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词学与“词亡于明”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吴中论文,于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全明词》和《全清词》的整理工作几乎同时被提上日程，这反映了学界对全面认识千年词史的愿望。对于号称“中兴”的清词，进入研究者视野似乎不会存在什么心理上的隔阂，但明词却存在一个几乎成为定论的横亘于胸中的观念：“词亡于明”①。今天六大册《全明词》②的出版，似乎难以将明词与“亡”联系起来，那么该如何看待明词呢？不可否认，学界长期存在着以唐宋词作为标准的一元化研究思路，用唐宋词呈现出的美学形态指导千年词史研究。然在崇尚多元化研究的今天，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的。对此，学界已有警觉。严迪昌先生论20世纪词学总结时认为词学研究应有“‘异量美’式的气度”③，其高足张仲谋继续提到明词的“异量之美”④，已经从词的外在表征注意到明词与传统词的不同之处。但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必须回答明词为什么会呈现不同于宋元词的“异量之美”，否则在观照明词时，仍旧会有意无意地兜回到唐宋词的园地当中。严迪昌先生说“‘清词’只能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的指称”⑤，同理“明词”也只能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的指称，是13世纪中晚期到17世纪中期特定历史人文精神培育的特定品。时代的独特性注定它不可以成为另个时代的象征物、衬托品。因此，研究必须以明词为本位，弄清明词与宋词在发生学上的根本文化歧异，从历史的迷雾中显现明词的真身。而文学是人学，是人的历史人文精神的载体，因此评判一个时代的文学应当从考察这一代人入手。于是回答明词为何呈现“异量之美”，考察明代词人是关键一节。
一 从词人籍贯考察吴中作为明代词学的中心
关于中国词人产生区域，唐圭璋和吴熊和等先生均有精要论述。吴熊和先生提出了特别是清初词派的产生地域是“环太湖地区与江南运河两岸的一些相邻州县”⑥，这一判断着眼于中国古代词产生的大体，非常准确。但我们若继续追索其词学中心到底在太湖之滨的哪个区域，则不是很清楚。唐圭璋先生在《两宋词人占籍考》中说：“兹考两宋词人之籍历，按省分列，借以觇一代词风之盛，及一地词风之盛。”⑦他通过考辨两宋词人籍贯得出两宋词人中产自浙江省有216人，名列全国词人之首。毫无疑问，在两宋，词人主要产自浙江。那么明代出产词人最多的省份又是哪里呢？下面以《全明词》提供的词人小传，借用唐圭璋先生的这个思路，依据明代当时的行政区划将明代词人籍贯的分布数作一统计，来“觇一代词风之盛，及一地词风之盛”，进而明晰明代词学的基本格局。现将统计结果胪列如下：
南京（564人）：镇江府：22／／苏州府：212／／常州府：77／／扬州府：48／／应天府：68／／淮安府：4／／徐州府：2／／安庆府：9／／太平府：6／／宁国府：2／／徽州府：24／／凤阳府：8／／滁州：1／／和州：1／／庐州府：4／／松江府：76；
浙江（384人）：绍兴府：45／／宁波府：52／／台州府：7／／金华府：10／／处州府：2／／温州府：5／／湖州府：31／／嘉兴府：125／／杭州府：105／／衢州府：1／／严州府：1；
江西（55人）：南昌府：6／／九江府：2／／南唐府：2／／饶州府：8／／广信府：7／／建昌府：2／／抚州府：6／／吉安府：18／／临江府：1／／袁州府：1／／赣州府：2；
广东（18人）：广州府：14／／潮州府：2／／琼州府：2；
广西（3人）：南宁府：1／／桂林府：1／／梧州府：1；
河南（30人）：河南府：4／／开封府：10／／汝宁府：5／／南阳府：2／／归德府：2／／彰德府：2／／怀庆府：2／／汝州：1／／卫辉府：2；
陕西（9人）：西安府：7／／平凉府：1／／榆林卫：1；
四川（21人）：成都府：10／／潼川州：2／／叙州府：3／／顺庆府：1／／夔州府：1／／重庆府：4；
山东（20人）：济南府：4／／青州府：3／／莱州府：3／／兖州府：5／／登州府：4／／东昌府：1；
山西（14人）：太原府：9／／大同都卫：3／／潞安府：1／／汾州府：1；
云南（11人）：大理府：2／／澄江府：1／／鹤庆军民府：2／／云南府：1／／丽江军民府：1／／临安府：2／／蒙化府：1／／永昌军民府：1；
贵州（2人）：贵阳军民府：1／／遵义军民府：1；
京师（20人）：顺天府7／／大名府：1／／河间府：2／／广平府：2／／真定府：3／／永平府：1／／保定府：4；
湖广（43人）：武昌府：5／／汉阳府：2／／承天府：4／／黄州府：14／／德安府：4／／荆州府：4／／长沙府：5／／郴州：1／／永州府：1／／衡州府：2／／常德府：1；
福建（48人）：福州府：22／／汀州府：1／／泉州府：6／／漳州府：4／／兴化府：8／／延平府：3／／建宁府：4；
朝鲜、西域及其他（7人）：朝鲜：5／／西域：1／／建春：1。（后一不知属于何地，暂列此）
为了对明代各省词人总数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现将以上数字列表如下：
《全明词》收录词人1390余人（《全明词》前言），此表实际参与统计的人数是1242人。从统计结果涉及的地域，且对照明代疆域，词人籍贯分布于明代当时全境，并且词学活动也影响到当时旅居的外国人，所以从整体来看，传统的曰明词为衰歇显为偏见之辞。同时通过各省词人数据比较，南京词人数最多，占实际参加统计人数的45.41%，占《全明词》收录词人数的40.58%。浙江次之，占实际参加统计人数的30.92%，占《全明词》收录词人数的27.63%。毫无疑义，明代的词学中心在南京和浙江。如果对南京以今天的地域江苏对应来统计，其中镇江府、苏州府、常州府、扬州府、应天府、淮安府、徐州府等地词人总数有441人，占《全明词》收录词人总数的31.73%，占实际参加统计人数的35.51%。从人数看以及从百分比来比较，明代的词学中心应该在当时的南京，今天的江苏。为了凸现明代词人在地域分布上的特殊性，我们不妨将宋、元、明三代的词人籍贯分布作一比较，看词学中心随着朝代的更迭而产生了哪些移动：
宋代词学中心区域在浙江、江西，分别占实际参加统计867人的24.91%、17.65%。
表格显示：在元代，词学中心依然在浙江省，江苏的词学整体力量还不能和浙江抗衡。但从总体上看，宋、元、明三代词学中心从浙江移到江苏，而浙江在明代成为词学创作的次中心。
江苏、浙江成为明代相邻的词学重镇，两省词人总数为948人，占实际参加统计人数的76.33%。在这两个词人大省中，我们可以继续追索词学中心的中心。下面我们将这两个省的各府以及单列州的词人数作一番比较，以察明代词学中心的核心区域：
表格显示：词人总数前五名（从多到少次序排列）的州、府有苏州府、嘉兴府、杭州府、常州府、松江府，揆之以地理，词人总数后四名的嘉兴府、杭州府、常州府、松江府，在形势上对苏州形成众星拱月之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明代词学中心之中心当之无愧地是苏州府，并在苏州府的外围形成中心外围圈。在历史上，这个圈是吴地区的主体。唐陆广微撰《吴地记》：“按《史记》及《吴越春秋》， 自禹治水已后，分定九州岛。《禹贡》扬州之域，吴国四至，东亘沧溟，西连荆郢，南括越表，北临大江，盖吴国之本界也。……从秦始皇并吞六国之后，至汉顺帝永建四年，有山阴县人殷重献策于帝，请分江置两浙，诏司空王袭封。从钱唐江中分，向东为会稽郡，向西为吴郡。”⑨按照一般的对“吴中”的认识，“吴中”指苏州、常州、松江、镇江四郡，有时还包括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在这里，我们不局限于苏、松、常、镇以及杭、嘉、湖等地，而以最早《禹贡》所划定的区域，形成本文所要关注的明代当时南京大部分长江以南、钱塘江以西的地带，具体来说，包含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扬州府、应天府、宁国府等地，统称“吴中地区”。为了进一步说明吴中地区在明代词学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不妨将上述各府词人数列表明细如下：
从上述列表可知：明代词人的中心地带已经转移到以苏州为首的广泛意义的吴地。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明代词学实际上是以吴中词学为主体的，吴中地区词之发展变化实质上代表了明词的演变；吴中词学从词学发展史的高度去衡量，已经突破了纯粹地域性的意义，成为词学发展史的吴中，是理解整个明代词学的枢纽。
二 明代吴中词人的文化性格与明代词学
宋、元词人主要产自浙江，明代词人则主要产自以苏州为主的吴中地区，中心点的移动对词学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这一变化当然与朝代的更替、制度的约束以及文人心态的调整有关。在这里，我们不重点谈为何明代词人萃聚于吴中地区，而是着力论述一系列要素的改变，明代词人的精神品格随之发生了哪些不同于前代的变异，正是这些变异造就了明词的“异量之美”，也正是“异量之美”形成了后来的“词亡于明”的论调。
元、明两朝对当时特别是以吴中地区为代表的江南文人改变相当大，形成了独特的吴地文化意识。若我们以吴中地区为主体，将元、明两朝作为一个时间段来考量，就会发现吴中文化意识经历了一个由潜到显以及自我反思的过程。元代初年，统治者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吴地人是属于最下等的南人。加之元代统治者定鼎初期废除科举制度；并由于吴地先前属于南宋统治地区，南宋被攻破之后，大部分衣冠旧族散落到吴中地区，吴地成为南宋遗民避乱的处所。政治上规定的身份以及遗民的心理使得吴地文化在元朝始终处于压抑封闭且自成系统的状态。元末，随着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张士诚治吴时的相对稳定，又有一大批士人纷纷在战乱时期投奔于此。明朝建立后，吴地受到了朱明统治者的打击，吴地文化继续处于压制状态中。到成化、弘治年间，吴地文化慢慢复苏，到嘉靖、万历时期独领全国风骚，吴地文化整体觉醒与崛起。值得一提的是，前一阶段处于压制状态的吴地文化，展现在小圈子的风雅文人的诗酒风流之际；后一阶段则是前一阶段风雅文人的文化意识以及行为方式全面渗透到俗世当中，文化的外在表征则是代表吴地的南方文化意识从整体被压抑到总体崛起，词人的文化意识在下移，这只是当时词人的表现之一。另一方面在文化意识内部形成了对士人文化意识媚俗性的批判，提倡士人的责任感，这可在明代后期东林士风中得到证明。吴地士人文化意识的变迁相应地使明代词人主体性格也经历了三种形态的演变：艺术化文化性格、趋俗化文化性格、政治化文化性格。这三种文化性格中，艺术化文化性格一直存在，只不过是前期占据主流，当后期趋俗化文化性格与政治化文化性格凸现时，此文化性格稍微退后而已。
艺术化文化性格与明代词学。吴中文化意识经过元代百年的压制封闭，文人士大夫不求政治上之闻达，只企艺术上之名声。因此，吴地文化发展的前期，虽然处于统治者的监控之下，但文艺活动并未消亡，反映到词学上面同样如此。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元季风雅相尚”：“独怪有元之世，文学甚轻，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谣，科举亦屡兴屡废，宜乎风雅之事弃如弁髦，乃缙绅之徒风流相尚如此。盖自南宋遗民故老，相与唱叹于荒江寂寞之滨，流风余韵，久而弗替，遂成风会，固不系于朝廷令甲之轻重欤？”⑩“文学甚轻”的时代，元末江南士人仍然以“风流相尚”，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制并未改变吴地文艺创作的势头，这是吴中地区整个元代的写照。元末此风更盛，文人艺术化性格展现不再是在“荒江寂寞之滨”，而是往来佳山胜水，穷情尽致。在此必须提到直接影响明代吴地文化的元末明初三位文化名人，他们是杨维桢、顾瑛、倪瓒。杨维桢虽是山阴人，但晚年“徙居松江之上”(11)，加入了吴文化圈。顾瑛则是昆山人。倪瓒，无锡人。如杨维桢“年未七十休官，驾一舟名春水宅，往来九峰三泖间，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屦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铅粉狼藉。或戴华阳巾，披鹤氅，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词，自倚凤琶和之，宾客皆蹁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12)。顾瑛《玉山名胜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其所居池馆之盛，甲于东南，一时胜流多从之游宴，因裒其诗文为此集，各以地名为纲。”(13)倪瓒是杨维桢、顾瑛的座中诗友，他们看似夸张的生活方式后面，实有着对艺术的热情。在独特的吴地文化意识的陶冶下，江南士子的政治热情日渐消磨，代之而起的则是艺术热情的高涨。他们有基本相同的特点，即善诗词、书画，喜欢玩古赏古，喜爱校勘古籍，并且他们彼此结为诗友，经常聚会在一起，声气相投。聚会的场所是在典型的江南园林，如顾瑛的私家园林“玉山草堂”是大江南北文人学士经常光顾的场所。从杨维桢“造门纳屦无虚日”的描写来看，其当也有一处私人园林。虽不及顾瑛的有名气，但今天想来必定是一绝佳处所，否则不会有“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屦无虚日”的盛况。他们聚会到一起，无非是赏玩书画古玩以及写诗作词，写作诗词多以他们所赏玩的对象诸如书画古玩进而园林景致为审美对象，由于他们是艺术地看待，所以他们的心态是超然清赏。而此正见出宋明词学的分歧。首先从创作场景来讲，宋代创作的主场是歌舞地，而明代创作的主场是江南园林。虽然宋代有时歌舞也是在园林中进行，但其关注点不在园林本身。园林不仅为明代词人提供了创作场景，而且有时会成为表达艺术趣味的对象。宋代词人在欣赏歌舞中感知人生，而明代词人却在园林背景下鉴赏古玩书画诗词，感受艺术。从审美心态来讲，明人由于是艺术化文化性格，其审美心态是清赏式的，而非政治化的。这点与宋代明显不同。宋代是中国古代文人最为幸运的时代，无论是“不杀士大夫”(14)的皇家祖训，还是理学思潮兴起过程中士人的自我期许，待遇的优厚与文化的希望使得他们基本抱持着火热的政治情怀。吴地的文人由于历史以来的压制，他们大多政治追求的理想性不强，并不是像宋代词人将政治作为自己立命的根基，即使从政也是作为安身的暂时策略。所以在词中他们缺少宋代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情绪，没有隐曲，只有豪兴直爽，正是这豪兴直爽见出明代吴地词人的个性风采。
杨维桢等文化名人的文化性格在后续者身上得到继承。杨维桢培养和奖掖带出的一批词人，如杨基、瞿佑、王汝玉等就明显地继承了元末艺术化文化性格。而他们的文化性格在明代后期的吴地同样得到回响，嘉靖间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东吴富家，唯松江曹云西、无锡倪云林、昆山顾玉山，声华文物，可以并称，余不得与其列者。”(15)通过何良俊的艳羡之语，我们不难得出吴中士人的文化追求。元末时期的三大文化名人的文化性格在后来沈周、文征明等处得到继承，如倪瓒的一首《江南春》词受到沈周、文征明等几近八十人的追和以及清人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九将倪瓒与文征明相提并论，均说明倪瓒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影响。杨维桢、顾瑛、倪瓒以及沈周、文征明、祝允明、唐寅等人的身份首先是艺术家，其次才是词人，他们是在以艺术的方式作词。整个明代吴中词人大多具有此类艺术化文化性格。
趋俗化文化性格与明代词学。明代中后期吴地群体意识崛起，加之江南经济的增长，个性意识在大众中蔓延，早期只有如杨维桢等人能消遣的艺术品逐渐面向普通大众。这时大量逸书得以重印，词籍也搭上顺风车进入了大众视野。如李康化说：“明祀二百七十六年，倘以嘉靖三年为界标一分为二，则前期一百五十六年而后期一百二十年。但令人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后期在词人、词选、词评方面，均远迈前期。”因此提出一个观点：“词学中兴，始于嘉靖。”(16)“词人、词选、词评”的数量超过前期，而选本、评点等方式正是明代俗文学推行的常见手段，正可见词在大众中的需求量增加，是词创作走向大众的标志，是作词者需求量的增大引发了词选、词评的发行量的增多，进而促进了词人数量的增加，因此可以说“词学大众化，始于嘉靖”。如果说早期的吴地文人“相与唱叹于荒江寂寞之滨”是文人雅士的文艺消遣，那么到后期吴地群体意识崛起则意味着这种文艺消遣走向了大众化。
更为重要的是，前期高标自置的文人精神在明代普遍世俗化浪潮中被染上一层俗性。郭英德先生在论述明代此类文化现象时说：“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开始，文化格局逐渐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型：文人从依附贵族转向倾慕平民，或者更准确地说，从附贵族之骥尾转向借平民以自重。文人自我意识的高涨和主体精神的张扬，促成了不可抑制的文化权力下移的趋势。”(17)郭先生这段话的语境来自于明代整个时代氛围的考量，考察范围虽与本文有别，但其结论与吴地文化意识高涨后的吴地文人有相同的地方。只不过郭先生所说文人演变是从依附贵族型到平民型，而吴中地区文人则是从以前的艺术性文人到沾染了世俗气息的艺术性文人，艺术只是他们炫俗耀世、邀名博利的手段而已。明代潘之恒《金陵妓品》，曹大章《莲台仙会品》、《秦淮士女表》，萍乡花史《金陵士女殿最》等对明代金陵妓女做等级划分，对艺术品做等级鉴定，是艺术化文化性格的体现；他们转而将这种性格所采用的手段进行俗事活动，由此造成的明代江南地区文人和妓女的交往较前代在范围上更加广泛。他们之间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不仅仅建立在色欲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艺术理解的基础上。明代江南妓女多能诗词，善书画，精赏鉴，如果说在那时这些是江南名士必备的素质的话，那么拥有这些素质的她们则可以誉之为“名士式名妓”。
另一方面，闺阁女子仿效男性世界结诗社，定期聚会，吟诗作赋，完全是一派名士作风，因此她们可以称作“名士式名媛”。闺阁女子们为了发挥她们的艺术才能，完全复制出了男性社会的影子。但从她们所写的题材以及情感来说，却是属于闺阁的。明末董斯张评徐小淑词说：“小淑善绘事，此为画中词，词中画，吾不能辨。”(18)董评完全肯定徐小淑词的艺术精神，这是名媛们词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名媛群体的出现大多与家族有关。著名者如沈宜修一家，词多写内门趣事以及内门深情。《词苑丛谈·纪事四》载叶绍袁家有侍女随春“年十三四，即有玉质；肌凝积雪，韵仿幽花，笑盼之余，风情飞逗。琼章极喜之，为作《浣溪沙》”(19)，引得全家都以随春为描写对象，逞才斗奇，人赋一首，极富闺中情趣。另大量诗词抒写闺门内的亲情，极富感染力。词的题材、情感意向以及审美心态都完全世俗化，但其表现形式却是艺术化的。
士人走向世俗是吴地传统以及时代相互交汇的必然。六朝文学的传统早在元明之际得到继承，明代中期以来，江南经济的发展，培育了俗尚奢丽的风气，重情之风得到张扬。时代风气促使词人们选择了《花间集》，并自觉地以“花间”词风作为统绪。这一举动，从表面看是词人与俗世的结合，但从中国词史发展演变来说，则是一次充分认识词体美学特征的机会，是艺术家之词向词人之词转变的契机。不可否认，词人俗化的进程中词被用于应酬，如寿词、帐词，甚至被当作商品进行交易，出现了一些完全模式化的词，这些当然值得批判，但正是这些俗际交往扩大了词的受众面，对清代词的复兴实有功焉。
政治化文化性格与明代词学。明代中后期在举国若狂的媚俗之风中，悄然升起一股反思情绪。当个性化被极端合理化之后，社会的道义谁来承担？加之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倭寇流行，迫使江南士子不得不重新思考以前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性格。思考的结果一方面是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一方面是复兴古学，这两者途径不一，但目标相同，即改变社会萎靡不前的状态，强调士人的责任感。关心国事、世事，是士人政治化文化性格的展现。这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有东林党、复社、几社等政治团体。如东林领袖顾宪成“姿性绝人，幼即有志圣学。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力辟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他曾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20)复社以嗣响东林自居，复兴古学，在时代的感召之下，产生了一批明代忠烈伟人。这些忠烈多留下词作，今人或称之为明末爱国词人，或称之为英烈词人。不管怎样称呼，无非肯定了他们所秉持的政治化文化性格。
政治化文化性格影响下的明末词人对词的表达取径有二：其一，直袒胸襟，词中充满壮大阳刚之气。代表者有吴昜（一作吴易，柳亚子有辨(21)）、张煌言、卢象升等。周铭评吴易词曰：“职方词雄深雅健，慷慨历落，真词场中霹雳手。”(22)虽则只是评吴易词，完全可以移评此类其他词人之词。其二，“以灵均词笔为长短句”(23)，代表者有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词派。就前者而言，吴地文人前期的艺术化文化性格的影响力非常微弱，如吴易：“甫弱冠，即挂名复社中。负气矜奇，兼好兵法，通任侠，雅不欲以经生自见。间为诗文，传诵士林，非其好也”。(24)一生所好并非在诗文，而在“负气矜奇，兼好兵法，通任侠”。而后者身上体现了明代士人三种文化性格的复合，但艺术化文化性格在词中的影响力表现得也相当弱，云间词派词人身上仍然发挥作用的两种文化性格是后两种，而对“花间”词的追索是在第二阶段才开始出现的，因此陈子龙的词学主张是：“探源兰畹，滥觞花间，自余率不措意。”(25)
政治化文化性格对明代末期词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改变了前期艺术化文化性格词人对表现对象超然清赏的态度，作者以相当大的激情投入到对象中。以吴易为代表的直袒胸襟的词，虽然有些粗豪，但今天读来仍能感到毛发耸、肝胆动；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托贞心于妍貌，隐挚念于佻言”(26)，情真意切，是“所谓华亭肠断，宋玉魂消”(27)的感人之作。
综上所述，明代词学的发展是和明代吴中地区词人的文化性格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是吴地词人的文化性格铸就了明代词学的审美品格。
三 吴中词学与“词亡于明”辨
将“明词”看作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指称，其特定性必定要与吴地词人特别的文化性格和文化行为联系起来进行理解，否则对明代词的理解永远会处于郢书燕说的状态中，理解者的理解意向始终不指向研究本体的文化性。下面就历来形成的这个问题作一辨析。
“词亡于明”的概念生成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清浙西词派的“醇雅”观念、常州词派的“寄托”理念相关。这三个理念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将明词与批评潜在的文学标准文本进行考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明确地将宋词作为一极致标准看待，如果说这种观念在明代还没有任何亡词的迹象，可一到清代以后，结合清人的理解，词在明代灭亡的迹象就显现出来了。上文已经比较过宋、明词人文化性格之不同，由于词人人格表现相异，自然审美神韵有所不同。对待明词我们要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态度正为“一代有一代之词学”。
清人在金元以来形成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基础上进行明词研究，除此之外还附加了许多清人自己的价值观念，如“醇雅”、“寄托”等(28)，而这些正非明人词学创作所致力的目标。先看“醇雅”的观念，以此对明词进行价值判断的代表人物是清代朱彝尊。朱彝尊认为“盖词以醇雅为尚”(29)，并用这个理念编辑了《词综》一书。他认为明词的流弊有二，其一是填词失律，或是用语不与调谐，或是借用流行的南北曲，与宋代的词律相乖互舛；其二是明词用语陈俗浅俚，与其主张的“醇雅”不合。朱彝尊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明人视填词为“小道”“末技”，从事填词者寥寥无几；其二是《草堂诗余》流传的结果，而《草堂诗余》在朱彝尊看来编选的手眼不高(30)。朱彝尊所认为的明词不振的两个原因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其一词为“小道”“末技”的观念早在唐宋时代就存在，相比较诗文而言，词确实是小道末技，这也是事实，即使是朱彝尊本人也未见得使这种观念有重大突破，周济曾说过：“词之为技，小矣。然考之于昔南北分宗，征之于今江浙别派，是亦有故焉。”(31)在周济眼里，以往的南北宋时期以及朱彝尊所创立的浙派词，实际并未脱“词为小道”的藩篱，因此反观朱彝尊的分析，实不足以构成明词不振的原因；至于从事填词者寥寥无几的说法，参考今人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的《全明词》，可知明人染翰小道末技之词的人数之多、阶层之广泛，得此实不足辩。关于《草堂诗余》的编辑手眼不高，这实在是朱彝尊一家之言。明人对《草堂诗余》投注了相当的热情，这是事实，王国维曾对朱彝尊批评《草堂诗余》、推尊《绝妙好词》提出了异议，说：“自竹垞痛贬《草堂诗余》而推《绝妙好词》，后人群附和之。不知《草堂》虽有亵诨之作，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绝妙好词》则除张、范、辛、刘诸家外，十之八九皆极无聊赖之调。”(32)以王国维的眼力评判《草堂诗余》当属不错，因此《草堂诗余》不足以成为明代词不发达的口实。即使如此，在《草堂诗余》影响下的明代词作，也并不是榛芜一片。如清末况周颐曾提到明代词人陈铎，“词全和《草堂》韵……其词超澹疏宕，不琢不率。和何人韵，即仿其人体格。即如淮海、清真、漱玉诸大家，置本集中，虽识者不能辨。昔人谓词绝于明，观于大声之作，斯言殆未为信”(33)。这是受《草堂诗余》影响的明显例子，况周颐对其词评价非常之高。况氏的言语之中实际暗含着另外一种理路，即《草堂诗余》影响下的明词衰绝的论调是值得怀疑的。其实，作为明代吴地文化意识影响下的词学，也曾得到朱彝尊的部分肯定。其《词综·发凡》：“明初作手，若杨孟载、高季迪、刘伯温辈，皆温雅芊丽，咀宫含商。李昌祺、王达善、瞿宗吉之流，亦能接武。至钱唐马浩澜以词名东南，陈言秽语，俗气熏入骨髓，殆不可医。周白川、夏公谨诸老，间有硬语。杨用修、王元美则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34)一到明代中期，朱彝尊就拿捏不准了，因为明初吴地词人文化性格基本处于艺术化的阶段，在行为方式上还颇有些南宋遗民的风采，在审美心态上是超然清赏的，在表现效果上则具有宋末遗民词的清致而有艺术趣味，所以能够得到朱彝尊的肯定。可以推测，朱彝尊肯定的明初词无非是表现了与其美学主张相似的艺术化情韵，而明代中后期词由于偏离了这种文化性格，自然消失于朱彝尊的批评视野。但实际上明初词和南宋末期词已经有很大不同了，稍为相同的是明初词只有宋末词的清丽和艺术家意趣而已。
清代常州词派的理论观念讲究“寄托”，此派推崇的明代词人恰好在文化性格上与朱彝尊相反。朱彝尊推崇明代早期人物，而常州词派主要推崇明末陈子龙。而这之中吴地文化意识以及在此影响下的明代词人经历了艺术化、趋俗化文化性格过渡到政治化文化性格。陈子龙不仅以其文学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明末清初时以坚持民族气节赢得后世景仰，编辑有《明代经世文编》五百零八卷，其一生体现了政治人物所具备的强烈事功愿望，因此，其词作得到以政治寄托为批评意图的常州词派的推崇。清代谭献《复堂词话》“拟撰箧中词”：“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第一，饮水次之”；“词自南宋之季，几成绝响。元之张仲举，稍存比兴。明则陈卧子，直接唐人，为天才”(35)。常州词派，是以春秋公羊学家的眼光来评判词，总是千方百计在词中寻求微言大义，其宗主张惠言就曾被近人王国维讥评为“深文罗织”(36)。其实张惠言一派词论的建立有些清代中后期思想界“托古改制”的做法，通过对先前词学的重新阐释且系统化，将词之统绪与经学相对接。其理论与其说是面向过去的词学，不如说是通过古代词学的整理来指导未来的创作，其理论需求无非是嘉庆、道光以来江河日下的国势在词学中的反映。经学化理论指导下的文学创作自然需要一种政治倾向性存在，所以常州词派在明代算作名家的词人中只能找到陈子龙，因为陈子龙在明末政治事功非常突出。连对明词一向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陈廷焯也认为：“明代无一工词者。差强人意，不过一陈人中而已。”(37)自然，在明词中普遍寻求微言大义的政治寄托无疑是相当失败的做法，况且清人是在有限明词资料的情况下进行判断，更是如此。所以当陈廷焯无法继续寻找到类似陈子龙式的人物时，他只能干脆将明词否定掉。
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均有自身鲜明的趣味倾向，前者肯定明初词，否定中后期词；后者肯定明末词，无视之前的词。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得出，清代的明词研究是不得要领的，体现的是选家目光而非全面严谨的学术态度。正是这种选家目光无视明代吴中词人文化性格变迁对词的影响，进而将明词置于亡的境地。今天我们进行明词研究，必须突破清代的选家意识，回到明词本身存在的文化真实。明词本身存在的文化真实是：明词主要产生于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吴地，它的品格是元、明到清代初年吴地文化意识陶冶熔铸下形成的。因此，认识明代词学必须深入理解吴中。
注释：
①关于“词亡于明”观念的历史由来，参阅余意《“词亡于明”的历史考察与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②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③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王兆鹏《传承·建构·展望——关于20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④张仲谋《明词史·绪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⑤严迪昌《清词史·绪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⑥吴熊和《〈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明清之际词派研究之一》，《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⑦唐圭璋《宋词四考·两宋词人占籍考》，江苏古籍出版枉1985年版。
⑧今人范长华《元代咏物词初探》统计元代咏物词人籍贯的地域分布，具体人数与此表略有出入，但大致比率同。四川大学中文系《新国学》编辑委员会编《新国学》第二卷，巴蜀书社2000年版。
⑨唐陆广微撰《吴地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劄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5页。
(11)清张廷玉等《明史》杨维桢本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
(12)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1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玉山名胜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清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页。
(15)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六，中华书局1959年版。
(16)李康化《明清之际词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6页。
(17)郭英德《传奇戏曲的兴起与文化权力的下移》，《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18)引自清王奕清《历代词话》，《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19)徐
编著、王百里校笺《词苑丛谈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7页。
(20)清张廷玉等《明史》顾宪成本传。
(21)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此处依柳亚子（第133页）。
(22)清周铭《松陵绝妙词选》，清康熙十一年宁静堂刻本。
(23)况周颐评夏完淳词，见《蕙风词话》卷五，《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24)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第133、134页。
(25)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四，《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26)明陈子龙《三子诗余序》，《安雅堂稿》卷三，明末刻本。
(27)清王士祯《倚声初集》评陈子龙词，清顺治十七年刻本。
(28)虽然这些观念宋已出现过，但清代的这些概念其实已有新的含义，当另撰文论述之。
(29)清朱彝尊《乐府雅词跋》，《曝书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此处参考陈水云《清代词学发展史论》，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31)清周济《存审轩词自序》，续修四库全书本。
(32)(36)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3)况周颐原著、孙克强辑考《蕙风词话 广蕙风词话》，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34)清朱彝尊《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35)谭献《复堂词话》，《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7)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