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梓[1]2008年在《心态文化视角下的中美广告语言特色比较》文中认为广告语言,顾名思义,就是在广告中运用的语言。它是语言学同广告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美学等学科结合所产生的一种语言艺术的边缘学科。广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根植于民族文化,并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发展,必然具有不同的特征。比较两种广告语言不但可以丰富和发展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具有广告学、民族学、社会学等诸多学术方面的意义。而且,比较两种广告语言的异同并分析其原因,对于我们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广告创作经验,同时继续坚持我们自己累积起来的广告创作经验,提高我们的广告创作水平将大有裨益。本文拟从心态文化的视角对中美两国广告语言的特色作一些初步的比较研究。本文以对比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的理论为指导,主要借鉴文化语言学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文化参照法和阐释法,从心态文化的视角进行中美广告语言特色的比较研究。文化参照法,即把语言与文化比较、对照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阐释法,即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说明,把隐匿、依附、蕴含于其中的社会、历史、民俗、观念、道德、思维、物质、自然等文化因素及文化意义揭示出来。全文分为七大部分:第一章是绪论,简要介绍为何以文化为切入点并把美国的广告语言作为对比分析的对象;第二章从道德观念的层面比较中美广告语言的特色;第叁章从价值观念的层面比较中美广告语言的特色;第四章从审美情趣的角度比较分析中美广告语言的异同点;第五章从哲学观念的角度分析中美广告语言的特色;第六章从思维方式的层面来分析中美广告语言的特色;第七章为结语部分,简要概括由于中美文化的差异,未来的中美广告文案创作应选择的发展之路。
农时敏[2]2001年在《文化视角中的中美广告语言及其对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广义上讲，语言与广告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英国着名人类学者Taylor(1871：1)曾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习俗及个体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能力和习惯的综合体”。我国着名学者张岱年和方克力则从四个层次给文化加以定义：一、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态文化层；二、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制度文化层；叁、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约定的以习俗为形式的行为文化层；四、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 文中大部分与广告语言有关的文化内容都在Taylor及张岱年和方克力所指的文化范畴之内。基于文化的差异和文化本身的演变，本文从美国文化或中国文化的视角对广告语言本身及其历时性进行论述。 语言学家通常认为，语言主要是通过词汇反映文化。但是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即主要研究以短语、句子或段落文本为形式的广告语，广告标语和广告文案所反映的文化内容。 广告人、营销商和学者一直对各国广告中的文化内容进行观察性研究。广告被他们称为反映文化的一面“哈哈镜”。不过，他们所研究的文化内容大多局限于文化价值(参见图表3和附录1)，这些文化价值由广告反映，除讨论其中一些外，本文还探讨中美广告语言所反映的文化内容。 因广告的渗透性，重复性和侵入性，如今的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对广告已是无可逃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广告是借助语言在特定的文化环境里运作的，这是论文的重点之一。 广告人往往被他周围的社会事物影响。为了成功地引起受众的注意，广告人密切关注和研究社会潮流。因而，一些广告的语言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社会潮流。换言之，广告语言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窗口。因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中美广告语言，尤其是中国广告语言，深受经济条件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广告所处时代的经济环境。颇有意味的是，与美国同行相比，中国的广告文字撰稿人更倾向于考虑政治因素，因而这一因素在广告中也有所体现。 美国和中国许多广告的卖点都涉及到性和女性；有的更是直接以性为卖点。而中美广告语言各自对此处理的方式则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与中国广告语言相较而言，美国广告语言更倾向于以性为卖点，言语也更为挑逗和露骨。主要原因是中国广告语言从一开始即受中国传统伦理的影响，而后又受政治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借助中美广告语言这一面“镜子”，人们可以看到两国女性在妇女运动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在过去的十几年的广告语言中尤显如此。但两国妇女借以达到成就的途径有所不同，这在广告语言里边也有所反映。 因各自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广告语言中的“家”、“亲情”和美国广告语言中的“个体主义”等文化价值时常成为广告有力的卖点。值得注意和玩味的是，中国许多以青少年为受众的广告，尤其是央视广告，现已开始以“个性”、“个体主义”作为卖点。 总之，广告语言必然地或明或暗地反映它所处的文化环境，这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运用文化内容为卖点，是成功广告人的一项重要的策略：第二，广告文字撰稿人的思维和行为必然受到他所属文化的影响；在广告语言当中，这种影啊往往是含而不露的。这样，诸如“何以广告语言是这样言说丁’“为何这样的广告语，广告标语或广告文案是成功的？”等问题有时则可从文化的角度子以解答。 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有诸多不同，两国广告语言的运作也是如此。文章的第二、第叁和第四部分正是以此对两种广告语言进行了洋细地对比研究。 显然，掌握如何成功地在特定的文化环境里做广告的知识，对中美广告文字撰稿人或广告商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在进行跨文化广告运作时，此种知识尤显重要。通过对广告语言探究，本文进而指出人们可以从这一新的角度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作进一步研究。
梁丽红[3]2015年在《跨文化视角下的中美广告语互译》文中提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广告和广告翻译越来越重要。广告语言是广告的核心内容,其表达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每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特有的社会意识、思维定势和认知理解系统,形成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本文从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哲学观念这叁个方面对比了中美广告语言的异同,从跨文化视角探讨中美广告语的互译,并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旨在给英语广告翻译者一个借鉴,以期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忠实原意,提高广告翻译质量。
王慧[4]2003年在《中国电视商业广告文化价值模式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以实证研究的测量数据为研究平台，结合批判学派相关理论方法，构建了消费主义和普遍文化价值观的广告二元价值观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这一模式对中国社会观念转型的影响。 本文系统梳理了西方广告文化批判的相关研究，总结了中国广告文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指出中国广告文化研究起步较晚，撷取某种西方理论观点的偶发式论述往往呈现非系统、弥散和混乱的状态。认为本土化的中国广告文化研究颇具特色，但不系统，缺乏理论深度。 在选取分别代表当代中国电视商业广告、美国电视商业广告、中国电视商业旧广告、受众喜爱的电视商业广告的四个样本共800条电视商业广告之后，我们借用修改后的伯利广告文化价值测量框架进行了中国电视商业广告文化价值观的实证测量和数据分析。 根据测量数据，使用结构主义符号学分析方法和修辞学的零度与偏离理论，结合中国广告实践，描述了当代中国电视商业广告的文化价值观模式的形态和转化机制。从广告文本表面能指到表层文化价值元素再到深层文化价值观，经历了两层能指所指关系。表层文化价值元素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深层文化价值观中，主控文化价值观是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最优势的组合模式是由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与普遍文化价值观构成的二元模式。二元价值模式有相对复杂的零度和正负偏离状态，相互之间依读解主体的不同产生动态转换。 文章比较分析了中美广告文化价值观表现模式的差异。在验证中国广告价值观传播本土化与全球化两个趋势的同时，还进一步发现，发展中国家广告文化价值观的本土化趋势相对弱化，全球化趋势则相对强大，心态也更加开放。 文章总结了二元价值模式对中国社会观念转型的影响。针对中国电视商业广告的受众态度变迁可以划分为“高关注期”、“低关注期”和“潜移默化期”叁个阶段。在二元价值模式传播的影响下，建立在超前消费的基础上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建立起来。二元模式中消费主义与普遍文化价值观纠结在一起，冲击和消解着传统的价值观念，促使传统文化价值观产生变形。 本文的研究具有指导广告实践的重要意义。二元价值模式的构建和跨文化广告价值模式的比较研究为广告主和广告创意者提供了选择文化价值元素的原则，同时提醒他们关注广告文化价值观对社会观念的影响，增强社会责任感，促使广告传播实现市场与社会价值的双赢。
穆海亮[5]2012年在《政治化与世俗化的合流与悖反—上海剧艺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上海剧艺社("上剧")是孤岛时期存在时间最长、演出剧目和场次最多、演剧水准最高、社会影响最大的话剧团体,也是战后上海剧运的中坚力量。它以政治意识鲜明、市民色彩浓厚、艺术整一性较高的演剧实践推动了抗战及战后上海话剧的蓬勃开展,成为上海剧运的一面旗帜,也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占有独特地位。本文就是关于"上剧"的专题研究。"导论"梳理"上剧"的演剧历程,简要分析其话剧史地位,并从中提炼出其政治化与世俗化的基本矛盾。政治化体现为传达政治理念、寄托政治诉求,并彰显出剧团本身的政治色彩;世俗化主要表现为思想意识的市民化、题材的世俗化、以及风格的通俗化,而组织管理的社会化、经营的市场化也与之密不可分。这一基本矛盾从根本上讲是由中国话剧的固有属性所决定,也与剧社自身的组织背景相关,更直接地则是由孤岛特殊形势型塑的,极大地影响着"上剧"的组织形式和艺术面貌。第一章探讨"上剧"的剧团组织。"上剧"希望成为一个职业化、自主化、市场化的艺术团体,并已建立起相对健全的组织机构,采取了较为科学的管理方式和较为灵活的经营策略,这表现出一定的职业化程度和社会化诉求,这是其世俗化取向的组织前提。"上剧"又是一个直接接受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剧团,中共代表的民间立场和进步政治趋向既有与自主化、社会化同步,从而促进剧运发展的一面;又因不可避免地继承左翼剧运的作风,带有一定的党派气息,从而束缚着剧社的职业化进程。为取得"合法"地位,"上剧"不得不对法租界当局有所依赖,这是对其自主性的侵蚀。同时,为了实现"以剧养剧"而采用的市场化策略难免沾染庸俗作风,这是对其世俗化的扭曲。剧人始终在政治、艺术、商业之间的夹缝中做着艰难的探索,心态微妙而复杂。第二章分析"上剧"的演出剧目。政治化与世俗化的基本矛盾在剧目方面体现为政治观念与市民意识的博弈,二者关系错综,时代性合流与内在性悖反并存。在孤岛特殊情境下,剧目的民族国家观念与现代市民意识呈现出明显的合流趋势;而战后剧坛回归"正常",二者的张力重新彰显。政治观念能够赢得观众的强烈共鸣,也会使剧目的艺术价值受损;市民意识既是争取观众的必要价值取向,也难免与艺术的媚俗化相连。这使"上剧"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五四以来现代意义上个性化、平常化的"人的戏剧"轨道,制约了其剧目建设的更大成就。"上剧"古装剧大都卖座成功却少有精品力作,浓郁的政治气息和古今之间的不平衡想象,使它赢得了暂时的观众而失却了艺术的经典;翻(改)译剧数量最多,可中西对接的错位令其未能打造出真正的舞台佳作;现实剧形成"诗与俗的化合"的基本风格,最能代表"上剧"的艺术精神,"诗"与"俗"的融汇或失衡往往影响着剧目成就的大小、艺术价值的高低。第叁章论述"上剧"的舞台艺术。在创作经验不足、物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上剧"的舞台艺术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绩。它对舞台艺术整体性的追求、对导演格调多样化的实验、对向心演技的磨炼、对舞台美术严谨性与创新性的探索,都曾引领时代潮流。然而,"上剧"毕竟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自身所有以及时代加于它的诸多局限束缚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其舞台艺术正处于"在路上"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既生机勃勃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性缺憾。"上剧"的成就与局限都属于一个时代,而政治意识和世俗作风的渗透对舞台艺术整体性的影响,亦是其中的教训之一。"结语"探讨"上剧"的经验教训及其对当下话剧的启示。中国话剧的政治性与生俱来,但政治性并非话剧艺术的必要属性;世俗性是话剧艺术的应有品格,但世俗化理应是有限度的。直面政治、对话政治而避免为政治所"化",走向世俗、拥抱世俗又远离庸俗、避免媚俗,是中国话剧发展的应然选择。
王雁[6]2015年在《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元素重估》文中认为美国好莱坞电影作为世界电影主流的代表,长期雄踞全球电影市场之首,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强势的传播力度和传播优势。从好莱坞电影输入中国开始,丰富、独特的中国文化就始终是好莱坞“想象东方”不可或缺的要素。百年以来,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起伏变化,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做出了各种用意的阐释和描述。本文将好莱坞电影与中国元素的关系放在动态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做梳理和评价,对好莱坞电影的特征和优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好莱坞电影作为成熟的文化产业,体现出其本质性的商业逻辑,同时也代表与象征着美国精神和美国文化。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些对好莱坞电影创作有极大的吸引力。中国元素代表着一种文化交流的符号,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元素的使用与传播将有利于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促进异质文化共同进步与发展。这种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可使一国从异国所塑造的本国形象中更好的认识自己、发现自己,这种认识和发现自己的过程将有利于对自己进行更好的定位与发展。本文从纵向上梳理了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境况,以及好莱坞电影运用中国元素的历史考察,通过史的梳理,廓清了好莱坞电影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尝试说明中美起伏变化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元素的运用,使得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元素的运用具有阶段性特征,其使用意图也是复杂的和不断演变的。以历史的眼光观照,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元素的使用体现出类型上的转换与流变,具体表现为：从善于对物质性的中国元素进行静止的、稳定的运用,转变成逐渐关注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从之前生硬的符号拼贴,到选择一些蕴含文化深意的元素进行表现。无论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元素的使用表现为何种类型,其中都包含着内在的使用意图与逻辑植入。对此的分析集中在文化审美、政治意识形态与商业意图的视域之下,但如果对好莱坞电影使用中国元素的意图进行更为与时俱进的反思与重估,就会发现其中有更为复杂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表征：任何一种单一意图都无法概括好莱坞使用中国元素的全部动机。好莱坞使用中国元素的文化的审美意图、政治意识形态的意图、商业意图往往是交叉相伴的,最终的效果还取决于多方力量与接受终端的多元理解。但在种种使用意图与力量结构中,商业逻辑始终占据主流与核心的地位。好莱坞电影使用中国元素的意图与其最终实现的跨文化全球传播的效果是否能达成一致,这个问题还需有长期的文化观察、建设和警觉。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元素的使用,长期以来的普遍认识是一种变相的“文化殖民”或者“文化侵略”,中国文化会在这种“文化殖民”或者“文化侵略”的境遇中遭到误解、误读,沦为西方文化主体观照下的“客体”和“他者”。针对这种认识,本文重估了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元素传播的文化意义,在文化传播的视角考察下认为,好莱坞对中国元素的使用实现了中国文化的“被传播”,这客观上使中国文化的某些突出元素借助好莱坞创造的影像获得了全球性的认知,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研究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元素的使用,重估其内在逻辑与文化意义,更重要的现实指向是希望能够对中国电影发展以及中国文化的自觉传播做出新的启发。好莱坞电影在当下的电影市场具有强势的传播能力,是我们进行文化传播可以借助的途径,而中国独特、丰富的文化资源,以及中国电影市场的广阔潜力,也必将是好莱坞电影所需要的,因此,借助于好莱坞电影,中西方文化可以进行很好的合作与交流。中国电影需要有选择地接受好莱坞,运用好莱坞先进的电影理念、电影制作机制、创作方法,加强自身的文化自觉性,能动地传播丰富的中国元素和深刻、有魅力的中国文化,创作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市场效应的电影作品。
于海碧[7]2015年在《高低语境文化视角下中美手机广告语》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根据人们交流过程中对于语境的依赖程度,将语境划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并认为中国属于典型的高语境文化国家,美国属于低语境文化国家。本文以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为依据,对中美手机广告语做对比分析,阐释在中美语境文化下广告语言的差异性。
徐艳红[8]2015年在《汉英广告语的文化差异及广告语的传播与应用》文中研究说明当今社会广告无处不在,它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社会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广告作品的诸多因素中,广告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好的广告语不仅能让人耳目一新,更能跨越国界引发人们内心的共鸣,给予人们生活的美感。所以说广告语不只是一种市场工具,也是一种文化形式。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关注广告语,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广告语做了充分的分析与研究。本论文以文化与广告语概念的界定为切入点,首先对广告语与跨文化传播等相关理论作了回顾。接着,通过分析汉英广告语实例,探究了中英广告之间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哲学观念、思维模式、文化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等方面。这部分成果既为广告人制作广告语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性意见,也为企业树立广告品牌文化提供了素材。在广告语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本文借助广告学、传播学、语言学等相关知识从文化、语言两个角度分别说明了跨文化广告语传播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提醒我们特别注意制作或翻译跨文化广告语时广告人编码的角度和广告受众译码的角度一致性的问题。在说明跨文化广告语传播的启示方面,本文着重从中国化“文化身份”定位的角度举例论证,企业在异文化国家投放广告、制作广告语时要注意异文化国家的禁忌性要素,以免导致冲突。最后本论文结合自身教学经历,把与生活联系紧密的广告语引入对外汉语教学课堂,通过广告实例使学生了解到了中国元素、中国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使学生在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中感受到中国广告语中的修辞美。并对广告语辅助对外汉语教学的优势进行了说明。向留学生讲解与生活、文化息息相关的广告语,不仅增强了所学汉语的实用性也使留学生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增强他们学习汉语的积极性。
赵越[9]2015年在《文化价值观视域下的中美化妆品广告语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化妆品广告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对于化妆品广告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本研究通过电视、网络、化妆品宣传单和杂志中收集大量的语料和权威的案例,选取家喻户晓的材料,以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和克拉克洪与斯多特贝克的价值取向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主要采用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通过分析中美化妆品广告语,探讨二者在文化价值观方面体现出的差异与互融的共性,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增强人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为中美化妆品广告业的发展和中美广告语创意提供参考。
麦丽哈巴·奥兰[10]2016年在《新疆恐怖主义危机传播的话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来自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严重威胁,首当其冲的就是恐怖主义问题。新疆作为中国反恐的前沿阵地,一再成为中国政府、媒体、全国大众、乃至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恐怖主义这个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安全、政治或者法律范畴。它还是一系列的话语事件,是一种危机传播现象。媒体通过话语建构人们对社会危机的认识和判断,进而影其行为方式,参与社会安全现实的再构建。目前从话语角度进行恐怖主义传播研究的主要涉及语言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领域。研究大都围绕单一事件或几个事件进行单向度的或对比的媒体话语研究。有关国内的研究更集中于内地发生的暴恐袭击事件的话语传播。施旭将话语定义为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言语交际事件。先前的文献缺乏对新疆恐怖主义危机话语传播进行动态的、整体的以及从文化语境出发的研究。本研究的主题要求同时关注话语、传播、危机之间的关联性。鉴于此,本研究试图借助于中国话语研究、危机传播管理以及危机反应策略等话语研究和危机传播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搭建起新疆恐怖主义危机传播的话语研究框架,并依据这个框架认识媒体的恐怖主义话语在新疆安全现实构建中的作用,并分析、探究新疆恐怖主义问题上国内媒体传播和中美话语博弈中的话语言说行为的特点、经验与不足。本研究试图回答3个方面的问题:(1)新疆恐怖主义话语在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的言说特点及不同媒介话语言说的差异与问题;(2)新疆恐怖主义话语在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危机传播特征及不同媒介传播的差异与问题;(3)新疆恐怖主义问题中美博弈的话语布局特点与策略使用,以及话语言说反映出的文化特质与话语权势关系。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包括中国主流媒体《人民日报》自1949年到2014年的涉疆涉恐报道255篇;社交媒体微信个人终端收集的2014年涉疆涉恐微文154篇;以及中美新疆恐怖主义话语博弈相关美国《反恐形势国别报告》涉疆内容、中国恐怖主义组织的国际认定、关塔那摩监狱"东突"嫌犯遣返、伊力哈木案等四个典型案例的语料。研究结果显示:(1)就话语的历史性来看,新疆的恐怖主义话语言说体现出了4种变化:从阶级性到法理性到政治色彩的变化;从党政性到群众性的民主化转变;话语渠道的多样性发展;言说内容从重社会和谐民族关系到关注真相告知到事实与价值维度双导向结合的话语传播模式的演变。(2)就话语的文化性来说,中国主流媒体的新疆涉恐话语传播体现了一种局部危难、整体积极的辩证时局观念,展示了坏事变好事的社会向好发展的实质。此外,涉疆涉恐的话语传播还流露出中华传统文化中"仁"、"和"的道德标准。在中美话语博弈中,中方话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礼有节"等态度,典型地说明了中国文化崇尚和谐、平和、中庸的话语言说传统,体现了儒家"立德"的伦理性话语观,反映了中国设身处地"考虑他者"的"处事"哲学。而美方的话语言说则反映了其崇尚"个人主义"、"民主"与"霸权"的文化特质。(3)就危机传播而言,相比较来说,在2009年的7 · 5事件之前,主流媒体的传播更多体现的是"信息流",即涉恐话语传播以真相通报为主;7·5事件之后,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更多呈现的是"影响流",即涉恐话语传播以疏导为主。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对大众的认知和判断产生影响是跨越式发展阶段危机传播的一个特征。就价值维度与事实维度的话语传播比例来看,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社交媒体,在价值修复层面的作用发挥都还是相对局限的。(4)新疆恐怖主义问题的中美话语博弈中处处流露出美国打着维护国际安全的旗号但实际上为了其国家利益不惜牺牲国际安全环境的伪善本质;以及中国在反恐问题上对"命运共同体"的关注与主张。双方的话语言说差异体现在时局观念、安全观念、话语言说目的、以及言说主题的国际定位等方面。(5)就恐怖主义话语传播与社会安全现实构建来说,媒体涉恐话语传播对广大民众的社会安全认知构建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社会安全现实整体向好发展的作用是积极的。(6)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近年来对涉疆涉恐话语的高密度传播,导致民众对社会安全、对新疆、对维吾尔族产生巨大的恐慌心理。这与传播中价值与事实维度的失衡不无干系。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涉及新疆社会危机的负面信息超载,话语言说者身份缺乏多元,且内容中充斥着噪音,未能有效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主流媒体中话语官味太重,缺少专家学者多方位的深度引领。而在中美话语博弈中又显得中方话语权威不足,无法有效参与议题设置,处处被动,不能达成话语交际目的。论文最后提出科学构建新疆恐怖主义话语言说体系的可行性建议:中国涉疆涉恐的话语传播,对内,在真相告知层面要发挥专家学者的认知引领作用;在价值构建层面要加大力度,修补信任,构建有利于社会安全的舆论环境。对外,中国的政府官员,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和相关部门的权威人士要积极发声,以其权威的话语身份争取国际社会以及媒体的关注,争夺话语权,提升话语言说效果。另外,还建议开展全社会不同民族、信教与不信教群众共同参与的民族关系问题的媒体平台大讨论,鼓励不同声音的交织与争论,形成开放、动态的教育过程,正确认识新疆恐怖主义问题,健康构建新形势下的民族关系。这将对新疆的社会安全构建,对新疆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对中国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反恐话语言说起到积极的作用。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并论证了"新疆恐怖主义话语研究框架"的可行性,并突破了恐怖主义研究的传统批评话语分析或传播学的单一视角模式,以及对恐怖主义危机只针对个别恐袭事件的研究局限。在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主流媒体历时研究法,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共时比较法,中美新疆恐怖主义话语的对比研究法;结合了话语分析、危机传播等跨学科知识,使整体、历时、辩证地分析新疆恐怖主义话语的媒体传播成为可能。话语是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言语交际事件。中国主流媒体的历时比较法和中美话语博弈的对比研究就是为了更科学地关注新疆恐怖主义话语在历史性和文化性上的特征。
参考文献：
[1]. 心态文化视角下的中美广告语言特色比较[D]. 叶梓. 广西民族大学. 2008
[2]. 文化视角中的中美广告语言及其对比[D]. 农时敏. 广西师范大学. 2001
[3]. 跨文化视角下的中美广告语互译[J]. 梁丽红. 科学咨询(科技·管理). 2015
[4]. 中国电视商业广告文化价值模式研究[D]. 王慧. 复旦大学. 2003
[5]. 政治化与世俗化的合流与悖反—上海剧艺社研究[D]. 穆海亮. 南京大学. 2012
[6]. 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元素重估[D]. 王雁.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7]. 高低语境文化视角下中美手机广告语[J]. 于海碧. 校园英语. 2015
[8]. 汉英广告语的文化差异及广告语的传播与应用[D]. 徐艳红. 河南大学. 2015
[9]. 文化价值观视域下的中美化妆品广告语研究[D]. 赵越. 黑龙江大学. 2015
[10]. 新疆恐怖主义危机传播的话语研究[D]. 麦丽哈巴·奥兰. 浙江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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