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城镇化”与“物的城镇化”的变迁过程：1978-2011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镇化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是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现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四个城镇化发展阶段，即1949-1957年初始起步阶段；1958-1965年大起大落的动荡阶段；1966-1977年停滞阶段；1978年以后经济转型推动城镇化快速增长阶段，其又包括三个阶段：1978-1984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的城镇化发展阶段，1985-1992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下的城镇化发展阶段，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导向下的城镇化发展阶段。 现阶段，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到了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需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就是要注重以人为本、着力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核心是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是产业和城镇融合、“四化”同步的发展，是城乡统筹推进、布局合理、人居环境质量提高的发展，是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建设生态城市为目标的发展，是体现中国城市特色、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特”在奠基于中华五千年文化积淀和文明传承之上，一切从特殊国情、特定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在不断汲取传统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人类共同文明的最新理念和最高智慧，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条道路就是科学发展观引领下以人为本、“四化”同步、城乡统筹、生态文明、文化繁荣的发展道路。[1] 城镇化是现代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社会最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的时期，往往既是城镇化的持续发展时期，又是城市建设矛盾凸显期和城市病集中爆发阶段，迫切需要发展模式的积极转变。[2]Henderson(2007)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是城镇化过程的首要目的，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城市集中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产率的增长。我国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而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和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城镇化过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生态环境的恶化、产业结构趋同、中心区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生活居住条件变差、失业人口增多、社会秩序混乱等，这些问题的叠加交错制约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以及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主要体现在物的城镇化和人的城镇化两个方面。物的城镇化主要指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加，资源不断向城市集中，其核心是土地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则主要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民不断向市民转化，享受与市民均等的公共服务，过上与市民一样的生活。物的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应当是城镇化的两个最基本方面。物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的重要基础，人的城镇化是物的城镇化的终极归宿。[3]离开了人的城镇化，城镇化就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目前，我国的人口“半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快速扩张”现象十分突出。 在此，从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物的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出现的突出问题切入，选取1978-2011年代表“物的城镇化”的指标城市个数、县级市个数、城市建成区面积、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以及代表“人的城镇化”的指标城镇化率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揭示改革开放以来“物的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两者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与动态特征，分析“物的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两者相互影响面临的关键问题，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一、相关研究综述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多方面的过程，涉及从农村向城市区域的人口迁徙、农村和城市土地转化、空间资源的重新分配、政府治理和管理的改变等。[4]当前国际和国内双重条件的约束，决定了我国城镇化的特殊过程和特殊道路。[5]我国的城镇化不但具有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它是在“双重转型”背景下进行的，具有“双重城镇化方向”、体现“双重动力机制”、表现为“双重发展模式”和“双重推动主体”的城镇化。[6]总体上，我国城镇化的特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我国城镇化是史无前例的，需要在双重视角下研究；第二，城镇化是多视角的社会空间生产过程；第三，城镇化包括城市和农村的关系，这些关系需要从城市而不是农村的视角研究；第四，我国的城镇化虽然与全球化过程相伴，但是主要是我国通向其现代化的内生过程。[7]这也使得近20年来我国城镇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政府、经济结构及其相关政策上。[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城镇化也得以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下的城镇化规律开始日益显现，对我国城镇化以及城市空间结构问题的分析，也更需要从市场经济和空间生产的视角来寻求答案。这一时期我国的城镇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1984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在此期间，农村体制改革有效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且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和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在小城镇日趋繁荣的基础上诞生了众多的新城市，城镇化率由17.9%增长为23.0%。二是1985-1992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下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小城镇发展战略的实施、经济开发区的普遍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兴起，带动了城镇化水平的高速发展，城镇化水平由23.7%增长到27.5%。三是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导向下的城镇化发展阶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宣告了我国进入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国经济增长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也使得城镇化进程步入一个新时期，注重质的提升成为这一时期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特征，城镇化率由1993年的28.0%快速增长到2011年的51.3%。[9]Shen & Wong(2006)运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珠江三角洲城镇化为例研究转型经济体的双轨制城镇化。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城镇化是混合了旧计划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的城镇化模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兴城市中显示的是有选择的集聚和分散的城镇化过程；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的城镇化趋势是由中心城市向主要城市中心集聚。Zhang(2008)探索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化出现的新趋势，构建了中国改革前后的城镇化过程理论框架，认为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和经过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城镇化进程与我国是无法相比的。同时通过研究得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三条悖论：一是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伴随着低的城镇化特征；二是大量持续的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伴随着移民的市民身份得不到认同；三是城市空间的重组以及与数量激增的城市大多蕴含着乡村特征/属性。 1978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一个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过程。Zhang & Song(2003)运用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评估农村向城市移民对于中国1978-1999年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指出：农村向城市移民对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作出了主要贡献，我国经济的增长受益于移民潮，农村和城市收入差距刺激了跨省的移民，省内移民的数量与农村、城市的收入差距以及城市人口数量呈正相关。Kilinc & Gulersoy(2011)以土耳其为例研究了行政区划调整对于城镇化的影响，分析了1990-2010年土耳其行政区划变化、空间和人口方面对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行政区划调整，经济和人口因素在决定城镇化水平上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城镇化和城市的扩张是不一样的，城市扩张是以土地为中心的，因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渴求而产生；城市建设成为当地政府的竞争行为，城市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扩张，开发区的建立和行政调整扩展了城市空间，使得在没有改变整体景象和经济的基础上扩张了城市人口，进而推动城镇化发展。[10]而我国的城镇化速度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忽视了质量与可持续发展，存在着以城市扩张代替城镇化的现象[11]，城镇化总体呈现泡沫化倾向。[12]Li & Zhao(2003)运用系统特征来解释中国的城镇化滞后现象，城镇化滞后被定义为在工业化率高增长的同时没有相应的城市人口增长。实际上，这种滞后是一种相对的滞后，突出的问题在于质量、效率和均衡性还应当进一步提高。我国9个超大城市基本处在现代化初级阶段，二元结构仍然十分突出[13]，虽然我国城镇化质量正在提升，但提质速度仍然慢于提速速度[14]；从比较经济增长率和城镇化率来看，我国的城镇化一直处于低效状态，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增长，尤其是中部地区两种效率都不高[15]；而且我国区域间城镇化水平不平衡，城镇化基尼系数较大，虽然不平衡程度在不断降低，但是下降速度在不断减缓。[16] 发展中国家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导致土地发生明显的改变，可耕作土地显著减少，对人类的食品安全构成威胁，因此需要探讨城镇化对土地用途改变的影响。Wu & Shen(2011)介绍了城镇化政策对土地使用影响的动态机制，定义了中国城镇化滞后的四种典型政策场景，即包括依靠规划的平衡发展，依靠规划的不平衡发展，依靠市场的平衡发展，依靠市场的不平衡发展。并通过建立动态系统模型(IThink软件)评估四种政策场景对土地使用的影响，认为土地使用的改变被认为是包括城镇化、社会、经济、环境和土地使用子系统等五个子系统的动态系统模型，这五个子系统中的关键变量是相互影响的，且是动态变量。决策者需要采用不同的政策来控制土地使用改变的速度。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土地问题始终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Deng et al.(2011)运用遥感技术和GIS方法研究了1996-2006年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农田损失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对农田损失的时空轨迹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1996-2006年农田损失较为严重，使得农田变得支离破碎；伴随着城镇化过程，城市发展与农田保护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并且农田的损失及其开发利用的空间碎片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将会造成影响。 Yeha(2009)研究了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利用模式，认为城市区域的土地利用模式由城镇化过程中人类行为的变化引起，土地空间模式对于生态系统功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地形多样性是代表土地空间模式的有效指标，然而，土地多样性的动态机制如何应对城镇化挑战以及与其他土地模式的关系并没有被充分讨论。He Song et al.(2012)利用多变量回归模型预测了上海市城市地下空间的使用需求，量化分析了城市地下空间的使用数量与其他城市因素比如人口密度、人均GDP和房地产价格的关系。预测结果表明，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对于城市地下空间的使用分别具有独立的正向影响关系。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被这两个因素抵消，此模型可以作为未来城市总体规划研究的基础。York et al.(2011)研究了城镇化背景下的土地碎片化问题。他运用美国1992-2001年的土地数据分析土地碎片化的趋势，认为城市区域的扩张导致郊区和周围区域的土地碎片化，城市先前开发区域亦呈碎片化趋势。同时，基于相关文献和当地政府视角，指出了土地碎片化的五个相关因素：水文条件、人口机制、交通条件、地理形态和相关制度。 二、指标与数据获取 (一)指标的选取 在此，选取城市个数、县级市个数、城市建成区面积、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作为反映“物的城镇化”的指标。城市个数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的个数。建成区面积指城市的市中的城市化区域面积大小。我国的城市并不是地理学上的城市化区域，而是一个行政区划单位，管辖以一个集中连片或者若干个分散的城市化区域为中心，大量非城市化区域围绕的大区域，所以市的面积并不能反映城市化的区域即地理学意义上城市的面积。我国统计部门用建成区来反映一个市的城市化区域的大小。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是指城市用地面积中的各项建设用地面积。包括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绿地和特殊用地。 选取城镇化率作为反映“人的城镇化”指标。目前，按照国际惯例计算城镇化率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城镇化率=城镇非农人口(不含在城市具有固定居所的外来人口和农民工)/总人口×100%；二是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100%；三是城镇化率=城市年平均现有人口数/全国年平均总人口数×100%，其中，前两种计算方法较为常用，这里选取第二种方法。 (二)数据的选取 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选取1978-2011年城镇化率、城市个数、县级市个数、城镇建成区面积、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见表1，下页)。 三、城镇化率与城市数量规模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六五”计划为基准期，总结计(规)划对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政策要求，进而分析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政策演进特征。 “六五”、“七五”期间，我国城镇化战略一直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卫星城”的建设、“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的建设亦被提上政策议程并得到快速发展。“八五”期间，在继续推进“六五”、“七五”时期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我国小城市和小城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九五”期间，建立规模适度、布局和结构合理的“城镇体系”以及逐步形成“7个跨省级的经济区域”进入政策布局，即后来的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中原、东北等经济区域，同时，着重指出了我国进入“快速城镇化进程”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这也预示着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将有快速的提升。“十五”期间，国家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区域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功能和辐射带动作用有了新的政策要求和期望，同时重点发展小城镇依然是城镇化工作的重点。“十一五”期间，“城市群”的发展被纳入政策布局，并且对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提出了战略要求。“十二五”期间，一是继续强调“城市群”作为今后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同时增强城市群的辐射作用；二是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三是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按照全国经济合理布局的要求，规范开发秩序，控制开发强度，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四是扩大县域经济自主权，强调发挥县域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发展方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推动形成城乡分工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 由表1和图一可知，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数量、城镇人口、城市建成区面积、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等都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城市个数(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由1978年的193个增长为2010年的661个，增长了2.42倍，其中县级市个数由92个增长为368，增长了3倍。县域经济的发展是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层次和基本细胞，县域经济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兴衰。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以县为代表的中小城市发展，把县域经济和县城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赋予县级行政单元更多的发展权益，增加非农就业，促进人口就近就地转移，统筹县域城乡发展，提升县城和重点镇对乡村地域的带动能力，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同时，发挥县城在城镇体系中的纽带租用，促进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互动，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由图一可知，1996年前，我国城镇率的增长总体上慢于城市个数、县级市个数的增长，城市个数和县级市个数的增长速度呈大幅波动趋势。1996年是“九五”的开局之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以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战略目标，发展小城镇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受以上政策影响，1996年之后，我国城镇化的增速明显快于城市个数、县级市个数的增速(部分年份其增长速度为负值)。 四、城镇化率与城镇建成区面积、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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