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十年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徐松林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20世纪的国际大背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到了催化和加速作用；二是20世纪初的国内环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三是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学生追随时代，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先锋[1]。林志友基本赞同上述观点，认为革命理论的贫困必然呼唤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之提供了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与物质条件，五四运动则使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否定资本主义的思潮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2]。胡门祥、陈安贤则具体论述了五四时期俄美对华政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系，认为俄美两国对华政策对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起到了特殊的促进作用[3]。邱若宏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述了五四运动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作用，指出：五四科学思潮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障碍，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相应的思维框架和解释学背景[4]。
上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原因的研究，但低水平重复的痕迹非常明显。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从文化学，特别是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展开这一研究。李鹏、陈立立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重民思想以及维护天下百姓利益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人类理想社会及民主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之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基础，也是中国思想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因素[5]。管仕富也撰文强调：儒、墨思想的精华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大同思想、崇实思想、民本思想、大公无私思想、重德思想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与此相适应，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含有大量的儒、墨思想精华[6]。王涛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许多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理想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分，表现出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多种类似性。这种类似性使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是中国人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文化层面的推动力[7]。周义顺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由于中国内部具有适合马克思主义传播发展的文化条件，即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为广大劳动人民谋求自由平等、反对贫富两极分化的思想，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尊重人的价值理念和敢于斗争的优良传统。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的深层次结构方面有着诸多的一致性，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8]。李军林在专著《文化的传播与超越》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步实现中国化，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某种内在的契合点；否则，不可能大规模输入中国，更不可能在中国落地、开花、结果[9]。庄有刚、王砚对此持反对态度，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向现实政治活动提供合法性依据为基本功能的经学，是造成马克思主义迟迟未能被引入的主要障碍。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使经学最终瓦解，但传统经学的思维方式仍长期存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带来一些负面影响[10]。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及其传播内容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学术界认为一些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19世纪70年代就介绍了普法战争、巴黎公社以及社会主义的有关情况，客观上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徐行认为，中国人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是从耳闻目睹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发端的。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派崇厚前往法国道歉，张德彝以英文翻译的身份随使法国。他们在法国停留期间，正值巴黎革命爆发和巴黎公社诞生。崇厚将他看到的情况记载在日记中，张德彝亦将其所目击的片段写入他的游记《三述奇》中，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人对巴黎公社最早的记载。稍后，王韬翻译和写作了大量关于巴黎公社的报道，并汇编成《普法战记》一书，由中华印务总局于1873年刊刻发行，其影响在当时超过张德彝的《三述奇》[11]。薛晖对《三述奇》的内容进行了详尽论述，认为《三述奇》作为清朝使臣耳闻目睹的直接记录，为普法战争与巴黎公社留一信史，对于我们讲授和诠释世界近代史上的这一重要篇章，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12]。江庆柏则撰文论述了另一部类似的作品，指出：高从望的《随轺笔记》是一部过去未与广大读者见面的国人巴黎公社目击记，也是唯一一部记录巴黎公社起义的中国日记[13]。欧阳跃峰综合了上述资料，指出：清政府最早派出的外交官们零星地记载了一些社会主义信息，如派驻英、法、德、西班牙等国使馆参赞黎庶昌所著的《西洋杂志》，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所写的《使德日记》，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翻译的《富国策》等书，都曾提到过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中还特别提及1873—1882年间江南制造总局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该书记录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情况，并多次提到了社会主义学说[14]。上述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时间大大提前了。
2.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钟家栋认为：中国人在自己的论著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梁氏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初传入中国具有启蒙意义[15]。沙健孙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及其战友朱执信等与梁启超不同，他们曾经真诚地确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所作的预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16]。
在这一研究领域，还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学术论文。陶季邑撰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原因。认为，欧美和日本社会革命运动的蓬勃高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最初传播、民主革命派自身的情况等因素，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社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原因[17]。沈传亮则重点研究了国民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指出：在关于唯物史观的传播与研究方面，胡汉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介绍和研究方面，代表人物是戴季陶；在阶级斗争的理论研究方面，代表人物有朱执信、胡汉民、林云陔、戴季陶、沈仲九等；在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与研究方面，有所贡献的人物是林云陔、胡汉民、陈炯明、朱执信等[18]。李田贵、赵学琳进一步分析了国民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和主要内容，论述了他们的传播事业对中国社会的双重影响。认为，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宣传，对当时和以后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由于国民党人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必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9]。
值得一提的是，张小曼对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党史中都很少涉及的边缘人物张西曼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情况进行了考证。文章认为，张西曼早在1918年就开始节译《俄国共产党党纲》，并于1922年1月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同时，作者坚信，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中译本在民国九年(1920年)还应该有自行印刷的最早的一个版本。这些翻译和出版活动，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20]。
3.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吴雁南等人认为，以刘师培为首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时，不仅数量多，论述也有精到之处。如《天义报》译载了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和《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衡报》还介绍过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21]。欧阳跃峰就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了详细论述，指出：辛亥革命前，讲习会派和新世纪社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曾积极宣传过马克思主义。讲习会派介绍了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新世纪社成员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并赞同暴力革命。该文认为，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存在偏差，但他们的宣传还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22]。姚锡长具体分析了江亢虎的社会主义观，认为江亢虎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江亢虎在民国初年有组织、以出版刊物的方式鼓吹社会主义，在客观上起到了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作用。文章要求把江亢虎的社会主义观放在他所生活的历史条件下去审视和评价[23]。
4.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近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拓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角度不断转换。陈镜清、陈凌从新闻学的角度研究了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指出：“五四”前后，周恩来的新闻报刊宣传活动非常活跃，其民主政治思想表现的十分强烈，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周恩来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历史轨迹[24]。魏宁从编辑学角度研究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认为毛泽东表现出了积极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和宣传的编辑实践的特点[25]。李军林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分析了当时的传播媒介、传播途径、传播内容、传播特点以及对现代传播学的启示[26]。二是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程伟礼、张生泉、吴小龙从心态史的角度研究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李达、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衍化和文化心理，勾勒出他们早期认识、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27]。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比较研究方面的力作，如赵春荣、张英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一方面，由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存在差异，以及个人的主客观因素、传播角度、着重点等不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另一方面，由于共同的目标和追求，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又具有显著的共性特征[28]。李军林则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的跨文化传播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29]。三是研究内容不断丰富、深化和细化。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方面，现在的研究范围要广泛得多，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历史学、文艺学、美学等多个领域，如吴怀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20世纪中国社会》、马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刘洪英的《论瞿秋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拓》等等(注：上述三篇文章分别刊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文艺研究》2000年第4期、《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途径
学术界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主要有三条渠道：一是东面的日本；二是西面的法国；三是北面的苏俄。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又有了深入发展。
日本专门从事中共创立史研究的石川祯浩认为，以往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时，几乎将全部注意力放在日本和俄国(这与中国的情况有出入，事实上，我国学术界一直注重对西欧这条传播途径的研究——作者注)，认为主要是通过这两个渠道传播到中国的。事实上，俄国共产党(布)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来华以后，美国(主要是英文)也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渠道之一。文章指出：曾经身为美国社会党员的魏金斯基利用其便利条件，替中国社会主义者购买了大量美国社会党的进步书籍，如美国的《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共产党》(The Communist)、《解放者》(The Liberator)等，这些英文文献，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上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30]。
吴汉全撰文分析了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系，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途径进行了探讨，文章以十月革命为分水岭，认为在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被引进，主要是由留学生特别是日本的留学生和在海外从事革命或变革宣传的资产阶级先进人物介绍的结果，如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江亢虎等。十月革命后，留学生依然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蔡和森、周恩来、杨匏安、陈望道以及一些有留学背景的国民党人士[31]。郑红娥、刘满飞认为，留日学生是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主媒介。文章指出：20世纪初至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人主要通过留日学生了解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以后至中共成立，中国留学生仍然是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主媒介。留日学生主要借助翻译出版，创办报刊、杂志，宣传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所了解的社会主义，并运用日式色彩的社会主义分析问题，进行思想论战[32]。刘宏撰文论述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贡献，她认为，在法国的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树立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观，而且较国内同志有着更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他们热情地向国内宣传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3]。彭继红则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他在专著《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年)》中，单独开辟了一章，详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多种路径及其语境差异。该章共分三节：一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二是欧洲正宗马克思主义的寻求与解读；三是俄国革命气氛的东扩与走俄国道路的历史抉择[34]。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各地区的早期传播
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以往主要是从宏观即整个中国来着手研究。现在，一些学者开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各省、市早期传播的研究。
黄丽喜专门论述了新民学会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的关系，指出：新民学会在其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民学会通过创办《湘江评论》、成立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来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35]。张俊国对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早期传播情况作了分析，指出：五四运动中，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新青年》、《星期评论》、《新潮》等在河南已有销售。河南也创办了《第一师范校刊》、《新河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女权》、《青年》等刊物，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讴歌俄国十月革命[36]。
于湘琳对马克思主义在哈尔滨的早期传播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哈尔滨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较早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城市。十月革命后，苏俄思想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哈尔滨，如旅俄华工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大量消息，来自苏俄的直接宣传，来自苏俄的报刊书籍等。其中，东华学校是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基地[37]。周骁男、吕国辉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早期传播，文章指出：早在光绪年间，马克思主义就经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直接传入中国东北。因此，东北的工人是中国工人组织中最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38]。
田子渝对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有独到研究，认为武汉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阵地。他不仅考证了田诚在1921年6月发表的《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一文，并指出该文体现了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高水平[39]。此外，他还就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是武汉居中的区位优势，使它成为长江中下游我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二是先进人物成为先进思想传播的载体；三是通过交谈和信件来往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四是马克思主义与国情的初步结合[40]。傅绍昌就辛亥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做了全面回顾。认为辛亥革命爆发以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出现了新的势头，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东方杂志》等报刊积极宣传介绍，甚至还成立了标榜社会主义的政党[41]。何扬鸣从新闻学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文章指出：浙江早期报刊不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比较早，数量比较多，而且在全国的影响也比较大。如《浙江潮》、《社会党月刊》、《新世界》、《京报》、《劳动和妇女》、《教育潮》、《浙江新潮》、《钱江评论》等等，对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早期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42]。凌燕萍考证了最早在贵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乡贤[43]。邓寿民对在四川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物进行甄别，认为王右木是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他组建了四川第一个马克思读书会，随后创办了四川第一份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公开刊物——《人声报》，开启了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先河[44]。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和启示
王明生论述了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特征，一是参与介绍社会主义思潮的政治派别和人物十分复杂；二是他们在阐述社会主义思想时掺杂着浓厚的主观意识和功利色彩；三是中国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潮带有很多日本学者诠释的痕迹；四是参与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政治派别和组织未能划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界限；五是社会主义思潮在当时的传播虽形成了一定规模，但其影响仅局限在知识分子中，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未产生重要影响[45]。张德旺就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特点提出了新观点，文章全面回应了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在《对五四启蒙运动的再认识》[46] 一文中的观点，指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有三个突出特点：不是没有真理性的强意识形态化，而是具有符合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需要的彻底革命性；不是对外排斥一切文化、对内拒绝自我更新，而是具有科学的开放性；不是排斥知识分子，也不是强迫知识分子向落后的农民认同，而是具有主体的大众性[47]。王先俊、曹明臣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一是党在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相伴而行；二是共产国际对各民族殖民地解放事业的支持，使党的创建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三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自身的不成熟及共产国际在此问题上认识的不足，使党的创建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定的自发性[48]。
梁柱以《北京大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题，总结了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给后人的深刻启迪。文章指出：中国先进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的[49]。田子渝通过对该领域研究工作的回顾，深刻揭示了马列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经验：一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运动在理性世界的必然结果；二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纷繁的各种思潮中，不断地进行扬弃，用最先进的理论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三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观念一旦发生质的飞跃，必将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的研究更是如此[50]。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一个十分庞大的课题，牵涉到的问题纷繁复杂，囿于笔者的认知视野及篇幅所限，还有一些内容未能包容进来，如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的三次论战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马克思主义最初中国化的问题，等等。应当承认，这些方面的研究也在不断进展，但情况并不十分乐观，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思想还不够解放，观念还有待更新；二是角度不够多变，方法不够新颖；三是研究水平不够齐整，心态需要端正。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还有大量艰巨的工作需要去做，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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