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神话与《圣经》对西方文学影响异同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异同论文,圣经论文,神话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古希腊神话和基督教《圣经》无疑是在聆听西方人迈开最初文明脚步时的心灵合唱。这合唱里包含着他们与自然、与自我相交时的历史回音，包含着他们面对历史进程所作出的痛苦而又幸福的庄严选择以及勇担其选择后果的崇高与悲壮精神。
这合唱的声音随着西方文明历史年代的久远而拉长了，变细了，渐渐地消失于已经站立起来的人类巨大身影的后面，但其生命的韵律却深深地潜沉于人类心灵的最深处和人类文化的最深处，化为了一条斩不断的生命机制，导引着西方人适应和抗衡现实苦难的情感方式，从而制约和影响着西方人文艺术精神的方方面面。因此，笔者以为，剖析这条生命机制的发端处，对于我们洞见西方文化之奥妙，从而进一步从发生学的角度洞见作为人类文化形式之一的文学的奥妙，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我们的询问与聆听将直接从希腊神话与基督教《圣经》所透露出来的世界观的异同开始，因为它可以直接满足我们的发问。
1.自然观
自然观是人类对世界的总的观念，在原始人类时期，这当是困扰人的最初命题。这个最初命题从逻辑上说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世界的发生及发展；第二，人类的发生及发展。
据赫希俄德《神谱》所载“老神的故事”，我们不难窥见世界发生、发展的诗性陈述：
首先，是原初未开的浑沌世界，类似于现代天文学所称的星云状态，尔后在浑沌中分离出最原始的空间──大地，最原始的时间──冥土，再分离出原始的有机万物之源──爱，空间与时间构成了世界的存在形式，有机万物之源的爱构成了世界的存在内容。
其次，从浑沌之神向各类具体化神的演化发展，进一步构成了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物质世界，有了复杂多样的感性形态，如太阳、月亮、曙光、大海以及各类自然现象。
再据赫希俄德《神谱》所载“奥林波斯神”的故事，我们不难窥见从物质世界向人类社会过渡的诗性解说：
神的功能性分工已带上了人类实践活动的表征性记号，如农业女神、智慧女神、狩猎女神、战神、爱与美之神，甚至有司工艺、音乐艺术、通迅联络之诸神。直接代表着物质世界的天空、大地、海洋等自然神已逐渐让位于分管天空、大地、海洋的人格化神。这一方面标志着人与自然以及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已经开始，人的文明史已经拉开了序幕；另一方面更表明原始自然观从宇宙观向人类学，从静态的自然向动态的人类社会的过渡。
再结合希腊神话的另一关于普罗米修斯用隐藏天神种子的泥土创造了人类的故事，可以看出：
人的出现与宙斯打败并放逐他的父亲是两件平行发展的大事。由此，“奥林波斯”神系与人类社会；神的故事与人的故事，终于纠缠在了一起，人类的世界真正开始了。
归纳“神的故事”的自然观涵义，可以得出这样三条结论：第一，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一个逻辑的起因，由这个逻辑的起因必然导致逻辑的结果，因此，世界的存在便有一个因果规律。第二，这个起因就是拟人化帷幕下的物质演化，正如同古希腊伊奥尼亚哲学家所认为的水、气、火等感性自然始基的观念一样。但物质演化的最后结果，而且是最伟大的结果，则是人类。第三，人可以把捉世界的起因，尽管这个“把捉”披着神祇的外衣，由此，人的思维与存在以“诗性方式”取得了同一性的确证。
据基督教《圣经》所载关于世界起源和人类诞生的故事，我们也不难发见其中关于世界和人类的解说与古希腊神话有着惊人的相似和鲜明的差别：
首先，世界是空虚浑沌，以此为起点，有了天地、水陆之空间，有了日月昼夜之时间，尔后有了鱼鸟虫兽，最后有了人。此处不难发现与古希腊神话相同的世界发生、发展的逻辑起点，以及这个起点的可认识与把捉。但重要的是，世界发生发展的起点不是物质世界的自身演化，而是那个至高无上的、非物质也非人格化神的有目的的创造。这个创造者，与古希腊爱利亚派哲学家的“神”、“存在”，以及后来柏拉图的“理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归纳“神创世界”的自然观涵义，我们也可以得出三条结论：第一，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一个合目的的逻辑必然性与统一性。第二，这个目的的最后指向，也是最伟大的指向，是人类。第三，世界的目的通过上帝的意旨而得以领悟，人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经过上帝而得以确证。上帝之光照亮了目的论支配、制约下的世界舞台，也照亮了人类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的多资多彩的表演。
总起来看，古希腊神话与基督教《圣经》都视世界有一个发生发展的逻辑起因及最初起点，但在对世界起源的解释上，希腊神话揭示的是世界的感性始基或本原，以及在其基础上的机械因果性。基督教《圣经》揭示的则是世界的理性缘由或根据，以及在其基础上的目的性。然后，在人的中轴上，二者交汇到了一起。希腊神话视人为世界的最后结果，基督教《圣经》视人为世界的最终目的，人是它们共同关注的中心，只有人才使希腊神话中的神和《圣经》中的上帝有了存在的理由和意义。人甚至具有世界之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本体论意义。古希腊神话与基督教《圣经》对此甚至都有直接的表述。
古希腊神话关于赫拉克勒的传说故事中有一个神谕表明，除非有一个人类代表与奥林波斯神系并肩战斗，否则他们将不能打败老神系巨人们的反扑。果然，由于赫拉克勒斯的参与，奥林波斯神系终于打败了老神系的反扑。而在《圣经》中，上帝创造了各种动物之后，是将其带至亚当面前任他怎样称呼便怎样定名的。
古希腊神话与基督教《圣经》都肯定人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古希腊神话所揭示的同一性是通过人的“诗性领悟”而得以确立的，基督教《圣经》所揭示的同一性却是通过上帝的启示性中介而得以实现的。
2.历史观
历史观是人类对自身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的观念，这当是困扰人的最重要的命题。
据赫希俄德的《神谱》：最初统治宇宙的神是乌拉诺斯，他后来被自己的儿子克洛诺斯推翻并阉割，克洛诺斯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所推翻。
据基督教的《圣经》：亚当与夏娃不听上帝的劝说，擅自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从此失去了乐园。
由此，古希腊神话与基督教《圣经》都以自己的方式对人类最初摆脱自然而进入社会作了痛苦的表述。自然成了社会，神话成了人话，神的故事终于孕育出了人的故事，于是一个惊人的人类学命题的预见应运而生：人可能就是在真正为人的那一瞬间而开始了不幸与幸的双重历史命运。与动物状态相比，人是幸运的，因为人有思想、有意识，是真正以自我的主体性与客观世界相交往，从而能将主观的观念还原为自然的伟大创造物；但人又是不幸的，因为有思想、有意识，就有了属人的烦恼与痛苦，因为割断了与客观世界的血缘纽带，就有了主客体的对立、矛盾，更因为有了对自然的征服改造活动的深化而有了人类社会中人与人对立、矛盾的展开。
古希腊神话中所述诸神为争夺统治权而世代相争就初步透露了主客体矛盾及人类历史社会中矛盾的具体情况。这里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第一，它透露了人类最初的历史文化信息，即在古老的原始社会，每一原始种族得以保存、发展的条件之一，就是不断须有年轻力壮的成员，起而杀死年迈力衰，不能有效担当起统治、防卫、繁衍这三大职能的首领，并取代他的一切权力。这种杀戮发生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群婚制时期，因此，很难说这个被杀的首领不是这个成员的父亲。相反，由于首领通常享有垄断性占有大多数女人的权力，这个首领极有可能就是他的父亲。种族发展昌盛的历史命运也就伴随着如许痛苦代价的支付。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它透漏了人类最初对历史的哲学反思。诸神世代相争的神话故事是以诗性方式解说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奥秘，即社会的发展必然冲决旧式血缘亲属纽带的羁绊，这种冲决就是历史与人伦的二元分裂和尖锐冲突。
如果说，前述父子诸神的争战透漏了最初人类社会在确保种族安全与发展方面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相应的历史哲学意识的话，那么，围绕金苹果的争端而展开的二雄争一美的特洛亚战争故事，则是人类为维系其生存的“种的生产”命题的进一步延伸。帕里斯选择了阿芙洛狄特的允诺，希腊联军为夺回海伦的远征，阿喀琉斯与阿加门农为了争夺女俘而发生的内讧，都以象征的形式揭示出了战争的性质是为虏掠人口，从而造就一支可供驱遣的劳动大军，以之确保人的生存这一伟大目的。战争在此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它是人类最初面对险恶生存环境压迫的竞争淘汰，其中一部分人的兴盛必以另一部分人的牺牲为其代价。
希腊神话里的俄瑞斯忒斯与俄底浦斯的故事，更强调了人类历史发展必须完成的对以血缘亲属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冲决。俄瑞斯忒斯是以杀母复父仇而象征了父权制战胜母权制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它一方面确保了生产者生产本身的优化原则的确立，另一方面更是确保了私有制的确立，从而使社会财富得以迅速增进。这种变革无疑是一种伟大的历史进步，然而进步的代价却是极其昂贵而又残酷的。这其实也是希腊人对历史与人伦二元对立矛盾的哲学反思。正如恩格斯所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52页）俄底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更加强化了这一象征意义的诉说。“斯芬克斯”之谜是以隐晦的形式包藏着人类历史进步的全部秘密。俄底浦斯作为一个外乡人猜破此谜，也就预示了对人类命运的理解和认同，也是对历史所赋使命的承诺与超越，于是忒拜城的灾难解除了。换句话说，忒拜人受阻于血缘亲族情感的历史进程，由于俄底浦斯对人之命运谜语的破译而得到了解决，这是人类历史的进步，但这个进步却是以俄底浦斯背负起杀父娶母之罪来获得的。这个罪孽象征着以血缘亲族为基础的原始氏族社会的被彻底破坏和超越。历史进步又一次以人伦情感的被践踏作为其沉重的代价。
古希腊神话中关于潘多拉匣的故事，其实就象征性地总结了这一历史的悖论。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给人类，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手段，加快了历史的进步。但作为人类这一幸运馈赠的交换性惩罚，宙斯命令火神赫淮斯托斯制作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形象，并委派她捧着密闭着灾祸、疾病的匣子来到人间，她散放出了灾祸、疾病，却将希望留在了匣底。于是，人类一方面享用着天火的好处，另一方面又遭受着潘多拉送来的数不清的痛苦与折磨。这是一种公平合理的历史性交换，是人类游戏的铁定规则。
基督教《圣经》则说：亚当与夏娃的儿子该隐因嫉恨弟弟亚伯而谋杀了他，从此拉开了人类相互残害的序幕。随着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们在上帝创造的大世界中不断繁衍生息，随着人们对大自然的不断征服与改造，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杀戮等罪孽也接踵而至。为此，一直在天上眷顾着人类的上帝决定消灭除义人挪亚一家而外的所有带罪的人。40个昼夜的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但劫后余生的挪亚子孙仍不可避免于重蹈人类的覆辙，罪恶依然像影子一样始终伴随着人类。因为上帝曾凭洪水后的彩虹与挪亚立约，所以他再也不能毁灭人类。于是，上帝认可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法则，认可了进步，也认可了罪恶，他派了他的儿子来到人间代人受难赎罪，人类历史进步的罪恶与痛苦于是也就由耶稣所背负的沉重十字架而宣告了合法性。
古希腊神话与基督教《圣经》所载的这一切美妙而又忧伤的故事，归纳起来，表明了西方人对历史之二律背反法则的深刻洞见，表明了他们最初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所包含的无限矛盾给人类的认识与思考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也给文学留下了说不完，道不尽的人生话题以及对此人生话题的种种阐说。
3.人生价值观
希腊神话的人生价值观，强调以人对大自然的征服与改造为最高理想。宙斯之所以成为人神新世界的主宰，原因在于，他一方面握有象征大自然力量的雷电霹雳，另一方面又是众神人之父。换句话说，宙斯作为最高历史力量的原因是他既掌握大自然，又体现为“种的生产”之典范。这两种属人力量的化身，也就是古希腊神话所崇拜的力量化身。宙斯与普罗米修斯的冲突，并不是普罗米修斯护佑人，宙斯仇视人，而是普罗米修斯与宙斯争夺对人的支配权。从象征意义上说，也就是希腊人对征服与殉难两种文化选择的心理冲突，宙斯的力量最终战胜了普罗米修斯的善良，控制了历史的最高权力，其实也就是历史进步战胜了人伦道德。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都是力量与智慧的化身，他们都在与自然现象的斗争中，尽显其英雄本色。赫拉克勒斯力大无比，还是婴儿时就在摇篮里扼死了两条巨蛇，后来建立了非常人所能的大功。阿喀琉斯英勇非凡，除了脚踵以外，浑身刀枪不入，在特洛亚战争中，所向披靡，势不可挡。俄底修斯足智多谋，且是生产和工艺的能手，他的木马妙计终于使希腊联军的特洛亚远征取得胜利。
人对自然的征服，还体现为对人征服自然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历史命运的认同。在古希腊神话中，俄底修斯之所以得到神的眷顾，除了他在大海上以坚强的意志、卓绝的智慧与各种象征自然力化身的妖魔鬼怪展开过不屈的周旋与抗争外，还在于他勇于射杀纠缠于他家、徒靡他财产的求婚者，从而坚定地捍卫了私有制在历史上的神圣性。俄瑞斯忒斯之所以在战神山法庭被赦免了杀母之罪，是因为他履行了历史赋予的变革社会关系的神圣使命。俄底浦斯死后的遗骨之所以成了吉祥的象征，就因为他以冲决血缘亲属关系的残酷行为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前进，同时还以莫大的勇气承担了历史对心灵投下的巨大阴影。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都是勇于迎受历史命运的强者，他们所推崇的人生价值的实现，也就是将人生投放于一定的历史格局中，以勇当灾难和痛苦的勇气赋予人生以悲壮的光辉。
基督教《圣经》中的上帝，作为抽象的创造主，怀着美妙的目的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人类。尔后亚当夏娃自己偷吃了智慧树之果，从而失去了温馨和谐的蒙昧壮态，迈开了沉重的历史文明步履。人类堕落的故事极其悲哀地宣告：人迈开历史步伐的第一天，便注定要失去无忧无虑的欢乐与幸福，注定要陷在历史的苦难与罪孽之中痛苦地挣扎。希伯莱式的忧伤与悲观笼罩着人的心灵。人该怎么办呢？一种人生价值的选择作出了回答：天上的神是人伦道德的巨大化身，它关注着地上的人的现实奔忙，呼唤着不幸人们的灵魂回归。如果说，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生价值观体现为人对历史命运的担当，那么，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生价值观则体现为神对人伦道德的寄寓。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是征服自然的勇士，基督教《圣经》中的英雄则是意志与爱的超人。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行为在于用沾满血腥的双手，推动历史车轮，基督教《圣经》中的英雄行为则是以自我的殉难，张扬道德意志。耶稣及其使徒无疑就是其代表。他们在清醒洞见历史无情法则的同时，坚定地呼唤人们对伦理道德、善与爱的关注。他们把人生价值的实现投放于救人济世的善行良知之中。同时，重要的是，这救人济世并非物质的允诺和财产的赐予，而是赋予人一种超越物质欲望的精神追求与力量。要人以执着坚定的人生态度，解脱尘俗的功利羁绊，飞升到灵魂得救的彼岸乐园。征服与获取并非人生的幸福，宁静与信仰才是人生的真谛，才能获得上帝的恩宠。挪亚因为是个义人，所以他是上帝所发大洪水唯一得救的人。亚伯拉罕因为全心全意地皈依上帝，所以他得到了上帝的爱，反过来看，巴比伦塔之所以由上帝使修塔人语言分裂而未能建成，就因为上帝不允许仅凭对自然的征服、驾驭就可直通天堂。天堂只是道德、爱、意志、信仰的最高境界。上天堂的路在于为了人伦道德而自我牺牲，在于为了清洗历史车轮的血污而受苦受难。十字架上横死的基督耶稣就是最感动人心的精神楷模、人生榜样。
为了道德情义而殉道的英雄，既是上帝精神的显现，更是人类历史的赎罪的表现，因为他们，上帝甚至才宽恕人类犯下的罪孽。上帝就曾经答应亚伯拉罕，仅仅因为十个义人的缘故，他可以放弃毁灭一座罪孽深重的城市。因为上帝承认历史进程中罪恶甚至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不可逆转的此岸世界的法则，而楷模与榜样仅仅是理想的英雄，这些少量的英雄只可能是少量的。他们为了人类的美好理想而自我受难，其光辉的辐散却是巨大而又广阔的。
耶稣曾在旷野里整整40昼夜没吃没喝，腹中饥饿难忍，但他却抗住了魔鬼撒旦的诱惑。人生于世，物质的第一需要固然是食物，对于饥饿难当的耶稣来说，只要一开口，石头就变成美餐。但问题是，人生于世，并不仅仅为了活着，而是为什么活？怎样活？人与动物的差异就在于人可以凭自己的意志选择活的方式，选择一种人生价值实现的方式。
（二）
神话，是原始初民智慧的结晶，是原始人类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综合形式。神话故事既是人类与周围世界相互关系的故事，又是人类自己的故事。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逻辑意识与推理判断终于随着语言的进化而发生了。神话，作为最初包罗万象的文化结构终于分解出了更为科学化、细致化的哲学、科学、语言、宗教、文学等。但是，作为最初蕴涵一切的文化形态中所包含的人类最初对世界、人生及自我认识与实践的基因，却深深地积淀于人类文化和心理的深处，无形地导引着特别是与原始神话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学的发生发展。
1.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如上所述，古希腊神话与基督教《圣经》所透漏的历史观，深刻地表明了西方人对人类历史之二律背反法则的洞见。面对这一历史的严酷挑战，希腊神话与基督教《圣经》都分别作出了自己最初的迎战姿态。那么，随着人类最初包罗万象的神话的解体，古希腊神话与基督教《圣经》又分别留给了文学怎样的角色任务呢？也就是说，面对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的二元矛盾，古希腊神话与基督教《圣经》留给文学的是什么样的文化使命？
古希腊神话留给文学的文化使命有两个方面。第一，当人类与大自然作单纯斗争时，人们不断获得对大自然法则的认识、把握，从而不断完成对大自然的征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又难免有无数次的失败、教训、牺牲等作为其沉重的代价，文学的使命便是高唱无数殉难者受尽磨难痛苦，但决不退缩、屈服的英雄主义壮歌，如普罗米修斯与英雄传说中的故事。第二，当人类与大自然的斗争到了较高阶段时，人们必须不断冲决、变革落后的社会关系，以适应和加快征服自然的历史步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又必然会有对人伦的践踏，对情感的伤害，作为其沉重的代价。文学的使命便是高唱无数历史勇士肩负历史使命，直面虚无与羞辱的更深厚痛苦的英雄主义悲歌，如俄瑞斯忒斯杀母复父仇，俄底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
基督教《圣经》留给文学的使命只有一个方面，即不管在人与自然斗争的任何阶段，它都坚定地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置于首位。尽管事实上，它已经以自己的历史观默认了人类历史法则的神圣性，但它仍然从价值的层面坚守着人伦道德的崇高理想，文学的使命便是高唱无数殉道者恪守道德，不惜牺牲的英雄主义赞歌，如十字架上横死的耶稣就是最动人心魄的典范。
古希腊神话与基督教《圣经》留给文学的使命不管在具体份相上有无差异，却至少在征服自然与人伦和谐的二元对立项中取得了一致性。也就是说，在面对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现实与理想的二元矛盾时，它们都以共同的历史观默认了前项，并将后项留给了文学。《圣经》中耶稣所说的“恺撒的物当归凯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以惊人的睿智指明文学在西方历史文化框架中所承担的文化使命。换句话说，古希腊神话与基督教《圣经》都一致地在西方文化的框架中划定了历史与文学的固有领地。耶稣的话可以表述为“理性的归历史，感性的归文学”。文学终于从古希腊神话与基督教《圣经》中延伸而出，承担了属于自己的历史性角色。
由此，普罗米修斯为人类进步受尽痛苦磨难的故事成了西方文学反复吟诵的英雄诗篇。俄瑞斯忒斯与俄底浦斯为历史发展而担当罪孽成了西方文学说不尽、道不完的悲剧主题。耶稣执着于人类绝对的道德理想，成了西方文学永远讴歌的精神楷模。历史的合理不合情与文学的合情不合理一起奏出了西方文化实践活动的永恒交响乐。这便是西方文化回答历史挑战的最为明智的迎战方式。
此后的西方文化史，一方面是西方人循历史规律而大踏步前进，其间不断有对人伦情感的践踏，对心灵家园的破坏及无数“杀母杀父”的罪孽，另一方面，又是文学对情感的寄寓，对灵魂的升华。当然，这种理性与感性的文化分工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终极目的，那就是对历史遥远未来的幸福憧憬，对人生目前痛苦与罪孽之必然代价的真切理解。从而一任心灵忍受赤裸裸的蹂躏，尔后借文学以完成凤凰涅磐似的超越飞升。这种深长久远的历史主义传统一直导引着西方文学为现实中的不幸人们缔造无数激动人心的美梦。
2.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
希腊神话、基督教《圣经》以其自然观所体现出的对人的存在与思维同一性的确定，以及人的认识实践活动与世界原因、目的的一致性，共同奠定了西方文化源远流长的理性主义思维背景。神－理性，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这种理性主义的一贯性直至18世纪近代资产阶级的兴起，人作为世界文化的主体地位被正式提到了历史的本体地位。神还原成了人，神性则回归于先验的人性，于是理性－人性又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
这种理性主义的内涵由于古希腊神话与基督教《圣经》自然观的区别而有着不同的特征。希腊神话自然观的理性主义的核心是肯定世界万事万物的因果必然律，基督教《圣经》的自然观的理性主义核心是肯定世界万事万物的目的性。由此，理性主义的内涵在此又分别成了因果与目的的同义语。
因果与目的的差异构成了不同的理性主义，因果理性构成了以征服自然、认识求知为中心的历史理性主义，它肯定人类社会中人与自然实践活动的优先地位，以及保障其优先地位必须支付情感代价的合理性，目的理性构成了以人伦和谐、道德意志为中心的价值理性主义，它肯定人类社会中人与人和谐关系的优先地位，以及保障这种优先地位必须抛弃功利计较的合情性。
历史理性主义以人类财富的逐步丰厚，对自然征服的逐步扩展，来寄寓人之情感的暂时失落，以集体大局所共有的幸福憧憬来激励个人的勇敢献身。价值理性主义则是以彼岸天堂的美好诱惑表达对道德伦理的美好希望，以耶稣受难殉道的十字架来表达对人类罪孽的心灵忏悔。总而言之，二者皆是以对现世、眼前的超越性赋予人以蔑视短暂而向往永恒的大智大勇。所不同的是，历史理性主义的未来允诺仍然是一种物质享用，尽管遥远，却终归是利润丰厚的利益贮存；价值理性主义的理想实现是一种纯精神的追求，一种信不信由你的人生态度。
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在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化背景时，也就转化成了两种不同的精神倾向，此处，我姑且将其称为希腊式精神与基督式精神。希腊式精神是以彻底的人本主义的人生价值观来讴歌人的现世权利和历史活动，张扬人的感性追求，扩充人的个性欲望，来与抽象的历史进程、类的理性本质相对应。也就是说，历史的发展，常常以类的原则、集体的意志，束缚人的个体欲望，因而，在历史的过程中，便常有个人生命的失落与牺牲。文学里的希腊式精神的功能就是将人在现实中失落的追求在审美的艺术境界中实现、转移或升华。它是以精神上的人性的极度张扬来实现人们的自由精神本质。基督式精神是以绝对的人伦道德为本的人生价值观来颂扬善良与仁爱。它提倡伦理的执着、信仰的坚定，来与历史的世俗原则相对应。也就是说，历史常常是以生产力的进步推进生产关系的发展，从而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作为其实质性的标志。或者说，历史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以对自然的驾驭、征服乃至改造作为其核心的。在此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会有以强欺弱、富压贫、罪恶迫害善良为其标志的人伦道德的失落，而基督式精神则以天堂的幸福、彼岸的美妙抚慰受压的贫弱、善良，而以地狱的酷刑、来生的苦难来惩戒施压的强富与罪恶。它是以精神上的道德意志的绝对展开来实现人们的自由精神本质。
总之，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内涵有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组合。这时候，文学类似于宗教，属价值理性的文化层面，具有的是价值理性的文化功能。但在价值理性的自身层面上，还有着新的价值取向的差异。也就是说，在面对历史中情感的失落时，还有着灵与肉的不同精神向往，在面对普遍的灾难与痛苦的时候，还有着性爱与博爱的不同抗衡方式，这就构成了文学艺术不同的精神倾向。希腊式精神似乎更寄寓于肉体的向往而将灵魂留给了基督式精神；更钟情于人间的性爱而将博爱留给了后者。也就是说，希腊式精神更以审美的悲壮崇高来抚慰受伤的心灵，基督式精神则以蔑视现世功利的人生态度来超度此岸的殉难与牺牲；希腊式精神更倡导审美的艺术人生，基督式精神更追求宗教式的迷狂陶醉。
3.知识与美德的文学目的
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将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已然纳入了理性文化的整体框架之中，从而形成了西方文化特有的双套马车。但如前所述，文学艺术本身在历史文化的框架中则又归属于价值理性层面。所以，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化背景看，这两种理性在作为文学艺术实践活动的出发点时，就常常纠缠一起，难解难分，但其差异仍明晰可辨，除了前述转化成了文学的自身精神倾向的差异外，还同时制约着文学艺术在社会实践功能上的具体目的。
西方文学家、诗人或自觉地从求知目的出发，揭示现实人生痛苦与快乐的根源，从而帮助人认识世界及人生的奥妙；或从道德目的出发，探问人生罪恶与善良的渊薮，帮助人追求道德理想的崇高境界。他们都秉承着为人而述的伟大精神，贴近并关注着现世人生。或从因果律出发，让人在洞见人类历史之奥秘的同时获得一种精神的顿悟；或从目的论入手，让人在领会至高道德意义的同时得到一种灵魂的超越。这一切同时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以情感的特殊方式观照人类历史中理论与实践、理性与感性、现实与理想的二元矛盾。或获得洞悉无情之必然律后的自由，即实现“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或实现道德超越现实法则的自由，即实现“自由就是道德理想”。两种自由都从文学价值功能的角度肯定了文学在历史文化框架中的本体地位。这两种自由价值功能，也就是西方艺术哲学家所着力探求的文学的认识与教诲功能的实现，或者说知识与美德的文艺社会目的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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