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收益递增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收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320(2009)01-0131-06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和产业日益向城市地区聚集，城市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也不断增强，过去在计划体制下城市化滞后的格局有了明显改变。到20世纪末，中国政府更是明确提出了积极稳妥推进城市化的发展战略。但是，也有学者担心中国没有能力应付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挑战，主张限制乡、城人口流动，走“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以避免许多发展中国家曾出现过的“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现象。显然，要理解城市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需要深入分析城市化的根源、动力和后果，弄清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和途径。然而，长期以来，诸如城市化之类有关经济活动空间和区位问题的研究一直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传统主流经济学关注的主要是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生产什么等问题，视而不见“何地”问题[1]。半个多世纪前经济地理学家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为建立空间经济学做出的努力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响应，以至权威的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把主流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的忽略看做是经济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不解之谜”。英国著名城市经济学家巴顿则认为，城市化和城市问题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中处于边缘的地位，其原因就在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分析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基础上的，而这些假设就城市背景而言是难以成立的。由于城市经济具有广泛的外部性特征，成本和收益不能在价格上完全反映出来，新古典经济学不适宜于分析城市化和城市问题[2](P6-8)。
不过，最近10多年里，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城市化和区位问题的研究文献正在日益增加，形成了新一轮研究城市经济和空间经济的浪潮。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也开始致力于将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甚至把空间经济学研究看做是经济学研究“最后的前沿”[3](P161-174)。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的新范式下，知识外溢、收益递增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而城市作为知识外溢和技术创新扩散的场地，自然也引起经济学家们的浓厚兴趣，成为实证检验新经济增长理论“天然的实验室”[4]。
一、收益递增的再发现与城市化作用的新认识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源自1928年拉姆齐(Ramsey)的经典论文。在拉姆齐之后，经济增长理论更重要的贡献来自索洛(Solow)和斯旺(Swan)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然而，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在其经济增长模型中，收益递增、技术和制度的变迁均被排除在模型之外，并得出了经济增长速度将越来越慢，直到最终停滞这样一个与事实明显不符的推论。20世纪50年代，索洛为解决这个问题，引入了外生技术变迁因素。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仍然保留资本和劳动收益递减的假设，但他认为技术和知识可以推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因此，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引入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后，几乎能够解释一切，但仍不能很好地解释长期增长。因为在新古典增长模型里，技术进步被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索洛和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发展出来的外生增长模型却无法解释是什么导致技术不断进步的。这实际上意味着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的源泉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学领域开始了一场“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的范式转换，并开始了席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革命：首先是新产业组织理论(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创立不完全竞争模型；然后是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将规模收益递增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建立了收益递增下的国际贸易模型，为国际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次是新经济增长理论(New Economic Growth Theory)，重新发掘了古典经济学家关于递增收益的经典思想，以收益递增解释长期的经济增长；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浪潮，就是新经济地理理论(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对收益递增的再发现为解释城市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使经济学家对城市和城市化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传统经济学理论在解释城市的存在和发展时，主要关注的是城市在减少运输成本等生产成本中的作用。这样，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这种解释，产业空间竞争(更低的地租)和劳动力竞争(更低的工资)将使城市在节约生产成本方面的优势丧失，厂商将从城市地区迁出，从而出现分散化的趋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交通运输成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城市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但是，许多研究文献表明，城市具有的优势远远不止传统的运输成本和市场规模方面的优势。人口和产业向城市地区聚集，不但可以缩短各个创新行为主体彼此之间的距离，可以促进创意的交流，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劳动分工的演进。而且在知识外溢效应和劳动分工效应的作用下，城市经济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即便厂商在城市地区需要支付高工资、高地租，它们仍然愿意选择布局在城市，因为城市具有更高的生产率[5](P139-160)。
在新增长理论影响下，学者们对城市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用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20世纪70—8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持一种悲观的看法，把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看做是一个“公共地悲剧”(即过度使用公共资源)的经典例子，认为城市本身是一个资本密集的地区，城市土地的日益稀缺将鼓励企业以资本替代土地，但发展中国家剩余的是劳动力，缺乏的是资本，城市化不仅由于资本的短缺无法持续下去，而且会加剧这些国家的失业问题。如果过多的农村人口迁入城市，而城市就业机会有限，他们将不得不主要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或从事犯罪、乞讨等活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城市不仅太大而且太多，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能力应付如此快速的城市人口增长。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城市化”不是发展的标志，而恰恰是经济疾病的征兆[6]。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经济学家对于城市化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认识，认为城市化通过生产要素空间上的聚集，不仅使厂商共享基础设施，节约生产成本，获得规模经济(Scale Economy)效益，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厂商彼此接近，可以更快捷地获取技术和市场信息，提高交易效率，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分工和专业化发展，获得“范围经济”(Scope Economy)效益或专业化经济(Specialization Economy)效益。正是在这些聚集经济效益的作用下，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往往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提高，世界银行2000年发表的发展报告就明确提出“有活力的城市是增长的发动机”的观点[7]。
那么，城市为何能带来高的生产率，使城市经济具有收益递增的性质？城市化为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笔者认为技术创新和劳动分工的演进，是收益递增的源泉，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但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劳动分工的演进，都是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现象。城市化与技术创新、劳动分工以及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
二、城市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产出增长或经济增长可以由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实现，也可以由这些投入要素产出效率的提高来实现。传统社会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入量的增加，而现代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各种投入的质量的提高，而非投入量的增加。也就是说，依靠技术创新，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也一直强调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新古典经济学家一直把技术进步看做是“外生的因素”，他们对于技术创新的来源分析很少，所知有限。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文献中，价格和其他一些直接相关的变量成为分析的核心部分，而技术创新则一直处在经济学分析的从属和外围地位，不属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和主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激发了经济学家对技术创新、知识外溢的研究兴趣。现在，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创新活动趋向于高度聚集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城市)，城市在技术创新和扩散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创新、增长与城市化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城市化是经济活动向城市地区聚集的过程。那么，为什么通过城市化，经济活动在城市地区聚集起来就会促进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呢？这主要是由城市的多样性、城市在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协作方面的优势所决定的。
1.城市的多样性与创新
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城市里，而这些人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甚至口味又都千差万别，城市需要尽可能多的多样性来满足人们的需求。加上城市产业和人才的分工及专业化，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多样性环境的形成。因此，正如雅各布斯(Jane Jacobs)所指出：“多样性是大城市的天性。”[8](P1126-1152)
城市的多样性为不同行业和学科领域人员之间的交流创造了机会，从而促进了新知识、新技术和新行业的产生。雅各布斯认为，在一个地区，众多产业的并存比单一专业化产业的集中更能给地区带来活力。也就是说，产业的多样化比产业的专门化的作用更重要。这是因为专门化只偏重于同一产业内企业之间的交流，而多样化则能导致产业之间的交流，从而产生更具有生产力的新思想和新组合。雅各布斯曾考察了美国的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得出的结论是：那些充满活力的街道和居住区，都拥有丰富的多样性，而失败的城市地区都明显地匮乏多样性。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也同样证实，多种行业组合是城市成功的主要因素，越是具有多样性的城市，增长越快。
城市多样性在产品的创新阶段尤其重要。这是因为在产品创新阶段，企业家也许有一个新项目和产品，但他并不知道产品制造的每个细节，也不知道哪些部件需要使用，需要雇佣什么样的劳动力。厂商和企业家为了找到理想的生产流程，需要不断地试错，如果一个工艺和流程不理想，他就需要尝试其他的方法。在尝试各种方法后，企业才可以确定最理想的工艺和流程。这样，在产品创新阶段，企业布局在多样性的大城市中最有利，尽管在多样性的大城市中有较高的拥挤成本，但多样性的大城市可以使企业很便利地获得各种相关辅助产业的支持，减少试错的成本，这对于正在进行产品创新、寻求理想生产流程的厂商来说是非常值得的。因此，有的经济学家把这种具有多样性的城市称作是新生企业的“育婴室”[9](P1454-1477)。
2.城市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与创新
大城市是人才荟萃之地，在人力资本外溢效应作用下，一个人生活在城市，比生活在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要快得多。经济学家通过对移民收入长期变动的研究表明，如果两个相同技能的工人，一个居住在农村，一个居住在城市，5年后两个工人实际工资收入至少相差10％以上，这种工资收益的差距主要是由于双方知识技能积累速度差异造成的。而且，由于知识的外溢效应，城市平均的高教育水平还会给城市里每个工人带来明显的收益：两个具有相同教育水平的工人，居住在平均教育水平高的城市的工人往往可以挣得更多的收入[10](P254-277)。
大城市众多厂商的存在，使城市劳动力市场能更充分地竞争，而充分的竞争更有利于保障人们的技能水平与其所获得的工资水平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样，人们才愿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自身的技能，获得更高的工资。相反，在孤立和分散的农村地区，往往只有少数的几家公司，公司和雇主在工资谈判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有专业技能的工人也可能难以获得应有的工资，从而可能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不足。
此外，动态的、经济多样化的城市环境还为每个人的天赋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从而可以促进人们进一步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同时也更有利于工人发展自身的技能，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在大城市里，一个年轻的工人可以到各个行业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职业，如果他进入不理想的行业，他也能够转换职业：编辑变成金融家，律师变成投资家，这在城市是十分常见的事情。用城市社会学家的话来说，在大城市，“各种类型的人物都可以各得其所，他们不论是变好还是变坏，他们的气质和天才总会得到一个机会去开花结果”。这样，城市里每个人找到合适职业的机会大大增加，而一个人的技能与其工作职位的匹配对于提高生产力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学家发现，找到合适雇主的年轻人工资一般可以提高1/3。
3.城市的交往协作优势与创新
技术创新是一种交互作用和学习的过程，创新需要各个行为主体之间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流和接触。大城市作为知识、信息和技能中心，正是在形成区域创新网络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实际上，在历史上城市就具有促进社会交往方面的优势。在信息技术革命的21世纪，城市的这种优势依然不会消失，因为电话、传真和网络虽然有助于人们之间交流简单的、可编码的信息，但是，大量不可编码的、默认的知识和技能交流是无法通过网络、电话、传真来实现的，创新和知识的交流仍然需要面对面的接触，仍然需要地理上的聚集，仍然需要大城市。
在大城市里，创新活动中的各个行为者在空间上相互邻近，这不仅缩短了各个创新行为者之间的“硬距离”(hard distance)，带来运输成本的降低，而且有助于缩短创新行为者之间的“软距离”(soft distance)，即缩短了企业之间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的距离。这有利于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度、降低机会主义成本和交易成本、实现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城市是提供持久的、同步的知识交流的理想场所，正是通过城市里知识和信息的交流，新的创意不断涌现，推动着经济的发展。正如著名城市史学家芒福德所言：“城市通过它集中物质的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类交往的速度，并将它的产品变成可以储存和复制的形式。通过它的纪念性建筑、文字记载、有序的风俗和交往联系，城市扩大了人类活动的范围，并使这些活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建筑物、保管库、档案、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等)能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地往下传，因为它不但集中了传递和扩大这一遗产所需要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的智慧和力量。这一点一直是城市给我们的最大贡献。与城市复杂的人类情况相比较，我们现存储存和传播信息的精致的电子机器是很粗糙的、有局限性的。”[11](P417)
三、城市化、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
有关劳动分工与收益递增、经济增长的思想由来已久。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18世纪的亚当·斯密以及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把劳动分工看做是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源泉。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写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马克思也曾明确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增加。”显然，劳动分工能够带来收益递增，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十分明了的经济学原理。那么，城市化为何能够促进劳动分工的演进呢？城市化与劳动分工、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何种内在联系呢？
笔者认为，在城市化、劳动分工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两个相互作用、循环演进的机制：一方面，劳动分工是城市化的基础，是推动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没有分工的深化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城市化就失去了持续推进的动力，由此形成第一个循环演进的机制：劳动分工深化→经济增长→分工协作的需求增加→城市化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化又是促进分工深化的空间组织形式，城市化通过把人口和产业聚集在一起，创造出大规模的市场，降低了协调交易活动的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从而推动劳动分工的进一步演进和深化，由此形成第二个循环演进的机制：城市化发展→交易效率提高→劳动分工深化→经济增长。目前，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对第一个循环演进的机制，即城市化促进劳动分工和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笔者主要对第二个循环演进的机制，即城市化促进劳动分工和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城市化有利于扩展市场、提高产业协作效率、形成有利于分工的制度和文化，从而可以促进分工的演进和经济增长。
1.城市化、市场扩展与劳动分工
制约劳动分工演进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呢？或者说，如何才能促进劳动分工的演进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呢？斯密认为，劳动分工的发展受制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12](P16)只有当对某种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和市场规模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可能出现和存在。不仅家庭和个人的分工和专业化是这样，企业的专业化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产业的市场狭小，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规模较小，不足以一一分化出来，由独立的专业化企业承担，则该产业的企业大多是“全能”企业，分工主要表现为企业内部分工；随着产业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各再生产环节的市场规模足够大时，这些再生产环节便有可能独立出来由各专业化企业来承担，企业内部分工便转化为社会分工，企业才会更趋向专业化生产[13](P185-193)。
伴随着城市化，人口和产业不断向城市地区集聚，城市市场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从而在城市地区更有可能鼓励专业化生产和专业化服务的存在。相反，如果作为上下游产业链条中的企业相距较远，彼此之间交易费用很高，企业就会倾向于自给自足，通过纵向一体化发展成“全能企业”，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实际生活中，人们常常可以观察到，随着城市规模扩大，生产和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就会提高。越是专业化的活动，越会集中到大的城市。这其实就是城市化和产业聚集发展促进劳动分工的典型事例。
2.城市化、产业协作与劳动分工
现代生产已经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生产迂回度日益增强的生产。一种产品的生产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通常要经历多个生产过程，上、下游产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网络关系，任何一个厂商的生产都离不开相关产业的协作。产业之间能否高效率地协作，直接影响着各个产业的专业化水平和劳动分工的演进。因为在一个缺乏协作、交易效率低下的社会里，分工的好处被高额的交易费用抵消，人们自然会选择低分工水平；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交易效率得到提高，分工的好处相对于交易费用上升，人们会选择实行更专业化的生产，市场均衡的分工水平也会上升。
城市化既是一个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同时也是经济活动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各种类型的企业不断聚集在一起，彼此相邻，有利于企业之间的密切接触，也增强了企业之间的信任感，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各自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了不确定性。这种产业集群一旦在城市形成，企业之间更容易建立信任感和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集群内的企业在相互协作时，也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从而有利于企业的垂直分解，促进企业专业化发展。
3.城市的制度、文化与劳动分工
制度是制约人们行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的一些社会承认的规则。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可以减少市场中的不确定因素，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为实现分工与合作创造条件。分工越是发达，交易活动也越复杂，就越是需要有效的制度约束“经济人”的行为，以提高协调分工的效率。否则，劳动分工难以深化。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交易大多是“现货市场交易”(Spot Market Transaction)，这种交易往往依赖声誉、习俗、道德传统等非正规的制度来保障。这些非正规的制度在调节熟人之间的交易活动时很有效率。但是，一旦交易范围超出熟人或社区的圈子，仅靠非正规制度来保障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成本会急剧上升，使许多交易根本无法实现，更大范围的分工与协作就会受阻。因此，分工和交易关系发达、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都需要有正规的制度来保障。
城市作为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具有一种不同于乡村的、特有的生活方式即城市性(urbanism)。这主要表现在城市社区里人口密度大、社会分化程度高，具有较完善的教育、司法和行政体系。在城市里，人与人之间关系主要是建立在正规制度的基础上的，而不像传统乡村那样依赖于习俗等非正规制度。一般而言，正规的制度比非正规的制度可以为人们提供更为确定的行为预期，建立起信用关系，从而有利于减少人与人相互交易行为中的不确定性并因此减少交易成本。因此，在城市里，能较好地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企业在更广大范围内交往时的交易费用，促进社会分工和企业专业化发展。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城市作为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聚集地，在各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发展中国家正在迅速迈向城市化。在20世纪70—80年代，城市化更多地被各国政府和政策决策者看做是发展面临的难题而不是机遇。当时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过度的城市化”，导致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损害着国家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前景。于是，当时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出发点也是如何通过农村发展来减缓和控制乡城间的人口流动，抑制快速的城市化，防止出现“过度城市化”危机。
但是，城市化可以促进技术创新，促进劳动分工的演进，是实现收益递增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在城市里，资本、人员、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高度聚集在一起，扩大了人们之间相互交流和接触的机会，扩展了市场的规模，促进了技术创新和劳动分工的演进。城市并不是吸纳国家资源的“黑洞”，而是知识外溢和技术创新扩散的场地，是经济增长的中心，是收益递增的源泉。因此，政策设计的目标应该从单纯抑制城市化和防止城市增长转向城市治理(Urban Governance)，充分发挥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被计划所取代，重要的分工协调活动都是由政府这个庞大的科层组织来组织的，政府以“条条”和“块块”分割的方式对城市内的企业进行管理，使分属不同部门的企业之间往往无法建立起分工协作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发展、促进知识外溢效应的作用也无法充分发挥出来。随着中国体制的转型，人口迁移和产业流动越来越受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抑制城市化和城市增长的政策要么根本不起作用，要么使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是，在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除了要提高城市化水平外，更重要的是注重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即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促进城市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水平，实现城市功能的“差别化”和多样化，改善城市的投资环境和人居环境，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城市化带来的聚集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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