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波[1]2004年在《论新世纪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和拓展》文中认为一个政党的执政基础,是该政党之所以成为执政党的前提和条件,也是该政党执政资格合法性的客观依据。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本质上是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问题。本文试图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并借鉴政治学领域的合法性理论的若干方法,从合法性的视角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社会变迁对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巩固自身执政基础的深刻影响,总结其经验教训,探讨新世纪巩固和拓展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基本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最集中的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就是说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地位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的基础之上的,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护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最广泛和最坚实的执政基础。 党的执政基础必须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党的执政基础相应有一个不断维护、巩固和拓展的过程。在新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仅从唯物史观的高度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问题,同时,也为我们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科学地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深刻变化,探讨新世纪巩固和拓展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路径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在新世纪,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保持党的先进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科学的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等方面,全面巩固和拓展党的执政基础。
杨菲菲[2]2016年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执政基础是一个执政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对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关系到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赖以生存的执政基础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执政基础是否牢固直接关系到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的牢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已经成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发展证明,只有把政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好,才能永葆政党的生机和活力,实现长久执政,因此,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对一个政党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现阶段,党的执政基础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挑战。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工人群体依然是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工人阶级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内部出现分层分化。作为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广大农民群体同样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改革开放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一经济制度下,社会分化出了一些新的阶层,这些新阶层的出现,使得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广泛,更加深厚。但与此同时,也对我们党的群众基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新时期,要永保我国执政党的生机和活力,必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不断满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需求,统筹城乡发展,不断巩固工农联盟的新局面,发挥党对社会各阶层的整合功能,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创造阶层和谐的局面。面对这些新的变化,探索产生变化的原因,探索巩固执政基础的有效途径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二部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理论渊源,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领导集体对执政基础的论述这两个方面来阐述的。第叁部分阐述了执政基础的基本内容,主要从执政基础的内涵、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内容、巩固执政基础的重要性这几个方面来阐述的。第四部分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和新时期下的执政地位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引起阶级基础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以及群众基础的变化原因分析这两个部分来论述的。第五部分阐述的提出有助于改善党的执政基础,稳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措施。
叶茂泉[3]2007年在《新时期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研究》文中提出执政基础是执政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执政基础牢固与否，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与否，关系13亿中国人民的福祉，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动摇或腐蚀党的执政基础，势必会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历史和现实也反复表明，当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牢固坚实时，它的执政能力就会不断提高、执政地位就十分稳固；当它的执政基础受到削弱时，它的执政能力就会削弱、执政地位就会发生动摇；当它的执政基础崩溃时，就是它执政能力丧失之时，它的执政地位也就不复存在了。目前，学术界对于党的执政基础的内涵及外延、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途径选择等基本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明确、深入。其中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党的执政基础的历史起始，学术界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这一事关党的前途和命运、事关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的重大现实问题，非常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党的执政基础面临着诸多新的情况和挑战。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就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在理论创新中不断塑造党的新形象；努力增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只有如此，我们党才能牢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才能得到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地位才能更加巩固。
窦红莉[4]2012年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变化与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实践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法宝之一,是党执政兴国,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因经济体制改革而导致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统一战线理论,其实践活动在推进改革开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调节社会阶层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将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研究,放置于社会阶层变化的社会学视域之下,正是基于统一战线与社会结构变化的内在逻辑关联上。本文试图通过研究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与统一战线发展的内在联系与规律,对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作出客观的历史考察,探索其理论创新的思想渊源及社会背景,把握其规律性、科学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对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升华其理论体系。本论文由导论和六章正文共七部分组成。导论部分。围绕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与主要观点述评,研究的主要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手段,以及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和预期成果等方面展开论述。通过对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从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研究不足；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不多；多学科交叉研究鲜见等；本研究正是从问题出发,以多学科角度,紧紧抓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与统一战线理论实践发展的两条主线。深入系统地探索二者的关联性、规律性、科学性,进而丰富统一战线理论的科学内涵。第一章“社会阶层”与“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溯源。本章着重论述了社会阶层理论的提出及其基本概念,西方社会阶层理论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社会阶层理论的主要内容以及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统一战线理论是研究不同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之间力量配置的一门科学,统一战线的联盟性本质,决定了不同时期社会阶层结构状态不同,则统一战线的内部构成不同。因而,研究“社会阶层”与“党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渊源,是研究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是我们分析社会阶层状态,探讨阶级、阶层发展变化的基本理论指南,但同时也应吸收和借鉴西方阶级阶层理论中的有益部分,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阶层理论,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阶层构成,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基于建立在对中国社会不同时期阶级、阶层状况的深刻分析与准确把握。第二章近现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及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发展创新的历史考察。本章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的阶级阶层状况分析出发,分析了近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主要内容及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内在联系,阐明了二者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中得出：社会阶级阶层变化是决定统一战线的基础,统一战线的对象随着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而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推动统一战线发展等结论。第叁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本章立足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从市场经济体制、生产关系的变革、收入分配政策及方式的调整,政策性影响因素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状况,在研究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的分化、分流同时,特别分析了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状态及其政治参与特征,预示其对统一战线内部将产生的重大影响。第四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对党的统一战线的挑战。本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复杂化,农民阶级的快速分化,新的社会阶层的不断壮大,给党的统一战线提出了扩大统一战线对象、范围,创新工作机制、方法,转变思维模式,统战工作社会化等一系列新问题,推动着统一战线理论实践的发展。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也使统一战线的着力点必然地落在新生而充满活力的新的社会阶层身上。第五章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主要内容。本章着重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理论创新。并从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内容与载体、新的社会阶层统一战线工作的路径与机制等实践层面,系统归纳总结了因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统一战线格局与阵容的变革而产生的统一战线理论实践发展的创新成果。第六章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理论发展的经验与价值。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的实践告诉我们：科学分析社会阶层结构状况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前提与基础；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确保统一战线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巩固以“同盟者为本”是统一战线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筑牢党的执政基础的坚实保障；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坚持正确方向,服务党的中心工作；民主建设是促进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加速器；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政策的灵活性保持统战工作的发展活力。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发展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实践的创新,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促进了和谐社会构建。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不仅是推进党的中心工作的坚强保障,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力量,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其实践与理论创新的路径,也为未来统一战线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及方法指南。
张振[5]2004年在《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文中研究指明执政基础是一个执政党赖以存在的基石。执政党执政基础的稳固与否直接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及其生死存亡问题。执政党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必须最大可能地提高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因为执政党的合法性与执政基础有着重要的关联，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和加强依赖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的提高，执政基础的巩固和加强反过来会提高执政党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党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党执政的合法性也在逐渐提高。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使党的执政基础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同样党执政的合法性也面临着挑战。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执政的合法性，就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扩大和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强化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最后还要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只有如此，我们党才能永葆生机，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王芝华[6]2011年在《执政安全视野下的宗教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在历史上始终面临处理宗教问题以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领土完整和执政地位巩固的考验,宗教作为社会运转的子系统,在当代中国与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息息相关。胡锦涛指出,我国当前面临的和平与发展难题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局面,“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切实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可见,我们中国的宗教,置身于加快改革开放的时代,置身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年代,置身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当代,其对党的执政安全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都不可忽视。它理所当然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积极作用,但是,它也有可能释放引起矛盾、冲突的消极作用,或者“帮忙”,或者“添乱”。因此,从维护执政安全的视角来研究我国的宗教问题,是我们研究党的执政规律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执政前途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必须倾全党之力来认真研究和处理的全局性战略问题。首先,本文着眼于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执政安全与宗教问题的研究现状,科学分析了本研究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然后,立足于理论的诠释,在借鉴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执政党执政安全主题概念作出了的厘定,准确把握执政党执政安全的内涵,并对与宗教问题相关的执政安全理论进行了论述。本文系统地总结了当代中国宗教出现的新变化：一是宗教发展更趋世俗化,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二是宗教较快发展,信教人数持续增长；叁是宗教问题日益复杂,国际影响更加突出。同时,分析了这种新变化给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维护执政安全带来新的挑战。接着,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科学分析了宗教的本质、功能和社会作用,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从历史学、文化学的视角,坚持历史与现实结合,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教发展；从横向的角度,总结世界上不同政教关系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纵向的角度,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对建国以来党的叁代领导集体处理宗教问题的艰难探索过程和成功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最后,针对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面临的新挑战,提出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宗教工作,正确处理宗教问题,从而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一是要从理念到实践上改进应对宗教问题的执政方式；二是要科学把握宗教工作的本质；叁是要倾全党之力来研究和处理宗教问题,即必须要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要将宗教工作纳入到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及和谐社会建设等五大建设之中。
温敬元[7]200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基本原理为指导,围绕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基本内涵,按照“叁个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国内与国外相结合)的思路,探讨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建设问题。纵观全文,论文可分为四大部分:一、理论篇(论文的第一章)。这一章围绕“是什么、为什么”的逻辑,阐述了叁个问题:(1)党的执政基础的基本内涵。对于这一问题,论文先归纳和总结了学术界关于党的执政基础内涵的不同观点,并分别作了评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就党的执政基础的内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根据“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理论,提出“党的执政基础主要由意识形态基础、绩效基础和法理基础叁大要素构成”。(2)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主要内容。在重新界定党的执政基础内涵的基础上,论文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定义及其主要内容进行了解析,并指明了这些主要内容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辨证统一关系。(3)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重大意义。论文指出,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应对党的执政基础面临挑战的现实需要;是总结国外执政党执政教训得出的科学结论。二、历史篇(论文的第二章)。本章分叁个阶段对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历史进行考察。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历史,主要考察我们党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壮大革命队伍、探索依法执政和密切党群关系等的历史;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历史,主要考察我们党进行思想理论建设、经济社会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的曲折发展历史;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历史,主要考察我们党发展党的指导思想、提高党执政的有效性、增强党执政的法理性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等历史。在考察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历史的基础上,论文总结出四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即意识形态基础建设、绩效基础建设、法理基础建设以及增强阶级基础与扩大群众基础的历史经验。最后,论文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历史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和展望,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时间段内,执政的绩效基础建设仍然会成为我们党巩固执政基础的最重要途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民众民主政治要求的提高,执政的法理基础建设将会愈来愈为我们党所重视,并逐渐成为我们党巩固执政基础的‘最可靠’途径。而意识形态基础建设虽不可或缺,但其‘第二重保险’的作用将逐步被执政的法理基础建设所取代”。叁、国外篇(论文的第叁章)。鉴于国外执政党种类繁多,本章仅以欧洲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和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经验教训加以研究。(1)欧洲社会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主要做法。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是革新党的理论与纲领,扩大其包容性;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政绩赢得民心;叁是推行宪政改革,促进“党的民主化”;四是塑造全民党形象,寻求跨阶级支持。(2)民族主义政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经验教训。论文首先介绍了民族主义政党的基本概况。然后,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为例,介绍民族主义政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经验教训。(3)国外执政共产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主要经验。论文分析了古巴共产党、越南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和朝鲜劳动党,自1991年苏东剧变以来加强自身的执政基础建设的主要经验。(4)国外执政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几点启示。一是执政党要善于创新自己的意识形态;二是执政党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绩赢得民心;叁是执政党要努力构建民主的执政体制,提高执政的法理性。四是执政党要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以维护党在民众中的良好执政形象。当然,论文也指出,吸收和借鉴国外执政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经验教训,不能照搬照抄,而应根据我国的实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加强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建设服务。四、现实篇(论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这是论文的重心部分。这部分先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针对影响,根据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基本内涵,论文提出了社会转型时期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路径选择。具体地说,其内容又可分以下两个小部分:第一小部分,即论文的第四章。这一章主要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影响。首先,阐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内涵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即经济领域的转型、政治领域的转型、思想领域的转型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其次,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积极影响。在分析积极影响时,论文采取以个案为例的方法进行论证。比如,以思想领域的转型和经济领域的转型为例,论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建设的积极影响;又如,以经济领域的转型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为例,论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执政的绩效基础建设的积极影响;再如,以经济领域的转型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为例,论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执政的法理基础建设的积极影响。第叁,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政绩合法性的困局”、政治参与的危机和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挑战。最后,论文进行了简要总结。第二小部分,即论文的第五章。这一章主要论述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路径选择问题。针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影响,根据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基本内涵,论文提出社会转型时期加强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建设要努力做好四篇“大文章”:一是要在夯实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做“文章”。做好这篇“文章”,应不断创新党的意识形态内容,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和警惕西方“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二是要在拓展党执政的绩效基础上做“文章”。做好这篇“文章”,应以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和政绩观为前提,以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关键,以建立科学的执政绩效评估机制为保证,努力创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愿望和要求的执政业绩。同时,还要努力降低党的执政成本,这是拓展党执政的绩效基础的必然要求。叁是要在构建党执政的法理基础上做“文章”。做好这篇“文章”,应在健全党的执政体制上下功夫。为此,论文先对党的执政体制的内涵及其宏观结构进行阐述。根据党的执政体制的结构,论文提出构建党执政的法理基础,应改革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党政领导体制、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群众政治参与制度等。四是要在坚持执政为民和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上做“文章”。当然,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也是社会转型时期党的执政基础建设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党建理论界已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论文就不再专门对此进行阐述。
何光[8]2016年在《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思想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灵魂与核心,是党的建设中各项建设的统帅和引领。高度重视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从严治党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思想建设的方式而言,除了对党员进行日常的经常性教育以外,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建设的有效途径和重要选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对不同时期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引领作出历史的、具体的因应,着力解决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以此来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全党共识、团结全党力量。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创举,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独有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凭空臆想、偶然所得。细究之,我们发现其理论依然渊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党员教育的学说。以马克思、恩格斯等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教育问题有过非常丰富的论述。在这些着述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开展集中教育活动的主要思想,包括开展的必要性、可能性、原则以及方法,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正是有了这些理论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具体的自身建设实践中发挥创造力,逐步摸索出一套解决党内思想矛盾的独特方法,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立时代潮头。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必然擦碰出更多的思想火花,形成可探寻、可总结的规律性认识。因此,回顾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历程,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历史地位、具体做法以及主要特点,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探索和把握规律,为推进思想建党特别是开展集中教育活动提供路径参考和方法借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戴冰[9]2006年在《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看高校学生党建》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注意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高知识群体、青年中发展党员”。十六大召开以来，党中央越来越感受到党员在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重要地位，而优秀青年加入这个队伍是党员发展年轻化、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持党组织先进性的基本保证。高校学生作为高知识群体和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党的希望，而且是重要的人才资源，是新时期干部队伍的“源头”。积极做好在高校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把他们中具备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善党员队伍结构，壮大党的队伍，提高党员素质，保持党的先避性。所以，在高校中大力、逐步，有序地发展青年学生党员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 2005年，在全国第14次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深刻认识按照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要求做好高校党建工作，是在高等教育事业中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是全面完成“十一五”时期各项任务的客观要求。各高校积极转变学生党员发展思路，建立机制，工作重心放在学生党员的发展上面。本论文的研究旨在固化在高校中大力发展学生党员的意义，寻找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瓶颈，在理论指导实践操作层面，为统实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提供决策性意见支持。 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党建原理对高校学生党建做出定义和指导，在研究我国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改革开放以来进展的同时，逐步剖析现阶段高校学生党建形势，坚持基本原则，明确缺陷，提出高校学生党建发展，教育机制的探索和创新。
张建德[10]2003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研究》文中提出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政党政治的发展。如果说马基雅弗利时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是君主的话,那么当今世界各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就是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执政党,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处于中枢地位。党的执政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因此,党的执政问题研究成为党建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党的执政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为指导,以党执政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为经纬,以世界各国政党特别是工人阶级政党执政历史为参考,以新世纪新阶段党执政的实践为基础,以我国特殊的国情、党情和独特的传统文化为依据,运用理论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制度分析和系统分析的方法,对新阶段党的执政方略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研究,试图建立一套比较系统、严密的党的执政理论分析框架,对党执政的特点、规律及相关问题作出比较全面的回答,对新阶段党的执政方略作出总体设计,以服务于党的执政实践。本文正文由六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 党的执政历程,通过对党执政历史作全面的分析和考察,总结执政的经验教训,把握基本特征,揭示未来的发展趋势。历史实践证明,及时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制度性转型,对于党有效执政至关重要。 党的执政理论,主要探讨新阶段党执政的指导思想、本质、功能和目标。在党的执政方略各要素构成的链条式逻辑关系中,执政理论是逻辑关系的起点,规定着执政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执政的具体实践。本文分析了革命党与执政党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二者在目标任务、实现手段、社会基础等方面都明显不同,提出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制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关键是创新理论、更新观念、强化功能、转变思维。新阶段党执政的的指导思想是“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自觉地把革命党思维转变为执政党思维,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我国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执政的本质是执政为民,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党执政的主要功能是政治发展、政策供给、利益整合、输送精英和全局调控。执政的目标体系为:长期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期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和中华
参考文献：
[1]. 论新世纪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和拓展[D]. 冯波. 武汉大学. 2004
[2].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D]. 杨菲菲. 喀什大学. 2016
[3]. 新时期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研究[D]. 叶茂泉. 兰州大学. 2007
[4].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变化与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实践创新研究[D]. 窦红莉.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5]. 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D]. 张振.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6]. 执政安全视野下的宗教问题及对策研究[D]. 王芝华. 中南大学. 2011
[7].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研究[D]. 温敬元. 中共中央党校. 2007
[8]. 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D]. 何光.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9]. 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看高校学生党建[D]. 戴冰. 上海师范大学. 2006
[10].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研究[D]. 张建德. 山东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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