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小说中的母性意识与文化立场_文化论文

池莉小说中的母性意识与文化立场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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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01)03-0077-06 一

母性意识贯穿于池莉的作品之中。《你是一条河》展示的是一位母亲顽强的生存和哺育力 量,——这条河所流经的土地无论多么贫瘠与荒芜,总不会干涸的,池莉近作《生活秀》中 来双扬的出现,是辣辣形象的伸延,但其蕴意更加深广,也是作者母性意识的着意强调。来 双扬与辣辣有别的是:她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母亲角色,她很年轻,甚至没有自己的子女,连 生育能力都丧失了,但她浑身都是母性。历史的许多偶然让她担当起这个角色,她的本性也 让自己十分情愿地做出这个选择。来双扬十五岁丧母,十六岁因工厂的责任事故被除名。妹 妹来双媛刚读小学,弟弟来双久嗷嗷待哺。父亲经不住这残酷的现实,以逃了之。而来双扬 就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个现实。于是,在一个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来双扬大胆地把自家的一只 小煤球炉拎到了门口人行道上,上面架起一只小铁锅,开始出售油炸臭干子。然而,“母亲 ” 并不那么好当的,仅仅应服生活上的压力还远远不够,来双扬要关心读小学的侄子的前 途,甚至一直规划到出国留学的种种事项,还要为当电视台特约编辑的妹妹关照其原单位的 管理费,母亲式的忧患意识让她不得不顾及到妹妹“下岗”的那一天,她还要为自己溺爱着 的弟弟支付戒毒费和吸毒费。

来双扬在付出“母亲”的一切的同时,还要承受到异已力量的排斥与攻击。正如冬儿以她 的个性意识与母亲辣辣势不两立一样,来双瑗以其“女鲁迅”的姿态不断地教训姐姐来双扬 , 她搞的“社会新闻热点”首先把矛头对准的便是养育了她的吉庆街夜市大排挡并包括姐的生 意。来自另一个方面的异已力量是弟弟来双久,他的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进而至于吸毒, 染上了与自己的出身极不相称的公子哥习气,毫无意义地吞噬着来双扬苦苦挣来的血汗钱。 来双扬也是一条河,其生态环境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机,而她以母性的温厚与宽容,都一一 化解和承受着,无怨无悔,一如既往。

当阅读来双扬的时候,极容易联想到中国女性的原始意象(女神意象)。也就是说,来双扬 的形象不仅是一个偶然性的个体,她有其相当深远的历史根源,或称之原型。原始宗教的核 心是母神崇拜,如女娲、精卫、娥皇、女英,而在继承原始文化的道路上,中国与西方明显 地分了叉,以女性为主的采集文化在历史过程中较多地保留了母性崇拜的因素。从现存大量 的民间艺术中可见男女在性爱和婚姻过程中女性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从性爱到生存双 方面渗透于民众的心理。《白蛇传》中的白娘子与许仙,《天仙配》中的七仙女与董永,《 牛郎织女》中的织女与牛郎,都是女神意象在民俗中的体现。原始女性崇拜遗存与中古男性 意识的弱化共同造就了中国封建时代后期阴盛阳衰的性格走势。所以,男性对女性的要求更 强调其救助性和依赖性,即母性。换句话说,中国传统女性无论她是什么角色,都必然带有 母性倾向。就像来双扬,实际上她什么角色都是,唯独不是母亲,却恰恰展示出母亲所有的 特性。当男子的生存受到某种威迫的时候,她就会像母亲蔽护孩童那样,敞开自己的怀抱, 来 双扬以这种宽容的母性胸怀接纳身边的男性成员。她的哥哥与侄子做了手术之后,首先想到 的便是到双扬家来养身体。弟弟双久眼见就要拖累姐姐一辈子,他需要姐姐物质和精神双方 面的支持。小说中来双扬提着暗藏毒品的香蕉去戒毒所看弟弟的那一幕,足以表现出这位长 不大的小伙子深深的“恋母情结”。来双久见到姐姐后便抓起她的手疯狂的亲着:“大姐, 你 就当我是猪是狗吧,我从生下来就爹妈不管,是你把我养大的,就你心疼我,你就把我当个 畜生养到那一天吧。”他“仅有的理智,只是存在于香蕉和来双扬身上。”来双扬完全站在 一个家庭的置高点上,来应对各路男人各式各样的进攻和要挟。还有大哥对房子的非份之想 ,嫂子的好逸恶劳,中年风流。对此,来双扬软硬兼施,甚至大打出手,为的是让两口子回 家过安稳日子。那位军人出身而又大富的卓雄洲也乖乖地拜倒在她的脚下,任凭她的摆布。 其实,在池莉所有的故事里,女性总以绝对的优势压倒男性。她少有的以男性为主的作品中 如《烦恼人生》,女人依然处在情感与心理的优势。印家厚的那位小女徒弟对师傅的关心和 安慰,产生的奇特效应是耐人寻味的。尽管什么也没有发生,也不会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但 仅是这种女性的关爱就是显示出足够的力量,哪怕是一位小辈女子。因为这种力量是从高处 而来的,是一种母性的蔽护与安抚,由此而使印家厚身上呈现出一种特别的悲凉,催人泪下 东西恰恰在这里。

池莉小说中常常以女子拿男人开涮来表现她们在生活与心理上的强势,但这是一种善意的 泼劲。女人只有在这种强势中才能把握男人,关爱男人,而男人也只有在弱势中才会依赖女 人,受制于女人。世俗中有“妻管严”的说法,是此种心理状态的民间慨括,而这种妻管严 的关系构成,就明显地带有母性之爱的因素,小说《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里的燕华给女 同学讲车上售票员小乜和乘客骂架的事,说的是两个北方佬坐过了站,小乜却也要罚款。北 方佬满腹委屈,不认罚。小乜便骂道:“赖儿巴叽的,亏了裆里还长了一坨肉”。两位男人 一见小乜是个年轻姑娘,以为自己听走了音,大声地问:嘛?而小乜一点儿也不含糊,大声 告诉他俩:“鸡巴,不懂吗?”两个男人赤红着脸赶忙掏钱。故事讲完后姑娘们都笑弯了腰 。看吧,姑娘攻击的要点正是“性”的问题,根本的问题,男人是否还是男人的问题。姑娘 的言外之意在说,是男子汉就不该在金钱上小算计,小算计就要对其男子汉身份表示怀疑。 有了人格上的卑微,才会招致“性”问题上的羞辱。男人的气度与魄力一旦丧失,必然会带 来性别的倒位,即使是发生在一位普通女子与一位事业有成的男子汉的关系中。来双扬与卓 雄洲的情感纠葛也处处蕴含着女性的心理优势。见过世面,吃遍高级酒店的卓雄洲数年如一 日地坚持光顾来双扬的酒馆和摊点吃平民饭,不厌其烦地买鸭颈。他为来双扬的美貌和气质 所打动,却不敢有一星半点的放肆。来双扬最终还是成全了卓雄洲,却还有更多的怜悯。卓 雄洲在这位卖鸭颈的女人眼中是个什么样子呢:

卓雄洲的脸是苍劲的,有沧桑,有沟壑,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这么老练的一个男人,城府 深深的一个男人,一年盈利上千万的男人,怎么还是与找妈妈奶头的婴儿同一种眼神呢?[1]

这种眼神让来双扬联想到襁褓中的弟弟和吃她奶长大的侄子。这就是作为情人的卓雄洲在 来双扬眼里的形象,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母性眼光来审视这位十分苍桑的中年男人。尽管他有 军人风度,有经济势力,就是不能在心理上压倒来双扬,只能受制于她,做她的俘虏。而饶 有兴味的是那场“床上戏”,卓雄洲在仓促中完成了最后的冲刺,留给来双扬的是不满与失 望,男性的本钱在此做了最彻底的暴露:

脱了衣服的卓雄洲与西装革履的卓雄洲竟然有如此大的反差,他的双肩其实是狭窄斜溜的 ,小腹是凸鼓松驰的,头发是靠发胶做出形状来的。现在形状乱了,几绺细长的长发从额头 挂下来,很滑稽的样子。[1]

还有卓雄洲的睡态:“来双扬让卓雄洲把头拱在她的胸前睡了,男人一辈子还是依恋着妈 妈 ,来双扬充分理解卓雄洲”。从道理上讲,来双扬应当乖乖依附对方做情人,然而,根深蒂 固的母性意识不允许她这么想,这么做。男人在她的心目中永远是依恋者,不是驾驭者。 雨天湖度假村的这次幽会之后,卓雄洲便从吉庆街消失了,他完成了一次恋母的回归。因为 来 吉庆街吃饭的,大都是吃心情和梦幻,卓雄洲的梦幻让现实做了终结。代之的是一位新家坡 的艺术家,他要画来双扬。来双扬淡漠地回答:“画吧”,心里在说:“行了艺术家,你与 我 玩什么花样?崩溃吧。”依然是高傲地俯视男人,仿佛不费力地看透了小孩子耍的把戏。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认为:历史的编纂只写社会的历史,而不写人的历史。 因此,他的小说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常被历史学所遗忘。他举例说,1968年俄国人入侵捷克 斯洛伐克之后,实行的恐怖是由官方组织的对狗的屠杀为先导的,这一次要情节被完全忘却 了。“它对于一个史学家、政治学家没有任何意义,但它具有很高的人类学意义。”[2](36 ) 米兰·昆德拉想要阐述这样的道理:小说当然不能脱离历史,但它所表现的只是人的历史, 更确切地说是历史中的人。要表现“历史中的人”,往往关心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实在的 现实行为。在池莉的小说中,女人总是表现为一种彻底的现实行为者,为其生而生。尽管她 们自身也处于历史无情的驱使中,但她们无视历史。《你是一条河》中的辣辣实际上身在历 史的激流中,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把她的命运颠来荡去,几番沉没,几番浮出。而她漠视 于此,固守的只是生命与生活的河流。辣辣的历史贯穿于中国最动荡的历史时期——文革的 全过程,她的孩子的名字有三个记载了那段历史的重大事件。然而,这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她 对历史的任何关注或寄于什么感情,反而恰恰构成了一个滑稽的嘲讽,对历史的嘲弄。因为 无论革命怎样事无前例,怎样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辣辣面临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 与饥饿作斗争,让孩子吃上饭是她所有的理想和现实。《生活秀》中的来双扬第一个经营炸 臭干子,把家什摆上人行道的时候,她理所当然地不会考虑到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来双扬 是 吉庆街的第一把火,从此餐饮业的个体经营风起云涌,其历史意义显然是十分深远的。但政 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或许永远不会去调查和统计当代城市个体经营萌芽的个人归属问题,而来 双扬也不可能去追究或看重它的历史意义,因为这仅是为了糊口而已。来双扬是吉庆街的启 蒙,而她漠视这些,也不曾想过这些,依然卖她的鸭颈,十块钱一斤,一晚上可卖掉十五斤 ,这就是这个女人的生活认识,生意或许永远也做不大,成不了女企业家,时代的光彩人物 。她的眼界,她对历史的宏观把握是不存在的。同理,她对吉庆街的现状,与市政建设的关 系 ,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也是漠视的。她的行为与社会历史永远不沾边。吉庆街夜市 的一次次被取缔,不会给吉庆街的主人们和来双扬形成任何打击的,反而成为了他们的一种 生活方式,每一次取缔都是一种无意的广告,让生意越发地红火起来。来双瑗亲自主持的“ 社会热点”,导致了吉庆街夜市再次劫难。而来双扬从容不迫,视为当然,取缔一次,无非 让她多休息几天。她从来不与取缔行动直接对抗,只是坐在将近百年的老阳台上,抓一把葵 花子嗑着。从二楼往下瞧着热热闹闹的取缔过程。无论是对自己当初关于个体经营的“远见 卓识”,还是今日吉庆街夜市对城市文明环境的“破坏”,她都不去多想,她的眼里只有实 实在在的生活。与之相反,来双扬的大哥来双元就不同了,他更看重实际生活之外的东西, 尽管他也从吉庆街里走出来,仅是个小车司机,但身处省直机关,官场的政治氛围让他不屑 于吉庆街的低俗生活,即使老婆失业,他却不失傲气,对来双扬给嫂子介绍的工作看不上眼 :“我的老婆,饿死也不会去做佣人。”“她要是去做,我就先把她掐死算了,免得丢我的 人!”《生活秀》当中,来双元与来双瑗是作者最鄙视的两个人物,作者用这两个蹩脚的人 物 分别来代表政治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庸俗成份,一是见出二者的虚伪与龌龊,来双元赖在妹妹 家养身体,对九妹的轻薄,以及所谓“来家的佣人”的认识。都表明这位以政府人员而骄傲 ,“省长、省委书记都不敢小看我”的小车司机是多么样的市侩。二是以此展示出市民文化 与政治文化、精英文化的冲突,不论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以生存意识为核心的市民文化 总是对后者——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容易脱离现实的东西给予一定的矫正。政治文化对个 体经营的压制,还是被民间生存意识击退。十六岁的来双扬以炸臭干子求生,有关部门竟然 好久反应不过来。而精英文化对个体经营(市民文化的经济基础)的干涉,也陷入“野火烧不 尽”的滑稽窘地。不论什么文化,不论它们的偏激程度有多大,而市民文化中的生存意识总 要起着轴心的作用,把握着其左右摇摆的最大极限。

在《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中,米兰·昆德拉谈到他对社会历史的兴趣与他在小说中所研 究的“存在”之谜相互的调和问题,他引用了海德格尔那个著名的公式:“in-der-welt-se in,即:在世界中。”意义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就像眼睛面对一幅 画那样,甚至不是像一个演员在舞台的一个布景下那样,人与世界的关系犹如蜗牛和它的壳 :“世界是人的一部分,它是他的维度,随着世界的变化,存在也变化,自巴尔扎克以来, 我 们的存在的welt(世界)便有了历史性,人物的生活发生在一个以日期为标记的时空里”[2] (34)有谁能够脱离开这个时空呢?鲁迅小说中的那个鲁镇,永远是鲁迅笔下那些引起人物的 生命延伸。不管鲁迅对那个昏沉、阴郁、罗网般的故乡有多少惆怅和不快的描写以及伤心的 喟叹,但都掩不住作者的情绪——把它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来看待。同样,在池莉的笔下,那 一个“江汉平原上的商业古镇。”沔水镇也好,吉庆街也好,它自身就是一个生命的活体, 与主人公行为和情感不可分割。“沔水镇是我的一个载体。每当我对历史有所想法的时候, 有所感悟的时候,沔水镇那些历史人物便走入我的笔端。我写出这些人物的故事来,他们虽 是活动在江汉平原,却是中国人的缩影,全人类的缩影。(也许我的笔力达不到这一步,但 主观愿望挺宏伟的。)”[3]池莉的思维过程:历史——沔水镇——人。作为以表现人物为要 旨的小说艺术,其环境因素(时空)决不是仅仅起着烘托铺垫的次要作用,它不仅与人物融为 一体,而且还往往成为其先决条件。这个“载体”不存在,“我”也不存在。那个镇,那条 街,那个世界,在池莉小说里,不论辣辣还是来双扬,以及生活在书中的人们,决非创造历 史的主人,也不是麻木、愚昧、急待唤醒的群氓(尽管他们也麻木和愚昧),但他们并不需要 启蒙者的开启。辣辣受到冬儿的排斥与小叔子的追求,来双扬遭到妹妹来双瑗的攻击、劝导 以及她组织的“热点曝光”。都无力改变她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形式。池莉试图说明的是, 人与环境的高度和谐在展示着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谁对此给予打扰与压制,都无于事。吉 庆街的热闹,吉庆街的历史,吉庆街的是是非非,吉庆街对来双扬的养育、关照和尊重,构 成了她的生命整体,就像石缝里山草,田地中的庄稼,不可分离。所以她心满意足地卖她的 鸭颈,任何历史性的变故都不能将也与吉庆街分开。她对来双瑗诚心的拯救只能以笑了之, 对她所谓的“文化”只能嗤之以鼻。来双扬既不抱大款,又不能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更不 会照妹妹的样子去“觉醒”,她的全部理想和生活就是卖鸭颈。池莉在她的小说中一直暗藏 着一个这样的问题:现代文明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需要多大程度地去开启民众的意识。二 者用什么途径才会实现这种沟通。

异已分子来双瑗这样教训她的姐姐:“我实在不能理解和接受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吉庆 街卖鸭颈,一坐就是一夜,与那些胡吃海喝猜拳行令的人混在一块儿,有什么意义……”来 双瑗的质问,显然是对上述问题的否定,它否定了精英文化开启民众的时宜性,也否定了沟 通的可能性。对些,池莉就像在其它作品中建立的这种市民阶层与文化阶层的关系那样,把 市民意识中的生存态度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对照出现代文化中的荒唐因素,与现实生活,与 民 众观念相隔离的东西。而经过现代文化“洗礼”的来双瑗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濯她的历 史,与自己原本的生存环境划清界限。所以这个叛逆者第一个进攻的目标是姐姐的生意和整 个吉庆街,这是对自身历史最彻底的清算。作者安排来双瑗特约编辑的位置是颇有意味的, 这意味着她所向往的那个环境还没有完全地接纳她,姐姐来双扬为妹妹按时交纳的原单位管 理费则表明了她与吉庆街的血肉联系,用来双扬的话来说:“做人还没做像,还做什么文化 人?”她说不准哪一天会跌落到这个她所厌弃的阶层来的。池莉的立场,显然对那种脱离生 存环境的“文化人”姿态持否定态度。而来双瑗作为一个“准知识分子”“半文化人”的面 目出现,这种否定态度也就更加富有一种嘲讽意义。池莉认为,自封建社会消亡之后,中国 便不再有贵族。贵族是必须具备两方面条件的:物质和精神的。光是物质的或光是精神的都 不是真正的贵族。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总体上看尚不具备这种物质条件,柴米油盐的琐事造 就了他们的世俗情调,同时又促成了精神上的卑微。所以,池莉对任何以文化与知识的优势 凌驾于“小市民”之上的行径,都视为一种虚张声势的矫情,并予以极大的蔑视。

《生活秀》中的吉庆街与来双扬的生存状态完成了池莉的一个肯定:即以母性意识肯定了 市民生活对社会各阶层的哺育特性,同时,由此而成长起来的大富新贵和精英文化都与它有 着割不断的关联。

收稿日期:200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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