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批评软暴力与学院批评的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暴力论文,立场论文,媒体论文,学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大众传媒批评之软暴力
当代中国只有一种批评是强悍有力的，那就是无处不在的大众传媒批评。
中国媒体批评经历了两个时代：一个是政治时代，一个是经济时代。政治时代指的是1978年以前及1989-1992年，经济时代指的是1992年以后。这两个时代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是以外在的价值话语权主宰媒体及其批评标准，从而构成媒体批评标准及其批评的外在决定性与非人文性，导致文学人文性的堕落。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文性最活跃的时期，恰恰在其间非媒体批评的10年，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当代学院批评的黄金时代。这是因为，批评的价值话语权不在外来的决定性，而在文学本身，在学术本身，在学院本身，文学批评成为真正促进文学发展与繁荣的方式而不是相反。
中国媒体批评的政治时代，依靠的是政治标准第一的批评标准，这个标准导致理论上的注经性与批评上的政策性和功利性，把非人文性的政治价值作为主要价值。由于它与作家、批评家的生存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导致批评的不真实，导致学院批评的变质。比如《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批判、1957年的人性论批判、1962年开始的众多电影和小说批判、“文化革命”开始的30年代文艺批判、人类文学史批判……现在，众多当时的参与者及其后代或者纷纷在全集、文集中删去这些批判旧作，或者忏悔自己的胡言乱语，正是对这一批判的非人文性价值观的否定。
比较困难的是当下的经济时代。政治时代由于政治对人的威压性，人人都有一种被迫发言的难处，因而人们很容易理解他们这种悲剧。但是在经济时代，被迫发言的难处不存在了，对于批评家来说，主要是人格与资本的较量问题。在某些时候，甚至批评家的人格发生了主动变异，成了主动参与资本策划的同谋。资本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资本转化为批评话语权，批评话语权由媒体与资本的合谋而来。在资本看不见的策划下，各种批评不再以作家的人文性价值为价值，而以市场的价值为价值，以出资者的价值为价值。批评就这样失去了人文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在于，媒体方式是资本最重要的文化评价方式，资本在两个角度介入媒体批评：一是作为文化(包括文学)的批评，如电影批评、电视批评、快餐文化批评、游戏批评等等；一是作为对商品外在形式的评价，包括对外在价值、美誉度和任何超出使用价值而构成价值的文化层面，都进行符合资本利益的炒作。这由于媒体的垄断性，而构成中国式文化符号的软暴力——一种侵略人们感觉、思想甚至选择的暴力行为。这种软暴力对于大众文学欣赏力的衰减是空前的，对于美学标准的文学而言，它使批评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使大众在美文、新诗面前失去了审美判断。同时，人文性批评也久违了。
媒体的软暴力作用在中国尤其突出，它在两个逻辑之间互相转换，一是政治逻辑，一是资本逻辑。前者是中国媒体属性决定的，后者是前者在当代推行的主流文化。在这个价值观念下，媒体的社会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发挥。这就是当代中国媒体的大众化、传播化、舆论一律化及其派生出来的媒体批评的猎奇化、炒作化、人为化。这两者互相推波助澜，形成一股符号的软暴力作用，左右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这有若干的表现。当一部小说出版以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只有当它作为影响大众的电视方式或者电影方式改编以后，才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时的批评，由大众传媒主导，报纸、电视的编辑记者及其合作伙伴成为主要的批评声音，学院人文主义的声音或者被掩埋，或者被忽视。由于主持大众传媒的编辑记者自己并不是专家，但它却以专家或者左右专家的姿态出现，这就让大众误读为是专家或专门的评论，反过来大众又以“专家言说”的理解方式去进行更广泛的传播。由于传播方式的大众化导致传播的惟一性和舆论的一律性，这就是大众传播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另一种软暴力作用。由于这种软暴力作用压倒了一切声音，这种奇特的作用使得各种资本的力量非常活跃，都参与到主宰传媒的过程中来，影响传播的结论，以实现其文化投入的产出。这就是由看不见的手的操控的文化经济战争。
如此一来，大众媒体成了大众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成了人们吸取社会评价的主要渠道，相反，专门的文学评论刊物由于自身的边缘化状态，因而对社会、对大众的影响几乎为无。这样一来，学院批评就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与媒体软暴力合谋，体现为批评家以批评话语权掌握者的身份成为一个符号暴力集团的实践者而对人文性施以暴力践踏，在这里，起码的道德规范、学术规范都消失了，人文性失去了地位。这是学院批评家与传媒的结合，说到底是与资本的合谋。二是学院的人文主义，由于其非商业意义的动作方式，其具有人文意义的独立批评就只能成为一种自言自语，只有在对历史解读的领域中发挥一些作用，在现实评论中就消失了。这样一来，学院中的人文主义批评在最应该发挥作用的当代批评中失语。这就构成人们惊呼的“批评家缺席”的当代文学批评之怪现象。
然而，批评家真的缺席了吗？批评家只不过是被资本俘虏了，成了媒体软暴力的合谋者。批评家成了表扬家，作品讨论会成了作品表扬会，批评家并没有缺席，缺席的是具有人文理性的独立判断。
二 消费文化语境下学院批评的价值分化
1992年以来，全面转向市场经济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体系发生了裂变。此前“伤痕文学”开始的新政治文学、“85新潮”开始的新人文文学等都遭遇到空前的价值解构，文学加速走向了边缘化。有意思的是，走向边缘化的不仅是文学，还包括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相反，与市场经济有关系或者本身就能通过话语权威实现其市场价值的其他文科类如经济、法律、管理、外语、新闻、广告、传播、影视等等，则一下成了显学。
产生裂变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的突然全面施行。这个裂变是观察当代文学的主要坐标，由是观察中国当代文学与学术思潮，许多现象可以得到科学的说明。比如，新人文精神的提倡及其失败，学术本位的提倡及其分化，保守主义思潮及其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的提倡，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泛滥，全球化语境文化的提倡，等等。在这个时代思潮下，学院派文学批评相应地产生了价值裂变及其分化。
学院批评有一个历史与逻辑的分化与发展的变化。
学院批评的第一次分化是学院中人的自身价值怀疑及其变异，比如对人文学科和学院批评价值的怀疑与否定。这体现为学院批评者的下海潮。在下海潮中，队伍开始分化与重组，构成第一次分裂的浪潮。在这一个浪潮中，学院批评与文学创作队伍及其整个人文科学队伍的边缘化与分化是一致的。李劼当年激愤地表示这个分化“好得很”，可以让队伍更加“纯洁”就是典型的个案。
学院批评的第二次分化，是留守队伍自身的分化。这个分化在热门文学批评中体现出来。人文性文学在商品经济冲击及政治意识分化后，处于空前边缘化状态并且逐渐萎缩，一种新型文学开始填补国人的审美想象空间，这就是汪国真诗热、余秋雨散文热与电视剧《渴望》热及其后来的《编辑部的故事》热等。这是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的文学填空。在这一种热潮中，学院批评表现出一种两难的态度：一方面是厌恶其中的伪人文性而产生出一种抗拒，这表现为1993年到1995年从《上海文学》开端进而扩展到《读书》、《文汇报》、《光明日报》、《作家报》等遍及文学理论界、文化思想界的关于呼唤新的“人文精神”的讨论；另一方面则是对时兴文化的迎合与奉承，这表现为部分丧失人文性立场而廉价吹捧的大量时文。前者由于生不逢时而遭到时代的冷遇，后者因与大众、时代的合拍而呈现出媚俗的热卖。
这个交锋的代价是昂贵的，中国当代学院批评实际上处于劣势。在这种文化的“旷野”与“废墟”感中，整个中国学院批评都马失前蹄地在困惑中发生了根本性战略转移与分化，这就构成了当代文化思想界的学术本位提倡及其对这种提倡的怀疑、关注与背驰。学术与其被思想奸污，倒不如与思想分裂，于是产生了告别现实的学术本位思潮。这个思潮让中国学院批评进入非批评时代，对思想的忏悔与对纯学术的皈依成了主潮，有的回到孔子，有的回到乾嘉时代，有的不断汗颜80年代幼稚的批评，庆幸找到了一门真正的学术。这真有点30年代看“五四”人物的感觉，怎么一下都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
对净化了思想的学术感到极度苦闷但心理上还年轻的一代学人，他们与学术本位派有一些区别的是，把眼光掷向异域，从而构成了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引入的狂潮。但这个引入产生了误读与歧义，这就是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拜物教式的礼拜和全球化语境的误读。后者的误读在一种理想主义的政治热情下带有一厢情愿的全球化礼拜；还有一种误读则是对当代政治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燃烧。
这种消费主义语境下的学院批评往往在与媒体合谋中作为资本进行了置换，虽然是很廉价的置换。我们所关心的学院批评中的人文主义批评(这里使用的是狭义批评的概念，指对时下当代文学的批评，不含理论与历史的研究)，始终缺席与始终不完整的困惑依然，并且在学术本位的大潮下，正常地失去了话语权威。
当代文学此时走向两个极端，那就是它的人文性缺席与先锋性变形。同时它又有两个新特点，那就是与媒体文化的同谋和与市场经济的合流。当代的学院批评恰恰在这两个极端上显出了无力的姿态。在以上的合谋中，批评走向泛文学的文化化，走向非人文内涵的文化化，走向金钱拜物教的文化化。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还要不要人文性批评？如果要，我们的力量在哪里？队伍在哪里？思想在哪里？
三 学院批评何去何从
坚持人文精神下的科学的文学批评，在当前显得非常困难。
90年代中国大众文学有两个普及性的偶像，一个是还珠格格及其演员，这是中国小年儿童的偶像，在这个偶像中，批评家的声音消失了。一个是金庸，这个文化偶像现在已经延伸了到大学研究院(据说成龙、周星驰也要走金庸的运了)。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成为主要的评价力量，人文主义批评的声音呢？2005年，大众文学的偶像向文化转化，这就是资本策划的超级女声竞赛。事实上，批评家已经与资本合谋。
问题在于，当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左右了学术官员、大学校长的时候，站在知识分子立场的中国的学院批评应该怎么办？
当政治时代的生存威胁已经不复存在，经济时代的初期生存温饱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今天的中国学院批评家已经没有生存之虞了，这与1978年以前和1992年以后一段时间已经大不相同，大学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作为国家预算支持的国家法定的研究力量，应该发出独立的学术声音。因此，现在学院批评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是批评家的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正义力量的问题，是批评家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的自身良知及其判断的问题，是不依政治力量资本力量而作出学术判断的问题。但这个时期显然还没有开始。
在我看来，中国的学院批评第一是应该回到人文主义的本位。这是一个被数千年历史不断证明的真理。学派的争论可以存疑，学术的歧见可以保留，但人文主义的价值体系不能丢，那种惟新是举的高论可以继续，但价值的定位不能有移。科学主义、消费主义、各种“后”的主义，最终还得回到人文主义。德里达的解构是伟大的，但德里达只是历史过程的一链，当你接近这一链时，你会认为这是整个历史，当你回退到对历史鸟瞰的角度时，你会看到他仍然在人文主义的大系统中。任何新说都在否定和亵渎前说，但任何新说真正能留在历史上的成果，都不过是构成人自身研究体系的组成部分，都是人文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这是规律。道理很简单，横的世界、纵的历史都由人构成，人是目的，你不研究人，你研究什么？你的任何新说都不过是对人的多方面认识的丰富化、层次化、立体化、潜隐化，等等。我们的争论应该有历史感，应该有整体感，应该有参照系。
第二，中国学院批评包括学术评价要建立公认的学术权威。中国“五四”以后产生的权威不断过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已经没有学术权威，当权威消失以后，评价体系就发生了倾斜，这种倾斜主要体现为学术官本位倾向。当一个学者成为主管某一方面学术(有时甚至不是学术)的官员后，他的学术研究事实上相对停滞了，而学术停滞以后作出的学术评价本已失去科学性，长期停滞实际已丧失学术判断的发言权，但他反而获得了与官员权力相应的或更高的学术评价权力。并且，官员的角度与学术的角度是不同的，但越是这样，评价的权力却越大，这就让学术评价失实。因此，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形成真正的学术权威，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急需，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必要。
第三，要有真正的独立的有体验有看点的历史、美学批评。
一则，这个批评应该是独立的，不应该是人云亦云、无所发现的。人云亦云、无所发现的批评不要写，也没有意义。众多批评家的独立发现，是当代文学批评的生命所在。有了众多的负责任的学院批评家的独立发现，中国当代大众的欣赏水平会大幅度提高，大众传媒愚人式的评论就会失去市场。
二则，这个批评应该是体验的。美在当代有什么新的形态？当代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有什么审美范畴的变化？当代新诗、当代戏剧、当代散文有什么新的因素？这种美的感觉在历史上有否出现？它现在有什么变异，它变异的时代社会原因及审美心理原因何在，它与当代人有什么心理的联系？怎么通过具体的形象和意象分析让人感觉到这种美？这种新于过去的美，又有什么不足的弱点，如何提高？中国的文学批评必须从这些具体的批评开始，让批评走进大众，而不是让文章充斥着大量专业化的只有专家才能看懂的概念符号。
三则，这个批评应该是有看点的。所谓看点，就是发现作品的新闻点。任何水准线以上的文学作品，都有其独特的生活发现，这些发现本可以比许多平庸的社会新闻文艺新闻好看得多，但由于没有批评家的发现，就等于锦衣夜行。文学批评是一种发现，发现的看点要加以突出，加以传播。当然，这种发现应该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
四则，这个批评应该是历史的、美学的。要通过批评引导国民的文学评论、文学欣赏水平，引导国民的价值评价和审美评价水平。事实上，只有历史的、美学的批评才能在历史上留下思想的意义和价值，一切花头批评只能是过眼烟云。
也许以上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随着社会发展的逐步完善，学院批评终究会兴旺起来。这是必然的历史潮流，也是学院批评的必然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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