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家族白虎崇拜的起源与表现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家族论文,起源论文,崇拜论文,功能论文,白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土家族白虎崇拜的起源可远溯至伏羲。白虎崇拜在土家族的意识形态中占据显要而神圣的位置。深深影响了土家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由此具有了民族凝聚、道德铸造、文化创造和传播等社会功能。
关键词 土家族 白虎崇拜 起源 社会功能
土家族为古代巴人之后裔。自称“比兹卡”。“比兹”是巴人对白虎的称呼。白虎崇拜延续历史久远。影响深广。贯穿了土家族的历史发展进程，渗透到土家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其丰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也有着深远的社会历史根源。它对于探讨土家族的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及发展，有着重要的认识意义和价值。
一、土家族白虎崇拜之起源与表现
有关土家族白虎崇拜之起源，过去，许多学者认为始于廪君时代，其实，白虎崇拜并非始于廪君，而必须远溯到伏羲。因为：白虎，在上古神话系统中，为天之四灵之一。《云辅黄图》云：“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 ”它“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1〕既能主生、又能主死，既能“白虎引兮直上天，受长命，寿万年。”又主“阅领众鬼之恶害人者，执以苇索，而用食虎。”〔2〕故在原始人看来，虎能驱疫，避邪。被原始人视为“仁兽”。作为仁义的象征，称名“驺虞”。《毛诗正义》云：“白虎，西方毛虫。故曰义兽”。又说：“驺虞，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有学者认为，白虎初实出于尚白的殷人，后处于西方的周灭殷，指殷为残暴不仁，转而以出自殷的白虎象征周虽征伐而有仁德。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表明，虎族在商周之际是大族。商卜辞中有“虎方”的记载。据郭沫若等先生考证：“徐、虎一声之转”，故徐方即虎方，徐人即虎族。〔3〕《左传·僖公十五》载：“徐即淮夷”。按：今徐州以南的江、淮、苏、皖交会地区，即是徐人即虎族的聚居地。在《山海经》等文献记载中，虎图腾崇拜较其它动物崇拜更为突出。此外，商周青铜器中还出土了许多“虎食人纹”的器物，如阜南润河出土的龙虎尊，〔4〕龙、 虎常见于商周纹饰，龙本身就是神话动物。“历来即代表一种权威或势力”。〔5〕纹饰中的虎也神化了，不是寻常的大虫。 虎食人或龙食人意味着人与神性的龙、虎的合一。正如俞伟超先生所言：“三代铜器上习见的神化动物形象，本身就是神灵的象征。”〔6〕
由此可见，远古时期的虎图腾民族是一个人数众多、文化发达的巨大族团，对华夏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上古时期的巴人、徐人、貙人、罗人、吴人等便可能是他们的后裔，其中多数为夏族所同化。作为虎族后裔的巴族，最早生活在江汉流域，据《华阳国志·巴志》载：“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友庶，世为侯伯。”说明巴族部落与中原黄帝有较多联系。《山海经·海内经》也说：“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即伏羲，宋罗泌《路史》云：“伏羲生咸鸟”。可见巴人为伏羲之后，而伏羲之名又与白虎有关。《山海经·西山经》说：“邽山多白虎”。邽山（今甘肃天水县西北）相传是伏羲出生之地，潘光旦先生认为：“伏羲之名，既近于‘比兹’，又近于‘白虎’，白虎的传说，实不始于廪君，而必须远溯到伏羲。”〔7〕大约在商代前期， 以巴“务相”为代表的白虎图腾氏族受楚族逼攻，逐步迁往鄂西、川东地区。并与清江流域的古蛇氏族发生了刀光剑影夹杂着巫风鬼雨的氏族战争，虎氏族最终战胜了蛇氏族。在出土的巴人青铜器物上，无论是兵器或乐器，大都有虎的纹饰或图像，尤其是虎钮錞于这种古代巴人用在战场上与鼓相和的乐器，在湘鄂川黔毗邻地区出土很多。研究者认为：“錞于从东夷或越地传播到巴人地区，巴人将自己所崇拜的虎以纽的方式固定在錞于盘正中，作为一种群体文化的象征，则是一个文化演进的创造，是文化心理素质凝聚力的表现。”〔8〕由于白虎成为土家族先民原始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双重物象，所以从西汉初年直到宋代，土家族及其先民或自称“白虎夷”或“虎蛮”，或自承其远祖为白虎，而自己是“虎子”或“虎奴”。白虎崇拜在土家族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了显要的神圣位置，成为土家族心理意识的一个历史性内核，强健地渗透到土家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1、文学方面 土家族有许多关于白虎的神话传说。《虎儿娃》传说老虎与人结合后，生下一个孩子，这孩子既有人一般的聪明又有虎一般的勇猛。人们称他虎儿娃，后来他与皇帝的三公主成亲后，繁衍后代，成了后来的土家人。《义虎》中，叙说一位土家漆匠上山时不慎跌下悬崖，一只义虎救了他的性命。《向老官人》传说土家族的杰出祖先降服过白虎，白虎便变为向的坐骑。从上述神话传说可以看出，白虎的形象都是仁义的化身，是解人危难、极富人情味的神灵，反映了虎在土家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及人们对虎神的美好精神寄托，显然具有虎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特征。
2、宗教祭祀方面 土家人习惯称白虎神为“白帝天王”。 认为白帝天王即是远祖廪君死后化成的白虎神，故在湘鄂川黔土家族中，广泛存在着立庙供敬白虎的习俗。据《长阳县志·寺观志》载：“向王庙在今高尖子下，庙供廪君神像。按：廪君世为巴人主者，有功于民，故今施南、归、巴、长阳等地，立庙而祝之。”据统计，解放前仅湖北长阳一县就建有向王庙、天王寺达41处之多，庙内均供向王神像。因“向从相出”。〔9〕故“向王庙”即“相王庙”，也即“廪君庙”。 且长阳贺家坪一带有关于“向王是白虎蛮神，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复生”的传说，所以“向王庙”亦即“白虎神庙”。
除了立庙供敬白虎以外，土家族历史上还存在以人祀白虎的习俗。古代巴人因“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四川峨眉出土的一件战国早期的巴人青铜器——“人虎纹戈”。〔10〕此戈形制为长胡三穿式，戈长24厘米，在戈援后部、胡及脊上铸有一虎纹和一人形纹。据考证，此戈所铸的纹饰实际上是一种以人祀虎的祭祀场面。与上述文献记载相吻合，正是巴人祭祀其祖先廪君（化为白虎）的真实缩影。历史上这种以人为祠的独特风俗在土家族地区十分普遍，古籍和地方志中多有记载。直到清代，咸丰县活龙坪的田姓，还保存着“还人头愿”的习俗，还愿时要买一人，杀头以祀其祖。后因一族长之子犯了白虎，买一乞丐代替，但因乞丐与其子同宿，还愿时误杀了自己的儿子才下令禁止，改还“人头愿”为还“牛头愿”。在恩施、黔东北一带也因代代相传的“还人头愿”太残酷，后来改为祭祀时由巫师在自己头上划一道口，用几滴血来代替，叫“开红山”。这种习俗一直沿袭到解放初期。
3、日常生活方面
主要体现出对白虎神的敬仰和希望求得白虎神的保护。土家语言中就有关于虎的尊称。汉代扬雄《方言》云：“虎，陈魏宋楚之间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据现代语言学家考证，“李父”、“李耳”都是非汉语词，而是土家语词。在今湘、鄂西尚存的土家语中，称虎为“李”，称公虎为“李爸”，母虎为“李尼夹”。因“李、廪音近，廪君即虎君。”〔11〕故“李、利、廪”皆为土家语虎的汉记。
土家人还用白虎来命地名。《长阳县志》载：“白虎陇在长阳西鱼峡口”。相传为廪君化虎之处。《施南府志》载：“白虎山在县（利川）城西二百五十里。”此外，鹤峰王家湾和炭场湾有白虎培、宣恩县城附近有白虎堡、咸丰县城北有白虎山、湘西北有白虎塔、涪陵西有白虎山、贵州沿河县有白虎溪、印江县有白虎塘、思南县有白虎嘴、宜昌市东北有白虎关等等。据考证，土家族地区的古地名“巫州”、“巫山”、“巫溪”、“武钟山”、“舞阳”、“邬阳”、“都亭”等均与虎有关。
4、服饰方面 古代巴人曾讳虎为“斑”， 故明清之际土家族称织绣虎纹的土布为“斑布”。以为“斑皮”或虎皮的象征。《大明一统志》云：“土民喜服五色斑衣”。清乾隆《永顺府志》则明言：“斑布，即土锦。”可见，土家族喜服斑灿之衣是古代巴人以虎皮护身之续，是土家族虎图腾崇拜在物质文化上的折光。〔12〕今日土家族喜盖“猫脚迹”花被（讳虎为猫），枕虎形枕、穿虎形鞋，包虎形帕等，均取用虎护身之意。
5、房屋建筑方面 讲究“虎坐式”。 土家族地区最具有特色也最为普遍的民居建筑是一正两厢的吊脚楼。〔13〕因整栋房屋的造型有似虎坐式样，故又称“虎坐屋”。有的甚至在屋的大门上悬挂塑雕的或绘画的白虎头象，认为它能镇邪克凶，以求家庭平安，连庄稼地里搭建临时看守棚，也讲究“虎坐式”。认为虎是百兽之王。有虎镇守，各种野兽不敢来犯庄稼。
6、民间歌舞方面 许多均由古代的白虎祭祀歌舞演化而来。 其中“撒尔嗬”是土家人以一种欢乐歌舞悼念死者的民间舞蹈形式，它源于古代巴人的祭祀歌舞，古代巴人因“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于是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父母初丧，击鼓以道哀。其歌必狂，其众必跳，此乃槃瓠白虎之勇也。”〔14〕故撒尔嗬开场歌词《十梦》云：“三梦白虎当堂坐，白虎坐堂是家神”。其舞蹈动作“猛虎下山”。舞者两人躬身相对，倏地击掌、撞肘。前纵后退，一跃一扑。一招一式都是模仿猛虎扑食的各种动作，口中还发出一阵阵虎啸声，动作形象逼真，矫健明快，再现了远古人类祭祀白虎神灵的场面，其氛围十分热烈。摆手舞是土家族另一种民间舞蹈，土家语称“舍日巴”，即“跳敬神”之意，它由古代巴人的“白虎舞”演化而来。〔15〕摆手歌“洛蒙挫托”云：“有年正月间做摆手。轮到本房来主持，摆手要杀白水牛……”“摆手没有白水牛，神不喜欢人也愁”。说明摆手歌是土家族由“人祀”到“牲祭”的祭祀性歌舞仪式，舞中除有表现白虎的基本动作外，摆手堂神桌上还要供奉虎或虎皮。过去，土家族跳摆手舞，跳者要披虎皮，现今没有虎皮，以披土花锦被，象征虎皮五彩斑澜。〔16〕
由上述现象可见，白虎崇拜的原始宗教意识早已渗透到土家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孕育出种种与白虎相关的宗教文化事象，构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白虎文化”氛围。
二、白虎崇拜之社会功能
“每一种文化都是以不同的生活目的和价值为特点的”。〔17〕白虎崇拜作为土家族原始宗教文化。一种意识形态，对土家先民氏族部落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对土家族文化的产生和形成，都曾起过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
1、民族凝聚功能，使土家族拧结成以白虎为标志的人们共同体。 “图腾是原始民族的标志，也是神化了的祖先”。〔18〕恩格斯说：“人们崇拜自然，并产生某一种氏族同某种动物或植物存在着血缘联系的幻想。从而把它作为自己氏族的图腾，也就是这个氏族的祖先保护神和标记。”在漫长的原始时代，白虎是不可战胜的圣物，是力量和勇猛的象征，巴人对白虎的信仰通过一代一代的口传心授，使白虎成为神和象征一直沿用下来，以不容疑惑、绝对奉行的传承形式，世世代代渗透于土家人民群众的一切领域，潜移默化，从而深深扎根于人民的灵魂深处，形成一种强烈而鲜明的自我意识和逐步稳固的心理定势，使人们在白虎图腾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构成自发的朴素的社会信念、社会价值观念、社会情趣和社会道德观念等心理基因，从而将湘鄂川黔毗邻地区这一特定地域内的人们共同体聚合起来，形成了以白虎为标志的土家族。因此，白虎崇拜作为一种制度，规范着土家先民氏族群体的行为；作为一种信仰，是维系土家族内部团结的纽带。
2、道德铸造功能。铸就了土家族勇猛如虎的道德精神。 马林诺夫斯基说：“巫术表现给人的更大价值，是自信力胜过犹豫的价值，有恒胜过动摇的价值，乐观胜过悲观的价值。”〔19〕由于白虎是仁义和勇武的象征，在原始时代“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和“强者为尊”的社会法则制约下，廪君与白虎的结合，使巴人及其后裔形成了一种如貅如虎的天性和尚武善战的精神。一方面，土家人以仁义为本，忠厚善良，重情尚义；另一方面又天性劲勇，尚武善战。坚毅顽强。早在周武王伐纣之时，就“歌舞以凌殷人”而名扬于世。汉高祖刘邦平定三秦曾借助巴人之师，尤其是明嘉靖年间倭寇入侵时，湘西数万土家士兵奋勇出征，痛斩倭寇，被誉为“东南战功第一”。鸦片战争中，土家族骁将陈连升屡立战功，被誉为“东方战神”。土地革命时期，鹤峰人称“范家五虎”的范松之同胞五兄弟在与敌人英勇斗争中，不屈不挠，英勇献身，土家族人民为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土家族代代相传的白虎崇拜意识形成了一种仁义无私而又勇猛无畏的民族心理机制。这一民族心理升华出了勇武仗义的民族性格和顽强进取的民族精神。
3、文化创造和传播功能。原始艺术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鲁迅先生曾说：“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他所说的显然是指原始宗教，尤其是图腾崇拜。“据人种学家描述，图腾膜拜是一种由神话观念。信仰和仪式组成的繁复的体系，囊括了原始公社生活的所有方面。”〔20〕就拿舞蹈而言，原始社会的舞蹈，本身就是一种图腾的仪式，由于它是集体创作的产物，是群体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的外化，因而受到氏族群体的热爱。加之它是一种人神共享的艺术，既娱人，又娱神，既有对客观事物的折射，又夹杂着幻想和神秘的色彩。因而被民族共同体成员所承认，所欣赏，并代代相传，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地规范化、程式化、稳定化，且随着巫术色彩的逐渐淡化，甚至演变成今天的亦歌亦舞的民族民间艺术。如土家族的摆手舞，即是由古代巴人祭祖的白虎舞演化发展而来，许多舞蹈语汇，是巫术动作的演化或程式化，许多歌词则是祈祷语言的演化。土家族的祭祀歌舞既是原始宗教的符号，也是原始文化艺术的产品，里面蕴涵着民族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丰富内容。由崇拜祖先到祭祀白虎，由祭祀白虎而强化崇拜祖先的意念，使土家族的这一原始宗教活动源远流长。一直影响到今天人们的思想。在这漫长的崇拜白虎、祭祀白虎的历史进程中，土家族先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对土家族文化的形成和传播有着深远的影响。
土家族白虎文化也是一个多面体，自然有其精华也有糟粕。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白虎崇拜对土家族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的进步的因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白虎崇拜也给土家族带来一些消极的落后的心理基因。一是过分强调白虎神的绝对权力，导致了部分土家农民“重巫信鬼”观念浓厚。马克思说：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白虎崇拜与其它民族的图腾崇拜一样，带有浓厚的巫术色彩。是蒙昧时期人类对自然或自身的歪曲认识。这种对白虎神的虔诚的膜拜。尽管对土家族这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及维护其内部的安定团结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但由于它过分宣扬了白虎神的绝对权力。强化了白虎神对人的支配，使得白虎神旨意至今仍成为土家族地区部分农民的主要精神支柱，希望通过各种祭祀行为祈盼到白虎神灵的帮助和恩惠，同时把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的不幸遭遇都归结为是对白虎神的不敬而招致的。二是白虎崇拜虽铸就了土家人虎的性格。却也形成了土家人封闭的虎性心理。因“虎室之中岂容他人下榻”和担心“虎落平川被人欺”的心理负担，加之封建王朝推行“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民族隔离政策，使土家人长期过着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视生活区为乐土，“不忍迁之他地也”，土家谚语中有：“老死不出门，万事不求人，宁愿守土死，不愿离土生”的说法。土家族这种封闭的虎性心理具有顽强的排他力，而且当它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结合时，便产生一种“安土重迁”、“重农轻商”、“万事不求人”的消极心理，这种消极心理在土家族的发展中往往起着一种负向作用，突出表现为：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思想观念浓厚。面对改革大潮缺乏紧迫感、危机感和忧患意识；风险承受能力低，缺乏商品经济发展所应有的冒险精神。往往疑心忡忡，瞻前顾后，依赖心理严重。尤其是靠天吃饭的心理较普遍。这些封闭的落后的民族心理往往积淀成一种超稳定的心理素质和思维方式。如一张无形的网。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土家族地区的治穷致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土家族地区的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也释放出较大的羁绊能量。对于这些严重制约着土家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封闭的落后的民族心理基因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世界上一切都是暂时的、变动的。自然界在变化。社会在变化。风俗习惯在变化。”〔21〕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个民族都有保留和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但不是说对少数民族中某些陈规陋俗可以置之不理。放任自流，而应该进行积极的宣传教育，启发引导。使少数民族人民自己识别真善美和假恶丑。然后扬其精华，弃其糟粕。作为民族工作者，更应该站在主人翁的立场上。抱着更新本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促进本民族不断进步的态度。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等进行全面反思和深刻剖析。积极主动地创造一种从思想到意识、从观念到制度、从生活方式到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既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又不失本民族文化风格并能为本民族群众所接受的新型文化体系。
收稿日期：1994—11—16
注释：
〔1〕《山海经·大荒西经》。
〔2〕《论衡·订鬼篇》。
〔3〕李凤白《东夷杂考》引文。
〔4〕《中国美术全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5〕沈从文《龙凤艺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6年版。
〔6〕俞伟超《先秦两汉美术考古材料中所见世界观的变化》。 《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7〕〔9〕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第71页、80页。
〔8〕邓辉《虎钮于用途初探》。《四川文物》1994年第1期。
〔10〕陈黎清《四川峨眉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6年第11期。
〔11〕彭英明《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土家族研究论文集》。第37页。
〔12〕朱世学《土家族西兰卡普的源流、特点及功能》。《民族论坛》1994年第4期，第64页。
〔13〕朱世学《土家族吊脚楼的源流、构造及功能》。《民族论坛》1994年第1期，第69页。
〔14〕《夔府图经》。
〔15〕陈斌善《土家“摆手舞”探源》。《鄂西民族研究专辑》。
〔16〕杨昌鑫《土家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
〔17〕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8〕陶立番《民俗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19〕《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20〕马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第64页。
〔21〕《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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