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微观经济机制的调整与中国的选择——张维迎教授访谈录（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中国论文,访谈录论文,机制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营化的三个逻辑解释
李：民营化确实已成为一个趋势，但就中国而言，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个过程的发生？
张：这是我最近研究的问题。我提出三个逻辑解释：一是地区间的竞争，二是资本结构的演变，三是从“占有”到“所有”的发展。第一个解释我前面已涉及，简单地说，地方分权导致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最初这种竞争主要是通过地方贸易保护主义实现的，但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困难。于是逐渐转向了民营化的竞争，因为哪一个地区民营化进程快，哪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就越快。这可称之为民营化竞争。有意思的是，中国的民营化类似于一种“囚徒困境”。如果各个地区能够联合起来，它们将不会选择民营化道路，而是共同分配垄断收益。第二，从国有企业的融资来说，过去十几年基本上是靠债务融资，但债务融资发展到今天，已没有余地了，因为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太高，几乎达到了破产的边沿。当一个企业负债太多时，就需要所有者注入资本金，否则无法运作。但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的政府无资本金可注，只能向其他实体进行股票融资。这也是一种被迫的选择。第三，从占有到所有。长期以来，我们对企业的经营者和职工，只承认他们对财产有占有权。现在这种占有权已行使得非常充分，所有者很难监督。但事实上的占有与法律上的所有不同，因为占有者对未来仍有一种不确定性预期，这就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地方政府越来越认识到，与其占有不如所有，私人企业至少不敢逃税，而国有企业逃税政府也无可奈何，因为是儿子欠老子的钱。上述因素决定了中国的民营化进程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李：就我所知，有些国有企业民营化后效果并不好，比如说，广东顺德的一些企业卖给私人后，经营情况还不如原来，这又如何解释？
张：这与预期有关。买到企业的人还是心有余悸的，谁能保证那一天不被重新国有化？所以他们就转移资产。产权制度不仅是法律条文，也是社会文化。中国历史上是皇帝不尊重别人的产权，但老百姓相互之间还是尊重产权的，否则，黄世仁为什么要杨白劳按手印？但近几十年来，不仅政府不尊重产权，老百姓也不尊重产权。现在恢复起来，需要时间，政府要有措施，也要有耐心。
企业要注意多样化经营的副作用
李：产权问题固然重要，但我认为，给定产权制度，经营战略对企业的成败也是至关重要的。你前面提到西方企业80年代以来开始回到专业化，逆转60年代的多样化经营风尚。但近几年来，中国企业都在追求多样化经营，这似乎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追求多样化经营的动机如此强烈？多样化经营究竟有何利弊？
张：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1994年和1995年，我看过不少企业的（包括民营的和国有的）年报，当我把企业的名字盖住后，很难区分出哪张报表是哪个企业的，因为他们的经营业务都是差不多地多样化。
在中国，多样化经营是一种时髦。我认为这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第一是“知难而退”。当企业的主业面临激烈竞争时，经营者缺乏必胜的信心，于是他们便转向其他领域。如计算机行业的某些企业。第二是“挡不住的诱惑”。中国经济处于高速成长期间，赚钱的机会较多，搞房地产赚钱，办旅馆赚钱，开商店赚钱，开餐馆赚钱，甚至擦皮鞋也赚钱。这种诱惑导致经营者涉猎诸多领域。第三是经营者的“游牧特性”。有些企业是靠“空手套白狼”、搞“第四产业”起家，本来就无“主业”可言，所以具有游牧民族的特征：哪有草去哪，赚完钱就跑。当然，也就没有自己的地盘或立足点。第四是融资体制的限制。有些企业想上市，但没有额度，只好“借壳上市”，但可供借的“壳”有限，有意无意地把与自己经营的产业无关的企业收购进来，目的是为了到股票市场上融资。第五是“个人消费需求的产业化”。这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最为明显。因为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是“能吃不能拿”，只能从事在职消费。为此，他们就涉猎各种各样的领域，有什么需要，就办什么企业，以合法地满足自己的多样化在职消费。第六是逃避监督。一个国有企业经营的行业越多，政府就越难监督。第七是经营者“头脑发热”。有些人原来一文不名，突然靠某个机遇成功了，连自己都没有想到原来自己这么伟大，所以一旦成功之后可能会变得过于自信，“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干不到的”。第八是追求时髦，导致经营者在经营多样化程度上的攀比，似乎自己比别人少一个企业就落后了许多。
对于多样化经营的收益，理论上的解释比较简单：一是分散风险。一个产业的业务陷入萧条时，其他产业的业务可以予以弥补。二是有助于内部融资。当一个产业陷入衰退时，它会产生大量闲置资金，进而可以转移到其他产业。三是有利于调动企业各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随着企业内部子公司数量的增加，可以为管理人员的提升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多样化经营存在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难题，其中最常见的是内部组织中的影响成本。当一家公司的总经理领导几个完全不相干的子公司时，由于他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是内行，也不可能了解每一个企业的情况，于是各子公司的经理便会向他游说，说自己所在的产业如何重要，何等需要钱。结果是业务越来越分散，效率越来越低，总经理自己也不知道资金到那里去了。
多样化经营的利弊涉及到企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企业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多样化经营会带来风险成本的节约和交易成本的节约，但内部代理成本是很高的。我并不是一般的反对多样化经营，而是说，企业家必须对多样化经营的好处和坏处都考虑到。三年前我就向四通谈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多样化经营的副作用，有些企业已开始收缩战线，如万科、万通。可惜，许多企业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资本经营”不是家常饭
李：就我所知，企业的多样化经营常常是通过兼并实现的。一般认为，企业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机制都是对无效率企业的惩罚，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最后求助手段。但企业理论也告诉我们，无论是通过兼并与收购还是通过破产机制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都不是一种免费午餐，它们会给企业和社会带来许多成本。例如，收益的再分配、兼并企业经营者的非利润最大化行为、企业原有的信誉关系遭到破坏等等。中国现阶段在企业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张：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对企业并购和破产功能的分析的确是这样的，但这样理解企业并购和破产机制的功能是不完备的。例如，当一个企业或产业进行调整时，它们会借助于兼并手段。同时，企业并购也并非总是对无效经营者的惩罚。当两家企业意识到合并能够带来规模经济收益时，它们可能会主动地选择合并。因此，企业并购和破产并不仅仅是为了控制代理人的行为。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对于我国现阶段的企业并购，我们应该理解为它是一种产权变革的过程，不能完全从西方国家的角度来理解它。即使是国有企业之间的兼并也可能是一种产权的下放过程，比如一个县属企业兼并了一家省属企业，产权实际上是下放了。
当前，我国企业并购、破产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谁是企业并购、破产的决策者。各级地方政府和银行之间在企业并购、破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从理论上来说，作为债权人，银行应该对此类决策有发言权。可是，我国的银行属于国有银行。银行的许多呆账在没有产权交易的情况下似乎并不突出，一旦企业间发生并购或破产，银行呆账就变得明显了。如果授予银行以决定权的话，许多企业并购、破产都不可能发生，因为银行重视的是帐面资产不是实际资产。但如果地方政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也可能把太多的不该破产的企业破产了，银行的损失也可能太大。我的想法是，应该从产权制度变革的角度来考虑什么是最优的决策权安排。
李：现在不少企业提出要从“产品经营”转向“资本经营”，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资本经营”的概念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一是产权变革的角度，一是经营战略的角度。从产权变革的角度看，这个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资本经营”可以使国有资产流动起来，在流动中完成民营化。但从经营战略的角度看，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企业经营本来就是资本经营，也就是投资于什么样的行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使得资本更快地增值。当然，针对过去国有企业只关心完成计划任务的问题，强调一下从资本经营的角度考虑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不应该把资本经营简单地理解为“兼并”，甚至就是“炒股”。难道麦当劳快餐店就不是资本经营？特别地，“兼并”作为一种“交易战略”，只是企业经营战略的一部分，对一个企业来说，最多也只能是几年发生一次，因为兼并的风险是很大，搞不好，就完蛋。如果把资本经营理解为“兼并”，把“兼并”当作家常饭，那企业就可能离死不远了。
假如全中国注册成一个股份有限公司…
李：你在前面对全球企业并购浪潮的特征做了概括：同时也对中国目前企业并购的功能及其存在的问题做了简单的分析。正如你所说的，企业并购在中国比在发达国家拥有更深刻的意义。但是，我们可能会发现：许多人简单地把我国正在进行中的企业并购与国外的企业并购等同起来。对此，你有何评论？
张：在这方面，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国正在推行的所谓“强强联合”。在国外，企业并购过程中，既有可能是强强联合，也有可能是强弱联合、弱弱联合，决定企业间是否进行联合的关键是1+1 是否大于2。只有大于2时，联合本身才能创造出净剩余。而在我国， “强强联合”的目的被简化为“进入世界500家”。这一思路显然是错误的。 一家企业并非是因为进入了“世界500家”而变得强大， 而是由于它的强大而进入“500强”。
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并购过程中，无论是上游企业兼并下游企业还是下游企业兼并上游企业，其目的都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成本。但他们也清楚，企业规模并不是可以无限扩大的；联合所带来的规模扩大会导致内部组织费用上升，如协调难度加大，内部激励机制降低等。他们需要在企业联合的收益与成本之间进行平衡。只有当所节约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于内部组织费用时，他们才会选择联合。在我国，为大而联合的做法可能不会使企业效率提高。即使参与联合的企业拥有上下游产业关联，但以官本位为主体的厂长经理们在联合之后为排坐次、争地位而带来的协调难度增加可能会抵销交易成本的节约。最重要的仍然是企业内部机制的变革。倘若没有内部机制的变革，联合可能是负效果，而不是正效果。单纯为争取进入世界500强是没有意义的。 假如这是企业联合的目标的话，我们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一个企业，那它无疑将排在世界500强首位。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必须弄清的一个基本关系是：规模大是效率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原因。麦道公司和波音公司联合是基于效率的考虑，它们面临来自欧洲的竞争；而我们的航空公司为了改进效率才分开的。如果把现有的几大航空公司重新联合起来，那肯定将是无效率的。有位作者在北京青年报上撰文说，千万不要把几个小舢板梆在一起就当作航空母舰开出去，是很精辟的。
我为海尔担忧…
李：最近，国家确定青岛海尔、宝钢、北大方正、华北制药、四川长虹和江南造船六家企业为重点扶植对象，每年向每个企业投入不少于2000万元的资金，以用于关系企业持续发展的技术开发和创新，力争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但从韩国的经验看，这样做是否合理， 还值得讨论。韩国现在的金融危机，显然与韩国政府过去对大企业的扶植有关，那些破产的大企业，都是在政府的“扶植”下发展起来的，你对此有何看法？
张：我对韩国研究不多，难作评论。但用政府“扶植”某个企业进入“500强”的做法是值得讨论的。第一，从中国过去的经验看， 靠国家是扶植不出名牌的，海尔的成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不是政府扶植的结果。政府现在插手，拔苗助长，关心的人多了，反倒可能扼杀了这个名牌。第二，一旦国家作为重点扶植对象，海尔的领导可能就要头脑发热，就要大跃进。据说，海尔已把进入500强的时限提前到2006年。 为此，海尔已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兼并活动。结果可能是，规模上去了，但效率下来了。第三，政府重点扶植某个企业（如海尔），这对其他的竞争对手（如科龙、新飞）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市场规则的建立。
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何处去？
李：回过头来谈谈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从近年来发达国家企业资本结构、金融、公司法规的演变来看，公司治理结构似乎有趋同或全球一致化趋势。但各种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是否会统一到一种模式上去，对此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在转轨经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俄罗斯和捷克最初推行的都是凭证私有化方式，但由于政治体制、社会观念及法律制度的差异，结果是俄罗斯企业走上了内部人控制的道路；而在捷克，分散的私有化券逐渐被集中到大的投资基金手中，公司治理结构呈现出一种外部人控制特征。也许这种路径依赖机制并不支持你所说的制度收敛命题。
张：现在来评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还为时过早，因为它们尚在变革之中。在俄罗斯，私有化是在企业内部进行的；而在捷克，私有化更多的考虑了公平因素。当然，捷克公司的经营者对于基金的持股和干预也存在着抵触情绪。它们之间初期的差异有可能大于它们后来的差异；不过，也不排除相反的情况。对于路径依赖机制，我的看法是，在不存在竞争的条件下，初始条件的差异会造就平行的两种模式；而如果两种模式在同一市场上，并相互竞争，那么低效率的模式将会让位于高效率的模式。例如，在没有其他类型企业的竞争时，国有企业能够生存下去。但一有其他企业的竞争，国有企业就不行了。
李：结合近年来你对中国企业的研究，你能否勾画一下中国未来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
张：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处在变革时期，预测未来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是很困难的。我现在看的比较明白的一点是，未来中国公司之间交叉持股可能会比较普遍。日本公司当年交叉持股是为了防止外国企业的兼并，中国公司的交叉持股可能是为了摆脱政府的干预。从资本结构的角度来看，未来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特征将取决于目前企业的银行债务和国家持有的股份如何处理。虽然中国企业已经出现了企业间的交叉持股，但银行持有企业的股权还有很多障碍。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国有商业银行没有真正转变机制之前，它们根本不具备充当委托人的能力。无论如何，关键是要有真正的委托人。有了真正的委托人，竞争会选出最有效的治理结构。
（完。原载《国际经济评论》时有删节。我们征得张维迎教授同意，现予全文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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