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业产值和劳动力份额变动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论文,产值论文,份额论文,变动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中国家在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演化的过程中，国民经济结构最相适配的变化就是农业产值份额与农业劳动力份额的显著下降。这种双重下降，既是一国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动态过程与结果，又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没有农业产值和劳动力份额的同步下降，不能被认为是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道理是明显的，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发展的核心与本质要求是国民经济结构的升级与优化。本文考察农业产值与劳动力份额的变动规律，旨在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理论考察并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农业产值与劳动力份额下降是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趋势
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偏重于工业化而忽略农业的发展与进步，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农业隔膜在工业化过程之外，甚至以牺牲农业的办法来发展工业。其实，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和重要标志。离开农业的发展与进步，很难有国民经济整体的现代化。翻开世界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史实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几乎所有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其农业的发展与进步，至少有下述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农产品不仅能够充分地满足本国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及其他领域对农产品的需要，而且能够满足不断扩大的出口需求，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剩余农产品。第二，农业的生产与经营从单一结构转变为多元结构，品种繁多、质量上乘，社会以日益增多的优良品种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第三，国民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化是包括产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在内的整个农业份额日趋下降，在全部国民经济总量中，其比重降至百分之十几，甚至只有百分之几。总之，农业三位一体的变动，是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农业自身现代化的必然表现。其中，农业产值份额与劳动力份额是国民经济结构变革中最敏感的变量。
农业份额缘何双重下降？这种规律性的变动在我们国家有什么特点？
农业份额的双重下降是产业结构演化的必然趋势。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在广泛的涵义上，产业结构主要涵盖三层意义：其一，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有关的量的比例关系；其二，不同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组织效率之间的关系；其三，产业的空间分布和产业组合的区域差别。通常人们是在较狭窄的第一层意义上来解释和运用它。按照这样的理解，产业结构在排除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其演化变动的一般规律表现为：第一，在产值结构方面，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变动趋势是，一次产业产值比重下降，二次产业产值比重迅速上升并超过一次产业的比重。当二次产业产值比重达到一定高峰并占主体地位以后，其比重缓慢下降，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迅速上升，以至超过二次产业而取得主体地位。一、二、三次产业的排序，既是产业出现的顺序，又是产业占主体地位的顺序。在传统经济下，一次产业产值比重大并占国民经济的主体；在现代经济中，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大，并且是国民经济的主体。第二，在劳动力结构方面，三次产业劳动力结构的变动趋势是，一次产业劳动力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逐步减少，二、三次产业逐步上升，劳动力比重的次序由“一、二、三”的分布，逐步演变为“三、二、一”的分布。在现代经济中，一次产业劳动力比重最小，而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比重最大。劳动力份额的上述变化是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演化的必然表现。第三，农业份额的迅速下降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特定时点上呈现出来的结构性特点，或者更明确地说，它是一国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发达水平演化的最显著的结构特征。现代经济理论揭示了产业结构与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志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正相关规律性，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动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推动力，而经济发展实质上是伴随着结构演变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质态转换必然带来经济发展水平的新的跃迁。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每一次跳跃，都意味着产业结构的质态优化。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揭示了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他运用数学公式、回归方程提出了世界发展模型。他的标准结构和大国模型，不仅以数学统计的准确性揭示了农业份额的下降是经济结构演化的一般性特征，而且特别指出了农业份额的下降是一国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发达水平演进的最显著特征，或者说，是一国从传统经济走向现代经济的基本标志。
为什么产业结构演变的总趋势表现为农业份额的下降，而且农业份额的急速下降出现在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中？这需要从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的两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从生产供给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的演变和经济总量的扩张，根源于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生产力的质态变革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完全依附于自然界的原始生产力阶段，与此相适应的是渔猎业产业结构；以手工工具为标志的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力阶段，与此相适应的是农业、牧业、手工业的产业结构；以大机器工业为标志的现代生产力阶段，与此相适应的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产业结构；以电子技术为标志，由电子、核能、航天、激光、生物工程等新技术产业群构成的现代生产力阶段，与此相适应的是由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信息等产业组成的现代产业结构。而理论和经验又表明，生产力变革的终极推动力是科技革命。科学技术革命不仅导致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也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它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无限扩大，使人类谋生的手段日益高超，也使人类生产、经营的空间不断扩展与延伸。人类由主要依靠农业转而主要依靠非农产业。18世纪中叶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人类突破了已有农业、手工业的限制，形成了纺织业、食品业、冶炼业、采煤业、机器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工业部门。19世纪末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建立起重化组装工业，使以工业品为原料的重工业取代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成为主导产业部门。重工业可以在相当范围和相当限度内借助于自我服务而急剧膨胀。20世纪50年代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人类创造了远远高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知识文明”，知识、技术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手段。总之，科学技术的变革，一方面使农业自身的结构优化、品种繁多、质量上乘、产量剧增；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业、咨询业等非农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缩小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的相对份额。
再从消费需求的角度来看。生产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消费。消费既是生产的推动力又是生产的约束力。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量，随着生产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渐相对减少。这种减少来自于两个原因。第一，恩格尔规律的作用。恩格尔法则指出，居民的收入随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居民的消费结构又随收入的增加而改变。在低收入水平下，食物支出构成家庭总支出的主体，甚至于是全部。食品需求量几乎占社会对农产品需求量的90%。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总开支中用于购买食品的部分日趋下降。因此，一国愈是富裕，这个国家用于购买农产品的货币支出的比重愈是下降。虽然可以把剩余农产品输往国外，但是，恩格尔规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起作用。第二，非农产品对农产品的替代作用。土地的稀缺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农业垄断性经营，不仅导致农产品的生产价格高于工业品的生产价格，而且由于农业生产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大，使其无法像工业生产那样靠人为的力量缩短生产周期，这样既提高了农产品的成本，又不能及时、充分地满足社会对食品以外的农产品的需求。因此，非农产品对农产品的替代，就成为必要和可能。所以，社会对食品以外的农产品的需求量，也存在着减少的趋势。由上可见，由于受需求的约束，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限制，比照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农业份额的下降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依照钱纳里①的分析，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1000美元之间，农业产值份额和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得最为显著。但是，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却表现出了特殊性，农业产值份额与农业劳动力份额存在着明显的偏差。
二、我国农业产值份额与劳动力份额的偏差及其原因
我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与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农业产值份额随之下降。1978年同1952年相比，农业产值份额由45.4%下降到22.9%，结构变化值为22.5，年均下降0.87%。②但是，农业劳动力份额却保持惊人的稳定，1952年为83.5%，1978年为73.8%，结构变化值为9.7，年均下降0.37%。③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业产值份额由1978年的22.9%，下降到1993年的20.9%，而劳动力份额仍高达61%。④如果同钱纳里的标准结构和大国模型相比，我国农业产值份额与劳动力份额明显偏差。我国现在的农业产值份额略低于标准结构和大国模型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900美元时点上的结构水平⑤；而劳动力份额相当于标准结构与大国模型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美元时点上的结构水平。⑥当然，各国产值结构状况都会有自身特点，不可能与标准结构的数值完全吻合。但是，既然标准结构基本上反映了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那么，为什么我国农业劳动力份额长期居高不下而偏离产值结构变动的规律呢？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设计一个足以能够分析农业劳动力份额变动的理论框架，以便找出影响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的诸种因素。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费景汉、拉尼斯在修改、完善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模型：⑦
式中
表示工资增长率不变。本公式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决于人口增长率、资本积累率、技术创新及其劳力使用偏向。该模型虽然给人以启迪，但是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我们应该以“农业——非农产业”来取代他们的“农业——工业”的思维方式，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扩展到包括工业部门在内的整个非农产业部门。新的理论框架可以表示为：
P＜l=f(i,s)
式中P表示人口增长率；l表示非农产业部门就业增长率；i代表工业部门的发展状况；s代表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本模型说明农业劳动力在存在剩余情况下的转移取决于人口增长和非农产业的发展状况。
先看工业发展状况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作用。
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从静态上说，取决于资本的规模和技术的劳力使用偏向。资本的规模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基数和资本积累率的高低。资本存量是积累起来的资本投资。资本存量基数取决于既往的资本积累率和投资的经济效益。所以，从动态上说，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程度，取决于资本积累率、经济效益和技术的劳力使用偏向的动态状况。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积累率一向偏高，始终维持在平均30%左右，甚至更高。由这样强劲的积累所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工业体系，理应支撑高就业率，拉动农业劳动力份额的下降。但是，由于下述种种原因而不可能。
其一，1963年以前，我国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人口平均增长率，城市自身就业压力很大。
其二，经济效益低下。由于企业技术设备陈旧以及缺少创新动力；由于产业结构失衡及其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由于生产要素缺乏市场选择，不能自由流动、自由组合，我国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的经济效益不高，产出与投入不相适配，现实生产能力低于潜在生产能力，限制了劳动力就业的更大扩张。
其三，技术的劳力使用偏向低。我国是人口众多、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大国，工业技术的使用必须重视劳动力因素，这既是对优势资源的利用，也是减轻就业压力的必要。但是，在实际上，我国工业部门的技术使用越来越偏向资金密集型。资金－劳动比例不断攀升，导致单位资金吸纳的劳动力越来越小。影响资金－劳动比例上升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产业部门选择的差异；二是是否存在着鼓励劳动潜代资本的倾向。在企业没有自主选择权的体制下，企业失却对资本与劳动进行比较的动力。因此，我国工业部门资金－劳动比例升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们选择了高加工度化倾向的重工业发展战略。
再看第三产业发展状况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作用。
库兹涅茨的研究表明，先发达国家就业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绝对或相对地上升，变动速度显著地高于其产值份额的变动率。这不仅说明第三产业具有极大的就业容纳量，更表明了产业结构演变的一种趋势。我国却不然。1992年第三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27.7%，劳动力份额由1978年的11%上升到1992年的15%。这个数值相当于美国20世纪初、日本二、三十年代的水平。⑧
我国第三产业滞后有多种原因。其一，在理论上，由于我们否定第三产业的生产劳动性质，因此只把国民经济划分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大部门，没有第三产业的概念。其二，在政策上，抑制商业、服务业等部门的发展。第三，我国特有的收入分配结构及消费形式，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实行低工资制，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可供个人支配的消费比例极低，不仅不能同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低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低增长率，形成我国居民特有的消费方式：在城市，低工资附之以高度实物性福利；在农村，消费的高度自给自足。这样，一方面导致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抑制了居民的服务性支出，另一方面导致居民生活的货币化、社会化程度低，压抑了消费品市场的发育，最终后果是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四，城市化水平低。由于人口、资源聚集，城市必然带来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服务行业的发展。同时，只有城市能承载银行、信息、咨询等产业部门的发展。因此，城市具有创造就业的功能；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互促进的两股社会力量。城市化水平低必然影响非农产业的发展，也限制了城市应有的就业容量。
最后，人口增长状况是从供给的方面为农业劳动力份额的下降施加压力，这方面情况人所共知。此不再赘述。
三、加速以结构变革为核心的经济增长，促进农业份额的常态下降
农业份额的下降存在着正常和异常两种形态。异常变动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农业产值份额下降而农业劳动力份额不变或上升；其二，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而农业产值份额不变或上升。这两种形式在我国历史上都曾存在过。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表现为第一种形式；1979年至1984年为第二种形式。第一种形式表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零值甚至于是负数，农业产值份额的下降表示农业的停滞或萎缩。我国从5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到70年代中期，前后共20多年，虽然借助于高强度的资源动员迅速地推进了工业化的进程，但是，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与素质并没有赶上发达国家，甚至还拉大了差距，其原因也正在这里。可见，这种形态的产业变动不但不能带动国民经济结构的变革，实现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的转化，反而阻隔了这种过渡。改革开放以后的1979年至1984年，我国农业超常规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大批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8000多万农民转入或部分转入非农产业部门，形成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职工大军。此间，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但是，农业产值份额反而上升。这种情况表明，被改革开放政策解放了的生产力，首先从农村中释放出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农业的真正进步。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居民货币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已不再满足从前粗茶淡饭的饮食水平。饮食结构的改变使食品消费支出迅速增加，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于是，由这种需求结构制约的产业结构就出现了异常变动，农业劳动力的份额下降而农业产值份额上升。
农业份额是国民经济结构变革中最敏感的变量，只有正常变动才能引致国民经济结构合乎规律的升级与优化。农业份额的常态变动是指农业产值份额和农业劳动力份额共同下降。这意味着，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持续不断地转移到具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非农产业部门。农业与非农产业，作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现代化部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农业产值份额下降是恩格尔规律和非农产品对农产品替代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表示农业的停滞与萎缩，相反，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其地位与作用越发地不可动摇。
如何促进农业份额的常态下降？这差不多已经触碰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全部经济问题的难点。解决这个问题注定不是短期与轻松的。
农业份额合乎规律的下降，对于先行工业化国家，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生成过程；而对于由前期历史决定、具有鲜明双元经济结构的后发展国家，必定是一个依据产业结构演化规律、并借助于外界力量对已有偏差与扭曲的产业结构，不断进行矫正与调整的过程。所以，正确的宏观指导至关重要。
——加速国民经济总量的扩张。产业结构的质态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分布具有高关联度。库兹涅茨⑨的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份额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下降；非农产业劳动力份额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上升。所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与国民经济总量扩张正相关。国家加快以经济效益为前提、以经济结构调整为核心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农业份额下降的必要条件。
——推进科技革命。理论与经验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受制于农业自身和非农产业部门发展与进步的双重约束。前者指的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础的农业剩余的增加；后者指的是以非农产业部门总产值增长和一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为前提的就业机会的增加（就业增长率＝总产值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如果不具备前一个条件，劳动力会向农村逆向流动；如果不具备后一个条件，剩余劳动力会由于无法就业而在社会上涌来涌去。显然，这两个条件意味着农业和非农产业部门实现现代化，这只能通过创新（首先是技术创新）创造出来。
——调整结构，释放结构生产力。与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相适应的是非农产业部门必须具有相应的就业增长率。就业增长率只有在总产值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之差大于零值时，才有增加就业的机会。由于我国工业部门同时肩负着完成传统产业革命和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双重任务，它注定要朝着资本、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可增加的就业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必须把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产业结构政策加以实施。
结构调整的任务还不止于此。产业结构要适应需求结构；需求结构由收入分配结构决定。如果一国保持低工资制的分配结构，那么，必然是以食品支出为主导的需求结构，以及以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我国只有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地调整分配结构，大幅度增加居民的货币收入，才能稳固地结束以满足温饱为中心的必需品消费阶段，结束以初级农产品和中低档工业品推动的国民经济成长阶段，进入非必需品消费阶段，依靠高档耐用消费品（家用电器、住宅、汽车）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就国民经济的整体而言，我国并没有完成向新成长阶段的过渡。所以，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繁重。
注释：
① 钱纳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代表著：《发展的格局1950-1970》。该书根据战后20年间100个经济增长程度不同国家的统计资料，分析经济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
②③ 转引自《中国农村经济》1989年第3期。
④ 见《国家统计局关于199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1994年3月1日《人民日报》。
⑤ 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900美元时点上，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标准结构为26.6%，大国模型为25.4%。我国1992年为24.2%，1993年为20.9%。
⑥ 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美元时点上，农业劳动力份额，标准结构为65.8%，大国模型为59.6%。我国90年代初为61%。
⑦ 参见W·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
⑧ 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第95页表格。
⑨ 库兹涅茨：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代表著：《现代经济增长》等。被称为“GNP之父”，特别擅长国民收入的统计。他搜集和整理欧美主要国家长时间统计数据，从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劳动力等方面对国民经济结构变动做了系统的科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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