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地缘矛盾与社会分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北论文,地缘论文,江南论文,近代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K921;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1-0095-07
江南近代都市中的苏北人（注：就地理范畴而言，在上海等江南区域中，“苏北”与“江北”一词的意思相同。实际上，在上海人的观念中，“苏北人”还包括靠近江苏的山东和安徽北部地区及河南等地的人［参见Emily Honig,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hai,1850-1980(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P.Ⅻ］。）绝大部分为破产农民，在城市从事码头背运、人力车夫、垃圾清理以及工厂中的粗重工作，被统称为“苦力”或“苦力工人”，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1](p8)，他们属于工人阶级中最贫穷、最困苦的阶层。在社会变革最为频繁的近代社会里，这一社会阶层是如何形成的呢？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呢？通常情况下，人们仅从他们的经济地位、而不是他们的社会层级来想当然地设想他们的政治态度，认为他们的经济地位等同于产业工人，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态度最为坚决。但这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在上海等地经常仇视其他工人，而他们也被人们视为“缺乏爱国心”这一普遍现象。事实上，在中国近代的工人群体中，除存在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外，还明显存在着地缘矛盾，这一矛盾造成的社会分层影响非常大、涉及面也非常广。笔者不揣谫陋，主要利用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上述问题作一阐述，以冀方家指正。
一
中国近代农村天灾人祸频仍，水、旱、蝗等各种灾害经常发生。以近代人口移出大省山东为例，仅1919-1928年的10年中，就发生了5起严重的饥荒。其中1927年的饥荒涉及56个区县，有20861000人受灾，受灾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60%[2](p15)。据赈务委员会调查，1928年全国受灾县份为203个，灾民达40466598人；1929年全国受灾县份增至841个，灾民为3870余万；1930年全国受灾县份为830个，灾民达4650余万人[3]。这些灾民大量流入江南都市，被人们统称为“苏北人”或“江北人”，他们多成为人力车夫、码头工人、清洁工人等苦力。
许涤新指出：“上海、武汉、南京、天津、广州各大城市之人口一天天的增多，其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农民离村他适之结果。然而在民族工业枯萎的境况下，原来的工人，已经一批一批的被抛弃于十字街头，离村的农民，自然不容易找到工作的，结局只有拉黄包车充当牛马。”[4]20世纪上半期，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人力车数量一直呈逐年上升趋势。
据对上海304名、镇江100名人力车夫的抽样调查，苏北人占了绝大多数。见下表（表1）：
表1 上海市304名人力车夫籍贯一览[5]
苏北盐城124人
苏北东台91人
苏北阜宁46人
苏北泰县14人
苏北江都4人
苏北高邮3人
苏北宝应2人苏北江浦2人
苏北宿迁1人
苏北通州1人苏北泗阳1人
苏北淮安1人
苏北海州1人
以上苏北人共计291位
苏南宜兴2人上海1人
山东掖县3人
临邑2人
济南1人
湖北1人
不详3人
以上共计304人
据表1，上海的人力车夫中，苏北人占总数的95.7%，而江南人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数尚不到1%。在江南其他地区，情形与上海大致相似。再看镇江的人力车夫情况（见表2）：
表2 100名镇江人力车夫籍贯一览[6]：
苏北宝应23人
苏北淮安23人
苏北清江10人
苏北涟水6人
苏北沭阳5人
苏北宿迁5人
苏北江都3人
苏北泰县2人
苏北阜宁2人
苏北灌云2人
苏北泗阳2人（以上苏北人共计83位）
镇江5人
浙江省8人
安徽省2人
不详2人
总计100人
据表2，镇江的人力车夫中，苏北人占总数的83%，而镇江本地人从事这项职业的人数仅占总数的5%。
除做人力车夫外，流入江南都市的苏北人还大量从事码头搬运、垃圾清理、脚行挑运、工厂粗工等工作，成为其他苦力。总之，江南都市中技术程度不高、本地人不愿干的体力工作，多由苏北等地的人来承担。早就有人观察到，苏北人在江南各地主要“做小贩，做厂工，做黄包车夫，做一切下贱的事”，“上海一隅的纺织工人，制造工人，重工业工人，小车夫，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苦力，江北人占了最大的成分”。[7]另据日本学者调查：“江北地区后来成为上海、南京工业和城市各种企业非熟练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8]
江南都市苦力的身份地位主要是由地缘决定的。有人正确指出：“中国各地方的方言不同，风俗习惯亦大有出入，来自各处的工人，常常靠着同乡的帮助，来解决不少的问题。同乡二字，就足［以］缩短不少彼此间的‘社会距离’。”[9]
上海等地劳动力市场受到各式各样地缘色彩非常浓厚的“帮”和同乡会等地方组织的影响极大，使各个行业打上了深深的地缘烙印。据调查，“我国以前，没有工会时候，劳动界便有一种组合，通称做帮。这种帮的组织，大都以同乡或同业的关系进而成为一种友谊的团体。其主要目的在（一）团结同业，或同乡人，互助救济，抵抗他乡或他业人的侵占工作，恃势欺凌。（二）以组合的势力，谋本帮或本乡人事业的发展”[10]。由于帮及同乡会的存在，同样在上海等地工作，江南人很容易找到轻松的工作或获得提升。学者指出：“由于（上海的）会馆打上地方性的标志，使旅沪者各方面的活动拧到一起，并代表不同地方共同体的‘脸面’，他们是为其旅沪人口构划确切的地缘身份和共同体的意见的关键处所。这种共同体的发展有赖于金钱的资助及其在这个城市的影响网络，促动保护人—受保护者发展的资源与联结较穷旅沪者与旅沪精英的纽带拴在一起。没有办法建立同乡会的群体，在上海对同乡们身份的认同感、对籍贯的概念很弱。”[11](p9)地缘性的组织，不仅区别显然，而且很不平等。不同的籍贯促动了在上海构建社会经济方面的等级，这些等级与不同旅沪群体的经济势力相对应，像宁波、无锡、苏州等地的同乡会在上海都极具势力。在区域性和职业等级的顶端是从浙江、广东及苏南来的人，浙江的旅沪者在金融、航运和丝绸业中占据绝对优势[11](p14-15)。苏北地区的同乡会在上海则没有什么势力，“苏北移民显然缺乏使江南人受益的那种资源”，“他们没有基于乡谊的个人及习惯性的纽带，使他们像江南移民那样离开那些非技术部门去寻找工作”[12](p73)。正如一位宁波籍的上海女工所说的那样，来自浙江的人能比较容易地在银行找到工作，那些来自苏北的人则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12](p71)。地缘的差异，使苏北人成了上海工人等级体系中的最下层[11](p15)。同是面粉厂工人，技术程度较高的粉间工作大都由宁波人承担，而下麦、外场等技术程度较低，对体力要求较高的工作则由苏北等地的工人来承担[13](p139)。卷烟工业中，大部分工人来自浙江，少量的苏北人只能从事那些非技术性劳动[14](p281)。上海邮局中的苦力，大半是江北人，“他们一天到晚做很劳苦的工作，掮着笨重的东西，精神和劳力的消耗，可以说达到极点，并且还要得到‘拿摩温’的侮辱和怒骂”[15](p443)。在上海的招商局码头和太古码头上，江北苦力占80%；新关码头的苦力工人中，江北人占50%，青口人占30%。以至于码头上通用的方言，以江北话为主，上海话反退居其次[16](p375)。
在南京，江北、安徽等地外来工人约占全市工人总数的35%，这些人主要从事技术程度不高的铁路、旅馆、航米船、浴室业等工作[17]。
在其他技能不高、常被人歧视的服务行业中，苏北人同样占绝对优势。1920年，上海理发业中，有24000人来自扬州；上海60余家浴室中，雇用了大约2000名修脚、擦背工人，这些人也大部分来自扬州[12](p61)。其他如修鞋匠、粪便和垃圾清理工也主要来自苏北，“尤其是后两种工作，是真正的‘臭职业’，似乎只有苏北人才愿意做，这不但置他们于、而且更加剧了他们低下的身份”[14](p276)。
由地缘关系造成的社会分层，成为苦力们不可逾越的鸿沟。对苦力们而言，工厂中的工作是非常令人羡慕而又不可得到的高等职业[14](p279)。
可见，近代江南城市中，地缘关系直接决定了工人的职业分层。由于缺乏充足的、可供利用的各种乡谊资源，苏北人在江南城市中只能处于社会最低的层级。地缘关系造成的社会分层，极大地迟滞了阶级关系的形成，直接影响了苦力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成熟程度，也就是说，用阶级标准来衡量，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是极不成熟的。
二
由地缘关系造成的社会分层，必然引发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激烈程度，有时甚至远远超过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江南城市苦力而言，不但像其他无产阶级一样身受三种压迫，而且还要受到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同事和其他阶层的压迫和歧视。而对他们来说，尤以后一种压迫更直接、更普遍。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北苦力更多时候是仇视直接鄙视他们、欺辱他们的“江南人”，而不是仇视离他们生活较远的“帝国主义”和资本家阶级。
在工业化进程中，英、美等国都出现过落后农业区的农民在现代化城市中从事低下工作，从而遭受歧视的现象。19世纪早期，爱尔兰人来到新英格兰、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时，多做些本地人不愿做的工作[12](p3)，但他们所受的歧视根本无法与苏北人在上海等地所遭受的一切相比。
苏北人所从事的低技术工作，使他们不可能有较高的经济收入，这又进一步影响了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据对上海1471个游民嗜好的调查，爱好赌博者91人、饮酒138人、鸦片191人、嫖408人、纸烟375人[18]。在苦力工人聚居的客栈和寄宿所，“其中各种恶劣习惯，如赌博、饮酒，吸鸦片红丸等事，俱极盛行”[19]。据《新青年》杂志的调查，苦力工人中，赌博、喝酒和嫖妓是最常见的娱乐。[20]
为了说明苦力工人社会生活的状况，我们选择主要来自江南地区工人阶级中层级较高的100名邮局工人的生活习惯与之对比[21]（见表3）。
表3 上海百名邮局工人社会生活调查（1933年）
读书阅报27人
研究音乐4人
看电影逛公园18人
打乒乓球2人
看戏4人 听书3人
打麻将1人 打球习武1人
下棋散步2人
研究京戏2人
研究园艺畜牧1人 访友寻亲1人
逛街2人 听无线电2人
休养2人
养花赏月1人
听福音1人
国难临头、不敢娱乐者1人
不详25人
由表3可知，邮局工人的生活比较注重精神需要的满足，甚至有人存在着强烈的忧国意识。显然，苦力工人的社会生活与之相比，还处于较为原始的本能需要阶段。他们之间极为悬殊的社会生活质量是他们所处社会层级的最好说明。
这就难怪社会上始终对苏北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偏见。江南稍具规模的企业宁愿高工资雇用本地人，而不愿录用劳动力价格极便宜的苏北人。有位上海棉纺厂的管理者承认：“在棉纺厂中，我们总是尽量多用本地人。个中缘由很难说清。说苏北人不是好工人并不妥。这是社会上流行的看法。……苏北人不易管理。我们非常讨厌苏北人。”[12](p74)
有人认为，在近代中国，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中国工人阶级集中。集中导致他们具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使他们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事实果真如此吗？至少在江南人与苏北人之间，由于地缘隔阂是很难团结在一起的。
在上海的工厂中，尽管江南人和苏北人同在一起工作，但苏北人与江南人并不平等。国外已有学者精辟地指出，中国近代工厂并不是一个可以把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真正融会在一起的熔炉。在工作时，不同车间的人基本上没有往来，而这种分离不仅仅体现在厂内，并且已延伸到了厂外生活。来自苏北的女工，通常居住在茅屋区。据调查，不论是上海小沙渡、曹家渡，还是杨树浦等地的棚户区，绝大部分住户皆来自苏北，很少有江南人入住到苏北人居住的地区[22]。
工作和居住上的分离仅仅是江南和苏北工人关系的一个方面。歧视、蔑视和仇视则是他们关系中的另一个方面。在江南人的日常用语中就可以反映出他们对苏北人的态度。在上海，称一个人为“江北人”（不论他是否真的是江北人），被视为是对一个人的侮辱，而上海话中有一句非常刻薄的骂人话就是“江北猪猡”。直到今天，如果某人衣服的颜色很不协调，常会有人说：“呀！怎么穿得像个江北人。要多丑有多丑！”[23](p74)即使进入工厂从事体力劳动的苏北人，也经常受到江南人的欺辱。上海某纱厂的摇纱间，苏北等地的人经常被宁波人欺负，“甚救［至］挥拳踢脚打得不死不活的”[20]。一位在纱厂做工的苏北如皋人，“别人都是贪吃懒做，偷闲来到寄宿舍去假生病，他独是一个勤勤学习。有一个［上海］机匠看见他这个样子，心中大大的妒忌。……有一天那机匠又来无端寻衅了。欺某志士是不能语上海话，有意和他攀谈，不问情由，就伸手来拿在某志士的脸上批了几下，下这毒手来羞辱他”[20]。
有人写道：“如果对苏北人的普遍态度和信念是一种象征，那么，他们极可能被看作是一种讨厌的工人。就像前面说明的那样，从苏北来的人被普遍理解为贫穷、肮脏、落后、没有文化。”[12](p74)苏北人占多数的街区被看作是粗野而危险的地方，父母总是警告其子女不得进入这些地方；高校毕业生担心被分派到苏北人街区的学校，那里的学生以有贫穷动机而享有恶名；在婚姻方面，很少见到江南人愿与苏北人结婚[12](p2)。1924年，上海缫丝业女工开始组织工会时，苏北女工被自己的江南同事作为犯罪驱赶出去。有位工厂主在处理工人骚动时，把所有苏北来的女工，不管是否涉及其事全部予以开除，而作为真正组织者的江南工人则未予辞退[24](p245)。有位宁波女工在等待渡轮去上班时，竟把一位在工作中与她有过争议的苏北女同事推进纵横交叉的运河[23](p75)。30年代一个剧本中，一位宁波人斥责苏北人的话很能说明当时的现实：“你们江北人统统是些低等的废物！”[24](p244)有人在雇女佣和人力车夫时，公然拒绝雇用苏北人；有些难民中心甚至不接收苏北难民[24](p247)。在南京，江北人竟然经常被当地乞丐欺凌[25]。这种歧视难免会激起苏北人的对立情绪，有位在上海棉纺厂的苏北女工一次就故意把马桶中的粪便倒在一位上早班的上海女工头上[23](p75)。至于江南人组成的帮派与江北人组成的帮派之间发生流血冲突的现象，在上海等地实为司空见惯。如1932年7月31日，江阴帮与山东帮在上海南市薛家浜猪行码头发生冲突。8月2日，双方冲突再起，当时江阴帮与山东帮在薛家浜茶馆内评理，但江阴帮却事先埋伏下二三百人，并带有好几支手枪，山东帮因人少被打败，其中1人被打死，3人受了重伤，轻伤者不计其数[9]。
与江南人对苏北人的歧视相反，许多外国人对苏北人则倾注了较多的同情。1923年6月传教士麦史生，因车夫生活困苦，在上海设立一个车夫福音会，专以救济人力车夫为目的，该会租有房屋两所，一所在狄克思威路197号，一所在阿尔巴史脱路553号。“车夫之无家可归者，可以前往住宿不取宿费，衣食不继，由会中接济，遇有疾病，会中为之延医诊治，此外并有定期讲演教以上海马路章程等，设有走读学校，为车夫子弟就学之所”[26]。仅1924年1年，该会供给车夫饭食达91450餐、分发车夫圣诞礼物12000包、衣服1880件、草帽2240顶、收留车夫住宿15750夜、受教育车夫达409000人次[26]。至于平时乘坐黄包车、雇用扛夫运货等，外国人更是比江南人尊重那些为其服务的苦力工人。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北苦力工人更仇视江南人而较少仇视外国人；而在许多苏北人的观念中，外国人就是“帝国主义”的代名词。
事实上，在上海等地，苏北人更愿意到日本人的工厂中工作，而不愿意到华商工厂中做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商纱厂的福利设施要好于华商纱厂[22]。但更为主要的原因则是日商纱厂的管理者不会刻意歧视苏北人。有人写道：“大多数人不是很了解情况，认为这些［苏北］人没有良知，是汉奸。但如果你追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在自己同胞的厂中工作，或者，更甚一点，你有带着他们到中国人工厂中找工作的经历，你就绝不会再谴责他们。”[23](p77)一位苏北女工的话说出了为什么苏北人更愿意在日商工厂中工作的原因：“日本人对待我们［苏北人］就像对待上海人一样有礼貌。他们把我们当人看。每天当我们去上工时，他们都会向我们点头问候，并对我们微笑。但在中国人的工厂中，他们把我们当作垃圾一样。他们咒骂江北人是如何的糟糕。”[23](p78)有的进步人士甚至认为：“说实在的，我们对待苏北人的态度与帝国主义对待我们苦力的态度绝无二致，与美国人对待黑人奴隶的态度绝无二致。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剥削我们；我们反对美国人奴役黑人；但我们对待自己的同胞苏北人的态度又如何呢？然而，我们总是指责苏北人不爱国。但不正是爱国者们总是歧视苏北人，辱骂他们、鞭打他们吗？”[23](p78)
由此可见，由于地缘差异在工人中造成的矛盾有时相当尖锐，这种矛盾尽管不同于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比后两者更明显。对于下层工人而言，他们感同身受的欺辱和歧视很少来自帝国主义和资本家阶级，更多的是来自地位比他们高的社会阶层。
三
苦力工人所处的社会层级，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政治态度。他们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他们真的如同产业工人那样，是斗争的领导力量吗？据对1918至1925年江南都市中苦力工人参加的罢工斗争统计[27]，江南城市中苦力工人罢工事件共计39次。因同情五四学潮、五卅运动等政治原因造成的罢工事件4次，占总数的10.3%；因要求降低车租、增加工资等经济原因造成的罢工事件26次，占总数的66.7%；因反对开设汽车公司、反对同业竞争造成的罢工事件3次，占总数的7.7%；因其他原因造成的罢工事件为6次，占总数的15.4%。
可见，苦力工人罢工的最主要原因是要求降低车租、增加工资等经济利益造成的，工运领袖邓中夏曾抨击这种“只问面包，不问政治”的现象，他认为这种行为“实在是有损害于劳动解放的”[28](p68)。苦力工人参加的带有政治色彩的罢工运动，相当程度上也是由于受到社会上层分子的推动。如1919年4月底5月初，江北旅沪维持会在阐北专门建立一座私人演讲厅，“用来组织江北的体力工人和商业工人在闲暇时听教育阶层的讲座”，启发和提高江北苦力工人们的道德，并鼓励爱国主义、遵守法律和讲卫生[29](p99)。苦力工人能加入到后来的五四运动中，与这些讲座的鼓动有极大的关系。
一般认为，资产阶级与工人中的上层，由于自身的利益较多地与外国资本主义有联系，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常会表现得摇摆，而下层工人由于一无所有，所以态度最为坚决。
实际上，由于上层工人和资本家阶级收入较高，即使在斗争中停工罢业，也只是造成暂时的收入减少，而不会威胁到自身的生存，而下层工人由于每日所得仅能维持当日的生活支出，一日不工作，自身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有时反而没有前者来得坚决、顽强。这就是为什么在反帝斗争中，上层工人有时反而表现得更为激烈、更有韧性的原因之一。在上海，九一八事变后，正是社会地位极高的邮务工人等首先组织工界抗日救国会，这个组织后来改组为上海市总工会。与之相似，当时北京也是由邮务工会首先发起组织抗日救国会[30]。因此，我们经常看到，在工运期间，表现得较为暧昧的并不总是资本家阶级或工人中的上层，苦力工人也并不鲜见。
综观苦力工人在五卅运动期间的表现，有的人不但摇摆不定，甚至为了自身的生存，不惜破坏运动。1922年11月1至26日，上海浦东日华纱厂工人因该厂的浦东纺织工会及工会所办的义务学校先后被警厅查封而罢工，但在罢工期间，不断有工人成群结队地到厂中打听消息，“情愿入厂工作”[27]。更有甚者，有的苦力工人在工运期间，还常常暗自上工。据1925年8月7日上海浦东码头工人联合会与新汇山码头、华栈码头、扬子栈码头、开平局码头、瑞记码头、上下亚细亚码头工人代表致函济安会的函中称：“自五卅发生惨案，罢工罢市，相继而起，今各商家已无条件开市，罢工工人则供给补助费，以资维持，凡［竟］有不顾廉耻之工人，夜间偷做英日货，只思图利，不顾大局，致引外人之讥笑，现在停泊黄浦江中之货船数十艘，经调查夜间暗自上工者，实在不少，屡次警诫，置之度外。”[3](p153)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第3天，上海码头小工3000余人罢工。但罢工之后，工人即无法维持生计，只得向学生会及总商会要求接济。6月18日，从总商会处领取维持费的码头工人人数达5700人，每人每日获得2角钱的补助。到6月下旬，罢工者达33000人左右，其间因短暂复工，工人应得工资约120000元，但济安会只收得出货费20000元，无法发足工人工资。于是，工人便包围总商会索款[32]。1925年8月中旬，“各码头工人领款不得，连日围扰该会，人数常在三千以上”[31](p251)。
苦力工人在罢工运动中引发的社会问题，表明这个群体似乎不具备超越当时其他社会阶层的素质。据报道，五卅期间，上海招商局的金利源码头，因为主要为本国商人服务，本不必参加罢工。1925年8月12日，已罢工的各码头工人却结队赶来打闹，当金利源码头工人卸货时，“罢工工人，即上前阻止……工人未允，即行发生冲突，当此之时，又有一部分工人仍拥至三北公司之宁兴、升有轮中，乃将其船上之玻璃窗等击坏，然后再还至金利源码头”[31](p251)。同日，上海码头工人到总商会要求补发款项，“将饭厅上食余菜碗，打毁殆尽，经工头劝解，故未伤人。……事后，该会办事员，饬开晚膳，据厨房云所有预备之夜饭菜，均被工人吃尽，碗亦打破不少，闻此事幸各工头深明大义，多方制止，否则除打毁碗盏，吃尽食物外，恐尚有他种举动”[31](p251)。
12日中午，“各工人纷纷结队赴十六铺老马路小东门内方浜路协元馆、大胜馆等各饭店，任意吃食，致各饭店相率停业”。傍晚时分，“各工人结队至老北门内及大东门内肇家浜路等，见有食物店，即取吃食，是以各该处食物店，纷纷闭门休业”。[31](p251)当日还有数百人拥至上海三北公司的宁兴轮船上，“乘该轮开饭时，即大嚼一空。暨又至宁绍公司之甬兴轮船上，闯入厨房，自取饭菜饱食，复踞坐船上，做工之人均相约避开，致货色（包）无人搬运，船不能开行”。[3](p251)由于工人的肆意吃喝与破坏，上海十六铺老街协元馆、得意楼、西门丹凤楼、第一春、春阳馆、方浜桥新顺楼、新北门七星楼、福佑路聚源馆等，相继休业，“诚恐工人再行骚扰”[31](p271)。
在苦力工人的罢工事件中，还有的是为了反对开设汽车公司或电车。人力车夫仇视汽车和电车，在近代都市极为普遍。因为乘客乘坐电车，自然使人力车客源减少，人力车夫因反对开设汽车、电车公司而发生的罢工、甚至捣毁汽车、电车等事时有发生[33]。1926年，广州的人力车夫工会向市政府提出停驶公共汽车的要求。20年代，北京曾有数千名人力车夫躺在电车轨道上阻止电车行驶，破坏电车。1927年，汕头发生人力车夫捣毁公共汽车事件。1931年，杭州发生人力车夫捣毁全市的汽车行和公共汽车。1933年，杭州人力车夫要求政府限止公共汽车行驶区域[34]。上海的苦力工人更是借运动之机，捣毁电车。五卅运动期间，上海一批运输工人与海员工会保卫团团员发生冲突，保卫团团员先行退走，工人迁怒于海员工会，先将工会捣毁，其时正好有电车驶过，被工人拦住，尽管司机对工人好言解释，“讵各工人不睬，一言不合，将电车上玻璃门窗击毁”[31](p251)。在近代城市社会，公共汽车是现代文明的象征，这些人反对开设汽车公司，只能说明他们并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身上还较多地带有封建的烙印。
综上所述，苦力工人所处的社会层级决定了他们只能获得极低的收入，而低收入又决定了他们无法像其他收入较高的工人们那样投入到工人运动中。一日不做工，一日就要忍饥挨饿的现实，使他们在罢工中常表现得较为犹豫。这表明，由于所处社会层级的不同，苦力工人的政治意识与产业工人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在当时似乎不具备超越其他社会阶层的素质。
地缘差异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工人的社会分层，作为都市中的苦力工人，绝大部分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直接歧视、欺凌他们的是来自发达地区的层级较高的阶层。由于地缘关系的普遍存在，他们还没有脱离狭隘的同乡关系的圈子，这种关系又直接影响到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成熟程度，也就是说，用阶级标准来衡量，苦力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是极不成熟的。地缘差异在工人中造成的矛盾，有时相当尖锐，下层工人感受更深的反而不是“帝国主义”和本国资本家阶级的压榨。地缘矛盾尽管不同于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比后两者更明显，影响更深远。苦力工人较低的社会层级决定了他们只能获得较低的收入，而低收入又决定了他们无法像其他收入较高的工人们那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工人运动中。一日不做工，一日就要忍饥挨饿的现实，使他们在罢工斗争中常处于摇摆地位。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苦力工人有时还充当了新式生产力的反对力量，使他们不可能具备超越其他社会阶层的素质。
【收稿日期】2002-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