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企业家论文,私营论文,资本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主要考察了私营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在其发展中的影响。指出，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必需重视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私营企业家与他的亲戚和朋友的关系，特别是这些亲戚和朋友的职业地位和权力地位，对他们进入私营经济领域、获得资源和私营企业的发展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了这种结果：1.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行政权力在资源分配中的主导地位，但形成了两种体制的长期并存；2.因此，私营企业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就成为获得资源和成功的重要渠道；3.社会文化传统和原有社会结构体系（如“单位制”），是积累这种社会资本并将其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深厚土壤。
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私营企业家群体的迅速崛起，是中国体制改革以来社会结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最直接的原因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而这一变迁就其实质来说，则是社会资源的分配规则和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布状况发生了变化，对于仍然处于急剧变化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讨论这一变化的机制十分有意义。
中国大陆私营企业家群体的重新出现，与传统制度结构相比较，意味着截然不同的资源分配规则和群体性质，如果说它的出现和发展是体制改革过程中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的话，特别是如果它会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因素的话，本文的目的则是讨论这一群体发展的机制，即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是如何成为私营企业家的。我们力图发现那些影响他们发展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因素，以此透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机制，对于这一群体的发展机制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讨论，例如改革过程的特点、权力的作用、经济结构的转型、个人的某些属性乃至个人的心理特质，以及其它广泛的政治或社会因素等，本文则着重于所谓“社会资本”在私营企业家发展中的作用，其它的因素另文讨论。
一、理论和假设
本文中所使用的“社会资本”的概念，是指这样一种社会资源，它与人们之间多少制度化了的相互认知和认可的持续社会关系网络相联系，能够给拥有这种关系的人带来好处或便利，并且在特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例如经济资本（P·伯迪尤，1994；J·科尔曼，1990）。它在形式上表现为社会关系网络，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个人性、亲密性和排他性的特点，不同于人们一般所讲的、可置换的社会关系，如生产关系、行政授权关系等。资源、信息、社会支持等可以借助这个网络运动。
与传统的关于人的基本假设相区别，许多社会学家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中，人并非或仅仅是独立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人们之间亲密的和特定的社会关系对人的行为有很大影响，它可以作为一种资源发挥作用，以帮助人们达到一定的目标。个人可以将这种社会关系作为一种个人所拥有的资本财产（J·科尔曼，1990）。 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的主要具体表现形式是亲缘关系、朋友、同学、同乡、邻居、某一特殊小团体、党派的成员资格等。由于这些关系都是特定的、基于个人之间的紧密性关系，因而它们一般是排他性的。
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的社会资本，至少有两个基本的作用。第一，它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不仅是因为拥有社会资本往往表现为拥有一定的社会声望。一种紧密的、排他性的社会关系网络本身就是一种身分的标志，如韦伯论述过的因特殊的团体成员资格而产生的社会声望（韦伯，1900）；而且还因为这种关系作为一种资源，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人们可以利用这种关系获得经济上的好处。第二，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一个重要途径。一方面，人们一般将交易性的市场关系和授予性的权力关系作为两种最基本的资源分配方式，并由此引发出不同的社会形式。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社会资源的分配并非仅仅以上述两种方式进行。在很多情况下，上述两种资源分配方式不能适应环境和社会的需要，例如所谓非竞争市场的存在；同时，由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更愿意根据相互关系的性质和距离，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来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而非通过直接的商品交换关系和直接的强制性分配。人们借助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得到某些社会资源，因为拥有特殊的关系便可在获得资源的竞争中占有有利的位置。例如，通过同学或朋友关系得到某个职位或一笔贷款、一个有利的合同等。社会资源的这种分配机制或配置方式，其所依据的规则显然不同于上述两种关系，它主要取决于相互关系的距离和关系的亲密程度。人们可以不断积累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并在这个范围内相互支持，由于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网络关系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关系形式，已成为社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一种标志（Renate Mayntz，1994）。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严格说起来，亲缘关系与例如朋友关系有许多不同，但亲缘关系同样是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特殊主义社会关系；帕森斯等，1953，1984），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其同样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形式，在它与其它的特殊主义社会关系之间不再作区分。
出于两个基本的考虑，本文着重于分析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发展的关系。
第一，中国社会的特性。虽然上述意义上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中都发挥着作用，但人们普遍认为在东亚社会、特别是在儒家文化圈中更具有意义。在这种文化中，个人主要是在人际关系网络中才具有意义（杜维明，1989），人们强调的是个人和与他有紧密关系的人之间的恰当位置，以及行为的情景中心（许烺光，1990）。“特殊主义”在社会中的盛行是中国社会关系的一大特点。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在结构变迁或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分析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也提供了分析私营企业在中国从无到有飞速发展的一个入手点，许多不同寻常的现象也许可以由这里得到解释，特别是在一个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更是如此。
第二，中国改革的特性。一般来说，人们将社会资源最重要的分配方式分成两种基本类型：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市场过渡理论（撒拉尼，1983；维克托·倪，1989）将其称为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具体来说，即为依靠市场的和依靠国家行政权力两种基本类型。 虽然这两种分配形式经常混合在一起，但终究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而将不同的社会形式区分开来，不仅由于上述社会的特性，那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方式。而且，当一个社会处于急剧变迁的时期，例如中国社会8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改革，使原有的依靠国家行政权力分配社会资源的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效力，而市场关系又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时，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会成为建立和维护信任关系、进行交换和寻求支持的基本形式。特别是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还将持续很长时期，两种分配方式的不完善也将持续很长时期，传统和现实的需要都会使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中国目前的变革过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两种体制并存以及其它各种因素的存在，对于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人来说，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仅是一种替代性的形式，而且是一种更为方便、更有效地获得社会资源的形式。
我们的基本假设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是体制变革的产物，社会资本在决定社会地位、影响资源分配等方面的作用，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应该更为明显。制度结构和体制变革的特点，决定了社会资本对他们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那些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私营企业家，会在私营经济的发展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人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是推动私营企业出现和发展这一结构性变迁的动力之一。
这里，将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的发展联系起来讨论的意义在于，我们应分别确定各种不同因素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作用的程度，通过分析社会资本的作用及作用程度，去认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的特点：丰富我们关于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
二、资料分析
在调查中，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即企业家拥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主要由两个指标来表示，即企业家本人所选择的、与他来往最密切的一个亲戚和朋友；社会资本的差异，用这个亲戚和朋友的职业地位和在国家行政权力系统中的职务地位来标志。例如，有的朋友是普通员工，有的亲戚是干部，有的朋友担任行政职务等。我们认为，人们的职业地位，例如干部、企事业单位的普通员工、农民等职业地位，由于体制的原因，在很多情况下往往表现为不平等的差异性地位（李路路、王奋宇，1992）；而有职务和无职务则更直接地表现出权力地位的不平等差异。企业家的父亲和配偶在这里没有被算入社会资本的范围之内，是因为“户”是一个分析的基本单位，户内关系不同于户外关系。企业家的父亲和配偶更多地与企业家本人结合为一个整体，一户作为一个整体，以企业家本人为中心，其亲戚和朋友构成他主要的特殊主义性质的社会关系，我们主要是分析这些关系对私营企业发展和经营的影响。
根据上面的理论和基本假设，可发展出三组具体假设，以分析朋友和亲戚关系对私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即：机会假设、资源获得假设和企业发展假设。
（一）机会假设 在一个市场将成为社会经济流动的另一条重要通道（维克托·倪，1991），但自由流动资源相对短缺和市场发育不完善的经济环境中，私营企业家会更多地积累社会资本，以获得更多的经营和竞争机会，由此假设：
1.那些进入私营企业领域的人，因此有可能在经营和竞争中利用这些资本获得成功。更多的私营企业家与其来往最密切的朋友及亲戚在体制内有着较好的地位。调查资料基本上证实了这一点（参见表1）。
表1 在全体私营家中具有不同亲戚和朋友的企业家的分布 %
企业家亲戚企业家朋友
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44.1 53.9
城镇单位普通员工11.9 13.6
军人 4.5 1.1
个体户 33.0 18.2
农民 5.1 8.1
其它 1.4 5.1
无职务 46.4 38.4
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36.1 45.0
企业管理人员11.0 11.6
乡镇、村负责人
4.1 2.1
国营、集体企业承包人 2.1 2.9
注：表中机关、个事业单位干部包括专业技术人员。
从表1中可以明确看出， 在私营企业家来往最密切的朋友和亲戚中，其职业为干部的是最大的职业群体，其次是个体户。同时，在这些朋友和亲戚中，担任各种职务的人分别约占2/3和1/2，这是一个“质量”较高的社会关系网。
2.人们在进入私营经济领域时，一般倾向于进入那些自己有比较熟悉的社会关系的行业，特别是与自己的原来职业相同的行业，或与此相关的行业。在中国有一句俗话，即所谓“不熟不作”，除了是指本人对这种职业所涉及的生产经营过程熟悉之外，还包含着人们在这个行业中有着较为熟悉的社会关系，如进货和销售渠道等。私营企业家的原有职业和他们进入私营经济领域中所从事的行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参见表2）。
表2 私营企业家的行业和职业分布
（%）
从表2可以看出：第一，无论私营企业家原来的职业是什么， 工业都是他们进入私营经济领域的最主要的行业，在其行业分布中都占最多的比例。这种情况与全部私营企业的行业分布是一致的（1989—1992年，私营企业从事工业的比例始终保持在约62%到69%之间）。这与市场需求、经营特点有很大关系。第二，普通工人和农民从事工业的比例最高。对于工人来说，主要从事工业是自然的。而农民从事工业企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他们来说工业是可以在本乡本土内生产、而最可能在本乡本土外有市场的行业，其它行业的经营活动大都需要易地进行，需面对更为复杂的经营和社会环境，这对许多农民来说是困难的。第三，尽管在专业技术人员和干部中，从事工业的比例最大，但在科技文化行业中他们占有最高的比例，远远超出其它职业的人。而且在所有从事工业的企业家中，原来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比例是最低的。第四，商业、服务业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和干部的情况相似，在饮食服务业中，他们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其它职业的人，尽管他们中有更多的人从事工业行业。第五，企业管理干部进入私营企业自然主要集中在工业行业，与其它职业的人相比，在工业行业中，他们的比例较高，尽管不是最高；在其它行业中也是居中，这是因为他们原来的职业地位使得他们比工人和农民具有更多的社会关系，因而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其它的行业。
（二）资源获得假设 由于私营企业发展所需的自由流动资源的相对短缺，大量社会资源仍处于国家行政权力和国有单位的控制之下。那些积累起更多社会资本的私营企业家，会比其它企业家获得更多的企业经营所需要的资源。这些资源主要是指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和较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由此假设：
3.如果企业家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他们的亲戚和朋友占据着较好的职业地位和权力地位，他们应该比其它的企业家更多的从金融机构获得十分短缺的贷款。
将企业开办时和企业日常经营时所需贷款与企业家本人办企业前的主要职业和职务、他的父亲、亲戚和朋友状况等因素作对数线性回归计算，可看到在企业日常经营所需的贷款、企业家的朋友和亲戚的职业等因素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其显著度结果如下（参见表3）：
表3
日常经营所需贷款、亲戚职业.0310*
日常经营所需贷款、朋友职业.0337*
表4 日常贷款与朋友职业分布 （%）
贷款项目机关、企事业城镇单位军个体 农
单位干部 普通员工人 户 民
基本建设 64.117.4 2.55.7 10.3
固定资产 56.817.013.6 12.5
流动资金 64.418.4 3.33.4 11.5
表5 日常贷款与亲戚职业分布 （%）
贷款项目机关、企事业 城镇单位军个体农
单位干部普通员工人 户 民
基本建设 53.9 22.3 3.03.717.1
固定资产 43.0 22.8 7.6
26.6
流动资金 45.7 15.2 5.42.231.5
根据上面的假设，亲戚和朋友的职业的地位越好，越有可能有利于企业家本人获得贷款。表4、5是那些从银行和信用社获得过日常经营所需贷款的企业家，其来往最密切的朋友和亲戚的职业分布情况。
从表4、5中可以看出，在那些获得过贷款的企业家中，其朋友和亲戚的职业大部分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特别是流动资金的获得，其朋友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的比例最高，为64.4%，远远高于其它的职业群体。
4.企业经营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是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的获得，特别是高质量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在私营企业发展之前，高质量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几乎全部集中在国有单位之中，在改革开始之后，大部分仍然集中在国有单位之中。那些拥有更多社会关系或社会资本的企业家，可以通过这些特殊的社会关系，从国有单位中获得更多的管理技术人员，从而有利于自己企业的发展。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企业中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来源（即他们是来自国营单位、集体单位，还是来自农民、或是学校直接毕业、原来就无工作？）以及企业产值等诸因素的关系。作对数线性回归计算后可以看出：在技术人员的来源和企业产值之间有比较显著的关系（.0004**）。分析企业的产值均值和30%产值最高的企业中技术人员的情况，可具体地揭示出符合上面假设关系，即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而这些技术人员主要来自国有单位。那些技术人员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和高校直接毕业的私营企业，其产值均值明显高于主要从其它来源获得技术人员的企业，而在30%产值最高的企业中，43.4%的技术人员来自国营单位，超出其它来源不只一倍（参见表6）。
表6技术人员的主要来源与企业经营规模
来源产值均值(万元)30%产值最高企业的分布%
国营单位239 43.4
集体单位160 14.1
高校直接毕业308 11.7
民营企业156
4.4
原来无业206
9.8
农民158 14.6
其它194
2.0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什么样的企业家能拥有更多的技术人员？能更多地从国营单位得到专业技术人员？前面的假设是，那些与国营单位有较密切社会关系的企业家能更多地拥有技术人员，能更多地从国营单位得到专业技术人员。调查数据基本上证实了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技术人员的来源还与企业家本人办企业前的职务和他父亲的职务有关，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另一篇关于企业家政治资本的论文中有所讨论，这里仅指出，技术人员的来源，特别是从国营单位获得技术人员，与企业家那些来往最密切的亲戚和朋友的职业密切相关（见表7）：
表7
表7各行百分比显示出， 在那些技术人员主要来自某一渠道的私营企业家中，其亲戚和朋友的职业分布。如在技术人员主要来自国有单位的企业家中，亲戚是干部的占63.3%，各列百分比显示出，在其亲戚和朋友的职业相同的企业家中，不同来源的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如在亲戚是干部的企业家中，来自国有单位的技术人员占45.5%。
从表7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在其亲戚和朋友是干部的企业家的企业中，无论它们的技术人员主要来自何处，它们所拥有的技术人员都比其它类型的企业家高出很多。第二，在那些技术人员主要来自国有单位的企业中，其来往最密切的朋友和亲戚职业是干部的企业家分别占到73.9%和63.7%；在那些亲戚和朋友是干部的企业中，主要从国有单位得到技术人员的占到45.5%。第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朋友和亲戚为个体户的企业家，他们在主要从国有单位得到技术人员的比例中分别只占4.2%、2.3%、6.0%、12.9%；其技术人员的来源主要是原来无业的人，分别为40.5%、30.9%。第四，在其亲戚和朋友是农民的企业家中，技术人员的来源主要是农民，分别为29.8%、36.0%。第五，高校直接毕业到私营企业工作的技术人员中，53.3%和70.0%集中在企业家其亲戚和朋友是干部（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的企业中。
如果不考虑管理人员的来源与企业经营规模的关系，调查资料同样显示出，其来往最多的亲戚和朋友是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企业家，他们的管理人员主要来自国有单位的比例最大，占有来自国有单位的管理人员的比例最高。
如果不考虑管理人员的来源与企业经营规模的关系，调查资料同样显示出，其来往最多的亲戚和朋友是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企业家，他们的管理人员主要来自国有单位的比例最大，占有来自国有单位的管理人员的比例最高。
（三）企业发展假设 在一个因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传统而使特殊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中，企业家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会在资源获得、特别是从国有单位获得资源、生产经营管理、产供销环节及许多方面发挥作用，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由此假设：
5.拥有社会资本的企业家在企业经营规模方面应高于其它的企业家，或者说在企业经营方面比其它人更为成功。
将父亲、朋友、配偶、企业家本人办企业前最初和最主要的职务及产值等诸因素放在一起作对数线性回归计算，在有显著关系的四组因素中，三组都含有“朋友职务”这一因素；将企业家来往最密切的亲戚和朋友的职业与职务、企业产值放在一起作对数线性回归计算，亲戚的职业和职务以及朋友的职务和产值也有类似的关系（参见表8。 关于企业家本人和其父、其配偶的影响，在另文中讨论）。
表8
朋友职务、配偶职务、企业家办企业前的最初和主要职务、企业产值 .0039**
父亲职务、朋友职务、配偶职务、产值
.0073**
父亲职务、朋友职务、企业家办企业前的最初和主要职务、企业产值 .0327*
父亲职务、企业家办企业前的最初和主要职务、产值
.0491*
亲戚职业、亲戚职务、产值 .0050**
亲戚职务、朋友职务、产值 .0358*
通过分析在产值最高的30%的企业家中，其朋友和亲戚的职业与职务的具体分布情况，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企业家的社会资本与企业经营规模的关系（见表9）：
表9
企业家的亲戚企业家的朋友
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
49.5 62.0
企业、商、服普通员工
17.6 16.6
军人1.5
.4
个体户 4.9 8.7
农民
26.5 12.2
无职务 43.5 30.0
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38.4 51.9
机关干部
10.8 11.5
乡镇、村负责人 5.4 3.4
国有、集体单位承包人1.2 2.7
军官 .8
.4
注：表中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中包括专业技术人员。
如果我们将前面已看到的、在全体私营企业家和产值最高的30%企业家中其亲戚和朋友的职业、职务分布表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在产值最高的30%的企业家中，其来往最密切的亲戚和朋友是干部的比例，分别高于全体企业家中相应比例5.4个和8.1个百分点；有职务的比例分别高于全体企业家中相应比例2.9个和8.4个百分点，差别最为显著的是朋友的职务。
6.我们在前面的理论假设中曾讨论过，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亲密的、排他性的社会关系，它能为拥有者带来好处，在一定情况下，可转化为经济资本。上面的分析主要是针对企业家与企业外部的人际关系而展开的，但在私营企业内部，企业家与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性质及影响，也引起我们的兴趣。根据前面一般的理论假设，我们进一步假设，由于私营企业的特殊地位和经营环境、以及发展的阶段，企业家倾向于在企业内部营造一个以特殊主义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籍此获得相对稳定和安全的内部经营环境，保持企业的发展，表10是将管理技术人员、工人和企业家的关系与企业的发展规模联系起来所作的分析。我们将与企业家本人有亲缘、血缘关系、或通过熟人介绍来的，统称为与企业家本人有特殊主义关系的人，并根据其人数分为7个等级； 而将通过在社会上公开招聘的人称之为无特殊主义关系的人。
表10 企业中管理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关系与企业产值
(行%) 企业产值：
(列%) 最低30% 中间30%最高30%
与企业家无特殊主义关 32.4 40.227.4
系的人18.5 15.715.4
与企业家有特殊主义关 40.3 48.211.5
系的人1(1人) 20.2 16.5 6.0
2(2人)46.5 39.613.9
23.6 14.18.0
3(3人)39.6 40.320.1
18.3 14.029.6
4(4人)26.5 43.4 30.1
8.9 11.411.4
5(5-6人) 18.1 45.736.2
6.7 13.315.5
6(7-10人) 8.9
45.5
45.6
2.3 10.417.9
7(11人以上)6.6 29.563.9
1.5 4.6 16.1
在表10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在产值最高的30%的企业一列中，15.4%的企业其管理人员和企业家没有特殊主义的关系，有5 人以上与企业家有特殊主义关系的企业占到近50%，远远超出产值最低和居中企业的10.5%和28.3%。第二，在特殊主义关系超过11人以上的企业中，产值处于高位的企业占绝对多数，占63.9%。第三，在无特殊主义关系和有特殊主义关系、但少于11人的企业中，产值居中的多于最高和最低的；而当特殊主义关系人数超过7—10人时， 产值最高的企业开始超出其它企业。第四，在产值最低的30%的企业中，无特殊主义、或有特殊主义关系但人数少于3人的企业，一直多于同样的产值最高的30 %的企业。
以同样方式分析工人与企业家的关系和企业产值的关系，则不具有上述的正向关系。在产值最高的30%的企业中，工人与企业家本人有亲缘关系的企业仅占22.7%，在产值最低的30%的企业中，占到35.4%，其余是产值居中的企业。
将上面的资料分析归纳起来，主要结论是：
1.较多的私营企业家拥有在“体制内”据有较好地位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他们来往最密切的朋友，更多地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并担任一定的职务。
2.私营企业家原来的职业与他们从事私营企业所选择的行业有一定的关系，除工业外，在其它行业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原职业特点。
3.企业家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有利于他们获得企业经营所需的各种资源，特别是贷款和从国有单位获得技术人员，在企业日常经营所需的贷款方面，朋友的职业有着更为明显的影响；在从国有单位获得技术人员方面，亲戚和朋友的职业都有明显的影响。
4.企业家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发展，特别是企业家的朋友在“体制内”的职务和职业，明显地有利于企业的规模，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亲戚关系的影响。
5.企业家在企业内部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与管理技术人员的特殊主义关系，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而与工人的特殊主义的关系则与企业的发展没有什么关系。
三、讨论
从上述数据资料中，可以基本上证实前面提出的基本假设，即对于这个重新产生并不断发展的私营企业家群体来说，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特别是朋友关系，具有相当的意义。
关于社会资本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在前面简单讨论的理论假设中已多有涉及，这里不应赘述，对于我们来说，主要的问题在于解释：当社会结构体系由所谓“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社会资本对于推动一个新社会群体的产生和发展所具有的具体意义，下述制度、发展和社会的因素决定了社会资本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一）非正式制度安排
国家行政权力在全社会资源分配中仍占主导地位，是解释上述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无疑已取得重大的进展，在经济活动（商品流通、生产资料、资金、外贸、甚至产权等）和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等方面，国家行政权力的控制范围和程度已大大缩小。但是，这并非表明市场体制已占据主导地位，很多因素决定了国家行政权力在一些重要方面仍占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第一，在对诸如资源（例如土地）、金融、投资等的控制方面，国家行政权力的主宰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市场发育于分权后的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下。第二，虽然国有企业的自主权改革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企业并未真正成为市场中的主体，这本身就使得仍可直接支配这些企业的国家行政权力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第三，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相关，私营企业虽然在1987年获得了宪法所赋予的合法地位，但在实际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仍然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例如资金、经营场所、行业等有形和无形的限制。也就是说，对于私营企业，国家更多地是让渡出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和部分自由流动资源，在整体的制度环境中赋予私营企业以一定的合法地位，但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私营企业并未拥有与其性质相适应的市场体制环境，即具体的制度安排和可运用、相对充分的自由流动资源。
然而，无论私营企业是人们被迫地还是主动地选择，它都有向前发展的强烈的社会需求和企业家冲动。毕竟体制改革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当正式的制度安排无法直接满足或提供私营企业发展的适当条件时，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必然会发挥作用，这也是私营企业被允许存在发展所产生的必然要求。这些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得以使已经发生的变化能够继续发展进行下去。调查资料无法直接反映私营企业家这些来往最密切的亲戚和朋友对企业的经营发展具体所起的作用，但他们与私营企业存在的密切关系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企业家本人通过这些在“体制内”据有较好职业和较高职务的亲戚和朋友，有可能获得很多在正式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的资源，或者居于有利的竞争地位。这种非正式的关系是因正式制度安排不足而作为替代物出现的。
（二）不规范制度环境中的权、钱交换
社会资本对于私营企业所起的作用，不仅在于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于“再分配经济体制”不发展，而且还在于正式制度安排的失控。一方面，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原有的“再分配经济”制度结构上创造出一个与之并存的市场经济体系。改革的渐进式进行，使得两种制度体系共存并都发挥作用，在很长时期内任何一个制度体系都未确定自己的恰当形式和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与制度结构和市场体制开始变化和成长的同时，体制在“体制内”更多地表现为行政分权式的改革，即将原属中央政府所有的控制资源的权力层层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和单位，基层有了更多的实际控制和支配资源的权力。如果我们在两种体制并存的意义下讨论“混合经济”，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国有体制范围内，行政权力的控制和单位运作环境的部分市场化并存。在这种状况下，在国家行政权力和市场体系之间存在许多无法有效控制的交换关系。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私营企业家可以通过地方、部门和单位中据有支配社会资源权力的人，更容易地从国有单位那里获得支持和帮助，其中，亲戚和朋友是重要的渠道。
（三）不规范的市场体系
从私营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经济角度来看，50年代中期以来，市场经济在中国基本上不复存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大多数人已经忘记或根本不知道市场为何物，不了解基本的市场关系和市场规则。另一方面，体制改革的渐进性所造成的双重体制并存的状况，使得原有的国家行政权力仍然可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和干预市场。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使得市场体系虽然在中国正在成长和发育，但远未达到健全和成熟，市场的不完善或不健全，也成为企业家重视与“体制内”建立特殊主义社会关系的原因之一。
人们进入这一正在发育的市场就会发现，在许多国家行政权力的作用确实有所下降，或改变了作用方式的地方，理性的、健全的市场体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较为不规范的环境下，哪怕人们是进行最一般的社会活动，也离不开特殊的社会关系。因此，人们必定要找到弥补经济关系和行政权力关系不足所需要的替代物，以建立社会交往所必需的基本信任预期（J·科尔曼，1991）。这时， 人们那些与生俱有的、或初级的社会关系形式自然就会成为最方便的替代物，尽管它们也许并不十分适合市场交换关系，这种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既有助于企业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避免不完善的市场和不规范的国家行政权力给企业可能带来的损害，私营企业家所选择的来往最密切的亲戚和朋友的状况就是这种过渡性现实的反映。
（四）社会结构的因素
在前面的理论假设中已经讨论过，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即使是在现代中国，由于历史传统和原有单位体制所具有的中心性和全面性特点，中国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具有较高的紧密性，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成员们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同事等业缘关系也占较高的比例（阮丹青等，1990），这也许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私营企业家的社会资本的构成。一方面，他的社会网中的成员有许多是他原来单位的同事等，他在同样的行业中经营自己的企业可以更方便地利用这些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亲缘关系在中国人的社会网中并非具有人们一般所想象的那样的重要性（同上）。因此，我们看到，企业家的朋友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比亲戚关系更为重要；如果再联系企业家的直系亲属，其父、其配偶等进行比较，同样可看到朋友关系的作用远远超过父亲和配偶的作用（可参见另文）。
（五）企业凝聚力和安全保障
在上面的数据分析中，还可看到另外一类相类似的现象，即企业内部的特殊主义关系对企业的发展有着正向的影响，不仅伯迪尤曾讨论过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移问题（Bourdieu，1994），许多研究者也都讨论过儒文化圈中中小企业内部家族主义关系的影响，有研究者甚至对此作过定量分析（博士论文，1994）。这里只想指出的是，私有企业中这种特殊主义关系的作用，不仅取决于文化和社会传统，而且与中国社会目前的制度环境有密切关系，中国社会目前在中国正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现阶段，许多制度因素都处于变化和矛盾之中，例如两种体制的并存，国家行政权力仍然具有控制能力，市场体制的不健全、法律不完善，私营企业的不充分合法性等，使得私营企业成为虽有相当吸引力、但更具风险性的事业，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不仅人们会自觉地、而且经常是被迫地选择这种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形式，特别是在管理人员这一层次，以便建立起一定的稳定关系和信任关系，保持企业的稳定，抵抗外界的风险，而企业生产技术的相对落后性和就业市场的供大于求，则使得与工人的特殊主义社会关系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可以看到，私营企业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或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是他们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种社会资本不仅本身就是社会地位的一种重要标准，而且是人们获得一定社会资源的重要途径，对于私营企业家尤为如此，这种由社会资本的作用所造成的地位变动，因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以及这一转型过程的特点，而更加具有意义。与之相比，企业家本人和其父、其配偶在“体制内”曾拥有的地位，在一些方面还不如这些社会资本的影响。中国取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社会的制度结构和机会结构已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一转变和在目前的特定阶段上，人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特别是与所谓“再分配体制”有关的那些特殊主义社会关系，与企业家本人在原有体制内积累起来的体制内积累起来的体制资本结合在一起，仍然是人们进入私营经济领域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自己可以不直接拥有很多的经济或政治资本，但要拥有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资源。私营企业家这一新的社会群体的产生，其社会资本是基本的动力之一，而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则提供了起作用的土壤和需求，我们也许不能精确地、定量化地描述它的作用，但却不能因此忽视它在推动社会结构变迁、影响社会分层中的作用。
注释：
*本文数据来自1993 年首次对私营企业所作的全国性抽样调查资料。此调查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课题《中国私有企业主阶层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1993年7—9月实施入户调查，共发放问卷1700份，回收有效问卷1440份，回收率为84%。调查、统计时点统一为1992年底，作者是问卷设计和调查的主要主持人之一。
标签：社会资本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企业经营论文; 企业贷款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企业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