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道德与精神文明建设——领导道德与制度建设：反腐倡廉的根与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反腐倡廉论文,领导干部论文,精神文明建设论文,制度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说文解字》上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意即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途径是上面怎么做，下面就怎么效仿。这里的“上”在家里指家长，在学校指老师，在国家就指领导。这说明，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是开启人的爱心、羞耻心而不是强制灌输一种理念，因此儒家特别了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了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领导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孔子多次强调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领导人的德行好比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
如今，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见利忘义、以权谋私，致使整个社会出现了种种不尽如人意的腐败现象。而与此相比，西方某些发达国家的腐败问题似乎没有这样严重。因此，很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力图把维护公平正义为目的的政治制度搬到中国。但是因为忽视了西方政治制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
这是因为，西方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西方宗教文化的传统中产生的。换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维护公平正义，而仁慈博爱的道德情感是通过教会培养的。所以，事实上，西方人维护社会秩序是依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却仅仅看到了其重视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政治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一定程度的公民道德素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安利公司初到中国发展的时候，不得不改变该公司一贯实行的“无偿退款制度”（顾客对产品不满意，可以拿着空瓶子到公司要求退款，而公司会把全部购货款退回）：因为每一天公司都有排着长龙的用户拿着空瓶子要求退款，而这种现象在长期宗教教育下、以诚信为基本道德品质的西方国家从来没有遇到过。
因为我们曾过度批判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丧失了文化自信心，还把社会腐败现象错误地归结为传统文化，结果才使得种种社会问题无法解决。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回到古圣先贤的教诲，从觉悟人性、唤醒人心做起。
显然，这一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由此我们想到孔子所说的一句话：“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如果领导者是高尚的、有道德的、有公心的人，无论是在何种制度下，都不会对社会、对单位造成太大的危害。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现的“能人现象”就是如此：一个企业眼看着就要倒闭了，但是只是换了一个领导者，结果在短时间内就把企业扭亏为盈。其实，这个所谓的“能人”，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而且必须首先是一位有德的人，因为他不是想方设法地把国有资产据为私有，他所制定的政策、制度一定是有利于整个企业的长远发展。诚如当代西方著名的伦理学家麦因泰尔所说：公平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因此，伦理学关注的重点不是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而是要培养具有正义美德的人。
麦因泰尔提出这一理论的背景是，在现代西方国家，由于宗教被斥为迷信，很多人不再信仰宗教，而其政治制度仍然是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进行制度设计，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中学生以强凌弱现象，而离婚率上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青少年犯罪年龄越来越低更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二是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的人抓进监狱，但是问题并没有因此解决，犯人在监狱里学到了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放回到社会，仍然会危害人群，所以西方社会出现了“法令滋张，盗贼多有”的情形，而这些问题也是仅靠公平正义的制度无法解决的。正如麦因泰尔所提出的：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
中国古人也有类似的观点：“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人者，治之源也。故有人（贤人君子），法虽省，足以遍矣；若无人，法虽具，足以乱矣。故明主急得其人也。得其人，则身逸而国治，功大而名美，若夫失人，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具有美德的领导干部是社会治乱的根，而制度建设，则是社会治乱的本。《孟子·离娄上》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只有仁人应处于领导地位。不仁的人处于领导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民众。
而德才兼备的领导者不是凭空出现的，必须靠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种宗教文化，而是一种伦理道德教育的文化，注重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形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官吏的候补，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了“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换言之，它是在制度的设计中就兼顾了公平正义和仁慈博爱这两个方面。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贤政治，其结果是“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但是，因为我们曾过度批判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丧失了文化自信心，还把社会腐败现象错误地归结为传统文化，结果才使得种种社会问题无法解决。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回到古圣先贤的教诲，从觉悟人性、唤醒人心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