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应对大变局的国家战略缺陷与教训
顾 全
(南京大学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南京 210093)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做出了“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论断，为我国深化国内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统一了思想认识，吹响了行动号角。
本试验显示，心、肝、脾、肠指数都呈上升趋势，但差异不显著（0.05＜P＜0.1)，说明该药渣喂驴是安全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脏器功能。试验结果发现，饲喂药渣导致驴胃指数显著降低（P＜0.05)，但肠指数稍微升高，分析原因可能是药渣经过粉碎浸提后比粗饲料细很多，驴在采食相同干物质条件下摄入饲草体积大幅减少从而减轻了胃负担引起。陈远庆等（2016）报道，随着饲喂复方阿胶浆药渣时间的延长可以显著提高驴的平均日增重，这与饲草容积减小而肠吸收增加提高生产性能一致。与魏柄栋等[13]报道中药可以提高肉仔鸡脏器指数结果一致。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强调，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且不断运动变化的。“变”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状态，发生于每时每刻，但是，并不是所有变化都可称为“大变局”。就世界形势和国际体系而言，所谓“大变局”，若不是指体系主要行为者的身份及行为规范和规则发生重大转型，即根本性的“质变”(比如古代东周列国归于秦之大一统，或者西欧从中世纪帝国—封建时代向现代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转化)，那至少也要求体系内的权力分配和行为体地位结构出现明显变迁(比如近代德国的统一改变了中欧分裂虚弱的状态，颠覆了欧洲大陆旧权力均势和国际关系形态，而现代美国和俄国的崛起则逐步矮化了西欧在全球政治中的角色)。这类态势，特别是当它突然从含混模糊变得突出显眼的时候，体系中的所有行为体都会被迫重新观察周遭环境，审视彼此关系，据此制定对策。若判断正确、调整迅速且应对有力，即可实现国家繁荣发展和国力壮大腾飞。反之，则可能备受压制，国运衰败。因此，大变局中，阶梯与陷阱并存，机遇与挑战共生，国家何去何从，自当深思慎行。
读史使人明智，知史可以鉴今。现在，身处风云变幻大变局的中国若欲拨开晦暗不明的迷雾，求索高效稳定发展的良策，那么首先回顾世界历史，品味先人得失，总结他国教训，必有裨益。其中，近现代日本的国运轨迹是绝好的考察样本。自西方从海上接连征服和奴役众多东亚国家后，面对这般前所未见的“大变局”，作为大陆边缘岛国的日本自1868年主动施行明治维新，去疴除弊、励精图治、革新自强，仅用40余年即接连击败毗邻的中、俄两个大陆国家而问鼎东方霸主，比肩欧美列强。一战后，日本还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而博得举世瞩目。但此后又仅约不到30年，日本就在二战的火光中遭到毁灭性打击，被外国军队占领，而明治维新以来取得的大部分财富积累和扩张果实也近乎毁于一旦。正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其中值得深思的是，为何近现代日本的国运会经历如此戏剧性的大起大落？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什么铸就了大错？
针对这个疑问，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过很多答案。比如，有人相信日本作为岛国、偏离海权强国之路而误入大陆扩张是其迅速消亡的主因。有人认为日本政军分离的决策机制和浓厚的军事主义传统导致昭和初期的军人横行朝野、不受节制，并错误引发了对外侵略战争。也有人主张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为日本社会右翼激进化，为军国主义分子夺得大权提供了契机。这与大约同期的意大利乃至德国的情形类似。还有人指出日本军队，特别是陆军从大正后期指挥链失灵、纪律涣散、“下克上”的蔓延是日本滑入对外战争的罪魁祸首。更有人相信昭和天皇本人也应负部分战争责任。此外，日本陆海军军事学说和作战概念的陈旧也被认为是日本输掉二战的要因之一。但本文认为，上述解释至多只触及了昭和时期日本国家衰亡的表面机理和制度、技术、执行层次问题，而忽略了日本从明治时代起就一直存在的“大战略”规划发展上的矛盾与积弊，而这才是近现代日本国家崛起不可持续的根源。
从企业层面看，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没有将标准化纳入企业战略，在运用标准化手段捕捉和引领市场需求、主动制定先进标准提高核心竞争力等方面，缺少前瞻视野和主动作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从政府层面看，2015年以来，省政府出台一系列标准化政策文件，省及各设区市相继建立标准化工作协调机制，但多数部门未将“分工负责”责任履行到位，标准化工作存在边缘化倾向。省级层面仅有少数单位建立了标准化工作推进机制，县级层面在标准化力量配比上明显薄弱。从社会层面看，行业协会在组织推动企业制定标准、参与国际国内标准化活动等方面，意识和能力较弱，许多社会组织对标准的认识不够，标准化工作意识淡薄，在实际工作中缺少推动。
课程结束后，对实验班护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对标准化沟通训练的意见和感受。同时对两班护生进行操作考核，并采用SPSS 13.0软件对考核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尽管二战爆发前后，日本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与纳粹德国结盟似乎体现了些许战略弹性，但事实上，由于根本上偏离了时代主流，忽视了周边政治生态，这种“弹性”也就因缺乏判断的准确性、决策的科学性和视野的前瞻性而蜕变为闻风而起、逐利而动的“短视投机主义”。总之，对外界变化的麻木及其孕育的“战略偏执”，使日本决策者的思考一再脱离实际，并剥夺了他们及时开展政策反省和行为纠偏的能力。
一、目标由“清晰”转为“模糊”、由“有限”变为“无限”
与此同时，“战略惰性”还限制了日军的作战方式创新和战术手段改良。由于日本人开始醉心于自己“不畏牺牲”“慷慨赴死”的所谓“优越的民族特质”，所以在飞机和坦克已改变陆上战场环境的时代，日本陆军的《步兵操典》依旧把日俄战争的作战形态，特别是近身白刃战视为经典原则和制胜王牌。同时，在航母、潜艇、舰载机已崭露头角，海战因复杂化、立体化、远程化、分散化而难再速决的关口，日本海军主流意见仍顽固地坚信，通过战列舰主力编队的一场对马海战式的“决战”可以一锤定音，获得“绝对”制海权。二战前日本海军的组织、教育和军事条令突出反映了上述倾向。比如，拥有战列舰服役经历的炮术军官始终是日本海军的“精英”，而“填鸭式的死记硬背扼杀了一切有创造力的想象”。同时，被奉为日本海军“圣经”的《海战要务令》则继续规定“战列舰是舰队主力，其任务就是攻击敌人的主力舰队”，“海战胜利之要在于主动出击和集中使用兵力”。对此，二战结束后，曾有一位日本海军少将哀叹道：“日本输掉了战争，是因为海军的主导是一帮只知盲从条令而毫无独创性的海军大学毕业生”。(6) 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日本海军与美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第195页。
作为明治时代“开国进取、取长补短”思想的代表者，日本政治家大隈重信曾主张“东西方文明融合论”。他设想日本应“代表东方文明，同时又将西方文明介绍至东方”，成为东西文明的“媒介者”，而这也是日本崛起后的典型大战略理想。日本一面积极与西方强国，特别是当时的英国结盟，一面又不忘充当统合东亚各邦之力共御外侮的“领袖”。然而在实践中，日本却很难调和两条路线间的矛盾。在日本奋力学习西方文明的器物制度强盛后，它却并未相应找到东方文明的内核与灵魂，更未能真正摆脱“坚船利炮”的“西式逻辑”而去努力实现“德化万邦”的崇高理念，最后只能追随西方列强参与宰割东亚近邻，唯恐落后。就此而言，日本只不过成了“西方文明”的“东方代表者”而已。针对这一虚伪性，中国革命家章炳麟直接批判道“夫怀势利之心以观文化”(1)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也有日本学者尖锐地指出，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实乃“拜倒于白人国家卑鄙之高利贷政策之下”，“而欲求得中国之信赖，此乃发狂之亚细亚之盟主也”(2)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第28页。 。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一面努力废除早先由外国施加的不平等条约，争取与西方列强的“平等”，另一面又毫不犹豫地向中国、朝鲜强加各种不平等条约、获取各种帝国主义利益和治外法权。同时，两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也让日本精英的“战略傲慢(Strategic Hubris)”急剧膨胀，导致原先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想加速质变。
在背弃东方邻邦后，20世纪30年代内外形势的变化又推动日本精英的“战略傲慢”上升到新高度：它不再满足于与西方列强搞协调合作，不再满足于“分赃”而欲“独占”东亚，为此甚至不惜与欧美决裂。此时，日本又反过来试图以东方(包括中国)“保护者”和“解放者”的姿态回归亚洲，欲联合邻国之力发起对西方的战争。日本右翼激进理论家及其政治上的代表将此包装成“正义之举”。他们认为，西方列强在东亚广泛的殖民统治与长期的军事存在无一例外都是“侵害他人利益以据为己有”，而日本“为积极进取而战，非为单纯之我利私欲，乃为其他民族之觉醒，排除占有者及侵略者耳”。(3)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第31页。 然而，实情是，虽然国力日臻强盛，但此时的日本在东亚却极度形单影只。更致命的是，它的战略目标也变得模糊不清，开始无章法地四处发力：既准备“北进”，又不放弃“南进”；既要征服中国，又要击败苏俄，还要排斥英美；既要称霸陆地，又要主宰海洋。结果，日本不得不以一国之力在多条战线对抗全世界直到失败。
简言之，原本以较平等的态度倡导亚洲联合的“兴亚论”以及国粹主义者强调“同文同种”观念的“文化亚洲主义”，最终演变成以 “东洋政略论”“亚洲门罗主义”“中国保全论”“大东亚共荣”为体现的“侵亚论”，而当时四分五裂、虚弱不堪的中国便成了日本“侵亚”的首要目标。
二、对外部变化敏感性下降、“战略偏执”削弱“战略弹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战略目标的迷茫与模糊本身并不一定会带来衰亡的厄运，实际上，它是很多国家难以规避的难题。比如，近代的英国在“海外开拓”与“干预欧陆”之间、当代的美国在“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俄国和土耳其在“向西看”还是“向东看”之间也都未一劳永逸地做出选择。而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国家决策者能否敏锐把握外部形势变化，应势而为、顺势而动，以灵活开放的思维将有限的资源高效地用于缓和危机、化解风险，以行动和战术的“弹性”为战略目标的“再定义”争取时间。
同时，关于战争的历史认识及解读也被人为歪曲或用浪漫主义的格调加以美化，并通过有组织的宣传扩散，形成了日本民间家喻户晓的“英雄传奇”和“国运神话”。比如，在日俄战争后，海军的广濑武夫少佐和陆军的橘太周少佐被日本政府塑造为“军神”，而战争胜利本身则被完全归功于日本军队的神勇和国民的惊人毅力，是日本人的“战斗精神战胜了敌人在兵力、财富和物质上的优势”。相反，外交同盟与大国调停的角色则刻意忽略不计。一些关于日俄战争的战时报告虽然曾在战后被日本新闻报纸公布，但这些报告中原先反映日军作战不力和伤亡过大的细节却被日本政府和陆军当局以对“国家安全不利”为由而有意识地加以删除。不仅如此，日本陆军的官方战史一方面大而化之地吹捧日军所向披靡的攻势和一往无前的“进攻精神”，另一方面则省略了大量关于战前计划、动员、后勤、外交以及关于弹药兵员短缺、进攻受阻的事件细节。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陆军一位大佐曾带领约十名陆军大学学员召开了关于日俄战争战史的特别研讨会，并基于大量机密档案文件撰写了一份综合评估报告，但因为“保密”规定，大多数日军官兵根本无从知晓那场战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并往往沉浸在经“粉饰”而失真的“胜利叙事”和“精神宣传”中。
由于对这两大外部趋势缺乏洞悉和领会，日本的大战略思维渐趋空洞和僵化，形成了“战略偏执”甚至“战略惰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激进政客偏执地相信：19世纪的帝国征服依然可行，“皇军”战无不胜，外交只是军事的奴仆，而“铁与血”是激励国民的良药。于是，为维护“尊严”、拓展权益，日本不惜屡屡“退约”，发动侵华战争，在对美谈判中拒不做出任何实质让步，并寄希望于决定性“奇袭”能击垮英美的战争意志、抵消其优势资源。
然而，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日本部分精英、媒体和民众面对反复降临的“战场胜利”和显著抬升的“国际声威”变得极度自负。这种态度不仅如上文所述，模糊了日本的大战略目标，更直接使日本主流社会渐渐丧失了清醒认识时局、感知变化、保持政策弹性的能力。首先，大多数日本人没有意识到，外患的深重不仅激发了日本的民族兴国志向，也催生了中国、朝鲜等国的民族自强运动。在他们眼里，中国等落后国家的社会始终是“畸形”的，民众是“唯利是图”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基于种种民族偏见和文化蔑视，有的日本知识分子甚至相信，中国人不具有强烈的“独立心”“爱国心”，只要能保证“乡里之安定，宗族之繁荣，自我之快乐……则无论于何国人之统治下”，中国人“均能柔顺服从”。他们还言之凿凿地断定，中国“于何日灭亡一事，早已非问题之所在”，“今日之中国实早已灭亡，不过以其残骸而蠢动而已矣”。(4)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第47页。 甚至汹涌澎湃、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也仅被当作是中国民众“歇斯底里症发作”或者“官界商界有势力者之煽动”，“并无多深之根柢”。所以他们根本看不到“五四运动”的本质实乃“排斥外国之侵略主义”“排斥国内之专制官僚主义”。(5)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第56页。 他们更看不到日本以文明先进国家和“亚洲盟主”的姿态居高临下试图“领导”“教导”乃至“侵略”“奴役”邻邦的做法注定会引发激烈的民族主义抵抗，耗费日本的战略资源，恶化其周边环境。尽管会有日本人将此视作“文明征服野蛮”的天然之理或者“为驱逐西方而发动正义之战”的必要环节，但它实际上始终不会得到邻国民众的理解与拥护，反而徒增相互怨气与仇恨。其次，虽然日本人深受一战血腥残酷“总体战”的震撼而殚精竭虑思考对策，但他们——特别是军人队伍——忽视了更大的图景，即随着国联体制的成立以及后来《非战公约》的达成，“侵略战争”作为一种国策已失去了往日的国际道义基础以及法律和舆论支持。甚至事实上的“殖民主义”也被迫以“国联委托大国代管”的形式加以遮掩。在维护和平已成人心所向、弱肉强食不再理所当然的新时代潮流下，任何国家重新发动对外侵略都必然是逆流而动，且即便一时成功亦终究难以持久。
应该说，在崛起初期，日本的最大战略优势就在于其对外部大势的准确感知和外交思维的灵活变通。在洞悉清政府外强中干的本质而列强亦无意插足后，日本以一场海陆速决战击败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获得了朝鲜利权。德俄法三国干涉还辽虽有些出乎意外，但日本明察敌我实力差距，甘愿委曲求全。在目睹英俄远东矛盾激化后，日本又借与英国结盟而获得了与俄国对决的机会。虽取得初期战场大胜，但后期陷入僵持泥潭后，日本又明智地接受了美国的外交调停，与俄国缔结了在中国东北划分势力范围的《朴茨茅次条约》。此后，日本又借数次“日俄协约”稳定了对俄关系，并通过加入一战协约国获取了太平洋的战略据点。战后，虽面临国内不小反对浪潮，但当时日本政府仍愿通过多边条约缓和与英美的海军军备竞赛，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王天施 男，1970年1月出生于辽宁省法库县，博士，现为辽宁石油化工大学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软开关变换器的电路拓扑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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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目标”是一切战略活动的起点和灵魂。明治初期，日本大战略的目标清晰且有限，那就是救亡图存、抵御外患、自立自强。而手段就是果断以中央集权的国内改革为基础，全盘向西方“先进”“文明”的列强学习，振兴产业、发展军事，走“富国强兵”之路。由于日本的改革比同期中国和其他近邻更迅疾、广泛、彻底，所以日本很快就通过“日清”“日俄”两场大战的考验，脱颖而出成为东亚新兴强国，并凭借侵占我国台湾、兼并朝鲜、进据辽东，不断向大陆推进势力范围和前进基地。可谓“成绩斐然”“收获颇丰”；然而，日本上至政府精英、下至国民大众，始终没有就很多关键命题进行深邃思考和做出根本抉择，比如：日本究竟如何看待“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关系？是拥抱东亚，还是脱亚入欧？若是前者，日本该与中国这样的文化和地缘上的兄弟邻邦建立何种关系？若是后者，日本又该如何处理与英美等强国在文化观念上的隔阂与战略利益上的矛盾？日本作为岛国，东面大洋、西靠大陆，究竟该把战略资源优先投入哪个战略方向，是做一个陆权大国，还是海权大国？
所谓“大战略”(Grand Strategy)源于西方军事概念“战略”(Strategy)。后者一般指用武力或威胁运用武力取得军事和政治目标的方法、艺术以及相关决策与执行活动。相比之下，“大战略”，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更高级的战略”，其手段不仅牵涉军事部门和武装力量，其志向也不止于战争冲突和御敌拓土，而是强调统筹协调、合理运用国家所有实力资源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由于“大战略”与“战略”同属广义的“战略”活动，亦必定具有某些共性。比如，它们都要面对时势环境的“不确定性”；针对具体问题并无放之四海皆准的解决方法；可使用的资源手段有限；决策者的“理性”只是相对并难以回避“犯错”；决策者容易本末倒置，混淆甚至忽视战略目标与手段间的逻辑顺序与匹配平衡，等等。所以，一项好的“大战略”或“战略”，一定是既有明确而有限的目标，又有对外部变化的敏锐感知和灵活反应，还有目标与手段、资源的协调平衡。本文将基于上述界定和标准，来看近现代日本国家大战略究竟有哪些失误。概括来讲，本文认为，日本该时期国家大战略建构的具体缺陷有三个方面。
三、手段结构趋向失衡、“目标—手段”逐步脱节和逆位
与以上两点相关，近现代日本国家大战略第三个失误就是因过分依赖军事和战争手段而导致战略实施和政策执行方式单一，并最终造成目标—手段失衡和本末倒置，犯了战略活动的大忌。
甲午、日俄、一战等三场战争似乎让日本得以顺利“开疆拓土”“壮大国威”，因而既助长了日本“战略傲慢”“战略麻木”“战略偏执”，还附带产生了“战略失衡”问题。它促使日本政府乃至部分国民不辨是非道义而一味歌颂战争、美化战争、推崇战争，把战争“神化”为解决一切内外问题的“万能药”。这一信念和思维强化了日本“强者必胜、劣者必败”的国际等级观念，削弱了日本对弱邻的关怀与同情，并反过来进一步滋长了战略“狂妄”“麻木”与“偏执”，形成了恶性循环。当然，也有日本人意识到其中的危险。思想家内村鉴三就曾尖锐指出：“自然界之法则不仅限于战争……与战争共存者，尚有协同、一致，尚有爱怜、牺牲，万物进化至今，非皆由战争也……诚然，因战争国家兴盛，然其灭亡亦由战争也”。(7)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第21页。 正所谓，“以剑兴者必以剑亡”。然而，在大正后期和昭和初期右翼激进势力甚嚣尘上、朝野万民被战争狂热笼罩的背景下，内村等人的观点实属异类，难有实际影响。
在近代大战略实践中，日本虽曾用经济渗透、外交笼络、文化亲善、人际交往、代理人操纵、移民拓殖等多种方式向亚洲大陆和东南亚扩张势力和强化影响，但军力和战争始终是上述手段的最终依靠，也是贯穿日本近代内政外交政策变迁的主要线索。而它随着日本领土的拓展和与其他列强摩擦的增多，也就不断以“防御”为名要求更多军事投入，并准备更大的军事冒险。由此，日本的军事“赌注”越来越大，但其有限的经济、产业、金融和技术资源却越来越难以提供足够的“本金”。这就是以战略目标与手段脱节为特征的“帝国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extension)”。
图8中，左侧为货位随机分配示例图，右侧为EMBBO算法货位分配优化示例图；图中不同颜色立方体分别代表A,B,C,D 4种货物，对比两种货位分配方案，右侧货架重心明显降低，高出/入库频率货物(C类、D类货物)放置于距离出/入库台近的位置，满足存储效率优先原则、结构稳定性原则，货位分配布局更为合理。
在19世纪末“有限战争”之时，该缺陷尚可借“短期速决战”弥补，但随着20世纪“总体战”的出现和“持久战”的到来，日本的国力短板与其野心抱负的鸿沟就体现得愈加明显。为解决这一问题，日本陆军希望通过迅速征服中国来获取与西方决战的必要物质基础。日本海军则在“战间期”的大多数时间里指望通过所谓“渐减邀击”作战不断消耗美国海军的兵力优势，直至双方实力大体对等再择机决战。在决定“南进”并夺取东南亚油田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又幻想：集中运用航母兵力来“瘫痪”甚至“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可以迫使“物质资源雄厚”但“精神意志薄弱”的美国人退却求和。这一以“战争”来应付“战争”的思路最终被证明是“死循环”：它只会带来更大的战争，永无止境的战争，让原本仅为战略手段之一的“战争”变为日本大战略的唯一目标和唯一方法，直至战火将日本彻底吞没。
综上所述，在“大变局”时代，一国既有兴旺强盛的历史性机遇，亦需高度警惕失足衰败的凶险。与之类似，史上乱世虽多出英雄豪杰，但真正能从群雄逐鹿中崭露头角、问鼎天下的却并不多。其中缘由就在于“短跑冲刺”易，而“行稳致远”难。一国若欲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最重要的就是应从大战略层面设定清晰合理的目标，理顺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并随时保持战略敏感和战略弹性，做到既目标坚定、政策连贯，又持盈保泰、收放自如。
日本案例证明，危害一国大战略健康有序构建的最大毒素就是在决策者与国民中悄然扩散的“战略傲慢”，而它最容易在该国崛起看似“顺风顺水”“高歌猛进”的阶段出现。在其影响下，谦逊、审慎、节制、自省等政治美德被抛弃，盲目、狂妄、放纵与偏执终占上风。除了日本，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威廉二世与纳粹统治下的德国、20世纪60-70年代的苏联以及冷战后初期的美国都曾是“战略傲慢”症的受害者，并付出了惨重代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立足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潮头之上，中国人既应满怀信心、豪情万丈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亦不可不充分汲取和深刻领会东方邻邦在近代的盛衰教训，做到始终戒骄戒躁，时刻自省自察，把强国之路走实、走稳、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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