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传统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理论研究_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文

用传统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理论研究_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文

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若干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涵养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价值观论文,传统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6)04-0031-06

       习近平指出,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用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应科学地厘清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关系,并解决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建构起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社会支撑体系。

       一、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关系

       解决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关系问题,首先应科学解决“马中西”关系问题,也就是解决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西方文明(包括其他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今天“马中西”关系大致应定位为“马魂、中根、西鉴”。所谓“马魂”指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为思想理论指导;所谓“中根”指以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核心价值观为根基,为“根”和“根源”;所谓“西鉴”指以西方文明(包括其他文明)核心价值观为借鉴。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为根基,以西方价值观为借鉴,推动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多源一脉,总体超越”。

       “马魂、中根、西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具体运用,是近百年中国价值观演进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要求。具体表现在: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具体运用。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2]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出发的”“思想材料”和“前提”。毛泽东曾提出过许多文化建构理论,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曾提出著名的“古今中外法”理论。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3]474徐特立曾非常通俗地解释过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他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这样看问题才是马列主义的方法”。“古今中外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成我的。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把它变为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3]474“马魂、中根、西鉴”与“古今中外法”理论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古今中外法”理论是“马魂、中根、西鉴”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前提,而“马魂、中根、西鉴”既是“古今中外法”理论的具体运用,也是更为具体的可供操作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变迁的方针。第二,近百年中国价值观变迁成功经验的总结。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尽管当时社会上仍存在古今中西价值观的“体用”之争,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展开“马中西”价值观关系的大讨论,进行“马魂、中根、西鉴”的现代中国价值观建构,持续近百年,至今仍热度不减。这个大讨论获得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成功。在理论上,创造两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有力地支撑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可以说,在近百年的革命和建设中,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核心价值观都是以“马魂、中根、西鉴”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范畴,24个字)也是通过“马魂、中根、西鉴”而建构起来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从来没有离开过“马魂、中根、西鉴”的指导,是“马魂、中根、西鉴”的产物和结果。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要求。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着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又是一种中国本土化的伟大实践,是中华文明历史实践的延续、超越和伟大复兴。在这个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核心价值观必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为根基,以西方文明(包括其他文明)优秀价值观为借鉴,遵循“马魂、中根、西鉴”的百年核心价值观变迁的成功经验。

       依据“马魂、中根、西鉴”成功经验,可以科学定位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关系。这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价值“根基”,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本体”。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浸透在生活的一切领域,根深蒂固,是人们不自觉地服从的,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之中经常发挥作用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为准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近百年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坚持“马魂、中根、西鉴”而创造的,既符合国情又内含时代精神,是今天世界上“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观,是今天中国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本体”。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根基”,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本体”。

       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关系(价值“根基”与价值“本体”)决定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地位和基本功能。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价值“根基”地位,决定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功能——“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的基本含义是“滋润、养育”。所谓涵养功能指,以中国传统价值观为价值“根基”,“涵养”(滋润、养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价值“根基”涵养(滋润、养育)价值“本体”。这既符合逻辑,也符合近百年中国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基本经验。事实上,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范畴,24个字)就是以中国传统价值观为价值“根基”,充分发挥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涵养”(滋润、养育)功能而提炼和概括出来的。离开中国传统价值观这个价值“根基”和价值“涵养”(滋润、养育)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不可能提出,也不可能继续培育和践行。今后,继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须继续以中国传统价值观为价值“根基”,科学发挥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滋润、养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

       坚持以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滋润、养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反对“虚无主义”,也要反对“国粹主义”。“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价值观,否认中国传统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价值“根基”地位,不承认中国传统价值观在中华文明价值观建设中的“涵养”(滋润、养育)功能,企图中断和中绝中国传统价值观。“国粹主义”则全盘肯定中国传统价值观,否认中国传统价值观具有二重性,即主流的积极因素和非主流的消极因素,企图以中国传统价值观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中国价值观变迁的基本经验,更不符合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时代要求,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

       二、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体系建构

       建构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体系,首先必须科学区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两种内容体系,即中国传统价值观内容体系、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体系。虽然中国传统价值观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和命脉,但是,由于它基本发轫于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它所应对的社会实践基础、生存环境以及时代精神与今天相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不可避免地具有二重性,即主流的积极因素和非主流的消极因素。总体而言,中国传统价值观能够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并不是全部中国传统价值观都能够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传统价值观中的主流的优秀价值观才能够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必须科学地区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主流的积极因素和非主流的消极因素,并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5]101,建构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体系。这是一项复杂的细致的科学性极强的系统工程,意义极其重大。不完成这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我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任务就不可能完成。

       科学地区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主流的积极因素和非主流的消极因素,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先应明确区分和转化的基本原则,主要应坚持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长期地反复进行“马中西”融合创新和总体超越而形成的,是指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理论武器和光辉旗帜,因而是科学地区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主流的积极因素与非主流的消极因素,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根本性理论原则。第二,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需要。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推动中国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具有独特的“一体化二重性”特点。例如,今天中国社会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市场经济的;既以公有制为主体,又多种所有制并存;既以按劳分配为主,又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倡导社会效益,又肯定经济效益;既提倡克己奉公、助人为乐,又坚定地保护个人合法权益……当今中国社会是多重“二重性的统一”,是一种既高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又高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全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是一种前无古人和先例的伟大社会实践创举。这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是当代中国新文化和新价值观产生的现实社会基础和土壤,也是评价和区分中国传统价值观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基本社会实践基础。它必然要求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系统,一种既高于中国传统价值观,又高于西方价值观的,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全新的价值观念系统。因而,是否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需要是区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主流的积极因素和非主流的消极因素,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本原则。第三,符合时代精神原则。当今时代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包含诸多积极的观念,其核心是改革创新。它表现为一种突破陈规、勇于创造、反省超越的精神境界;一种不甘平庸、追求一流、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一种坚忍不拔、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改革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方面的创新。改革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注入一往无前的气概和蓬勃的创造力,既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动力源泉和精神保证,也是区分中国传统价值观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原则。以上三条是分析和评价中国传统价值观,区分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立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体系的基本原则和遵循。

       中国传统价值观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极为丰富。从古至今,许多著名学者都对其做过体系性概括,观点纷呈,不乏真知灼见,可作为提炼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体系的借鉴和参考。例如,张岱年先生的“十二种价值观”说。他提出:“价值论的名称是近代才有的,而关于价值的思想学说,价值观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略述春秋以来著名哲学家的十二种价值观:(1)春秋时代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说;(2)孔子“义以为上”“仁者安仁”的道德至上论;(3)墨子崇尚公利的功用价值论;(4)孟子宣扬“天爵”“良贵”的人生价值论;(5)道家“物无贵贱”的相对价值论;(6)《易传》与荀子关于价值标准的学说;(7)法家的道德无用论;(8)董仲舒“莫重于义”的价值观;(9)王充提倡“德力具足”的价值观;(10)宋明理学的价值观,宋明理学家继承孔孟学说,极力宣扬人生的价值和道德的价值;(11)王夫之“珍生务义”的价值论;(12)近代常以真美善并举[6]。钟肇鹏先生提出的四种“积极价值因素”。他在《〈文化与哲学〉评介》一文中,着重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种积极价值因素,包括:(1)刚健自强的精神;(2)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3)兼容并包的精神;(4)重视独立人格[7]。陈来教授认为,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与其关于宇宙、世界的认识内在相应,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贯通和一致的。他指出,古典中国文明的哲学宇宙观强调连续、动态、关联、关系、整体的观点,而不是重视静止、孤立、实体、主客两分的自我中心的哲学。从这种有机整体主义宇宙观出发,其价值观是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的共生和谐关系[8]。他还论述中国传统价值观内容体系,指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崇德尚仁、群体优先。其中体现的基本理念是,文化高于种族,天下高于国家,大同是世界理想[8]。从古至今,许多中外学者和杰出人士都从不同角度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内容体系做出概括和描述,为科学地提炼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体系,提供有益的探索和借鉴。

       习近平提炼和阐发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范畴。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9]。这个讲话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新的提炼和概括,阐明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范畴,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体系的创新性建构。

       仁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最根本的核心范畴。仁爱的基本内涵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爱用极简化的方式论证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从字形上看,仁,即二人,是群体性存在,要生存必须爱人,并将这种爱从血缘关系开始逐层推向社会以至自然界。仁爱是中国从古至今最根本也是最普遍的价值诉求,贯穿在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各个范畴中,也是中国人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具有强大的价值凝聚力、感召力、征服力和普适性。

       民本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要范畴之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权力观——“立君为民”,国家观——“民惟邦本”,执政观——“爱民”。传统的民本思想具有积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民”的地位:“民”是立君的目的,“民”是邦国之本,掌权者必须“爱民”。这是东方民主思想的萌芽。但是,民本思想也具有消极因素,具有某种封建王权主义内涵,在“官”与“民”相对时,“官”是“君”的代表,民本也就转化为“官本”。因此,在阐发民本思想时,必须划清传统民本思想与社会主义民主的界限,将民本中的“臣民”转化为“人民”,将“重民本”转化为“为人民”,将民本升华为以人民的利益为本。

       诚信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要范畴之一。先秦诸子虽然学派不同,主张各异,但均将诚信列为核心理念之一。汉朝以降,诚信已列为官方倡导的“五常”之一。诚信是立人之本,诚表示内心“真实无妄”,信表示言行“忠信”;诚为信之本,信为诚之形。在五千年中华传统价值观发展中,核心价值理念虽几经变迁,但诚信始终传承不绝、历久弥新,对今天实现“中国梦”仍具有重大价值。

       义的主要内涵是正义。“义者,正也”(《墨子·天下志》)。义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要范畴之一。历史上各派思想家均赞美义,强调义的价值,义已成为评价国家治理和个人行为正当性的标准。它展现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基本伦理价值和政治责任。在义与礼的关系上,义是礼的灵魂,礼是义的规范。在义与情相对时,要“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在义与利发生矛盾时,要“先义后利”。在义与生命不可兼有时,提倡“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在用义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有必要扬弃义中所包含的某种封建伦理纲常,着重弘扬符合社会主义正义的内涵。

       和合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要范畴之一。和合在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具有三种崇高的意蕴:第一,一种哲学思想,表现为天人合一、多样性统一的宇宙观;第二,一种思维方式,表现为恰当正好,无过无不及的合理性思维;第三,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追求的一种精神,表现为“和心中节”的精神境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它强调的是心灵和行为的中和。一个人,无论居于什么地位,只有做到“和心中节”,才能做到不违仁,成为真正的仁者。

       大同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要范畴之一。大同即天下大同,是孔子描绘的夏商周“三代之治”的美好图景,也是他对于未来社会的衷心憧憬和向往。大同已成为儒家的崇高社会理想,为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传颂和追求。大同强调执政者必须遵循大道,而大道的核心是“天下为公”。只有天下为公而不为私,才能创建一个令人无限神往的安乐祥和美好的大同社会。大同理想至今仍具有感染人、教育人和鼓舞人的精神力量,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范畴。虽然传统的大同理想所追寻的是“三代之治”,带有某种保守性。但是大同理想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只要在当代中国实践的基础上赋予丰富的时代内涵,就会产生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三、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体系建构

       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深刻而复杂的巨型价值文化建设工程,不但要建立科学的涵养内容体系,而且要建立严谨科学的方法体系。特别是要创造新的方法,并建立新的方法系统,主要有:

       (一)坚持扬弃继承原则

       习近平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5]100这个讲话阐述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扬弃继承”原则。中国传统价值观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人类最优秀的价值文化遗产之一,但是也具有二重性——主流的积极因素和非主流的消极因素。对待中国传统价值观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而只能坚持“扬弃继承”的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优秀的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运用扬弃继承“三分法”

       坚持扬弃继承原则,必须科学运用扬弃继承“三分法”。所谓“三分法”就是以“三分”的方法看待、分析和筛选我国传统价值观。对待中国传统价值观,要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当代我国社会实践的需要及时代精神,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总体(整体和具体)科学地分为“积极因素”“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消极因素”等三个部分,区别对待。其中,“积极因素”可以“直接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部分经扬弃、转化后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消极因素”不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于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一个浩如烟海的巨型价值文化系统,内涵极为丰富、复杂,因而,“三分法”必须科学化、具体化和精致化,以便逐步形成一个科学的方法论系统。

       (三)实行“元点超越”

       所谓价值观的“元点超越”(或“基点超越”)指在价值观系统的“逻辑元点”(或“价值基点”)上的超越。一般而言,价值观系统都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都有其“逻辑元点”(或“价值基点”),都是在“逻辑元点”(或“价值基点”)的支撑下建构起来的,都是“逻辑元点”(或“价值基点”)的逻辑展开和延伸。价值观系统的“元点超越”是实现价值观系统超越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实现价值观系统的“元点超越”(或“基点超越”),才可能实现整个价值观系统的超越。中国传统价值观系统的“逻辑元点”(或“价值基点”)基本是“家族伦理本位基础上的宗法集体主义或整体主义”,只有实现“逻辑元点”(或“价值基点”)的扬弃、转化和超越,建立起既超越中国传统“家族伦理本位基础上的宗法集体主义或宗法整体主义”,又超越西方“个人本位”的新的“逻辑元点”(或“价值基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总体超越才可能完成,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才可能真正实现。这是当前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解决的又一个具有全局性的关键问题。

       (四)实行“精神融入”

       所谓“精神融入”指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概括和转化出优秀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范畴)。这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环节,关系整个涵养工程的实现。要做以下工作:第一,筛选典籍。从中国传统典籍中,以“扬弃继承”原则和“三分法”筛选出优秀的论述、名言和典故。第二,概括精神。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当代社会实践及时代的需要,从筛选出来的优秀论述、名言和典故中概括和转化出优秀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精神。第三,融入价值观。将筛选和转化出的优秀价值理念和价值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范畴)。

       (五)实行“范畴糅合”

       所谓“范畴糅合”指依据扬弃继承原则和“三分法”归纳整理中国传统价值观范畴,找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范畴)有对应关系或关联的范畴,概括和转化出积极因素,与相对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范畴)相糅合。这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又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环节,关系整个涵养工程的实现。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筛选范畴。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丰富范畴中,筛选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范畴)有对应关系或关联的范畴。第二,概括和转化精神。以“扬弃继承”原则和“三分法”对筛选出的范畴做价值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提炼和转化出优秀因素。第三,范畴糅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将筛选和转化出的传统价值观范畴及其积极因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范畴)进行对应糅合,丰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意蕴。

       (六)实行“教化方法糅合”

       中国传统价值观不仅包含丰富的价值观“精神”和“范畴”,还包含丰富的价值观“教化方法”,例如,启发性教育、针对性教育、有教无类、知行统一、反思慎独、改过笃行、自我省察、善于责善、身教胜于言教等。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创造丰富生动的教化理论、原则和方法,论述精辟,思想丰富,令人赞叹,至今仍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只有深入研究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教化方法”,总结传统价值观教化经验,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方法相糅合,才能古为今用,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路径方法系统。

       (七)实行“涵养”内容进教材进课堂

       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内容进教材、进课堂既是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普及和大众化的基本方式,也是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方式。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涵养”内容进教材、进课堂的过程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再认识、再提炼、再升华,也是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为一体的过程。为此,要做好以下三项工作:第一,以“扬弃继承”原则及“三分法”筛选中国古代价值观典籍,筛选出可以进入学校(大、中、小)课堂的优秀典籍,分别进入学校(大、中、小)教材。第二,以“扬弃继承”原则和“三分法”分析和转化进入教材的优秀传统典籍,建立科学的教学内容体系。第三,以“扬弃继承”原则和“三分法”系统分析、转化和阐释优秀传统典籍,培训教师(大、中、小)队伍,不断提高传统价值观优秀典籍的教学水平。

       (八)提高大众践行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水平

       大众践行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不仅是提高大众对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认知的过程,还是将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转变为大众的精神品质并落实到行为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的本身。因此,大众自觉践行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既是我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式,也是目的。应进行大众“践行方式”的科学化建构。例如,优秀传统价值观教育基地建设和学习、传统节假日活动仪式安排、优秀传统名胜古迹参观,中国古代脊梁式人物的宣传和研讨,优秀传统价值观践行典范的宣传,以及群众自发的优秀传统经典学习活动等。应积极建立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践行方式”系统,引导方向,形成机制,规范活动,不断提高大众践行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水平。

       四、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支撑体系建构

       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需要进行内容体系建构、方法体系建构,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保障体系建构,主要有:

       (一)建立涵养的制度和政策体系

       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具有圆融性,首尾相连、逻辑一贯、自成体系。这个特点具有二重性:一重是由于体系圆融细密,表述精练,有利于深入人心;另一重是由于理论体系圆融细密,相互糅合与融入易于产生逻辑障碍,引起矛盾、冲突和震荡,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分歧和冲突。因此,用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但要建立理论共识,而且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政策,形成制度化支撑和保障体系。例如,以“制度化支撑体系”保障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方向,避免各种错误倾向干扰;保障相关学术研究、教育教学活动正常进行;保障大众践行活动正常开展;保障相关图书文物古迹的修缮和利用等。只有建构起“制度化支撑和保障体系”,才能保证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稳定、健康、有序地进行。

       (二)建立制度化的涵养评价体系

       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巨型价值文化建设系统工程,既有理论学术研究,又有实践活动,还会有各种不良社会思潮的渗透和干扰,必须进行科学的评价和指导。既要进行理论学术评价,也要进行实践活动评价,还要对相关制度和政策进行反思和改革评价。因此,为了保证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健康、有效地进行,必须建立科学的评价理论和方法系统,进行经常性的评价和指导。

       (三)建设“马中西”兼通式的专家队伍

       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需要建立制度、政策体系和评价体系,还需要建立相应的专家队伍。中国传统价值观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深刻、复杂的价值文化建设系统工程,要完成这项工程必须有世界一流的专家队伍。他们既要精通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精通中国传统价值理论,也要深入了解西方价值理论,是兼通“马中西”价值理论的一流专家队伍。应下工夫发现、支持和培养这样的专家,逐步形成一支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堪称世界一流的专家队伍。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只有形成这样一支稳定的专家队伍,这项伟大的历史性任务才可能完成。

       收稿日期:2016-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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