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现代化的视觉视角--20世纪30、40年代的西藏摄影_摄影论文

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观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藏区摄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二十世纪论文,藏区论文,视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章编号]1002-3054(2015)01-0110-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50114

       19世纪末，有关西藏的影像开始出现，而大量的西藏影像则拍摄于1903年英军侵藏之后。西藏被迫开放江孜为通商口岸，西方人得以进入西藏进行拍摄。至西藏和平解放前，西藏影像几乎被西方人垄断。早期英国侵藏战争中的影像带有强烈的帝国范式：拍摄者以胜利者的姿态毫不掩饰地将西藏置于腐朽且不堪一击的形象之中。但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西方人对西藏的视觉观看又常以另一种面目呈现：山川地貌、社会民俗、动植物标本等服务于科学考察的目的；民族肖像按照视觉人类学的规范进行拍摄。在20世纪30-40年代，这类影像以1936年英国使团成员弗雷德里克·斯宾塞·查普曼(Frederick Spencer Chapman)以及纳粹德国1938年派出的由生物学家恩斯特·塞弗尔(Ernst Sch

fer)领导的西藏探险队拍摄的影像最为系统。20世纪初，中国国内摄影的主流还停留在画意摄影的层面，用摄影进行观看和记录的意识还未得到充分认识。30年代后，中国国内摄影也出现一些变化，纪实摄影开始受到知识分子重视，尤其是对藏区的拍摄出现了以庄学本、孙明经为代表的摄影师。他们的藏区影像也以系统的科学考察形式呈现。如果依照视觉人类学的分类，可以将“他观”归为两类不同的他观：一类是西方人对非西方世界的观看；一类是在本土主流社会对边缘区域的观看。因此，本文将围绕以下论题展开：在以藏区为拍摄对象的影像中，什么样的观看体制统一了两种不同的他观？这种看似相同的他观是否有着意义的差异？又分别指向何处？

       一、科学主义与现代观察者

       乔纳森·克雷里(Jonathan Crary)在《观察者的技术：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19th Century)中，比较了暗箱与立体视镜的区别，指出通过暗箱观看是基于光学的投射原理，观察者通过光的投射来完成对世界的认知。立体视镜利用的是双眼观察的技术，通过视觉暂留的余像来建构视觉形象；暗箱中观察者处于内化、封闭的环境，立体视镜的观察者则是具有更大行为能力的主体，因为这种观察是一种没有中介、更为直接的方式。19世纪之后出现的立体视镜标志着视觉现代性的诞生，因为这种新的视觉实践促使研究者开始关注拥有“错觉”的主体——人。与此同时，一种新的观察主体应运而生，克雷里称其为技术观察者。这种观察者是“遵从个体行为和观察原则、规范、并能够付诸实践的主体”。①(P6)克雷里从词源学的角度区别了“观察者”和“观众”。相比观众，现代观察者是有观看欲望并在一定的观看规则和理论指导下的主体，他们遵循的观看规则在克雷里看来是一种以计量、分类和统计为模式的现代性视觉体制。这种视觉体制被马丁·杰(Martin Jay)称之为“笛卡尔透视主义”，是一种“与科学世界观相联合”，将世界“看作是处于数学化的规律的时空秩序内”。②(P15)在“笛卡尔透视法”的观看中，主体的观看是以知识与科学为指导的。自启蒙理性以来，用理性来冲破知觉的迷雾是西方现代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只有用科学的精神将知识推进到对其必然性的认知，才能进而建构起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由此形成的自然科学、现代医学、人类学、生物学，无不建立在理性与科学的基础之上。自19世纪以来，文化的现代性日趋成熟，这不仅表现在视觉研究中涉及的物理学、生理学、解剖学等学科走向计量与统计，还表现在几乎所有的现代学科伴随着望远镜、照相机、幻灯片等一系列视觉技术的出现开始通过可见的测量来呈现“质”的差异。

       1936年，英国人组建了以巴兹尔·古尔德(Basil Gould)为首的使团。查普曼就是随同使团进入拉萨的成员之一，担任的职务是古尔德的私人秘书。因为曾经受过测量方面的培训，他还承担着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以及观察鸟类的工作。查普曼所拍摄的西藏影像除了与西藏上层贵族交往的照片之外，还包括了西藏特有的民俗文化，如跳羌姆、藏传佛教法器、僧人服饰、游牧藏族服饰、节日庆典、寺庙建筑等；西藏的社会文化生活，如脱谷、编织、造纸、书籍、印刷、驮运、街市、手工业者、过林卡、骰子游戏等；另外还包括医疗卫生、鸟类与植物。1938年德国的西藏探险队在对拉萨、日喀则和江孜进行考察后，拍摄了近20000张照片。从德国联邦档案馆开放的资料来看，其中包含了西藏的地理山川、河流矿产、动植物、宗教节日、寺庙建筑、农业、手工业、商贸运输和人物肖像等。③如果和早期西方人拍摄的西藏影像对比会发现，这批影像的拍摄不同于走马观花式的“一瞥”，而是更为系统和专业。以德国探险队在日喀则拍摄的“手工制胚”为例，图像以八幅图分别记录了“人力背泥、倒入模具、自然晾晒、人工翻晒”等过程，每个过程往往又分为特写、中景和远景，通过多个角度来展示这项工艺的场景、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等。

       几乎与查普曼同时，在国民政府护送班禅进藏的队伍中，有一名叫做庄学本的摄影师也开始了他的进藏之旅。但由于英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班禅病故在青海玉树，庄学本入藏拍摄的愿望再次落空，只能经青海进入川藏交界处进行拍摄。此后十年，由于种种原因，庄学本一直辗转在西南各地进行少数民族影像的拍摄工作。其实早在1934年黄慕松进藏拜祭十三世达赖的时候，庄学本就曾试图以《中华》《良友》画报记者的身份进入西藏，但亦未能成功，于是他转而进入川青交界的果洛等地区进行了历时6个月的考察，拍摄了大量藏族和羌族的影像资料。这一时期庄学本已经具有了初步的民族影像意识。据《羌戎考察记》记载，他每到一处往往以历史沿革、地理、气候、民生、教育、交通、物产、宗教等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其影像基本也围绕这些项目进行拍摄。在第二次进藏前，庄学本还曾在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组接受了体质人类测量方法的培训，因此其影像拍摄中的人类学意识更为明确。在庄学本后期的考察中，拍摄民族肖像开始采用正面、侧面、背面的拍摄手法，并且围绕一个主题以多张影像从不同角度进行展示，对藏区特有的计数方式、建造房屋、粮食收割等过程都依照人类学的模式进行了记录。1939年，另一队川康科考队开始对新成立的西康省进行考察。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负责人孙明经用电影摄像机和照相机在五个多月的行程中拍摄了《西康一瞥》《雅安边茶》《川康道上》《铁矿金矿》《省会康定》《草原风光》《康人生活》《喇嘛生活》等八部国情科考电影，并拍摄了2000多张科考照片。庄学本与孙明经两人所拍摄的藏区影像不仅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最为重要的是为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看方式。

       摄影术传入中国后，国内知识分子对摄影的接受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过程，即从最初将其视为奇技淫巧加以鄙薄到后来使之演变为文人咏物伤怀的工具加以运用。尽管摄影已经被接受并逐渐走向被运用的层面，但其中始终缺乏一种“观看意识”。而观看意识的缺失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现代性主体羸弱的表征之一。庄学本与孙明经的观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弥补了国人现代性观看缺失的一环。他们所拍摄的藏区影像完全区别于国内主流对摄影的认知，而是一种外来的视觉观看模式在中国的实践。另外，这种观看模式也不同于建国初期，以阶级和意识形态话语为主导的观看模式，如果与庄学本建国后拍摄的少数民族影像相对比，会发现其拍摄风格的明显转变。20世纪30-40年代，庄学本和孙明经的拍摄实践正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知识启蒙过程中探索和接受西方科学体系的一个缩影，可以说他们代表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对视觉与现代性的敏锐感触。

       二、知识权力与启蒙祛魅

       在以“笛卡尔透视法”作为观看规范的视觉体制中，主体在现代学科的指导下进行看似客观的记录，实际上包含了复杂的意识形态：在现代性发轫初期，通过视觉观察“使之可见”，从而达到用理性和科学来驱除蒙昧主义的效果。但伴随着现代社会的普遍视觉化，尤其是无所不在的目视通过计量、分类的方式来衡量差距、确立标准，进而就需要完成一种微观权力的运作，这种权力运作正是文化现代性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必然产物。

       查普曼和庄学本都曾拍摄过藏区的甲状腺病人，对藏区医疗卫生的记录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视觉关注。其中，查普曼拍摄的医学卫生影像占相当大的数量，除西藏的药王山以及建在药王山上的藏医学院，还有大昭寺门前的天花令柱碑以及西藏的医药挂图等。另外，英国使团为拉拢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建立了一所西式医院。查普曼对这所医院进行了详细的拍摄。在其作品“摩根医生和两名助手为藏族妇人注射疫苗”中(见图1)，三名男性医生身着工作服，藏族女性裸露双肩在接种疫苗，病人夸张地捂着张大的嘴巴。在这张影像中，西方与西藏的关系在男性/女性、观看/被观看中被表征为一种拯救的话语。知识变成无所不在的注视，病人的身体成为被看的空间，背景中排列整齐的药品暗示这所医院成为现代知识和知识生产的展示性空间。图像对此是这样解释的：性病在拉萨很常见，英国医院为病人提供免费的疫苗。④对于西藏的医疗卫生情况，查普曼在《圣城拉萨》中这样评价：“洪水淹没了路边荒地，有些地方洪水漫过小路。水又脏又泥泞而且臭气熏天。藏人不懂环境卫生，你可以看见男男女女蹲在大街上。如果不是冬季的严寒，他们肯定会染上各种传染病。”⑤(P113)

       查普曼还拍摄了一张名为“病人帐篷外的藏医”(见图2)的影像，这张影像则记录了藏医为病人治疗的方式：一名穿着僧衣的藏医坐在病人的帐篷外念诵经文。对于这种治疗方法，查普曼评价道：“除了对草药有所了解之外，藏人似乎对医学常识一无所知。他们对人体许多器官的作用，甚至位置都有着奇思妙想。”⑤(P183)在这里由知识产生的权力关系一目了然：在现代医学的目视之下，西藏这个古老而蛮荒的“病体”需要西方文明的治疗与拯救。

       法国著名学者福柯通过对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考古式的挖掘，揭示了知识、空间与权力的变革，这种变革同时又与视觉和现代性不无关系：临床医学通过对“可见的病体”以及死亡的注视使身体成为被看的空间；凭借对传染病的医治建立起“公共卫生”系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监控和规训，“严格禁止不卫生的居住方式”，“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进食和穿衣”⑥(P27)等，将医学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构建起来。因此在经历过现代医学洗礼后的西方拍摄者眼中，传统藏医学中的解剖图“多少带点幼稚的看法”，⑤(P142)令人沮丧的卫生状况是西藏还处在蒙昧时期的表现。查普曼对西藏医学与卫生的关注沿袭了早期西方人对西藏的看法，第一个进入拉萨的英国人曼宁就曾经在书中多次抱怨甚至诅咒西藏的卫生。不同的是，查普曼的观察由更为系统的科学做基础，这种观察通过客观事实的视觉建构来操纵这种权力支配关系。

       在经历了西方先进技术尤其是洋枪大炮的威胁后，后进现代性国家被迫或主动选择西方现代性代替传统文化与社会形态几乎成为共识。这种趋势往往表现为以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为己任，以现代知识体系来涤荡原有的文化体系，通过工农业的现代化来完成对现代性的最终追求。庄学本也拍摄过甲状腺病人，他采用了侧面拍摄，其目的在于留存医学档案。但相比而言，对医学的关注并不是庄学本聚焦的重点。庄学本和孙明经藏区影像中关注最多的是教育和边地的现代化，从中不难看出其作为后进现代性国家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

       近代以来，救亡与启蒙基本上成为中国文化现代性的主要话语，20世纪30年代之后，民族危亡的现实促使知识分子急迫地为国家和民族寻找出路。庄学本第一次对无人涉足的“白地”进行考察的原初动机皆因为“‘开发西北’是‘失掉东北’后指示青年动向的标的”。⑦(P35)孙明经所参加的西南科考团则是处于日军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和资源掠夺的背景下，学术界提出以开发西部作为抗战张本的主张后。加快社会和群体现代性启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共识，而西南边地长期处在不为人知的“白地”状态，科学文化的普及率极低，但在庄学本、孙明经的影像中却极少用视觉方式表达民众之贫乏、教育之困顿。孙明经在西康省的考察中发现，各地的学校均比政府的办公场所高档很多，因此拍摄了不少师生与学校的影像。尤其是在巴安县(今巴塘县)发现一支藏族小学生的棒球队后，特意为他们拍下了合影。影像中的小学生身着统一的西式制服，精神饱满地在现代化的操练场合影，背后的大山和飘扬的旗帜都传递出强烈的激扬之情(见图3)。⑧(P199)庄学本也在巴安县拍摄了“小学生撑杆跳”⑦(P640)和“藏族小学生打棒球”等影像(见图4)，⑦(P641)将边地的现代体育教育呈现在国人面前。体育运动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不仅代表了国人对健康体魄的追求，还是现代教育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孙明经和庄学本拍摄的国民身体强壮，体质健美，完全区别于查普曼拍摄的病体与落后。不仅如此，两人在影像中都捕捉到了边地的现代化。庄学本拍摄了甘南夏河县拉卜楞寺地区藏族贵族在郊游时听留声机的场景，位于前景的小桌上还摆放着一只望远镜。⑦(P258)同时，他还注意到了该地区为改良西北番地牛羊种正在建设中的畜牧改良场(见图5)。⑦(P259)孙明经则拍下了康定水力发电厂、巴安县的美国最新式风力发电机等，通过这些影像来证明现代化的教育和技术在边地并非无迹可寻。国内摄影研究者顾铮评价庄学本的摄影“少有乡愁气息”，“在于使国人了解中国还存在这么一个深远的、未知的腹地，可作长期抗战的后方打算，以此增强国人对于坚持抗战的信心”。⑨(P221)此语不仅准确概括了庄学本边地摄影的意义，其实也是孙明经所摄影像的意义所在。庄学本和孙明经的藏区摄影在现代知识体系观照下呈现出另外一种话语：视觉的现代性表现为一种启蒙式的祛蔽，新的视觉技术使过去很难在国人面前呈现的藏区成为了可见的、亟待开发的边疆地区，它不仅是国家在民族危亡时有力的大后方，同时也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三、可见的国民体质与种族神话缔造

       事实上，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并不是中国的传统意识，而是在西方侵略过程中文化与政治现代性的浸润下产生的，从“大汉族主义”到“五族共和”的民族意识反映的正是国人对民族意识的认识转变。庄学本初次进入川康地区时随着俗称将当地人呼作“蛮子”，但不久他就纠正了自己的说法：“‘夷人’‘蛮子’的名称含有若干藐视的性质，我们再不能这样称呼他们。为各民族一律平等起见，并就其‘嘉绒’之音应保存其古称‘西戎’为妥。”⑦(P63)“相处既久，就知其快乐有趣，古风盎然，反觉其精神高洁，可敬可亲。有诋同胞为‘野番’者，实为大谬。”⑦(P35)从“蛮子”到“同胞”的称呼转变是庄学本对边地少数民族深入了解后，开始将少数民族纳入到中华民族这种现代性民族意识之中。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深感国人体质之羸弱，尤其是“抽鸦片的中国男人”与“小脚的中国女人”成为西方人眼中国人形象的代表，更加成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痛心所在。庄学本拍摄的边地人民既健美质朴，同时又散发出一种沉静安详的气质。这固然与庄学本赋予了边地人民尊严有关，但更与其观察者意识有关。来自汉地的庄学本将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投射于边地人民的形象建构之中，从而塑造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融的国族形象。除了人物肖像外，庄学本还拍摄了当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着汉装以及汉藏通婚等现象，并评价道：“汉番混血儿多聪明伶俐，体格强壮，兼有两民族之长。”⑦(P264)与鲁迅等启蒙知识分子从文化角度进行国民性批判不同，庄学本试图通过可见的国民形象来振奋国人。其少数民族影像视觉现代性的意义在于，通过科学计量与评估，将文化的比较转变成人种意义上的分析，从而赋予国民体格和文化上的进化与提高，以重建国族的形象。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论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印刷媒介之间的关系。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⑩(P6)通过印刷传媒，特别是“可见的”视觉形象来塑造国族想象，无疑利于促进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事实上，庄学本与孙明经的边地影像也正是通过印刷媒介和教育影像来进行传播的。庄学本一直担任《中华》画报、《良友》画报等杂志的记者。尤其是《良友》画报，作为民国时期一份紧跟时代，追求先进的杂志，其所发挥的现代启蒙作用已经被众多学者论及，在此不加赘述。孙明经则一直将自己所拍摄的影像称之为“教育电影”，拍摄的对象多是工业常识和国防教育，目的是普及国民的科学知识。由此可以看出孙明经已充分认识到视觉手段对教育启蒙作用。

       同庄学本拍摄的藏民相比较，德国人拍摄的藏民也呈现出一种轻松、自然的状态。从表面上来看两者拍摄的藏民都跨越了他观中的障碍：他们的影像鲜少见到早期人类学影像中肢体僵硬、表情呆滞的形象。如果说庄学本是在数年来与边地居民的厮混中培养出了双方的信任与“手足同胞”的感情，那么塞弗尔率领的考察队在西藏按照计划只被允许进行两周的考察(后又延长半年)，他们镜头中迷人的藏民形象又从何而来？原因之一是塞弗尔将纳粹标志与西藏传统的吉祥如意的符号“卍”进行了某种歪曲式演绎，在象征层面上建立起了德国与西藏之间的联系，获得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认同。其次是负责人类学测量的探险队成员布鲁诺·柏格尔(Bruno Beger)受过短暂的医学训练，在为贵族、僧侣和贫民进行疾病治疗的过程中获得了当地人的好感。如果将庄学本与塞弗尔拍摄的藏民肖像进行更为详细的对比会发现，塞弗尔的影像更强调人的种族与体质特征，庄学本的人物肖像对人种特征进行了弱化，更加强调沉静安详的民族气质。以两位藏族老人的肖像为例(见图6、图7)：德国探险队摄影师恩斯特·克劳斯(Ernst Krause)用仰拍的角度对人物面部进行特写，人物的颧骨、鼻骨、轮廓等面部特征体现出强烈的人种特征；庄学本则用平视的角度和深色背景弱化了体质特征，将人物的沉静状态展示出来。

       塞弗尔等人的此次探险一般被认为是纳粹试图找寻雅利安人的祖先。在种族论盛行的纳粹德国，以希姆莱为代表的纳粹头目依据欧洲流传已久的亚特兰蒂斯传说，认为古代的雅利安人是生活在亚特兰蒂斯大陆上的神族，因为大地震逃亡至西藏和印度，与凡人结合才丧失了神性。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塞弗尔探险队在西藏所进行的体质人类学的测量也是服务于纳粹德国“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此次调查，他们共对376名藏人进行了人种学测量，通过测量藏族人头部与脸颊的尺寸，以及藏族人头发颜色与其他人种头发颜色的比对得出结论：藏族人是雅利安神族的后代(见图8)。由此不难理解塞弗尔镜头中的藏民充满魅力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讲，塞弗尔拍摄的藏民肖像呼应了纳粹美学：以仰拍的特写来建构人的尊贵，通过精当的场景取舍确立主题，以计量的知识话语来确立标准。科学话语在这里成为权力的帮凶，可见的视觉形象被确立为标准，进而建立关于种族的秩序。现代知识体系几乎都建立在以科学与理性作为文明序列的顶端，以此来关照其他文化。这种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期成为一种现代性的悖论。以建立在生物进化论基础之上的体质人类学为例：用工业现代化程度和科学知识普及程度作为区分依据，被种族主义者加以利用，为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四、结语：两种现代性

       伴随着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张，所有社会都被裹挟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就被迫在这种坐标轴中寻找其序列。在现代性早期，文化领域的理性启蒙、政治领域的现代国家与民族意识的形成以及经济领域的工业化，都有力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在其晚期则呈现出另一种面目，尤其表现为科学主义走向自然的对立面，并对主体进行无所不在的监视。

       中国后进现代性社会的地位决定了这两种他观的内容必将指向不同的意义。英国人与德国人所拍摄的西藏影像代表了西方人对西藏的两种想象。一种是在生产力水平的相较之下，将西藏视为尚未被西方文明烛照的蛮荒之地，需要以西方式的启蒙来拯救。由于英国与西藏有着政治利益的牵扯，因此影像中的政治因素更为明显：查普曼的观看看似“客观”，事实上是将西藏看作现代文明的参照物与凝视对象，是将之视为可以用文明、现代、理性来开发的“处女地”，其中的不平等与权力关系正是通过所谓科学主义的旗帜进行嵌入的。另一种是将西藏构建为神秘而遥远的乌托邦。以德国为代表的其他西方国家，由于政治利益的牵扯较少，他们对西藏形象的建构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将藏族人表征为“高贵而富有魅力”，事实上是把自身的矛盾与需求植入到西藏这个文化符号之中。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在现代性中开始遭遇种种困境，西藏被赋予高贵的同时也被钉在停滞的时间之中，从而成为西方在遭遇现代性危机时的一种怀旧的情感投射。

       但对于中国本土摄影师庄学本、孙明经而言，藏区是民族危亡时的边疆地区，也是支持全民进行长期抗战的大后方，只是因为国人对于边疆民族的较少认知才使之成为误识中的“蛮番”。他们认为通过视觉的可见性不仅可以消除民族之间的罅隙，而且可以鼓舞国民士气。因此，他们建构的是物产富饶、民风淳朴、人民体格健壮、各族民众杂居其中的藏区形象。事实上，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外遭强敌入侵，内部军阀相争，民族冲突也时有发生，但为何在两人的影像中所呈现的则是另一副模样？如果按照克雷里的观点，何为可见之物，何为不可见之物，皆与主体所处的位置密切相关。庄学本、孙明经两人的看与不看所建构的是寻求民族、国家独立与现代化的视觉想象，两人所拍摄的影像既是对可见的国民性的建构，也是作为观察者的自我进行主体确认的过程。所以不难理解两人将正面的、积极的形象通过可见的影像形式传达出来，而将负面的、落后的形象以文字形式进行论述，这种表现方式是自觉服从于现代视觉意识的观看之道。

       附：文中涉及图片

      

       图1 摩根医生和两名助手为藏族妇人注射疫苗

       查普曼摄 拉萨 1936年9月29日

       图片来源：http://tibet.prm.ox.ac.uk/photo_1998.131.398.html.

      

       图2 病人帐篷外的藏医

       查普曼摄 拉萨 1936年9月3日

       图片来源：http://tibet.prm.ox.ac.uk/photo_1998.131.285.html.

      

       图3 巴安县小学棒球队

       孙明经摄 1939年11月 四川巴塘

       图片来源：《定格西康：科考摄影家镜头里的抗战后方》，第199页。

      

       图4 藏族小学生打棒球

       庄学本摄 1939年 四川巴安

       图片来源：《庄学本全集》，第641页。

      

       图5 为改良西北番地牛羊种而建设的畜牧改良场

       庄学本摄 1936年 甘肃夏河拉卜楞

       图片来源：《庄学本全集》，第259页。

      

       图6 藏族老人

       克劳斯摄 1938年 西藏

       图片来源：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undesarchiv_Bild_135_KB_03_004,_Tibetexpedition,_Tibeter_aus_Lachung.jpg.

      

       图7 川西藏族老人

       庄学本摄 1939年 四川义敦

       图片来源：《庄学本全集》，第663页。

      

       图8 柏格尔正在进行人类学测量

       克劳斯摄 1938年 西藏

       图片来源：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undesarchiv_Bild_135_KB_15_091,_Tibetexpediton,_Anthropometrische_Untersuchungen.jpg.

       注：文中署名为查普曼的图片均来自于英国牛津大学艺术人类调研所建立的“西藏相簿”，网址为：http://tibet.prm.ox.ac.uk/；署名为克劳斯的图片来自于维基百科，网址为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 title=Special:Search&limit=100&offset=1600&redirs=1&profile=default&search=Tibetexpedition；署名为庄学本的图片来自于《庄学本全集》；署名为孙明经的图片来自于《定格西康：科考摄影家镜头里的抗战后方》。版权归拍摄者或版权拥有者所有。

       [收稿日期]2014-10-24

       注释：

       ①Jonathan Crary.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19th Century[M].Cambridge:MIT Press,1992.

       ②[美]马丁·杰著，刘晓伟译.现代性的视觉制度[J].艺术设计研究，2014(2).

       ③Islam Engelhardt.Tibet in 1938-1939:Photographs from the Ernst Sch

fer Expedition to Tibet[M].Chicago:Serindia Publications,2007.

       ④英国牛津大学艺术人类研究所.西藏相册EB/OL].http://tibet.prm.ox.ac.uk/photo_1998.131.398.html.

       ⑤[英]查普曼著，向红笳、凌小菲译.圣城拉萨[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⑥[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译.临床医学的诞生[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

       ⑦庄学本著，李媚、王璜生、庄文骏编.庄学本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

       ⑧孙明经摄影，孙健三撰述.定格西康：科考摄影家镜头里的抗战后方[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⑨顾铮.重新定义“国家”——从庄学本在《良友》画报上的作品说起[J].美术馆，2009(2).

       ⑩[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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