概念的强调，被西方现代主义者视为洪水猛兽。〔17〕在中国，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误解，主要源于一种哈贝马斯式的线性化理解。实际上，“后现代”与“现代”，不只是简单的时间关系，更不是现代与反现代的关系，而是二元对立和多元共生两种思维模式及其文化的并峙。因此，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后现代主义，如同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同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值得借鉴的、富于个性的美学形式。
注释：
〔1〕参阅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学人》第6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李欧梵《现代性及其问题：五四文化意识的再探寻》、《知识源考：中国人的“现代”观》，分别见于《学人》第4辑、 《天涯》1996年第3 期；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2〕参阅柯林达《现代性观念》，《知识分子》1993年夏季号。
〔3 〕有关“现代性的两重性”参见卡利内斯库《现代性的几张面孔》（1977）、哈贝马斯《论现代性》（1980），后者收入王岳川等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另可参阅李陀等《漫谈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钟山》1996年第5期。
〔4〕参见韩毓海《中国现代性修辞方式的建立及其批判》， 《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
〔5〕参阅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 第29—77页。
〔6〕参阅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汪晖对此有不同看法，见《预言与危机》， 《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7〕陈平原、钱理群、 黄子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8〕曾逸《论世界文学时代》， 《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70页。
〔9〕见贺麦晓（Michel Hockx ）《中国早期现代诗歌中的现代性》，《诗探索》1996年第4辑。
〔10〕参阅康德《什么是启蒙？》，《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2页。
〔11〕参阅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
〔12〕郭沫若《文艺论集·序》，《洪水》1卷7期，1925年12月。
〔13〕〔16〕艾恺（Guy S.Alitto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14〕参阅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15〕见《现代》4卷1期，1934年1月。
〔17〕参阅哈桑《后现代主义转折》，王岳川等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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