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工业化而奋斗的五十五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十五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636（2004）04-003-04
五十五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了起来，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此掀开了当代史的崭新篇章。回顾五十五年来的当代中国史，贯穿始终的可以说不外乎三条主线，即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其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心环节，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关键因素，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是基本动力。正是它们的相互作用，左右着当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而以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的影响最为深刻。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与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因此，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1949年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为中国工业化扫除了这三大政治障碍后，尽早实现工业化便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考虑的中心问题。只要对当代中国的历史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追根溯源，或直接或间接地都与此有关。直到今天，尽管人们早已用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取代了只讲工业化的目标，而且，对于什么是王业化和如何实现工业化也有了比过去更加全面的认识，但在本世纪头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仍然是我们党动员全国人民继续奋斗的口号，仍然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按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原来的设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先要让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10年或15年，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可是建国后刚过三年，又决定马上开始用10年或15年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党中央发生了如此大的决策变化呢？原因有许多，但根本的一条是我们党正确分析并及时抓住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和条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快速工业化的战略。
当时，中国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除了缺少资金、物资外，最大的困难是缺少技术力量和先进的工业设备。资金、物资缺乏，自己尚可解决，而技术力量和工业设备的缺乏，要在短时间内解决，就离不开先进工业国的援助。因此，当“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制定后，党中央立即派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前往苏联，就“一五”计划中需要援助的工业项目问题进行商谈。而当斯大林明确表示愿意在工业资源勘察、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贷款及派人来苏留学和实习等方面援助中国后，周恩来、陈云便迅速回国。他们在1952年9月24日到达北京的当晚，即出席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一五”计划方针任务的会议，汇报了同苏联商谈的情况。根据现有材料，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从现在起就要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
在中央讨论“一五”计划方针任务的会上，而且是在听取周恩来关于访苏情况的汇报之后，毛泽东提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是偶然的巧合吗？绝对不是。它恰好反映了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得到苏联给予援助的承诺与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三件大事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农业的大幅度增产，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认识水平出发，只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才能统一调度全国的力量，把有限的资金和各种资源集中用于重工业建设；只有把私营企业逐步改造成国营企业，基本实现工业的国有化，才可能有效地实行计划经济；只有把多数农民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基本实现农业的集体化，才可能使农业大幅度增产。这些已经不再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而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了。另外，苏联的援助不是个别项目的援助，而是涉及经济、科技、教育等多领域的全面援助。因此，我们党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上，存在给苏联共产党一个明确说法的问题；中国在经济体制乃至工作程序上，也有一个与苏联相互衔接，用今天的话说叫做“接轨”的问题。正是这一切，使原来关于等10年或15年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已不适应新的形势了，需要把过渡的时间向前提。
二、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历史的功过得失
既然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那么，评价这一过渡的历史功过，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评价。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讨论历史问题，首先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时，中国要进行工业化建设，如果没先进工业国的帮助，当然不可能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当先进工业国，具体说就是苏联，表示愿意帮助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时，为什么不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来加快发展自己呢？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一种工业化战略，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片面性。对此，党的决策者们曾比较早地有所觉察，也曾试图加以纠正。例如，提出工农业同时并举、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及把争取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国防、科技技术现代化并列提出等等。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努力并未能够坚持，相反，在实际工作中一再要求加快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速度，以至几度造成农轻重等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如果当年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中国是不可能那么快地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
对于优先发展重工业要付出的代价，党的老一代领导人也是十分清楚的。例如，毛泽东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讲：“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周恩来在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上也讲过：“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因此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堆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贪图眼前的小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好呢？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第二个主意不好。”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但我们仍然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当年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是像原先设想的那样，先用十几年或二三十年时间慢慢发展轻工业，等到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再着重发展重工业，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可以肯定，当时的人不会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累；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发展也不会建立在这么坚实的工业基础之上，国家的国防力量和人民生活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强大和富裕。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曲折的经历，例如1958年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在这条总线下所发生的“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这一重大失误的原因虽然也可以说出许多，但当时我们党急于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用群众运动的办法降低成本、提高速度的工业化建设道路，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里，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放弃争取早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只不过把争取这一目标的方针改成了“抓革命、促生产”。靠抓“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当然是“促”不了生产的，但是，要通过“抓革命”来达到“促生产”的目的，对于毛泽东来说却是真诚的。“文革”十年确实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中国工业化建设在此期间还是取得了一些较为突出的成就。例如，建成了9条铁路和一座长江大桥，发现了5个大油田，发射了15颗卫星和一枚远程地地导弹，爆炸了一颗氢弹等等。
三、新型工业化道路与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历史性任务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当代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从那以后，我们党认真而深入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前30年工业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同时结合国际国内出现的新形势，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在处理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工业化与信息化、工业化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关系上的新经验，先后提出并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重点加强能源、交通、通讯、科技、教育等薄弱环节的方针，“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方针，以及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等等。最近，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所有这一切，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对工业化的新认识，是对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探索，是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的新途径和新办法。
二十六年来，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确立了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积极争取和充分利用国外的直接投资，建立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恢复发行国债，创建证券市场，从国内居民的闲散资金和国际资本中吸纳建设资金，为推进工业化广开融资渠道，筹措到了大量资金，进而又提出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思想。这些改革开放的措施使各种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使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得到了充分涌流，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
二十六年来，我们对工业化的内涵有了比过去更清醒更全面的认识。过去，什么叫工业化，什么叫实现工业化，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的标准。现在，国际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达到了工业化，要看那个国家的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和工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是否高于农业经济占国民经济和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至于具体标准，国内国际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地指出：“虽然我国人民生活已在上个世纪末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他宣布，中国要在2020年建成全面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同时，“基本实现工业化”。这就清楚地表明，尽管我们现在的GDP中，工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了50％，农业增加值已经降到了17％，城镇化率也提高到了38％，许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已经名列世界前茅，GDP的绝对数也已跃居世界第六位；工业生产已经普遍实现了机械化和电气化，而且加工工业的能力堪称世界强国，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相反，认为距离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的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以及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还要进一步降低，工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以及城镇化率还要进一步提高，一些主要工业产品以及GDP的人均数在世界各国排名中还要大大前移，自动化、信息化在工业生产中的水平还要继续提高。正是这一认识和由此形成的以全社会的进一步动员，成为当代中国历史新时期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和不竭动力。
当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手全国政权时，中国工业化水平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难以相比的。但是，仅仅过去五十五年，中国的工业化面貌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在许多重要方面大大缩小了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在总体上超过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大国。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固然也可以说出许多条，但最根本的一条是，领导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受到了全中国13亿人民的衷心拥护。未来二十年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是一个关键时期，它不仅决定着中国能否基本实现工业化，而且决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100周年时能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毫无疑问，这20年是绝不会风平浪静的。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各种险风恶浪，最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55年历史得出的结论，是全中国人民的坚强信念，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