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和“超越”：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色论文,思想论文,近代化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化历程发生世纪性转折的重要阶段。他提出并不断加以完善的三民主义思想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近代化思想。它既表现出与欧美各国近代化常轨“从同”的认识，又包含有迎头赶上但避免其弊端的“超越”思想。剖析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特色，既可以显现它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又能给当前中国的现代化以有益的启迪。
一、与世界“从同”，创建“民族国家”
近代化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历史进程。近代世界自资本主义产生后，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和相应的国际关系格局，使世界各国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一体化的趋势。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被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强行纳入世界市场体系和近代国际格局，发生了洋务运动，在被动和依附的状态下开始了近代化历程。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许多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洋务运动的理性偏误和历史局限，中国近代化历程被推进到“仿效外国改革政治”[1]的阶段。孙中山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应时势之要求”，“自进为革命之先驱”，走着与维新变法不同的“推翻改造”的道路。
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富有近代理性，包含有深广的世界意识和强烈的时代精神。他在表达自己的革命主张时，喜欢从“时代”、“世界”、“各国”、“近世”、“二十世纪”、“世界大势”、“世界潮流”等视角去立论。如民国成立前夕，他在主张“改用阳历一事”时指出：“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2]1923年在强调革命是一种“时代之进化”时，他又指出：“近世以来，革命思潮，磅礴于欧，渐渍于美，波荡于东亚。所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乃由磨砻而愈进于文明，由增益而愈趋于完美。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我国当此，亦不能不激励奋发，于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矣。”[3]很显然，孙中山的“世界所同”、“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的立论方法，鲜明地表现出他对近代世界历史进程存在某种一体性的比较自觉的认同意识。
历史表明，“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课题，解决它就把人类再推向前进。”[4]在世界近代，一个国家近代化所追求的政治道路是建造民族国家的道路，“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共同趋势（趋向）”[5]，是各国近代化进程中所要解决的共同的时代课题。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说，将来的中华民国“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6]。可以说，孙中山对世界近代化历程一体化的认同意识集中表现在他对建立民族国家这个时代课题的把握和倡导上。
近代中国是在不平等条约的羁绊下开始近代化历程的，近代化和半殖民地化同步运行。这种情况，使从“医人”开始“医国”事业的孙中山更痛感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民族主义是他三民主义中首先得到发展的部分。民族主义最初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主要纲领。虽由于历史的原因突出了“反满”宣传，但其根本旨意仍在于建立“民族的国家”。虽然由于清时满族享有政治、经济、军事的特权[7]，清王朝“这个封建政权本身带有种族主义色彩”[8]，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宣传民族主义时说过不少“异族”之类的激愤的话，但从根本上来说，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当时主要是从平等、共和、救亡的要求去“反满”的。他们一再申言：“满洲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9]，“决无寻仇之理”[10]。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强调，“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又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11]，“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12]。五四运动后，孙中山从时代精神中汲取新的养份，他在辛亥革命后的“五族一家”、“五族平等”、“五族共和”等主张的基础上，提出“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13]，明确主张：“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14]。后来，在国民党的纲领里规定了民族主义以“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和“反帝国主义”为主要内容[15]。并多次指出，“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关税自主权”，是“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就不能成为国家，也不能摆脱次殖民地的地位”[16]。这是一种新的民族国家思想，表现出他对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新潮流的一种回应和认同。
近代化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而社会动员，包括群众的政治和经济的参与，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才能广泛、自觉和高效。因此，民主化被看成为政治近代化的中心内容。世界近代历史进程所要求建立的民族国家通常被称为“国民国家”，包含建立近代“国家”和形成近代“国民”两个方面，前者的内涵是“民族”，主要是指实现和维护民族的“独立”与“统一”，屹立于国际之林；后者的蕴义是“民主”，主要是指实行改革，建立民主宪政体制，养成人民的近代文明和创造性，以支持和监督国家。这实际上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使命，也是政治近代化的历史课题。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是他领导革命、创建民国、推进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有力武器。他提出并坚持民权主义，反映出他对进行民主革命和解决近代化政治课题的一种比较完全的认识。
孙中山历来十分重视政治问题。他在领导推翻清廷腐朽统治的革命中，强调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政治革命必须“同民族革命并行”，“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17]。这就是要建立一个包括“独立”和“民主”两方面内涵的完全意义上的“国民国家”。为了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民主和法治的“国民国家”，孙中山不仅为建设“国家”创造了“五权宪法”等理论，而且在重视和养成“国民”方面发表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要求“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养成人民参政之习惯”，“辅迪人民，使将民权立稳”[18]。孙中山所要创建的国民国家是一种以县级地方自治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近代主权国家[19]，他十分重视国家的主权和统一，憎恨军阀割据和国家分裂。二十年代初，他揭露军阀把“联省的谬主张”作为割据的“护符”，说：“我们推翻清朝，承继清朝的领土，才有今日的共和国，为什么要把向来统一的国家再来分裂呢？”他斥责：“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20]。由上可以认为，孙中山对近代化理应解决具有主权国家、统一国家和法制国家等内涵的“国民国家”的历史课题的认识一直是自觉而明确的。
近代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进行民主革命，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21]。孙中山提出建立民族国家，其根本目的是“振兴中国”，走“实业发达，民生畅遂”[22]的道路。
工业化是近代化的基础和中心内容，而市场是学习民族主义的学校。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憧憬“农业的中国要变成工业的中国”[23]。他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表示，“最近时期中国的革命运动”是“政治性质”，“但是它将为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但于海关税则须有自行管理之权柄”，“以保其本国实业之发达”[24]。孙中山的“振兴实业”思想有一个显著特色就是有强烈的市场意识，特别是世界市场意识，力图在保持主权条件下，实行开放主义，广泛吸引外资，与世界市场紧密连接，以促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孙中山看来，“近世经济之力，足以破除国界”[25]。他在民国成立后指出，“现世界各国通商”，“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26]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所写的《实业计划》，就是展望战后世界经济复兴，为“从事于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而写成的。其中包括建筑二十万里铁路和开辟三大港的计划，特别重视交通和沿海商港的建设，突出地表现了欲图充分运用战后国际市场迅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设想[27]。孙中山从国际联系和国际竞争的双重视野出发，认定发展实业的重要，说：“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28]。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革命根据地说过：“我可能统一中国，除非我能使中国工业化，发展中国工业，否则断难成功。”[29]孙中山的“振兴实业”思想和他的《实业计划》，虽因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而未能实现，但充分表现了他的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发展经济的战略眼光，也证明他自己所说：“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30]。可见，民生主义包括社会革命和产业革命两个方面，振兴实业使中国工业化，自是民生主义的题中之义，是孙中山的“社会的国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总之，从世界近代化历史潮流的大背景去分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应该突出其在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这个时代课题上“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思想的研究，我们透过其早期民族主义宣传中突出“反满”的历史迷惘，当会更多地发现孙中山旨在建立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法治的民族国家以“振兴中国”、“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31]的近代理性之光。
二、在社会发展上的“超越”思想
中国近代化是一种后发性近代化。当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建造民族国家、“企强以比欧美”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步入垄断的帝国主义时代，在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弊端已经明显暴露，贫困、失业等各种社会问题日趋严重，一个带国际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崛起。处在中国历史前端的孙中山，他在喜迎资本主义大潮的同时，又惊听到下一个时代潮流的涛声。这就不能不使他发展社会经济的主张别具特色。这种特色集中表现在作为社会革命纲领的民生主义中。尽管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但它的大旨始终是既要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以“振兴实业”，即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又要“防患于未然”，即“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对这种生产阶段进行某种“超越”。这种既要“发展”又要“防患”、既要“从同”又要“超越”的社会设计，看来是一种矛盾心理，实际上是孙中山从世界发展的总格局中对中国发展趋势的一种深沉的审视，他力图在追求世界一体化的历程中为中国寻找新的坐标。
资本主义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文明，也带来了严重的不均。进入二十世纪，一些革命派人士在憧憬未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时，先后在《译书汇编》、《江苏》、《浙江潮》、《民报》、《夏声》等革命书刊上，发表了不少对资本主义进行非议的文字。强调“欧美情形可鉴”，“于兴业处方中，加数点共同利益之膏药，以防日后国内撼动之祸害，生贫富大悬之等差”[32]。孙中山是这批具有超前意识人物中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在“迎合世界之潮流”，强调“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时，一再表达这样的看法：“欧美各国资本家，专横达于极点……往往多独占事业以资本操纵金融，人民受害不可胜计”，“我国将来实业发达，资本专制亦当不免，欲求幸免社会革命，莫如思患预防。”[33]他比方说，进行社会革命如同“医病”，“与其医于已发，不如防于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世界各国方可。”[34]这样，“振兴实业”和“防于未然”作为一种历史悖论被包容在民生主义中。
孙中山首次提到民生主义是1905年[35]。他将之作为社会革命纲领表达时，侧重谈到“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问题。“平均地权”提出比较早，它首次见诸文字当为1903年，孙中山将它列入河内兴中会的誓词中。对平均地权问题，长期来研究特多，这里不再作论列。关于“节制资本”，孙中山在思想上酝酿已久，但它作为一个名词提出，当是1912年。这年底，他在杭州说：“实施民生主义的四大纲领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铁路国有，教育普及。这是改革社会，提高人民生活的主要途径。”[36]孙中山对资本问题的基本态度是：“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办法是“采国家社会主义政策”[37]。后来，他一再说明，“节制资本”，主要是节制企业之“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其他“各项实业，均将以私款兴办，满若干年后即归国有”。他还指出，“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即“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38]。
孙中山把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主要纲领的民生主义称作是社会主义。孙中山首次提到“社会主义”是1903年[39]。此后，尤其是民国成立后，他多次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1915年11月，他热忱地写信给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恳切地要求他们协助自己“把中国建立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40]。1924年，他在民生主义演讲中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又说，要发达铁路、工业、矿产“这三种大实业，照我们中国现在的资本、学问和经验都是做不来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的资本。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41]
近代中国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走上了一条被动依附型的近代化道路，也就是所通称的半殖民地道路。进入二十世纪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所谓“后工业时代”，而落后的中国还处于一种“半工业”、甚至可以说是“前工业时代”。中国和西方在社会发展上出现的“时代差”，使以西方社会为“模范”、为“目标”的中国社会，在发展模式上表现出一种既要“遵循”西方发展的“常轨”，又要“超越”这种“常轨”的特点。孙中山民生主义包容“振兴实业”和“防于未然”这种历史悖论式的主张，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初反映这种既“循常”（“从同”）又“超越”的社会发展观念的一种近代化方案。识时务者为俊杰。孙中山作为二十世纪前期最具有前瞻性意识的思想家，他走上革命道路之初就探本寻源地说：“我国未经产业革命，向主张闭关主义”，是一种“过代之文明”，而西人是“近世的文明”，“中国盖实当老迈时代”[42]。这就寓含着对中外“时代差”的一种观察。落后的国家要近代化，必然要讲速度，要考虑迎头赶上。孙中山在表述取法西方谋求中国发展时，常用“并驾”、“突驾”、“后来居上”、“迎头赶上”等语，含有一种“超越”思想。早年，他在创立兴中会后，曾有过“使中国越过殖民化的危机”的表述[43]。1905年初，又曾向第二国际书记处明确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求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44]。这更是用明确的语言表达“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一种主观社会主义的设想。显然，这里反映了孙中山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一种预防和补救的心理。但是，我们对民生主义的研究不应当停留在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种单纯的定性分析上，如果我们转换思路当不难发现，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正视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的“时代差”，为“振兴中华”探求一条既“循常”（“从同”）又“超越”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精心设计。
三、洋溢着近代理性和复合性思维的特征
总观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主要理论形态的近代化思想，它是“外察世界潮流”和“内审中国国情”的一种“创制”，是当时中国最完全、最具特色的近代化理论，表现出浓郁的近代理性和复合性思维的特征。
近代化是一种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建立民族国家是世界各国实现政治近代化的一项普遍性历史任务。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一个首要特色就是富有近代国家理性，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鲜明完整地凸现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课题。时至清末，本身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又成了“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已成为建立民族国家的障碍，孙中山从洋务运动的偏误中痛感“用输入物质文明的方法不能改良中国”，又从维新夭折中总结出“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的历史教训。以往学术界论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反满”问题上尤多注力，颇有指摘，往往不太重视这种对中国近代化历程所进行的理性思考，过多注意和过高估量其中的情绪化成分，从而忽略了对其最终“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这个根本大旨的研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始终与民权主义紧密相连，包含建立民族“国家”和形成近代“国民”两个方面。这尽管在历史实践中未能完全实现，但其闪烁着的建立一个独立、平等、民主、自由、法治的共和国的近代国家理性之光，可给当今中国政治现代化以许多有益的历史启迪。
近代世界的民族运动发生在“根本不同的两个资本主义时代”[45]，当西欧北美的民族运动结束，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帝国主义时，亚洲的民族运动方才兴起，以孙中山为旗帜的中国民主革命派为建立一个并驾欧美的民族国家而斗争。列宁曾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46]来表达二十世纪初世界潮流的转换。这种历史状况，中外发展上所呈现出的“时代差”，给中国的民族运动造成一种两难抉择。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第二大特色就是富有社会前瞻意识，注意从世界总体格局的变动中思考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他的包含“振兴实业”和“防于未然”这种历史悖论式内涵的民生主义，就是凸现既“循常”（“从同”）又“超越”的发展观念的一种高瞻远瞩的近代社会设计。以往学术界对民生主义思想的研究，存在着一种“唯生关系”论的倾向，偏好于讨论“平均地权”，造成一种“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的错觉[47]；满足于“主观社会主义”的现成结论，未能透过是“社”是“资”的定性分析，更多地从中国近代化的视角去探究孙中山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一种深沉的审视。事实上，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世界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经常性规律，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如果只“循常”而不探求有助于迎头赶上又避免重蹈覆辙的“超越”，就很难改变落后、被动以至依附的境地。从政治发展来说，孙中山“仿效外国改革政治”，不用通常的“渐进”的方式指靠清政府“立宪”，而是借资美、法采取“突驾”式的“共和革命”；五四运动后，他领导铲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没有仿效法国和欧洲的1848年革命，而是提出了“借鉴欧美”和“以俄为师”的反映时代特征的主张[48]，都是表现了一种“循常”和“超越”的发展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一直是在“循常”和“超越”中展现的。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特别是民生主义的社会设计，作为“前驱先路”，其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是一个走后发性近代化道路的国家，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一直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第三大特色就是富有文化兼取精神，表现了一种以“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49]为主要特征的中西文化观和近代文化整合思想。孙中山是西方文明的热忱向往者。他认定西方是“近世的文明”，中国是“过代之文明”，必须“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主张“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50]。他一再强调，“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51]。但在取法时，“要适于民情国史”，反对“照本抄誊”，反对“人云亦云，习而不察”，“奉欧美为至上”[52]。他在阐述革命主张时，经常把“外察世界之潮流”同“内审本国之国情”结合并论[53]，希望用这种“外察”、“内审”的办法，“产生完全优美之宪法，驾于欧美以上，作成一中西合璧的中国”[54]。以往在对孙中山的研究中，有一种“道统”论者，说孙中山思想体现了中国道德文化的所谓“正统精神”。显然，这种放大和夸大文化的民族性的立论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观点，不免有失偏颇。孙中山曾说过：“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苟明乎世界之趋势与中国之情状者，则知余之主张，实为必要而且可行也。”[55]这显然是要求人们从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综合视角去理解他的革命思想。实际上，他的民族主义所凸现的时代课题和民族精神，民权主义所强调的“取资欧美”和“内审国情”，民生主义所包含的“振兴实业”和“防于未然”，都表现出一种融合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特殊性和一般性的复合性思维，因此采用任何一种单一的、单向的思维模式去评析孙中山思想都是片面的。孙中山的这种复合性思维和他的“融贯中西”、“集精去弊”、“因袭规抚”的文化主张，表现了一种多元文化观。他的这种充满兼取精神的多元文化整合思想，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途程中的“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中华本位”论等形形色色的文化一元论思想划清了界线，对当今的现代文化整合和文化建设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之，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种最完全、最具特色的近代化思想，是中国人值得珍视的一笔精神财富。它所表现出的涵泳深湛、气度恢弘的复合性思维，它所洋溢着的近代国家理性、社会前瞻意识、文化兼取精神，它所展示的外察世界、内审国情、求索“循常”（“不同”）和“超越”的振兴中华的道路，及其具有的“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56]的伟大理想，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面历史明镜，留给后人以无限的遐想与沉思。
注释：
[1]《孙中山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第76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以下简称《外集》）第1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7卷第1页，中华书局版。
[4]海涅：《从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
[5]《列宁选集》第2卷第508—50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选集》第89页。
[7]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17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8]刘学照：《洋务思潮与近代中国》第268页，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
[9]张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以下简称《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155页，三联书店版。
[10]《选集》第81页。
[11]《选集》第106、90页。
[12]《全集》第2卷第439页。
[13]《全集》第5卷第187、394页。
[14]《全集》第7卷第4—5页。
[15]《全集》第9卷第119页。
[16]《外集》第320页。
[17]《选集》第82页。
[18]《全集》第7卷第62页和第3卷第329页、《外集》第38页。
[19]参见《全集》第9卷第128页。
[20]《选集》第747页。
[21]《列宁选集》第2卷第511页。
[22]《选集》第73页、191页。
[23]《全集》第6卷第250页。《外集》第179页。
[24]《全集》第1卷第323、560页。
[25]《外集》第192页。
[26]《全集》第2卷第499页。
[27]《选集》第212—382页。
[28]《选集》第212页。
[29]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以下简称《补编》）第4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0]《全集》第2卷第339页。
[31]《选集》第72页。
[32]《时论选集》第3卷第398—400页。
[33]《选集》第841页、《补编》第96页。
[34]《选集》第94页。
[35]参见《选集》第75页。
[36]《外集》第73页。
[37]《选集》第98页。
[38]《全集》第9卷第120、391页、《外集》第174页、《全集》第9卷第391页。
[39]《全集》第1卷第228页。
[40]《补编》第186页。
[41]《选集》第836、837、843页。
[42]《全集》第1卷第278页。
[43]《外集》第121页。
[44]《全集》第1卷第273页。
[45]《列宁选集》第2卷第513页。
[46]《列宁选集》第2卷第449页。
[47]事实上，早年以积极宣传民生主义著称的冯自由在1929年即曾有过辨白：“故以同盟会章程而言，则平均地权四字，只是民生主义之一部，不得谓平均地权即民生主义也”（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卷第132页）。
[48]参见刘学照：《论孙中山学习西方思想的演变》，《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49]《选集》第800页。
[50]《全集》第1卷第278、86、560页。
[51]《全集》第7卷第60页。
[52]《选集》第729、745页、《全集》第1卷第444页。
[53]参见《外集》第45、520页、《全集》第7卷第1、61页，《选集》第191、528页。
[54]《全集》第4卷第332页。
[55]《全集》第7卷第60、61页。
[56]《全集》第7卷第60页。
标签：孙中山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中国近代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欧美文化论文; 列宁选集论文; 中世纪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