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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教授在离京赴北戴河前夕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当前紧要的问题是——
去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教授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长文，6月9日新华社又播发了这篇文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引起了思想理论界的极大反响。从去年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理论界的事态发展看，邢贲思教授提出的观点和理论阐述仍很有现实意义。为此，记者于7月25日上午在《求是》杂志社邢贲思的办公室进行了一次专访。
记者：您在去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长文（同上）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坐标论”，即要区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坐标。您认为在当代中国，就是要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坐标，邓小平理论是今天判别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坐标。听说有的人有不同看法，甚至认为是搞唯心论、搞新的凡是、更有人说今天的您已经不再是近二十年前积极参加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场大讨论的邢贲思了。您对此一直保持沉默，现在有何看法？
邢贲思：坐标与检验真理的标准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这段理论是真还是假，那这一点就不能按邓小平理论来检验，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够是实践，邓小平理论本身也要受实践的检验。为什么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真理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将近二十年的实践反复证明了，按照邓小平理论去做，我们就能取得成绩，什么时候我们违背了这个理论就使我们的事业遭受挫折，这也是实践检验的。坐标是什么意思呢？是个参照系，你说是马克思主义或不是马克思主义，这很重要的一条要有一个参照系，以什么东西为参照？我们之所以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坐标，最根本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从诞生至今的一百五十年中，它的一些基本原理虽至今仍适用，但确有相当一部分原理，由于时代的变迁、实践的发展有了很大变化。所以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有相当的难度。这里就有一个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坐标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发展的科学，所以就不能把它凝固化、教条化。对它的真理性的考察必须放在一个历史的长河中，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时一地的某些论述作为依据。即使那些至今仍然适用的原理也必须结合新的情况，总结新的经验，不能照抄照搬。邓小平同志在《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意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不是以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以今天正在指导我们实践的这个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参照系，你还是以150年前的马克思的某些理论观点来作为参照系，那就很难辨别清楚。因为马克思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搞什么市场经济，按照他们当年的设想，革命成功以后，货币都会很快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还预计社会主义是在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搞成，但后来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恰恰是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搞成功了，像俄国、中国。这就是说，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不可能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立即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公有制的论断虽是正确的，但在后来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必须做出新的补充和发展，否则就会犯错误。俄国、中国都有过这种经验教训。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当代中国来谈马克思主义究竟以什么来作参照系，我们自己认为还是应以邓小平理论来作参照系比较合适，因为它符合中国国情，既总结了国际更总结了几十年我们自己搞社会主义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就是“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孤立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
我们提倡的这个理论，它总结的正是我们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实践，而且现在正在做的东西。如果要我们的老祖宗马恩列、毛泽东来回答这些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实践。比如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究意怎么培育、如何来完善，特别是要素市场，这样的问题，马恩列毛连提都不可能提出来。
记者：您为什么当时没有反驳那些人的指责？
邢贲思：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去理会。我还可以告诉你，有个别大家早就非常熟悉的人，也有这几年来大家都开始熟悉的人，在我的文章发表后，写信写报告批我。其实，他们从来缺乏认真思考，如果冷静一点，以发展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就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因为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这一理论是我们今天判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坐标。
记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五年前，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右’。”五年后，您是否依然认为小平同志的讲话还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邢贲思：当然有。问题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倒不仅仅是由于有些同志写了一些长篇东西对我们的现行政策进行批评，特别是对小平同志的理论不以为然。这不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对于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党内外还不是很一致。为什么江泽民同志这次在中央党校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看左的东西现阶段最基本的一个表现就是超越历史阶段，无非是你们现在搞的一套东西右了，你们这套东西不符合马列，那么我要问究竟什么叫马列呢？难道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政策方针是右？还是你们自己要搞的那一套东西超越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所以我说，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不够，他们要坚持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毫无意义，这样的理论毫无用处。现在不是还有人攻击家庭联产承包制，提出要经营上规模吗？认为搞了那么多年还要搞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右了。其实，从当前我们的实际出发，农村目前多数地区还只能够搞家庭联产承包制，有些地方有条件的适当搞规模经营也是可以的，但中国目前的实际，农村还远不到都上规模经营的时候。江泽民同志5月29日讲话为什么要用相当大的篇幅来继续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理就在这里。另外，从过去一年里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冲着现行的方针政策，就是冲着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他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所以，不回答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就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上发生动摇。
记者：从上面您说的来看，可不可以这样说，当前紧要的问题是，把握国情，坚决防“左”？
邢贲思：是的。完全可以这样说。这不是我们的主观臆断，现实就是如此。
记者：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说法在十三大时就已经系统地提出来了，为什么今天还要重提这个初级阶段理论？
邢贲思：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的国情，是邓小平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之一。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理论等一系列基本观点就是建立在这一基本判断基础之上的。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早在十三大之前，小平同志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提了出来，并强强这一阶段至少要有一百年时间，也就是说至少到下个世纪中叶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解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为什么会十分强调这个问题。尽管我们这十来年有变化、有发展，但是还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经济尽管从总规模上来看国内生产总值有6万多亿元，但从人均上来说恐怕还是排在世界后列，差距还是很大的，甚至与东欧有些国家比都不行。所以不能脱离我们所处的这个历史阶段。当前认清社会主义处于什么发展阶段是很关键的。很多争论包括党内的很多争议，根本就在这里。比如，国有经济问题，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不等于说是坚持国有经济为主体。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如果把两者等同起来，等于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可以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现在，大的格局是清楚的，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过程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任重道远。
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您的“坐标论”与江泽民同志在5月29日中央党校讲话里关于“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坚持马列主义”的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处。
邢贲思：不能完全这么讲，我的“坐标论”源出江泽民同志在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认为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记者：您去年发表的这篇理论长文，当初是出于什么考虑或者说有什么动因？
邢贲思：当时江泽民同志在几次重要会议上提出，要划清七个重要界限。国防大学让我去讲课时提出，军内找不到人来谈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界限的问题。我也曾犹豫过，题目太大，后来我想就讲一个邓小平理论，当前所谓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用一个什么东西做一个参照系，这个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一个参照系。如果按一百多年前马恩的理论观点来作参照系，那么最后反到我们自己的头上了。就像有些人说的“你们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没有讲市场经济啊，这样的划分结果，把我们自己划到反马克思主义这一边了。所以，我在国防大学讲，要划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回答一个以什么来做参照系，这个问题回答不清楚，在当代讲马克思主义不以邓小平理论来作参照系，最后一棍子就打到我们自己头上，这也正是一些思想僵化、保守的人们所欢迎的，他们所希望的。所以，起初我们讲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界限这个问题，他们拍手称好，为什么？在他们看来是时候了，按他们的逻辑，前一段时间反马克思主义太厉害了。其实，他们心目当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那一套，僵化的。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他们划入到反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了，还有，江泽民同志提出要讲政治，有人就利用这一点，认为邓小平只讲经济，把第三代领导与第二代领导对立起来，同时达到他们批邓的根本目的，再加上七个界限，一时好象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以为时机来了。我当时隐隐约约已经感觉到有人利用我们讲政治、要划清七个界限来造谣，煽风点火，进行挑拨。所以，这事关重大。因为实质是要否定邓小平理论。我认为新的社会主义观和传统（以往）的社会主义观根本区别，前者突出经济，后者突出政治。突出经济还是突出政治，好象一字之差，这是一个根本转折，这是社会主义观上的根本改变。我的理解讲政治是针对有些地方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对政治方面的问题有所忽视而言的，不是从根本上、从理论上来强调讲政治。如果是这样，那又是一个大倒退。江泽民去年“两会”在解放军代表团上就讲过，当前讲政治，最大的政治就是要把邓小平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下去，更没有任何意思要以政治代替经济。所以说，总体上我的文章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写出来的。
记者：您怎么看文章发表以后在思想理论界的作用？
邢贲思：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界限，要以小平同志理论为坐标。另一个问题就是江泽民同志提出讲政治，最重要的就是捍卫邓小平理论。小平同志逝世以后，悼词写得非常非常好。这次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也明确提出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这是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所在。
记者：谢谢您抽时间接受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