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机制_农奴制论文

论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机制_农奴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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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5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3)01-0130-03

根据大家普遍接受的现代化定义,现代化是指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推动力,实现 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方面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全球性的进程。它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经历了 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大约1780~1860年),它从英国的工 业化开始,然后向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和北美扩散。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 初,工业化继续向波兰、俄国等中东欧国家和日本扩散。第三阶段从20世纪下半叶起, 工业化在广大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展开。

俄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1861~1917年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1917~199 1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现在俄罗斯正面临着艰难的第三次现代化转型阶段。前两 个阶段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1913年,俄国工业生产总值在美国、德 国、英国、法国之后居世界第五位,但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39%。1985年,苏联工 业产值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是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40%。[1](p24 9~250)俄国和苏联现代化的目标都没有实现。旧俄国在1917年被革命推翻,苏联也在1 991年瓦解了。两阶段不同的现代化模式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为什么?本文主要就俄国 资本主义现代化(1861~1917年)的障碍机制谈些浅薄的看法。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一般是由内部自下而上自发的渐变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 自由市场相结合的结果,资产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俄国的现代化则是在18 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两个资本主义国家打败后通过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自 上而下的改革启动的,沙皇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主角。由于市场发育不足,俄国的 现代化带有国家行为和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但是,沙皇专制政权是贵族地主 阶级利益的代表,改革不得不照顾贵族地主的利益,所以俄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处于无 法克服的矛盾之中。

在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农奴制始终是主要的障碍机制。当14~15世纪农奴制在西欧 各国消失时,农奴制却悄悄地在中东欧国家兴起。俄国是农奴制延续时间最长、表现形 式最为野蛮的国家。1807年,拿破仑在华沙公国(1815年后称波兰王国)颁布宪法,废除 农奴制,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同年,普鲁士政府废除农奴制。1848年,奥地利政府废 除农奴制。唯独俄国的农奴制延续到1861年。在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和份地时,农民却被 迫交纳远远高于当时土地的市场价格的高额赎金。对于农民来说,支付赎金是一场掠夺 ,它夺走了农民多年积累的资金,阻碍了农业经济按市场原则改组的过程,使俄国农村 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这种掠夺农民的暴行在易北河以东的农奴制国家和地区的确是罕见 的。1861年改革不仅没有废除中世纪的村社组织,反而加强了村社的经济职能。农民赎 买份地,地主不是同农民而是同村社签订契约。村社限制农民离开农村,遏制了劳动力 的自由流动。农民获得的份地通常低于改革前拥有土地的数量,地主占去了一部分农民 的好地。俄国农民的不自由和任人宰割的状况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

在改革后的40年里,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农民的份地不断减少,从1861年的4.8 俄亩(1俄亩等于1.09公顷)减少到1905年的2.6俄亩。农民缺乏土地的现象日益严重。农 民小生产者的地位限制了他们与市场的结合,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

1861年改革保留了大量农奴制残余。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是农奴制残余的主要表现。根 据1900年的资料,在私人所有的土地中,贵族占有79.8%,而农民只占有5.5%,商人和 市民占有12.8%;20世纪初,拥有500俄亩以上大地产的地主占有很大比重,甚至形成了 拥有5万俄亩的土地寡头集团。155个大地主的土地面积达1620万俄亩,几乎占全国私有 土地的20%。[2](p494)由于农民缺乏土地,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地主可以通过 工役制继续奴役农民,他们让农民用自己的农具和耕畜为其耕种土地。工役制妨碍了地 主用先进农具和雇佣劳动者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根据列宁的统计,在欧俄43个省 中,有19个省的地主经济资本主义制度已占优势,这主要是波罗的海和西部各省;有17 个省的地主经济工役制度占优势,这主要是黑土省;还有7个省是混合经济占优势。

俄国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它涵盖了19世纪50~90年代。改革后的2 0年是工业革命进程的扩展或粗放阶段。工业革命从纺织业开始,然后扩散到食品业和 机器制造业、五金加工业。莫斯科是纺织工业的中心,彼得堡是机器制造工业和五金加 工业的中心。国家全力扶植重工业的发展,而由市场推动轻工业的发展。由于缺乏资金 和技术,不得不大量吸收外国资本,进口外国机器。与此同时,俄国大量出口谷物。俄 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渐融于一体。从19世纪80年代起,工业革命进入集约和结束阶 段。90年代,俄国工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现代资本主义冶金、燃料工业基地和石油工 业基地在顿涅茨和巴库建立。工业生产年均增长9%。从1893年至1900年,共修筑了2.2 万俄里铁路,比前20年修筑的总和还多。到1901年,全国铁路增至5.6万俄里,形成了 完整的铁路交通网。在国民经济总额中,工业生产总额和农业生产总额持平。城市化程 度达到15%。俄国艰难地由农业国向工业—农业国转变。但是,俄国远未达到现代化的 目标。

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高涨为1900~1903年的工业危机所打断。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是 农业落后和国内市场狭窄。在危机之后,俄国进入了战争和革命的年代,经济长期萧条 。从1910年起,又进入经济高涨时期。1910~1913年,工业生产增长45%,年均增长11% 。[3](p22)其中轻工业增长32%,重工业增长67%。[4](p7)工业生产广泛采用电力和内 燃机,俄国工业的生产技术现代化达到新的高度。这次工业高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 。

俄国工业化的设计师是谢尔盖·维特(1849~1915年)。他在1893年制定了《工商业发 展纲要》,提出了加速工业发展战略,即以国家干预为主导,以财政稳定为杠杆,以保 护关税、出口粮食、引进外资、征收重税为手段,以缩小与西欧国家间的经济与技术差 距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但是这种战略是建立在剥夺农民基础上的一种牺牲农业来换取快 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重工业的发展和铁路的建筑是在与农业市场几乎完全脱钩的情况 下进行的。在快速工业化的背景下,农业的落后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工业化和落后农业 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与农奴制残余和中世纪村社的矛盾。随着19 00~1903年经济危机的到来,维持的工业化政策受到批评,1903年他被免去财政大臣职 务。

为了改变农业的落后状态,实现农业现代化,1906年升任大臣会议主席的彼得·斯托 雷平(1862~1911年)着手实行土地改革。斯托雷平改革的基本思想是消灭村社,扶植富 农经济,扩大土地私有制,保卫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农业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此, 他拟订了1906年11月9日法令和1906年3月4日土地规划条例,该法令和条例经国家杜马 、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和尼古拉二世批准后成为1910年6月14日法律和1911年5月29日法律 。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实施情况如下:截止1916年1月1日,共有2 478 224户(占村社农 户的22%)和15 919 208俄亩的耕地(占村社耕地的14%)脱离了村社。一共建立了154万个 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占全体农户的12.5%),拥有耕地1 510万俄亩(占全部份地的11%) 。[5](p199,p250~251)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谷物的收获量从190 9年起(除1911年外)呈上升趋势。1913年达54亿普特。1909~1913年,全俄谷物年均总 产量为50亿普特,人均谷物产量500千克。地主和富农的谷物产量占一半,其余一半由 中农和贫农生产。谷物的商品率为26%。[5](p440)所以,革命前的俄国农业,自然经济 还占优势。斯托雷平摧毁村社的目的没有达到,还有近90%的农民仍在村社生活。改革 没有触动半农奴制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继续为土地而斗争。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仍然 是俄国农村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俄国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反对农村资产阶级 的斗争正在展开。

专制制度是俄国现代化的第二个障碍机制。俄国现代化进程是由专制国家来推动的。 维特的工业化方针也是借助专制国家的作用来强制推行的。但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 推进和资产阶级的成长以及资本主义企业自主精神、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的发育,又 使专制制度面临挑战。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冲突不可避免。

俄国专制制度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早在基辅罗斯时期,就接受拜占廷帝国的政治传 统。众所周知,拜占廷帝国是君主专制国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集政治、经济 、军事和宗教权力于一身。13~15世纪,东北罗斯遭受鞑靼蒙古统治达240年。15世纪 末建立的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深深打上了亚洲专制主义的烙印。1547年,莫斯科大公 伊凡四世(1533~1584年)自称沙皇,享有拜占廷皇帝的权威。沙皇专制制度代表贵族地 主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属性在300多年的历史中不曾有任何改变。沙皇俄国是欧洲独 一无二的专制集权国家。彼得大帝(1682~1725年)实行改革,把俄国引向西方,开始了 俄国的西化进程。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的“开明专制”,大量引入法国启蒙 文化。但是,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没有实行全盘西化政策,而是把农奴制度和专 制制度发展到顶峰。

19世纪60~70年代的“大改革”,标志着俄国由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转变 。但是,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比经济的现代化更为滞后。“大改革”竟没有把建立俄 国式的代议机构即国家杜马提上议事日程。在各地建立的地方自治会议、地方自治局和 城市杜马,却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大学校,在这所大学校里,培育了一批立宪主义 者。1905年革命才迫使沙皇政府真正走上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轨道。《10月17日宣言 》赋予人民有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及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赋予国家杜马以 立法职能,使它同国务会议一起成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被拖延100年的国家杜马终 于召开。1905年的《10月17日宣言》和1906年的新版《国家根本法》是俄国政治现代化 和国家法制化的转折点。但是,沙皇仍有任命官吏、解散杜马的权力。沙皇专制制度仍 是旧生产力的代表,是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障碍机制。

东正教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核心,因其对皇权的依附性和保守性,成为统治阶级维护 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是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三个障碍机制。

当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988年从拜占廷接受基督教时,罗斯被纳入统一的欧洲文明之 中。1054年,基督教发生东西教会分裂,欧洲文明分为以使用拉丁字母为主的西方罗马 天主教文明和以使用希腊文字为主的拜占廷东正教文明两部分。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 在欧洲兴起,新教从天主教脱颖而出。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莫斯科逐渐取代 君士坦丁堡的位置,成为东正教的中心。1510年由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费洛菲向莫斯科 大公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提出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论成为东正教会的意 识形态。西方天主教—新教文明同东正教文明从此长期处于对抗状态。

天主教—新教国家实行二元领导,教会和国家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东正教国家则实行 政教合一,皇权凌驾于教权。教会靠国家和地主赐予的地产维持生活。俄国东正教会适 应国家的需要,向广大教徒灌输虔信上帝、忠于沙皇、服从地主的思想,成为沙皇政府 统治人民的驯服工具。东正教会还因其墨守陈规而成为沙皇政府反对改革、镇压革命的 重要力量。东正教会的依附性和保守性逐渐削弱了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反官方教会 的旧礼仪派和各种教派纷纷崛起,无神论思想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东正教官方教会随着 沙皇政权的衰落而衰落。

当然,东正教在历史上也发挥过积极作用。每当国难临头、外敌入侵,东正教会表现 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14~15世纪摆脱鞑靼蒙古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 ,在17世纪初的“混乱年代”反对波兰和瑞典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在1812年反对拿破仑 入侵的战争中,在1941~1945年反对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中都发挥了宣传、动员和组 织作用。

收稿日期:200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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