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的思路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国有企业论文,框架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五大提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是我国经济微观基础重构进程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它的核心是企业机制转换、资产优化和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它的实质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组织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组织制度的创新；国内市场出现的供求结构性变化和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使这一战略的实施成为企业走出困境、提高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这一战略的提出也是中国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和近年来发生在国际市场上新一轮企业兼并与重组浪潮所做出的应有反应。
实施这一战略的目标、要点和途径可以用一个框架结构来表述。这一框架包括十个组成部分。第一和第二个问题是战略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也是实施这一战略追求的更高层次的目标；第三、第四两个问题是战略的核心；接下来讨论的是企业重组中政府的功能和银行的角色；关于战略实施的途径，在文中重点讨论了资本市场和中介服务两个问题；框架的最后两个部分提出了战略实施必然会触及到的利益和文化这两个深层次的问题。下面，就这十个方面的问题做专门的讨论。
1.企业资产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群的出现是专业化分工的结果。一个合理、优良的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赖以良性发展的基础，也是评价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市场机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不仅可以提供一个健康、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和状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看不见和看得见的两只手配置资源使产业结构得以优化。
企业做为市场运行的主体，根据其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可以分属为不同的产业。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优劣、市场竞争力的强弱，可以通过一系列财务、技术指标来反映。而这些指标体系的参照物应是该企业所属产业的平均值，如：资产负债比、市场份额、成本、质量、利润等。所谓合理、优良的产业结构主要有两个评价标准：一是该产业中企业的各项指标的平均值水平；二是该产业中的企业规模、技术档次、产品品种的合理分布，区域的合理布局和充分竞争度。
当前中国经济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已经成为一个至为关键而又急待解决的问题。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有相当多的企业未走出困境、缺乏活力、甚至严重亏损，更为主要的是：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工业结构相似率高）；企业组织规模不经济；产业集中度低；技术水平落后、研究开发薄弱、高新科技产业没有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和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区域分布上未能形成合理的布局，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差距较大，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的辐射能力及两者之间的梯次结构未能充分实现；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中偏低等。上述问题首先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比较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主要是粗放的。另外，由于条条、块块的存在和各种过度行政干预分割扭曲了一个统一的市场。
因此，对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时不能孤立地看企业，也不能沿用传统计划体制下行业这个行政部门概念，而应把企业置于产业的背景下。突破条块分割，把企业资产优化与产业结构合理调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2.国际接轨和国际竞争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中国改革、发展所面临的大环境。近年来国际市场上掀起的新一轮企业兼并、重组的浪潮不仅反映了新技术推动下的产业升级，更为本质的是对全球资源和市场的争夺，是为了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更为有利位置的较量。经历了20年的开放、改革之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国际依存度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但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综合国力还远不够强大，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仍处于劣势。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几个简单的统计数字来说明这种状况的严峻性。中国500 家大企业的销售总额小于通用汽车公司一家；中国电子行业百强企业销售总额只相当与IBM 公司的1／5；中国零售商业百强企业销售总额不到沃尔玛公司的1／10。 当然，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几代人的奋斗。但弱肉强食是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发达国家决不会减缓他们扩张的步伐来等待我们强大起来，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
实施企业战略性改组的目标就是为了构造具有世界水准的中国大企业、大集团，把它们推进国际市场，加快与国际经济的接轨，提高国际竞争的能力，为中国在世界新的经济格局中争取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
为此，在实施这一战略时应注重选择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在规模、技术、产品、竞争性上具备进入国际市场水平和条件的大型企业集团；利用外资的重点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的需要，也要注重通过中外合作的途径推动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同时在财会、税务、法律、管理、人才培训等方面积极推动与国际接轨。
3.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与内部一体化
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显著趋势。规模首先是由现代工艺和技术决定的，经济规模是指对投入产出的影响，规模过小或过大都会导致投入产出的失衡，影响经济效益。技术进步和市场发育也导致了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专业化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有限的资源，在专门的领域中取得更强的竞争优势。从宏观角度看，经济规模和专业化分工程度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及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对世界500家大公司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尽管经营产品、 提供服务各不相同，但就其具备的规模和专业化程度而言却是共同的。
中国现有企业就总体而言经济规模偏低，通过兼并、联合改善这种状况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但只是简单地将几个不够经济规模的生产厂家拼接并不能从实质上解决问题。因为经济规模是就一个生产、服务单位而言的。不同生产、服务单位的组合应具备优势互补、内部一体化的条件。合并之后的总部应能集中调配资源，统一资金安排、销售、研究开发和人力资源配置，这样才能实现合并的效益。与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相反，多元化经营在当前的中国似乎已成为一种时髦或潮流。某些行业和企业，为了解决企业冗员实施下岗分流，开展多种经营创造就业以稳定社会，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在确立企业扩张战略时分散资源进入众多领域，形成没有内在联系的、没有经济规模的、分散的多元结构，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将本地区不同产业的资产组合包装上市，这种拼盘结构中可能每个资产的质量是好的，但组合在一起却不可能形成总体优势。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十五大提出的“跨行业”应是指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条，而不应理解为跨越市场结构中的产业而形成多元化的结构。
4.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管理体系
现代企业制度是本世纪初伴随着大型现代企业的出现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其主要标志是公司化的组织形式、所有者和管理者职能的分离及企业内部科层组织结构的建立。公司是一种产权安排制度，它从法律上确立了企业在市场运行中所应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责任；职业管理阶层的出现使企业的经营和决策走向专业化和科学化；科层制是指企业内部功能化、专业化的组织形态，它为企业外部交易和内部运行提供制度约束。〔1〕
在现代大型公司的组织结构中总部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层次。它并不直接参与下属工厂的日常生产活动。总部通过它的各种功能化的事业部门直接控制公司的融资、财务、人事、投资、销售、采购、研究开发、广告、信息系统、法律事务等。在这样一种结构中公司的总部被称为“微观”，其下属的工厂则被称为“超微观”。
现代大型公司的产生对传统的厂商理论和管理理论提出了挑战。以科斯交易费用学说为基础的现代企业理论应运而生。它认为企业的实质是通过组织替代市场来配置资源，即用一个集中决策、人为设计、分层管理的纵向行政组织结构替代一个分散决策、自发形成、自由竞争的横向市场交换体系。这一替代也可以视为交易费用的替代，即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费用替代市场交换的交易费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大型公司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仅是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的要求，也是人们寻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这一替代的代价是由于“代理人”问题产生的激励机制缺陷和科层结构建立产生的信息机制缺陷。
传统管理理论，如泰勒制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其所研究和适应的对象实际上是超微观层次，它们不能回答公司总部——微观层次管理中所面临的问题。交易费用理论揭示了企业的本质，由此也为认识大公司总部的功能和建立适应于现代大型公司的管理理论提供了一个启示。大公司的产生本质上是组织内部行政管理费用对市场交换交易费用的替代。因此，总部管理的目标可以表述为：其一，通过战略研究和内部交易协调充分发挥组织配置资源的效率，最大限度地获取“替代效益”。其二，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和信息机制的改善，约束和激励代理人，最大限度地降低“替代成本”。围绕这两个目标我们可以初步建立大公司总部管理的框架，它主要包括如下八个方面：（1）组织结构模式的选择； （2）经营发展战略取向；（3）内部资源配置和内部交易协调；（4 ）政策、标准的制订；（5）人力资源开发；（6）经营计划管理；（7 ）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8）信誉和无形资产的维护。
大型公司的构造、运作需要具备相应的资源，如资金、技术、设备、人力；但资源的开发、运用、配置是通过一个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化的管理体系实现的。因此，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化管理体系的建立是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当前我们在实施对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时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根据我们对一些大企业、大集团的考察，其公司内部组织结构和现代管理体系的建立尚处于认识和摸索的阶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着某种误区和误导，多数集团公司总部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要么是一个空壳子，要么实际上从事的是“超微观”层次应做的工作，这个现象令人担忧。
5.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
亚当·斯密把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体系配置资源的作用称为看不见的手。凯恩斯在本世纪初美国经济大衰退时提出通过加大政府公共开支刺激有效需求，运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复苏经济。从那以后关于两只手的功能和作用就成为经济学家、政府决策者争论不休的一个课题。
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在实现经济起飞、国际化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人们在研究东亚奇迹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东亚成功崛起的背后也留下或潜伏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得以充分暴露。问题的产生也是与运用看得见的手不当有关。日本和东亚的成功和教训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计划经济体制下，在经济生活中运作的仅仅是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日益发挥出来并已开始成为主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运用看得见的手是一个人们需要认识和研究问题。〔2〕
实施对国有大型企业的战略性改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组织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组织制度的创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必然要做出大幅度的调整。这一调整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政企职能分开的力度不能适应市场化的进程，由于体制的原因和条块自身利益的驱动仍然存在对企业的过度行政干预、垄断和市场分割；二是原有计划体制下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实际上承担着类似现代大型公司总部的职能，其管辖的企业之间在产品、技术、市场的配置上有内在的联系和区域上的分布，其资金筹措运用、销售、批发、技术开发、人才培训有统一的安排。在市场化的进程中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和企业在市场中独立法人地位的确立，相当于大公司总部一级的微观层次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制度真空。企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共享的资源被分割，造成一些企业孤军作战，或独自建立本应共享的体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不经济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倒退。在发达的市场机制国家，市场的发育是一个自发的、漫长的、痛苦的过程。大型公司的出现、扩张使市场结构得以整合，形成了所谓微观和超微观两个层次。微观——大公司总部通过大量的组织行政手段在内部实施资源配置，被称为“第二只看得见的手”。所以在经济生活中实际上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和两只看得见的手在运作。中国目前仍处于经济相对不发达、市场相对不发育的历史阶段，单纯依赖市场发育来形成一个发达国家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调节机制不仅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当今世界经济的格局下能否走得通还是一个问号。所以在发展经济、推动转轨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但过度依赖行政手段、人为地拼凑企业组织则会违背市场规律，迟早要受到惩罚。所以“慎用看得见的手”是一句值得铭记的忠告。政府制订战略和相应的政策，依托市场引导企业重组应是实施这一战略的正确方式和有效途径；通过重组构筑大型企业填补转轨期出现的制度真空，整合改善市场结构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应是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目标。
6.银行的不良债权和银行在企业重组中的角色
国有企业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银行的不良债权上得到反映。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银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不得不放慢商业化的进程。经济学中把股权所有者称为企业的股东（Stockholder）， 把利益拥有者（指工人、管理者、债权人及代表社会利益的公众）称为企业的利益所有者（Stakeholder），或者可以说前者是狭义的股东， 后者是广义的股东，这是对产权的一种新的认识。在当前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实际就是国有企业广义上的股东，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大股东。企业的改组与银行有直接的利益关系，银行有责任也有权利参与这一活动。目前我国的有关法规限制银行直接拥有企业的股份，而对企业拖欠贷款、赖帐、破产逃债却缺乏制约和惩罚的手段。另一方面，银行帐面上有许多债权实际上已损失掉或难以收回，但企业重组债务时，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和冲销坏帐的有关政策、规定，银行宁愿在帐面上保持虚的资产也不接受债务的重组，尽管重组的方案会给银行带来一定的补偿或未来回收的前景。这些现象实际上反映出体制、政策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企业重组中应充分尊重银行的权利，银行也应从维护自己的权益出发，以积极、务实的姿态与企业合作，参与重组活动。这样一种重组不仅可以推动企业走出困境，同时也有利于银行不良债权的改善和商业化的进程。
7.资本运营和资本市场
企业的重组也可以称为资本运作，资本运作所依托的是资本市场。所谓资本市场是指长期的资金市场，它包括各种类型的债券和股票，运作的方式包括：资产买卖、公司兼并收购、可转换债券方式的公司融资、股票上市等。资本市场的出现不仅为企业直接融资提供了新的途径，更为重要的是为资产的商品化创造了条件。资本市场上的供求使资产的市场价值（而不是帐面价值）得以实现；资本市场上的交割大大增加了资产的流动性，从而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股市是资本市场的高级形态，上市和股市交易对资金筹措、企业发展、整合市场、提高资产流动性、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股市也是一种虚拟资本的市场，股市和股票的波动不仅与企业的业绩、经济周波、供求平衡相关，一些非经济因素、过度投机、股民的非理性行为也会引起股市的动荡。因此在某种情况下股市对资源的配置会产生负作用，对宏观经济的发展可能带来不稳定、不健康的影响。近期发生的亚洲金融－经济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股市的健康、有序发展主要是取决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合理的经济结构，此外，还需要严格的监管、法规的制约和上市公司的自律。股市做为高级形态的资本市场，它的运行有自身的规律。一家公司能否上市、上市以后能否成功地发展，除了它的经营业绩外，还取决一些其它因素，如：股值规模、交易量、战略投资者在公司中的地位、公司的专业化程度、公司的结构（控股型或直接参与管理型）等。〔3〕
国有企业的改组不仅是一个资产优化、结构调整的问题，普遍存在于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偏高、大量冗员和企业办社会的负担已成为实施这一战略的障碍和难点，或者说是推进国有企业改组的成本。有关统计认为：解决过度负债，使其达到一个合理、正常的水平需要投入上万亿元资金；安置富余人员的费用为6000亿元；国有企业在职和退休职工养老社会保险需7300亿元；剥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要冲掉6300亿元的资产；此外还有相当大数额已损失掉的资产需要从银行的债权中冲掉。〔4 〕这一巨额成本是国家财政、银行和企业自身难以承受的。
中国资本市场已有十几年的历史，截止到1995年末，在资本市场上发行的国债为4794亿元，各类公司债1738亿元，各类股票（A、B、H、N股）近1000亿元。目前金融资产的构成为：（1 ）金融机构的资产占金融资产总额的82.5%，这说明居民个人金融资产主要是银行存款，企业的融资也主要来自银行贷款。（2 ）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占全国金融资产总额的30%。（3 ）活跃于资本市场中的金融资产仅占金融资产总额的10%。以上可以看出虽然中国的资本市场仍处于年轻的、不成熟的阶段，但其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
我们在这里引用国有企业和资本市场上的数字并不是说要把国有企业的亏损、负担转移到股市和股民手里。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改组也不仅仅是一个资金的问题。资本市场上资金的供给不是扶贫、解困，国有企业的改革并不是一个拯救方案，而是一个市场机制和宏观政策作用下优胜劣汰的过程。只有那些经过脱胎换骨的改制和改造、呈现出发展前景的企业才有可能进入资本市场，获取股民的青睐。由此可看出，把企业的改组、改革与资本市场的发展结合起来是实施这一战略的一个要点。
8.中介机构和中介服务
在资本市场中投资银行、证券商、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都是十分活跃的、重要的中介机构。资本市场上买卖双方交割的是资产和企业。这与商品市场上的买卖不同。商品一般具有标准化和可分割性的属性，而资产和企业则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系统。因此资产和企业的评估、定价、购买方式、购买结构、融资、税务安排、法律责任等都需要专业化的中介机构来完成。〔5〕当前，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育，中介服务已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但总体来说中介机构在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中介服务在资本市场的运作中仍是一个薄弱的环节。买卖双方对中介机构的价值、作用还缺乏充分的认识。
9.利益调整和利益协调
改革是一个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利益主体相互协调的过程。通过改革使全社会财富得以增加，多数人得到实际的利益，少数受到损失或得益少的利益集团能够承受；通过调整和协调避免利益主体之间由于过大的差距矛盾激化造成社会的动荡。这应是改革的目标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当前的利益格局下，企业改组涉及到的利益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主管部门，工人、管理层和股东，企业与债权银行，兼并、收购方与被兼并、被收购方等。条条、块块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企业改组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冲破条块束缚，以产品为中心，以资本为纽带，依托市场，塑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中央主管部门的职能也应相应调整，由此使社会主义市场化的进程得以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确立法人财产和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在这一结构下，管理者和工人通过法律契约成为股东的受托人，对法人财产拥有相应的权利、承担相应的责任。企业的改组所涉及的是股东的权利，在改组过程中股东应注意保障工人的基本权益，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在这个前提下改组方案和改组方式应由股东做出最终决定。关于债权银行，在上一节中已做了专门讨论。兼并、收购的双方最终是在其商业利益和相应的社会责任上达成一致的。“宁死不屈”不仅反映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是个别既得利益集团一种扭曲的行为。在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利益协调相当于在摩擦的利益主体之间注入润滑剂，在总体方案中应充分考虑方方面面的得失，尽可能地兼顾到各个利益主体，在需要时应能做出必要的妥协。这样才能保证调整过程平稳的实施。
10.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
企业改组过程中不同企业之间的文化冲突和融合是一个值得提出和重视的问题。当然，除了企业文化之外，还会涉及到国家（民族）、区域、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主要以非正式的、无形的形式对企业的运作，企业员工的相互关系形成制度约束。企业文化也是管理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从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和麦格雷戈提出的“X理论和Y理论”以及行为科学理论的产生都是对古典管理理论中“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和重新认识。企业文化通过建立一种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观、作风使企业产生一种凝聚力和创造性的活力，同时也使得企业的商业性与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能够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文化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一个资源。
在中国，企业文化的作用和意义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接受，企业文化在中国已经开始兴起。但在观察这一现象时我们可以发现：
（1 ）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新时期提出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企业文化的基础，但随着时代和人们精神需求的发展和变化，这一基础的内涵及实现方式也存在着适应和更新的问题。
（2）在一些企业中，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和乡镇企业， 所形成的企业文化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3）在学习、引进西方管理时， 把资本主义早期的业主企业文化误做为现代管理的理念。不适度地渲染个人的权威和魅力，把冒险、投机、个人决策做为现代企业家的标志。
企业改组过程也是一个企业文化冲突、融合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应重视这一现象、研究这一问题。要创造一种企业文化相互融合的环境和氛围，使新的企业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避免因文化冲突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企业的改组和运作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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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对一个系统的整体认识和把握是系统工程实施的前提和基础，它应包括：系统的构成和初始状态，外部环境和约束条件，目标函数和实施途径。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引入了“框架”的概念并围绕着框架的建立提出了十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这一战略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运作方式和实施途径，障碍、难点及相应的政策建议。关于系统的外部环境，本文没有把它放入框架中专门讨论，但显然这是实施这一战略中非常重要的条件和因素，如：政府职能的转变、政策引导、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再就业工程的实施、法律框架的完善、税务和财会制度的改革、宏观经济总量的平衡和市场秩序的维护、对外开放和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有序推进等。
本文提出的框架思路仅仅反映了作者的认识和思考，其涵盖度和深度都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这一观察问题的方法和讨论中提出的观点能够有助于对这一战略的研究和实施。
注释：
〔1〕参阅本文作者《制度、交易费用和M型结构—现代企业制度的再认识》一文。
〔2 〕参阅本文作者《关于大型国有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改革——组织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方式》一文。
〔3〕参阅本文作者《企业兼并、 收购中的结构设计和财务评价—兼谈投资银行的角色和功能》一文。
〔4〕摘自高尚全《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与资本市场发展》一文。
〔5〕参阅本文作者《企业兼并、 收购中的结构设计和财务评价—兼谈投资银行的角色和功能》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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