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近代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太炎论文,史学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
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姚人。早年在杭州诂经精舍从古文经学家俞樾学习经史。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宣传被清政府通缉， 流亡日本。 1900 年剪辫立志革命。 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替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由孙中山迎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他所发表的文章充满战斗精神，“所向披靡，令人神往”。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受张謇拉拢，散布“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言论。1913年因反对袁世凯包藏祸心，遭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五四”运动后主要从事讲学，“退居于宁静的学者”。（注：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通电全国抗战，谴责蒋介石“剿共”卖国政策，保持了爱国主义的晚节。主要著作有《訄书》（1914年经增删后改题为《检论》）、《国故论衡》、《太炎文录》等，后来编入《章氏丛书》及其续编、三编。
章太炎本来精熟于传统的经史学问，接触了西方和日本学者的进化论和社会学说之后，使他对中国古代学术和历史的演进产生了新的看法。1902年，他曾计划修撰《中国通史》，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说：“酷暑无事，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他要在书里贯串进去自己的新思想，摒弃旧史只会排此事实的陋习。这种新思想，一是“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以近代进化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探究社会政治状况盛衰变化的原因；一是“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注：《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7页。 ）以中国历史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来鼓舞民众的革命情绪，增强对未来的信心。关于体裁形式，章氏认为，以往的纪传、编年、典制、考证等体裁，主要仅限于排此史料，有舍本逐末之弊；为了在书中融铸新哲理，应该进行体裁的创新。他所拟的《中国通史略例》目录，包括典、记、表、考记、别录五种体裁。其体裁设想，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对纪事本末体优点的吸收。在乾嘉年间，章学诚曾提出兼采纪事本末体的方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章太炎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并且加以发展。目录中的十篇“记”，就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设立的。他说：“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渺末也。会稽章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金縢》、《顾命》，就一事以详始卒。机仲之纪事本末，可谓冥合自然，亦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故复略举人事，论纂十篇，命之曰‘记’。”又说：“犹有历史社会各项要件，若难贯串，则取机仲之纪事本末为之作‘记’。”（注：《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7—168页。参见《訄书》（重订本）第五十九，《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编撰《中国通史》的一项基本要求，是要体现“社会兴废，国力强弱”，这一历史编撰的难题，正好依靠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来解决。章氏拟设的“记”，包括叙述秦的统一、唐代藩镇割据、农民起义、民族斗争、中外关系等，冀求以此来显示历史演进的大势，比起章学诚所提出的设想来，明显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二是对纪传体的利用、改造。目录中的“典”是以记典章制度，来源于“书志”。“考记”和“别录”实则同是记人，差别只在“考记”专记帝王（还有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两者来源于“本纪”和“列传”，但舍弃了“本纪”在纪传体史书中作为全书大纲的作用。“表”是用以列举次要的人物和纷繁的材料，来源自明。他说：“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可见他在总体上对纪传体所具有的综合的优点是充分重视的，经过改造，形成典、记等五体互相配合的体制。章氏的《中国通史》只停留在设想而已，并未撰成，他的方案若要真正实行起来会有许多困难，因为究竟是以“记”还是“典”来概述社会大势，他自己并不明确。至于同是记人，还要显示帝王高人一等的做法，则明显具有浓厚的封建气味。三是主张要以外国史学著作为参照，并进行东西文明演进同异的比较研究：“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此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注：《訄书》（重订本），《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说明章氏在本世纪初时对吸收外国进步学术所持的积极态度，也是最早提出进行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之一。这些设想虽未实现，但他的主张毕竟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同样报导了史学近代化的信息。
当二十世纪初年，中华民族要救亡，中国要进步，只有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革命人物十分重视运用历史知识作宣传、教育工作，以大量的中外历史知识作有力根据，论证革命是历史的必然，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因而有力地帮助民众提高觉悟，认清武装斗争、推翻清朝才是唯一的出路。章太炎是宣传革命历史思想的出色人物之一。他所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革命阵营发出的雷霆之声。前此，康有为发表了一篇公开信：《答南北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坚持君主立宪，攻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在华侨中造成恶劣影响。章太炎针锋相对地写成此文，于1903年印为小册子发行，并由当时任《苏报》主笔的章士钊节录后在《苏报》上发表，对康有为诋毁革命的言论予以有力的反击。《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气势磅礴，一开始就指出康有为写公开信是向清延献媚，“非致书商人，致书于满人也”。而康氏早有“圣人”的虚名，他的言论更有欺骗性，“乃较诸出于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所以必须痛加驳斥，以正视听。他揭露清廷经济上“行其聚敛”，政治上屡兴文字狱，为害酷烈，“万国所未有”，证明人民为了摆脱二百多年来当满洲贵族奴隶的地位，起来实行革命之必要。针对康有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的谬论，章太炎引证西欧、日本历史说，不但革命要流血，立宪也要流血，上书奏请是得不来的，“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也不能成”。进而指出，革命能开发民智，造就人才。美国发起独立战争时，事先并不知道有华盛顿；中国革命起来了，也能造就自己的杰出人物。他又以李自成为例，开始时，“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然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均田免赋等思想就是在革命过程中产生的。他响亮地喊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朴泻兼用之良药！”章太炎还指出康有为希望依靠光绪帝的力量以实现立宪，是绝对不能实现的幻想，因为戊戌维新的事实已经证明，纵使光绪帝本人诚心变法，也无法改变整个满洲贵族的腐朽局面：“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籍日其出于至公，虽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犹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佰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佰于荣禄。……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不敢撤。彼圣主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94—204页。）章太炎代表革命派彻底否定满州皇朝的统治，直斥光绪帝为“载湉小丑”，这在千百年来封建专制统治下所形成皇权统治绝对神圣的观念中，简直如晴天霹雳，尤其在知识界和市民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这封信一刊布，“上海人人争购”，而清廷达官贵人和一些保皇派人物则惊得目瞪口呆。
二、继承朴学成就与运用西方新学理
章太炎治学的显著特色，是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成就，且又运用新学理加以阐释，对于学术史和制度史提出了新见解。《訄书·订孔》一文，即较早地将孔子放到与诸子平等的地位，作客观的历史考察，标题即表明要订正历来对孔子的盲从和膜拜。他充分肯定孔子在文化史上的功绩：由于孔子整理六经，教育学生，才使历史知识传播到民间，人民脱离了愚昧状态，统治者不能任意摧残压迫。同时，反对封建阶级历来对孔子顶礼膜拜的态度，明确地批评说：“《论语》者腌昧，《三朝记》与诸告饬通论，多自触击也。”又称孔子比起孟轲来，“博习故事则贤，而知德少歉矣”；比荀况之合群治天下的学说和进取精神更显不及。（注：《訄书·订孔》，《章太炎文集》（三），第134—135页。）章氏反对神化孔子的激进观点，敏锐地捉住了本世纪初批判封建专制的时代脉搏。以后，他撰有《驳建立孔教议》，一方面，精到地评价孔子是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态度鲜明地反对康有为等人把孔子奉为教主的复古迷信主张。章太炎以近代理性眼光为指导，完全从世俗的、历史的观点，论述孔子的历史功绩：“盖孔子之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这四项，都是从文化史和政治史角度立论，首先，孔子开创了中国重视历史记载的传统：“往者《尚书》百篇，年月阔略，无过因事记录之书，其始末无以猝睹。自孔子作《春秋》，然后纪年有次，事尽首尾，丘明衍传，迁、固承流，史书始粲然大备，榘则相承，仍世似续，令晚世得以识古，后人因以知前。故虽戎羯荐臻，国步倾覆，其人民知怀故常，得以幡然反正。此其有造于华夏者，功为第一。”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等后代史家继承了孔子的业绩，因而使中国记载绵延不绝，世世代代明白中国文化的由来，构成了民族精神的脊柱，故称孔子“有造于华夏”。其次，西周时代，学在官府，“齐民不与”，“礼不下庶人”。而“自孔子观书柱下，述而不作，删定六书，布之民间，然后人知典常，家识图史。”是孔子首先打破贵族垄断文化知识的局面，开创私人讲学的传统，从此文化典籍、制度知识才开始传向民间。第三，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整理《周易》，成《论语》一书，开辟了重视哲理思维的途经。“于是大师接踵，宏儒郁兴。”第四，世卿垄断政治的局面也因孔子而开始动摇，由此开启了平民参政，人才涌现的局面。春秋以往，官多世卿。平民出身者，因不习政书，故按常例，都被排斥在官职之外。孔子培养了三千学生，其中又有许多人跟随他周游列国，增长才干，熟悉各国民情、物产、政事，“门人余裔，起而干摩，与执政争明。”百年以后，至战国即出现世卿废除，平民有才干者跻身卿相的局面。”由是阶级荡平，寒素上遂，至于今不废。”（注：《驳建立孔教议》，《章太炎文集》（四），《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章太炎从人文主义的角度，精到地论述孔子主要是古代文化伟大代表者的地位，在当时是针对一股企图把孔子尊为教主的复古迷信主张而发的。戊戌时期和辛亥革命以后，康有为等人曾一再提出建立孔教为“国教”，奉孔子为教主。对此，章太炎明确予以驳斥，他强调孔子对于中国历史的贡献，在于他是“保民开化之宗，不为教主”。宗教是原始低下的迷信手段，是愚弄民众的工具。中国固无国教，孔子尤鄙弃宗教。这是中国文化比宗教文化高明的地方。孔教并非前世所有，则今者固无所废，今日更无建立之必要。若因见西方耶苏教渐入国中，要树新教与之抗衡，“是犹素无创痍，无故灼以成瘢，乃徒师其鄙劣。”（注：《驳建立孔教议》，《章太炎文集》（四），《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章太炎的论述，深刻地总结了孔子在历史上的积极贡献，对于中国文化的朴素理性精神和宗教意识的愚昧洞察窾窍，有力地抨击了鼓吹建立孔教这一复古迷信思潮的毒害，在当时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对于清初学者颜元学术的特点和清代朴学的源流，章太炎的论述尤有卓识。颜元反对理学空谈，提倡躬行践履的“实学”，和他的学生李塨在清初形成一个学派。至本世纪初，颜元躬行实践的教育思想引起不少学者极大的兴趣和很高评价，有的认为他与现代教育思潮甚多相通之处。章氏却不附会别人所云，他指出颜元主张的片面性。章氏论云：颜元反对理学空谈，痛恨其贻祸，为救其弊，特提倡躬行实践，主张以习行德、行、艺三物为学，抨击著述讲学，这是矫枉过正的言论。章氏认为颜元最大的毛病是：“其所学得皮肤，而总
用微。”一针见血指出他的弱点在于对学问的理解失于肤浅，而缺乏理性思维，缺乏抽象概括能力。举出颜元曾批评朱熹以讲读为术道，两者相距千里。照颜元的看法，这好比只学琴谱，并不是学琴。惟有反复练习，然后熟练，达到能随意、自然地弹奏，达到琴、指一体，“志与指忘，指与弦忘。”章氏分析说：离开物器而习符号，符号不可任。但是算学的数字、公式、定理等等，却是从具体物器总结出来，通过计算，能解决物器的问题，不差分毫。这是因为数字、公式等，是“总”而得，是总结、抽象出来的，是理性思维成果。算学公式、琴谱、书籍，都是符号。以往读书人的毛病拘泥于字句，刻板地理解，所以不得真正的“道”。关键是要问书籍等等是否正确。书本上的知识要反映客观事物，要真正有用。“非书者不可用，无良书则不可用。”一概反对书本知识显然是错误的。故章氏讥颜元所言“礼、乐、射、御、书、数，”所习不过胥吏市井之用，都属于较低层次的知识。（注：《正颜》，见《章太炎全集》（三），《检论》卷四。）这篇《正颜》表明章氏站在思辩哲学的高度来辨析问题，正确地指出理论高于实践，不能因宋明理学家空谈而完全否定书本知识的作用，讲出了离开理论的指导，不能获得真知的道理。
《检论·清儒》更是一篇总结清代学术史的名作。章氏深谙清代学者著述，他本人师承清学的主体考证学派，熟悉学术源流演变。《清儒》首先提纲挈领地概括清代学术在特殊社会政治条件下形成的总特征：“清世理学之学，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辞苦；愚民，故先王经世之志衰。”深刻地指出由于理学衰落和清廷实行文化专制，造成考证学极盛的局面。进而论述清初顾炎武、阎若璩、胡渭，都对清学的形成有开创之功；“然草创未精博”，“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章氏论述最受重视之处，是总结和比较考证学极盛的时期吴、皖两派的不同特点。吴派的代表人物是惠栋，治学特点为“好博而尊闻”，他的弟子江声、余萧客，著书“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已见”。故综观吴派学者治学，短处在于唯古是从，拘泥旧说，缺乏创见。皖派学风大不相同，以戴震为代表，治学“综形名，任裁断”。是在广搜材料的基础上加以综核，勇于提出自己的论断，因而见解更深刻，更具创造性。章氏认为，这种学术特点也是由于乡土环境影响而形成，“戴震起徽州，徽州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生，故求学深邃”。戴震传下的皖派，治学即以条理严密、善于归纳、见解精到为特色。弟子以段玉裁、王念孙最知名，小学训诂有很高成就，晚清俞樾、孙治让继承皖派学风，成为乾嘉考证学的殿军。“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
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认为他们代表了清代考证学的最高成就。对于浙东学术、桐城学派和今文学派，也有所评论。清朝一代学者有大量疏证儒家经典之作，章氏一一列举其有价值者，要言不烦地评价其高下得失。以上论述，对于近代学术界影响至大，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称乾嘉学术为吴、皖两大派，即直接采用章说。但是，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门户之见甚深，对于清代今文学派龚自珍、魏源等人极力丑诋，称他们“绝无伦类”，“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
语。”不能正确认识龚、魏等人利用、改造公羊学说，猛烈批判封建专制，揭开近代思想解放序幕的历史性贡献，这就违反了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功过的原则。
章太炎对于制度史也提出新见解。《礼隆杀论》一文论述古代礼的性质、作用：“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也。”按《左传》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则古代的礼还包含治国的大经大法。而对于社会风气言，则应该体现为“务报施、尊贤、敬老”。他认为礼制在西周末、东周时期有极大变化：“幽厉乱而畴人亡，大典虽在，其委曲事条不具，是以周制不得不变。然其刑法仪式，大耑犹未失队，故《春秋传》数言‘周有常刑’，其于威颂品节犹尽。”《礼记·礼器》所言，“礼经三百”，按臣瓒解释，是指“冠、昏诸篇”。“曲礼三千”，则其揖让之节，俎豆之数。他批评古礼的繁文缛节：“晚世知本，而隆周务末”。“登降之礼，趣翔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章太炎所论最有意义的是，他反对恢复古礼，而主张可以采取礼的精神、原则，用简朴的礼节行事：“今世阶位既已削夷，宫室裳服之用，弥远于古，跪拜则人之所倦厌，自非礼原本，宜一切可以弃除。故苟由其道，白帢大幔，握手拱把，而足以为治。不由其道，虽黄收纯衣，彤车白马，犹曰桀之服也。”如果政治窳败，徒有古礼的形式、条文，也毫无用处。“上弥矜饰而无情朴，下愈侮笑而不宠神。”今日若要讲“隆礼”，则应实行“报施、尊贤、敬老”的原则，“既厚民德，又不塞其慧智”。（注：《礼隆杀论》，《章太炎全集》（三），《检论》卷二。）章太炎又提出“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的论点。他依据典籍所载古代王者居于山丘，及国家建都邑于高阜之地，提出论断：“古之帝业，以神道设教，草昧之世，神、人未分，而天子代天为官，因高就丘，为其近于苍穹。”他举出的主要根据是：“综考古之帝都，则颛顼所居曰帝丘，虞舜所居蒲阪，夏禹所居曰嵩山。商之先，相土居商丘。其后又有适山之文。周之先，公刘居京，其后又处旱麓之地。夫曰山、曰丘、曰阪、曰京，皆实地而非虚号。上古橧巢，后王宫室，其质文虽世异，而据山立邑则同。”而最后结论是，天子居山，“其意在尊严神秘，而设险守固之义，特其后起者也。”（注：《官制索隐》，《章太炎全集》四，《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章氏之后的学者论述古代国家起源或人神关系，每有引用此说。
在评价历史人物，章太炎也有卓识。他为受诽谤二千年的改革家商鞅作了重新评价，称赞“核其宪度而为治本”，“以刑维法，而非以刑为法之本也。”“是故商鞅行法而秦日富。”尤其赞扬商鞅执法公正不阿，品质高尚：“政令出内，虽乘舆亦不得违法而任喜怒，其贤于（张）汤之窥人主意以为高下者亦远矣。”（注：《訄书》（初刻本），《商鞅第三十五》，《章太炎文集》（三）。）再如，曹操被世世代代视为“篡汉”之“奸雄”，章氏则一反众说，从正面予以肯定，称他“禁戈止暴，威谋靡竟。”“登黎献手衽席，拯旄倪手隍阱。而又加之以恭俭，申之以廉清。廷有壶飱之清，家有绣衣之儆。布贞士于周行，遏苞苴于邪径。务稼穑而民孳殖，烦师旅而人不病。信智计之绝人，故虽谲而近正。”（注：《魏武帝颂》，《章太炎文集》（四），《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高度评价曹操恢复中国社会安定和恢复生产的历史功绩，虽然善用权术，但从总体看，不失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以上两个突出例证说明，章太炎评价历史人物不是从儒家抽象的“仁义”或“正统”观念出发，而是做到以是否有利于社会和民众为标准，堪称具有过人的史识。
三、提倡“国粹”与鼓吹民族主义
章太炎是晚清国粹派著名的倡导者。在本世纪初，国粹派的活动很有声势，他们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翼，主张排满革命，在学术上，大力鼓吹民族主义。并以研究和评论历史作为其重要阵地。国粹派兴起的深刻原因是对于西方文化冲击产生的反应，而这一思潮在本世纪初产生，又因受到日本出现的保存国粹以对抗欧化主义的思想主张所影响。1905年，邓实、黄节、刘师培等在上海成立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学保存会”，出版《国粹学报》，编印丛书。章太炎在上海出狱，逋抵日本，就在东京留日学生欢迎大会上提倡“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其后，在他主编的《民报》上连续发表宣扬“国粹”的文章，并在《民报》内设立“国学振起会”，与国内的《国粹学报》相呼应。国粹学派这种颇大的声势，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发生。
什么是“国粹”，从整体言，国粹派学者所阐扬的“国粹”主要是指那些能够从中发扬民族主义和民主精神的传统文化。如邓实论述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变迁，必然是“君史”的消亡和“民史”的渐兴，要求仿效西方近代史家著史“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注：邓实：《史学通论》，见《政艺通报》1902年第12、13号。）邓实又著有《中国群治进退之大势》，着重批判专制制度严重阻碍中国历史的发展。他还主张区分“君学”和“国学”，“在朝之学”和“在野之学”，批判前者而推崇后者，还明确提出儒学是“利君不利民”的“君学”。（注：邓实：《国学今论》，《国粹学报》第4期，1905年5月。）在批评历代帝王所推崇的孔子的同时，国粹派尽力提高诸子这类“在野之学”的地位。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批评中国封建时代的学术弊端在于“一尊孔子”，他推许先秦诸子“各为独立”的学术精神和“往复辩论”的自由学风。（注：《诸子学略说》，《国粹学报》第8、9期，1905年9、 10月。）刘师培则在《周末学术史序》中，通过此较儒、墨二家政治学说，批判儒家，表彰墨家。
国粹派以提倡“国粹”来宣扬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想，在二者之中，章太炎对鼓吹民族主义兴趣最浓。他出生于浙东，很早就形成“保卫汉种”、“反满独立”的思想。1906年，他在东京对前来欢迎的留日学生所作的长篇演说，相当系统地阐述其以“排满”和“尊奉古代典章制度”为核心的国粹派主张。他提出当前“有两件最要紧的事”：“第一，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提倡“国粹”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他说，“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他认为，古代的官制、州郡、军制、赋税等的设置，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改良？那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方可见诸施行。”甚至认为对有的古代制度还应该顶礼膜拜。因为在他看来，古代典章制度，“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即如刑律、科举，也无不近于社会主义。“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们的社会主义。那不好的，虽要改良；那好的，必定应该顶礼崇拜。”关于人物事迹，他认为最可崇拜的两个人是刘裕和岳飞，“都是南方兵士，打胜敌人，可使我们壮气”。（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6页， 第278—279页。）在此以前，章太炎为邹容《革命军》作序，他对《革命军》中热情呼唤“民主”、“自由”、“平等”，论述建立“中华共和国”的理想并未予重视，却强调推翻清朝是“光复”而非“革命”：“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也。”（注：《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93页。 ）说明章太炎所定的目标是推翻满族政权，只要政权归于汉人之手便达到目的。上述思想主张的逻辑发展，便是辛亥革命后，他强调对旧制度应保留为主。1912年1 月在《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中称：“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尤其坚决主张婚姻制度和家族制度宜仍旧，实为主张保护夫权、父权和族权，还特别提出禁止在公共场所男女跳舞，以免“大坏风纪”。（注：《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32页，第534—535页。 ）同年所撰《自述学术次第》也说：“清之失道，在乎偏任皇族，贿赂公行，本不以法制不善失之。旧制虽有拘牵琐碎，纲纪尤自肃然。”这是对封建国家的根本政制、大法表示赞扬。以上都说明章太炎虽然在政治上持革命派的立场，但在思想上对于旧制度却在相当程度上予以肯定。我们深入一层分析，这正是中国近代这一“过渡时代”社会和文化所特有的现象。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持续两千多年，各种旧制度根深蒂固，封建的思想意识尤其具有巨大的阻力和惰力，在近代史上长期产生滞后作用。处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这一社会急剧变动和文化转型时期，只有极少数先进分子，如孙中山以及稍后的鲁迅、李大钊，能够从国家民族的危险处境和民众的长期苦难出发，深刻地认识封建专制的酷烈祸害，而从总体上憎恨旧制度，要求以革命手段彻底地推翻它，且又具有接受外来先进事物的敏感和热情，认识民主制度的优越，认识建立民主共和国家是世界各国共同的发展方向，也是挽救中国危亡的唯一出路。另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他们愤恨清朝统治，强烈要求反满，但是对于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反动缺乏认识，对于世界民主潮流更加缺乏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观察，而对于旧制度、旧文化由于长期熟习、潜移默化而相当怀恋。这些人在政治上反满，具有一定的革命性，故成为二十世纪初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翼。这一部分人提倡国粹，对于西方新学理虽然有所接触和吸收，但其思想核心却仍然保持着严重的保守以至复古倾向，表现出浓厚的封建性。章太炎便是属于这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
章太炎主张的民族主义，是同其强烈的“排满”观念密切相联系的，它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只是在“推翻满清”这一点上相一致。在民族观上，孙中山诚然比章太炎正确和进步得多，孙中山提倡“五族共和”，明确主张革命后汉、满、蒙、回、藏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复仇和歧视。他一再申明：“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 ）在民族思想上，孙中山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新中国实现的全国各民族大团结，正是对于孙中山这一正确主张的继承和发展。
章太炎的排满主张在一段时间内发挥了有利于革命的鼓动作用，如梁启超所说，“其早岁所作政谈，专提倡单调的‘种族革命论’，使众易喻，故鼓吹之力綦大”。（注：《清代学术概论》第28节，《饮冰家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9页。）然而在理论上，却表现出浓厚的大汉族主义，具有严重的局限性。1903年，在《訄书》重订本上，章太炎撰有《序种姓》，宣告以继承清初王夫之的反满思想为职志，希望保持汉种独贵，不可使“异类”攘夺政权。序种姓的核心思想，就是要辨明“夷族”和汉族姓氏的根源，使之流别昭彰，不得互相混淆。提出革命后，对于巴、僰、賨、蜑这些“吊诞”之族，尚可按一定等差对待，“独有满洲与新徙塞内诸蒙古，……视之若日本之视虾夷。”（注：《章太炎全集》（三），第190页。） 1907年，章太炎作《中华民国解》，则针对当时一种从尊重民族融合的传统和向前看的观点解释“中华民国”含义的言论，加以驳难。当时有人认为，“中华”不仅历来已用来称呼历代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国家，称呼中国广大区域的各族人民，而且，“华”又表示民族间文化发展已达到更高的水平，体现出各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因为，按《春秋》公羊家言，华夏与夷狄是相对以文明程度与礼俗水平高下为区分标准。中国各族历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华又为花之原字，正好形容文化之美。这比强调以血统、种族区分意义更强。章太炎不赞成此说。他认为，（一）华本华山，因古代华族居民居近华山而得称。不能望文生训。（二）公羊家自刘逢禄起，引《公羊》夷狄与华夏是文化水平相对而言来立说，是为了拥戴虏酋，讨好满洲。《春秋》只有贬诸夏为夷狄者，未有进夷狄为诸夏者。“若如斯义，满洲岂有可进之律。正当使首冠翎顶、爵号巴图鲁者，当退黜为夷狄等耳。”（三）中国人以血统论，汉族占绝大多数，其余各族为少数。现在首先是讲排满，恢复汉族政权，“覆我国家”。讲各族经过几千年同化而成为中华民族，是臆想而已。章氏还主张，革命以后，在满族、新疆、蒙古、西藏“未醇化以前，固无得豫选举之事”。即在革命后一段时间内，不给满族及以上边疆民族以选举权，“必期以二十年然后才可与内地等视”。（注：《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章太炎的这些言论，无论从总结历史传统和预见发展方向说，见识都落后于因接受了公羊学说而持历史进化观的学者，如梁启超，更远远不及孙中山。
章太炎上述保存封建旧制度的主张和狭隘的民族观，都是在排满革命的浪潮中提出的，但从理论价值言，却与民主革命和中国社会近代化、学术近代化的趋势相违背。国粹派人物大多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弱点。黄节撰《国粹学报序》，明白地主张宣传国粹的目的是光复周公、孔子之学。邓实虽曾批评儒学是“利君不利民”的君学，但他又称封建的礼法伦纪是“国魂”，认为“三代之政”比后世都好，主张“一复古政”。刘师培则因为在东京争不到同盟会干事职权，导致投降变节，堕落为清廷的侦探。辛亥革命以后，国粹派保守、落后以至反动的一面就更加突出了，而最终汇流到民国初年复古主义的逆流之中。
至此，我们可以为本文作一简单的小结：
本世纪初年，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趋势的刺激下，中国史学近代化也正式展开。中国史学历来在传统学术中占据重要地位，进步史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史学贴近社会现实的优良传统，历史学家重视观察政治兴废、学术变迁规律的“通识”，这些都成为史学近代化的内在基础和内在动力。中西文化接触，西方进步史学思想的输入则是重要的外部条件。以上数项，时代条件，传统学术的精华和潜能，外来文化输入多种力量交互作用，加上近代有识史家的大力倡导、推动，使中国史学近代化在其正式发动之时，便来势迅猛，不可阻挡。但事情的另一面是，中国封建势力又极其强大，封建思想文化更形成沉重的积淀和巨大的惰力，对史学近代化产生制约和滞后作用。因此而形成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呈现波澜起伏、曲折复杂的特点，不同史家因其对固有文化的不同态度和接受外来文化的不同程度，在史学近代化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学术个性更迥然而异。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是二十世纪初史坛的著名人物，两人的学术特色和作用便大不相同。梁启超虽有“浅尝多变”的弱点，但他一向对新事物感觉锐敏，热情宣传新思想，在哲学上他经由原先崇尚公羊朴素进化观到接受和服膺西方进化论，并以进化论和国民意识二者作为倡导“新史学”的理论基石，提出了一套激烈批判旧史，初步规划以“民史”为中心、叙述人类社会进化公理公例、激发爱国思想、直接服务于救亡图强事业的“新史学”之理论体系。他又撰成《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其合乎科学的方法、体系性、批判精神和析理深度，成为近代第一篇新型史学研究的模范之作，生平极少许人的章太炎也曾评价此文“真能洞见社会之沿革，种姓之蕃变者”（注：见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所引。）。因此，梁启超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中居于倡导者、奠基者之确然不拔的地位。章太炎对传统典籍有渊博学识，谙熟朴学家考证方法，尤其对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有很高的造诣。接触西方新学理后，能“以新知附益旧学”，（注：梁启超语，见《清代学术概论》第28节，《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9页。）因此曾提出修撰《中国通史》的计划，冀图达到叙述社会进化、启导方来的目的。《订孔》、《清儒》诸文，反对向孔子顶礼膜拜，正确评价孔子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总结清代学术演进的脉络，对于中国学术史、制度史提出诸多创见。他撰写的宣传革命思想的名文，更强烈地跳动着本世纪初年的时代脉搏。因此，章太炎对于史学近代化也作出了贡献。然则，我们又应看到，章太炎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因而在提出一些卓见的同时，又有严重的保守、复古的倾向。如何认识民族关系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对此，章氏一直坚持“排满复仇”的狭隘观点。而梁启超从历史进化观出发，却能以平等的眼光研究国内各民族的形成和相互关系，并得出“即如我中华族（汉族），本已由无数支族混成，其血统与外来诸族杂糅者亦不少”的结论。（注：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6页。 ）梁启超属今文学派，却能相当客观地评价章太炎的学术成就，认为章氏著述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盖炳麟中岁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术界亦至巨”。（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0页。）相比之下，章太炎却因谨守古文学派家法之结习甚深，对于今文学派的学术成就往往武断地加以排斥，又不相信甲骨文和金文，因而晚年退守于经学家的藩篱。评论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要苛求于前人，而是冀求对评价章太炎本人在学术近代化的时代潮流中的历史地位提供参考，并希望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总结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成就、途径、特点和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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