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基础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教育论文,对策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韩笃昇：中国加入WTO，是进一步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社会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是顺经济全球化之趋势而行，应国内改革之需要而动的重大举措。尽管我们在基础教育方面承诺的条款并不多，但加入WTO对教育观念、教育方式的影响是巨大的。民盟作为一个参政党，始终把教育作为参政议政的主题，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就我国加入WTO后，基础教育如何在新形势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探索教育改革的新思路及教育发展的新途径等问题进行初步的研讨，这是履行参政议政职能的一种好形式。在座的既有专家、学者，也有教育教学第一线的领导干部和教师，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希望能通过研讨和交流，互相启发，达成共识。请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吴修平：民盟作为一个文教界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一贯关心和重视教育事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盟各级组织都把教育改革和发展作为参政议政的重要内容。人类即将跨入新世纪，我们不久将要加入WTO，面临新的形势和问题，我们要认真研究，不断探索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道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从实际出发，思想要解放，观念要转变，体制要改革，法制要完善。尽管我们面临诸多问题，但只要坚持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就一定会取得积极的成果。教育是百年大计，不是短期内就能见效的，教育界的有识之士要作出不懈的努力。
张文江：京津地区对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研究较有历史，两地的教育工作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多次提出加快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意见和建议。不少建议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并被采纳。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在加快教育改革促进素质教育健康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上，开拓新思想，提出对策性建议。
转变观念 适应变化
孟鸿伟（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积极主动融入世界主流社会，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项重大实际步骤。我们应该及早结合中国教育的实际，改革与之不适应的体制与观念，健全有关法制，尽可能地做到扩大有利因素的作用，减小不利因素的影响。
50年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我国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我国小学净入学率从1991年的97%逐年提高，到1999年已达到99.1%。我国15-50岁成人文盲率从1990年的10%下降到1999年的5%以下。在比较25-34岁和55-64岁两个年龄组的文化程度时，我们发现相隔30年，我国人口的素质有了大幅提高。前一个年龄组具有小学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78.87%，文盲人口仅占5.25%。而30年前，具有小学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47.65%，文盲人口则占45.1%。这表明我国的教育事业为全面提高民族素质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已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但与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特别是劳动力人口的总体素质仍然很低。据最近发表的一份国际比较报告显示：在25-64岁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比例，巴拉圭、乌拉圭、泰国、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为14%、14%、11%、9%、9%、7%、6%和4%。我国则为3%。OECD国家平均为23%。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按新口径统计1999年约为10.5%，这是1995年世界低中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5岁儿童的期望受教育年限仅为10.1年，在参加世界教育指标研究的发展中国家中仅高于印度尼西亚，低于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
王善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加入WTO对基础教育的影响主要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包括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它可能通过高等教育或其它上一级的教育间接地缓慢地影响我们的教育观念。首先，我们过分强调统一，而不注意差异，全国统一的学制、统一的招生、统一的教学计划和大纲、教材。第二，过分强调服从，不鼓励独立思考，学生缺乏创新意识和能力，创新往往被社会视为“异端”。第三，重理论、轻实践。从基础教育看，还有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按照国务院1993年的规定，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要占到GDP的4%。去年的数据还没有出来，根据有关资料判断可能只达到2.8%，看来今年达到4%的目标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另外，生均经费和生均公用经费指标连续增长的目标也未达到。据统计，1998年生均教育经费（预算内的）小学生是350元，初中是602元，高中是1200元，大学是6600元。生均公用经费全国小学生只有35元，贫困地区可能只有5元。全国中小学还有1000多万平方米的危房，生均建筑面积、设备和图书配备的达标率也很低。许多贫困地区政府只管公办教师工资，其他经费都是强制摊派给农民的，有些地方连工资也不能按月发放。另外，教育经费分配不合理，过多地倾向于高等教育，对义务教育投资力度不够。按预算内的教育经费来算，高教占了20%左右，中等和初等教育占了80%；高教经费总量中的80%来自政府，而义务教育经费总量中只有60%是政府拨款。从理论和制度上说，义务教育应该是强制的和免费的。现在义务教育阶段还要收杂费（实际上就是学费），而且在逐步提高。由于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经济、财政收入的不均衡导致教育发展不均衡，三级教育入学率的不均衡。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要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义务教育就是这种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应该逐步缩小，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差别太大。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单纯依靠专项补助，由于数量很少，效果不显著。近年来国家搞了个义务教育工程，中央财政拿出39个亿，要求省政府1∶1配套，省政府要求县、市1∶1配套，这样加起来，大概是120个亿。现在正准备启动第二期工程。由于我国中小学生有1.7亿多，人均钱数并不多。当然重点是国家级贫困县，但力度毕竟还不够大。
徐广宇（天津市教科院研究员）：加入WTO既是中国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大实际步骤，也是中国文化、教育等相关领域面向世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战略抉择，它不仅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将会给教育发展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对于中国教育而言，加入WTO将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但无论哪方面的影响都首先表现为人们教育观念方面的深刻变化，它将促进教育思想实现进一步转变和再解放。
“入世”后，我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等势必发生较大变化，社会经济领域结构体系和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必然会引导教育结构和人才结构的变化与调整。教育必须更加自觉主动地适应这些变化，调整自身，增强实力。
宋阔均（天津开发区国际学校校长）：在教育投入与资金的使用上亟需改变观念，否则会让应该吸收到的资金白白流走。我校在天津市区有一个分校，筹建时，开发区投入200万元人民币，资金缺口较大，但与企业（MOTOROLA等）共同组建的分校理事会采用了国际惯例，每一个入学的学生由家长所在企业向学校购买席位费，每人1.2万美金。各企业争相购买，于是保证了启动的费用。由于生源不断增加，学校盈余资金逐步加大，现在分校又用这些余款买下80亩地兴建新校舍，没花国家一分钱，同时还能为招商引资服务，给国家增加了一笔资产。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加入WTO后，我们对文化教育的一些新理念，尤其是产业思想、产业行为，应充分研究和利用，逐步树立起教育资源市场化的概念。
徐广宇：加入WTO将会引发人们对教育产业和教育市场的性质、功能和作用进行再认识。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教育具有公益性，对教育的产业性质认识不够，对教育市场的存在问题在认识上也有较大的分歧，把教育服务作为一项专门贸易来运作更不为人们认同。事实上，教育服务是世贸组织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一个重要领域。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包括教育服务在内的十二个服务贸易范围，根据该规定和成员国之间达成的谈判协议，教育的产业性和教育市场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
树立质量意识 增强竞争观念
徐广宇：入世后，教育竞争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间教育实力对比的压力。中国教育参与国际教育竞争不可避免。增强竞争能力，尽快使我国教育步入世界教育强国行列，将是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重大任务。二是争夺教育市场的压力。加入WTO以后，中国教育有更多机会到国外去开拓市场，输出中国教育。同时，也将把国际教育竞争更多地引入国内市场来，在教育市场争夺中，能否保持优势和竞争能力，是中国教育面临的严峻考验。三是不同办学形式之间的竞争压力。加入WTO将带来中国办学体制改革的新发展，政府作为惟一办学主体垄断主要教育资源的局面会进一步打破，中外合作办学将是继民办教育以后的又一支新生办学力量，办学体制改革将更深入发展。四是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引入会促使办学者切实树立质量意识和服务意识，通过高质量的教育服务，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
随着中国“入世”进程加快，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方面的法律规范将会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使更加开放的教育市场的运行有章可循，如对留学生管理、外国教育服务机构的管理等都需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对已有的有悖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规则的某些规范，在不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前提下应做适当调整，以向国际规则靠拢，实现某些方面和国际“接轨”，如对学位的认定，学位授予权以及合作办学领域等问题的法律规定应有所修订。教育法制环境的改善、世贸规则的要求和人们规则意识的增强，对我国的教育法制建设将会有较大推进。
宋阔均：我们与国外教育的差异在哪里？以天津开发区国际学校为例，学校国际部外籍学生的教学与中国部的教学迥然不同。小学二年级讲意大利风情时，老师准备了一大块和好的面和一些各色的蔬菜，上午指导每个学生做比萨饼，孩子们非常愉快；中午老师把学生们自己做的饼放到微波炉中烤，学生们边品尝自制的比萨饼，边听老师讲意大利人的生活。这个国家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深深印在学生们脑子里。如果我们讲意大利，可能就要讲第二次世界大战、讲法西斯的罪行。当讲非洲肯尼亚时，课前老师做了一个大沙盘，指导所有的学生分工做小黑人、肯尼亚式的小房子、热带树木的模型。老师正式讲解时，大家把自己的作品摆到沙盘适当的位置，边看边听老师讲，课后将这个沙盘在教室放一段时间，令学生回味无穷。
这种教学有明确的目标，学生能融入到教学内容之中，全面调动学生的感官，注重培养能力，使学生学到知识，并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的课堂教学从内容到方法，都应当改革，特别是在突出个性，注重人文性等方面，否则既达不到素质教育的目的，也会拉大与国际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
蔡克勇（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球竞争对人的素质的要求首先是创新精神。没有创新精神，制度不能改革，管理不能改进，技术不能创新，市场不能开拓，在国际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基础教育的改革要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处理好四个关系：
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我们的教育是以继承前人知识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教育制度、教育方式、考试制度和管理制度都是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继承前人的知识。教学方式是满堂灌，考试要求学生搞标准答案，评价学生看考试成绩，考试内容是书本知识。它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是既惟书，又惟上。教育过程中，是引导学生原原本本接受书本知识，还是引导学生从实际出发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引导学生寻求惟一解，还是寻求合理解，这是基础教育中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不是不要继承，但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美国《大学心理学》一书中有一段话的大意是：书本知识多，创造能力弱；书本知识少，创造能力强，这两者都是正常现象，书本知识和创新能力不一定成正比。书中还举了一个例子，说爱因斯坦之所以能提出相对论，是因为他在这个领域的知识不是很多，用其它领域的知识分析理论物理学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概念和理论。
学科知识和综合知识（整体知识）的关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在分化的基础上综合。综合是主要趋势。不把握这个趋势，就不能很好地发明创造。《控制论》是维纳在1984年写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里程碑之一。维纳在“序言”中写道：到什么地方去研究最能出成果呢？到多门学科交叉的地方，即科学地图的空白地区做研究最容易出成果；什么人能够做这样的研究？在一个领域有很高的造诣，在相关领域有比较熟悉的知识。1948年，麻省理工学院根据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问题的解决越来越复杂，提出一个教育思想，即要教学生用两个焦点看问题：即能用自然科学的焦点，又能用社会科学的焦点。教育一个学生做某件事，都要懂得这样几个问题：这件事会不会做？即要懂得相关的知识、技术；能不能做？即还有一个法律问题，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应不应该做？即伦理道德、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做每一件事，都要具备这样一些思想、能力和知识。从这个方面说，高中的分科是非常有害的，必须下决心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综合知识教育正是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所必需的。
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关系。任何创新都是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人敢不敢于冒险，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有没有毅力，对他能否成功至关重要。美国一位学者在1995年提出了情商的理论，与智商相对应。他认为，智商在一个人成功中的作用只占20%，情商的作用占80%。情商、非智力因素对一个人的成功越来越重要。我们在清华、北大等学校作了一些调查，发现学生干部、文体骨干毕业后到社会上容易成功。他们的学习成绩不一定最好，但通过参加、组织各种活动，培养锻炼了各种能力，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都得到了发展。
做事与做人的关系。我们的教育不能只教学生做事，还要教学生做人。做人不仅仅是做一个合格公民，而且还要具备事业成功所必需的技能和素质。
迎接入世的挑战，教育体制改革面临艰巨的任务。如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要加大地方统筹权、决策权，加大学校的自主权；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的参与；还要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而不是过多的行政干预。
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
赵大恒（北京入中特级教师）：我们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最大特点是服务于计划经济，培养人才的数量、种类都严格按计划执行，人们根据自身条件追求最佳发展的自由度很小，服从才是发展的最佳途径。由此形成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大一统教育模式和在教育观念上形成的偏差，至今仍在影响着教育改革的进程。
观念上最大的偏差是对“面向全体”和“全面发展”的片面理解。教育要面向全体，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有教无类”的体现。但片面理解为面向大多数，过分强调人的共性而否定人的个性和差异就会形成误区。目前在教育观念中，对学生差异的承认采用双重标准，承认弱智群体的存在，为他们设立专门学校，加以特殊培养，不承认智力优异群体的存在，拒绝对他们加以相应的培养。承认某些方面的先天特长，除有专门学校培养外，在普通学校还作为录取条件给予优惠；不承认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内人的特殊才能，不允许在校内甚至社会上对学生进行学科特长的培养。对学业落后的学生可以补课，对尖子学生却不允许给予辅导，促使其进一步提高。这种双重标准严重地阻碍了人才的成长，与江泽民同志倡导的鼓励冒尖，鼓励当领头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英才的精神相违背。
另一种过于天真的想法是认为在一种教育模式中，在相同的教育机构中只要对校长、教师提出面向全体的要求，并进行某种培训就能使同一班级中的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发展。这是不切实际的。再好的学校再好的教师也不可能在同一时空里使个体差异很大的学生都能有最大的收获。把学校和教师的教育看成是万能的，把他们的要求提高到力所不及的程度，只能造成混乱和矛盾，最终受损的是学生。
真正的面向全体包含两个方面：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前者是所有的人都要受教育，后者是每个人所受的教育都要适合自身的特点。没有针对所有个体的教育谈不上面向全体。要使所有个体都受到适合其最佳发展的教育，就必须有分层、分类多样化的教育模式供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作出选择。
全面发展应有两层含义。一是我们培养的学生群体应全面发展，即此群体中有向各层、各类、各种专长发展的多样化学生，可以满足社会各方面对人才不同的要求。二是对学生个体而言，应在德、智、体、美等各方面得到相应的发展，成为一个有健全人格、有发展潜能的合格公民。现在的误区是把“全面发展”引伸为“全面优秀”，要求学生不但各门功课都要好，还要在基础教育阶段全面掌握进入社会后所需的一切知识技能。学校教育是为学生进入社会建造一个起飞的平台。人格的进一步完善，潜能的发挥，事业的成就，人生价值的体现，对社会的贡献都需要每个人在以后的工作中，在一生的历程中通过不断学习和自我完善来实现。要求中小学把每个学生都培养成“完人”，实际上是过分夸大了学校的教育功能，对学校、教师和学生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而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木桶理论”又给这个不切实际的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学校教育盯住学生的短处而忽视学生的特长和闪光点；要求教师和学生花费大量力气不断弥补短处，而不要求尽量发挥学生的优势和特长。这显然是极其片面的。
学生的差异决定了教育必须因材施教，学生特长爱好的多样性决定了教育要有一定的宽松度，不能用统一的标准要求学生，学生自主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和层次又决定了教育环境、教育模式的多样化。现代教育应把学生看成是一个生命体，他有独立的人格和自主选择自我发展的权利，当我们的教育真正做到尊重学生的个性、爱好、特长，并提供条件使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时，当我们的教育能使学生在学习期间体会到成功的喜悦，看到努力的成果，从而保持健康良好的心态，保持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时，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才能培养大批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新型人才。
张凤民（天津市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督学）：教师应是最富有创造性的职业，然而现在教师所受到的束缚最多，择其要者谈三点：陈旧教育观念的束缚。现在多数教师遵循的是祖训：传道、授业、解惑。在教学中，完全把学生放在从属的地位，学生很少有独立思考。有些教学观摩课和课外活动看起来很热闹，但大多是老师事先设计好的。这些做法离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思想的落实还有很大距离；频繁考试的束缚。考试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现在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组织的考试太多、太滥，考试内容不对路，忽视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过多的教学参考资料、辅导材料的束缚。现在老师备课有参考资料，出题有辅导材料，甚至学生手里也有参考资料。这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学生都是有害的。如果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还延续这种方法，教师的积极性无法调动起来，他们的教育教学水平很难有所长进。
其它方面如课程和教材对教师的束缚也是很严重的。提倡“减负”，不仅是解放学生，还要解放教师，要把教师的聪明才智解放出来。
徐广宇：入世后我国教育中的多元化倾向会更加明显。一是文化意识和教育背景的多元。二是培养目标的多元。三是办学体制的多元。四是教育组织形式和学习方式的多元。社会每个成员都将面临多元教育的选择。
有人担心入世会使国门洞开，开放服务业会丧失国家主权。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事实上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决不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丧失。外国教育机构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每年向中国“输出教育”的服务贸易数额非常可观，这会强化人们的教育市场观念和教育产业的意识。
孟鸿伟：提高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难点在于不能单纯依靠提高现有年轻人的入学率和教育程度。加强人力资源开发的策略不能再仅仅关注扩大年轻一代的入学机会，而是应该向两个方向延绅（从某种程度讲这就是教育产业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即早期儿童教育和继续教育。
进一步落实全民教育的思想，应努力减少各种差异，包括性别的、地区的、民族间的、不同经济条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
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和日益密切的国际联系，需要相应开放的、多样化和多功能的教育体系。我们培养的人才应该是有全局眼光的专家。瑞士雀巢公司总裁就曾预言“未来的领袖要懂政治，懂不同国家的文化”。
教育投资体系需要调整。教育的回报主要由社会收益时，应该主要由政府投入。当个人回报较高时，个人和企业应该为学习承担主要责任。利益和投资应相匹配。新型的教育投资体系需要在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之间建立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如高等教育，应重新调整教育成本的分摊比例。
李政道先生曾说：“做学问，要学‘问’，不学‘问’，无学问”。我们传统的观念常常要求老师和学生做到“没问题”。岂不知“没问题”中隐藏着大问题。要想方设法让孩子问问题并启发他们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新一代。
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竞争不相信眼泪。我们应切切实实地面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带来的影响和挑战，结合国情，转变观念，改革体制，加强法制将是指导我们行动的原则。
沈绮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近年来出现的择校热，进初中、高中的竞争日益激烈，而且年龄逐渐下移，这体现了全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对优质教育的需求。
WTO在服务贸易规则中提出教育是第五项服务贸易，除了对远程教育、义务教育以及一些特殊领域（如军事、警察教育）外，其它教育服务是开放的，包括幼教、高中和高教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国外对这个市场非常重视，对中国生源的争夺非常激烈。他们到中国招收留学生，是作为一个产业来运作的，这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潮流。我们应制定政策和措施吸引这部分资金，将之投入到基础教育中，改善教育的困难状况。我们承诺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外国可以和我们合作办学，国际合作性学校会越来越多，这将推动基础教育办学体制和融资体制改革向多元化发展。
1997年以来，一些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研究院，预示着一场世纪人才大战已经开始，高素质的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已成为各国争夺的对象。
加速向素质教育转化
徐广宇：入世后我国企业经营者和技术人员亟需学习和运用现代化经营管理理念、方法和技能，熟悉掌握计算机、外语、法律和国际互联网络，以应对市场环境的巨大变化。学习将成为一个人终身的需求。教育服务是对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服务领域，其对外开放则应采取十分慎重的原则，其开放范围是有限的，外国教育服务者只能采取合作形式，独资和自主经营一般是不允许的，更不可能损害社会主义制度和教育主权。
单大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级教师）：现在家长越来越重视子女的发展前途，将教育投资放在家庭所有开支的首位，学生也非常重视自身价值的实现。家庭对教育的要求，尤其是对教育质量方面的要求，功利性和实用性越来越明显。这一方面使教育的地位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也给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教师已感受到社会环境包括高考的压力。在教学中，我们只能把学生看成一个认知体，而不是当成生命体来培养，学生的学习过程成了单纯的认知过程，心理的、生理的多方面需要得不到满足。而在课堂教学中解决这个问题，难度相当大。目前基础教育改革所面临的这种困境，应引起高度重视。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系统工程，教育改革同样需要从实际出发。所谓实际，一是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通的教育目的，必须取得共识；二是受教育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这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基本要求，学校必须针对学生因材施教；三是教育能提供什么条件，它是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选择标准。教育改革必须有预见性，要制定一个能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改革计划，如果急功近利，素质教育无法真正落到实处。
刘长铭（北京四中副校长）：教育改革，课程设置是核心，教育观念是关键。我们的课程目标值得认真研究。现在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以知识为体系，各个学科都要保证体系的完整，没有真正以能力为目标。我们的教育方针提倡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在实际中常常是数、理、化、生、文、外、史、地、政样样都要学好。如果以能力为目标构建课程体系，则不然。一种能力的培养，所依赖的知识素材不是惟一的。如观察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学习物理，也可以通过学习化学、生物，还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来培养。重要的不是他已经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具备进一步学习的条件：必要的基础和学习热情。基础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使学生具备继续学习的基础、动力与热情。一个人不可能具备他在工作中所需要的所有的知识。知识上的不足，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来弥补。
就一个学科内部来讲，还有一个学习什么知识的问题。以物理为例，现在中学教材中的内容基本上是100年以前的，这些知识是基础，但问题是怎样学习。一方面，学习这些“陈旧”的知识，是为了学习更新的、现代化的知识。另一方面，循序渐进不是学习的惟一方式，学习方式还有跳跃式的、非线性的，在未来的信息化社会中，这种学习方式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和普遍。现在中学的科学教育已经背离了其真正价值，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所进行的是一种毫无意义和用途的解题游戏训练。虽然它使得我国的留学生总是在考试中名列前茅，但是在创造和发展新知识和做研究工作时往往比不上外国学生，因为他们已经太习惯于在已有的游戏规则下从事思维活动，而不敢突破旧规则，建立新规则。
教育不仅要使人聪明，而且要使人善良，但我们的教育对后者的关注远远不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情感目标在考试特别是高考中难以考查。高考是当前制约教育的一个主要瓶颈。这个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学教育较多地关注知识与学科能力，而对道德、情感、心理、身体、社会交往与实践能力以及其他非智力因素的关注远远不足，而这些将影响人的一生。这是基础教育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是淡化高考瓶颈和将瓶颈上移，如将高考与中学教育脱钩和大学实行宽进严出的招生政策等。
严永鑫（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爱因斯坦曾说过：教育就是接受教育之后所剩下的那些东西。教育固然要给受教育者以知识、技能、方法和认识客观世界的观点，但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还是对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影响。可以说，人文素质是教育的根本。
因此，教育工作的基点要始终放在使受教育者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国家和他人的人。教育职能部门要把这一观念作为教育整体工作的基石。素质教育的根基打好了，才能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大批人才，才能促进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正是“欲木之长矣，必先固其根本。欲流之远矣，必先浚其源泉”。
刘长铭：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生死观、家庭观、财富观、荣辱观等，构成了我们传统道德文化的完整的体系。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们就有像“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完整的德育目标体系。这些是我们今天进行德育工作的宝贵财富。
王思敏（天津南开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当前素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德育教育没有被摆到核心位置，为应试而教的倾向尚未从根本上改变；二是德育教育局限于思想政治教育，而且缺乏目的性和针对性，方法不科学，实效性差；三是忽视德育的主渠道是以“两课”（政治课、思想品德课）为主的各科教学。
针对这些弊端，我们提出了五个结合五个统一的教学方针，即指导思想的旗帜鲜明和方式方法的潜移默化相结合，做到灌输与感染的统一；教育内容的方向性与教育目标的层次性相结合，做到个性社会化与社会个性化的统一；德育目标的统一性与学科特点的差异性相结合，做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做到言传与身教的统一；学科中的德育改革与课堂教学的整体改革相结合，做到德、智、体、美诸育在教育过程中的有机统一。目前，德育教育改革在各校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实施，并初步建立了学科德育的实践体系、管理体系和方法体系。
贾晓波（天津教育学院教管系主任）：在人才素质的三大结构（心理素质、生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中，心理素质起核心和基础作用，但现在的育人目标中几乎没有这样的要求，这就难免因学生的心理素质较差，造成其它所有努力都前功尽弃的后果。在今后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失败和挫折，现行教育体制培养出的学生恐怕难以适应这种竞争的环境。联合国有关机构提出的四个教育支柱之一就是学会与人合作与共事。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决定一个人最终能否成功的因素中，20%是专业知识和技术，80%是人际关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学生自小学起，厌学情绪就逐年上升，初三达到60%左右，即使是高中生，也有40%左右的人厌学。现在提倡终身教育，我们却在短短几年的学校教育中，把学生的学习兴趣、爱好等重要动力消磨掉了。基础教育面临的迫切任务，是明确心理素质应有的地位。
陶建华（天津大学教授）：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创造性和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差，对外交往能力差，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不足，写作和表达能力差。学生从小学开始，一直到硕士、博士都在学外语，但应试能力强应用能力差，能够准确流利地用外语表达、交流的并不多，外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很值得研究。
加入WTO，外国教育机构将进一步抢滩中国教育市场，我们的教育要改革，要开放，应采取竞争机制，允许社会力量办学。否则，高考必然是“独木桥”，“减负”无法真正落实。在目前条件下，高考是惟一比较公平的升学办法，不能取消，但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必须改进。
柏均和（民盟天津市委副主委、天津万盛高级中学校长）：这次研讨会很有特点，就是前瞻性和现实性相结合；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从宏观高度俯视微观问题，把微观问题提到宏观高度去研究；高教和基础教育相结合；政协和党派相结合，共同研究教育问题。大家在宽松的气氛中切磋，对加入WTO后我国基础教育受到的影响，从经济领域和教育角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对策。
加入WTO，办学的主体会进一步社会化、国际化，会有更多国内外企业投资教育领域，加入到办学的行列中。现行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和《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都是前几年制定的，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
加入WTO，经济运作形式将对教育产生重大的辐射。最明显的是自由贸易中的“自由”，自由的起点是人格发展的个性化；还有奥林匹克式的竞争，其起点是必须遵循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加入WTO，更加依赖于共同的游戏规则，可以预测，道德规范将上升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人们对于教育改革，特别是素质教育和邓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四有”新人，在观念上和执行的自觉性上可能出现新情况和新局面。人们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另一方面是学校管理的机制问题。以万盛高级中学为例，港方就提出，要行政效率通达，加强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允许出现行政梗阻，人员少而精，干好干坏不一样。这表明今后在管理体制上将会出现新的情况。
这次座谈会开得非常成功，但时间有限，今后我们还可就加入WTO后基础教育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希望以后多联系，谢谢大家。
（杨安民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