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米勒文学研究“终结论”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米勒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十年前，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把西方语境中的文学研究“终结论”等理论话题引入中国，引起中国文论界的热烈争论。然而好些年过去了，米勒依然在执著地研究文学，依然不断前来中国讨论文学与文学研究问题。从近来米勒一些有关文学研究问题的谈论来看，似乎与他前些年的论述有所不同，这究竟是米勒本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呢，还是我们本来就对他存在着误读呢？我比较同意有的学者的看法，我国理论界对米勒的一些理论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的[1]（P58）。我们对他提出的一些理论命题往往只做了浅表化的理解，只注意到他的某些结论性的意见，而没有注意到他提出问题的方式、理论前提与基本思路，因而远没有抵达他所提出和论述这一理论命题的实质性层面；并且，我们也只注意到他理论观点的一个方面，而没有注意到他有所保留或自相矛盾的另一方面。其实在这种看似矛盾的理论阐说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东西值得关注和思考，循此也许更有可能切入对文学与文论的某些实质性问题的探讨。下面我们试图对米勒的一些主要理论命题及其思路进行梳理、剖析和解读。
一、关于文学研究“转向论”
在米勒的理论阐述中，文学研究“终结论”是与文学研究“转向论”相互关联的，但两者并非一回事。如果说“终结论”是从文学本质论的意义上提出来的，那么“转向论”则是就文学形态论的意义而言的。
在米勒看来，当今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它已大不同于传统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形态，而是在走向一个新的方向，一种新的、现在还不可知的新形态。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是指适应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理论。那么什么叫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呢？也就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所以传统的文学理论，就是基于一种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或者与历史、文化保持联系的文学的理论，是以语言为基础的。而新的文学理论，则是适应新形态文学的理论。他认为，新形态的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混合体，这个混合体是由一系列的媒介发挥作用的，这些媒介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通过数字化进行互动，形成一种新形态的“文学”。新的文学理论，也正是这样一种文学的、文化的、批评的理论混合一体的理论形态[2]。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文学和文学理论形态的转变，也就标志着传统“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米勒曾多次说到，近年来美国的文学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兴起，传统的以语言为基础的文学研究纷纷向文化研究转向。关于这种转向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据米勒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是如上所说，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从书籍时代转到了电子时代。电子传播媒介对文学生产的影响日益广泛，由此带来文学形态的巨大变化，文学与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以及各种图像读物等等相互渗透，使文学越来越改变其原来的纯粹形态而成为一种混合体，因而就不能不将这种新的文学形态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范畴中，与电视、电影、网络等文化形态一起进行研究。二是研究主体的变化。米勒看到，在当今美国社会，不仅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甚至出现了从看电视或看电影转向电脑屏幕的迅速变化，而且那些义无反顾转向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们，也恰恰是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中，被电视、电影和商业化流行音乐熏陶长大的第一代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从孩提时代起，花在看电视、电影和听流行音乐上的时间，就远较读书为多。这些在相当程度上为新型的视觉和听觉文化所形构的年轻批评家，更愿意研究他们所熟悉和感兴趣的东西，这也吸引着其他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改弦更张，转向文化研究。三是现代大学教育体制的变化。米勒在《跨国大学中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长文中，指出当今大学的内部和外部都在发生剧变，大学已失却了19世纪以来的传统人文理念，转而更为重视技术训练，而技术训练的服务对象已不复是国家而是跨国公司，在这样没有理念的、技术和工具型的大学里，在实用技术大行其道的时代，传统的文学研究要么为那些实用学科所吞并，要么改弦易辙转变功能，与那些新型通讯技术及媒体文化相关联，即转向文化研究以寻求新的生机[3]。四是文学研究本身的内在原因。“据说，正是在对被认为已经在解构主义里死去的形式主义批评的反应中，80年代中期或者更早一些，出现了一种对外在批评的回摆，对一种新的意欲使文学研究政治化和重新历史化的回摆，以便使这种研究具有社会作用，使它成为一种解放妇女、少数民族和在后殖民、后理论（post—theoretical）时期一度被殖民化的那些人的工具。‘文化’、‘历史’、‘语境’和‘媒体’、‘性别’、‘阶级’和‘种族’，‘自我’和‘道德力量’，‘多语言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这些现在已经以不同的混合形式变成了新历史主义、新范式主义、文化研究、通俗文化研究、电影和媒体研究、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各种‘少数话语’研究以及后现代主义研究等等的标示语。”“对文化研究来说，文学不再是文化的特殊表现方式……文学只是多种文化象征或产品的一种，不仅要与电影、录像、电视、广告、杂志等等一起进行研究，而且还要与人种史学者在非西方文化或我们自己文化中所调查了解的那些日常生活的种种习惯一起来研究。”[4]（P77）
总之，在米勒看来，无论从文学研究的内部还是外部情况来看，传统意义上的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研究，在全球化时代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正转向一种混合型的文化研究。这种文化研究虽然并不排斥文学，但显然已不那么重视文学的独特性，而是恰恰要模糊和消解以往的那种“文学性”，使之与其他的文化形态如电影、电视、网络文化等具有更多的共通性和社会功能。如果说在这种文化转向的过程中，文学与文学理论都还不甘于被汹涌而来的泛文化大潮所吞没，还要力图寻求某种相对独立的发展，那也只能在这种已经成为多元混合体的情况下，逐渐建构新的形态。至于这种新的形态将是怎样的，似乎米勒也感到目前难以预测。
二、关于文学研究“终结论”
如上所述，米勒已经看到了当今文学和文学研究所发生的根本性转向，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正转变为一种越来越成为混合体的新形态，而传统的文学研究也越来越转向混合型的文化研究。尽管对未来的文学及其文学研究将走向怎样的新形态尚未可知，但这毕竟预示了一种新的发展前景。既然如此，那么文学研究“终结论”则又从何说起呢？
据我理解，米勒的文学研究“终结论”，并非就整个文学理论研究而言，而是特指他所理解的那样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他曾一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那种纯粹的文学研究或文学理论将不复存在[4]（P75）。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米勒引用雅克·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米勒显然赞同德里达的这一论断，并为此做了多方面的阐释论证，最后他自己的结论是：“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又说，“我坚持认为，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5]（P131—139）。这些话说得似乎有些吞吞吐吐、犹犹豫豫，但所表达的意思却也明明白白。
显然，米勒这里所论说的“文学”，是指旧式意义上的文学，即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而所说的“文学研究”，也是指“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么这样的文学研究为什么就不合时宜而必然要走向终结呢？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呢？
如上节所述的那样，通常人们会比较多地从电子技术发达及其数码文化转向方面来寻找原因（如果认同上述结论的话），将其归结为电子数码文化的不断扩张对传统文学与文学研究形成的挤压，德里达和米勒同样看到并指出了这样一种事实。然而这只是一种表层现象。德里达和米勒的真正深刻之处在于，他们透过这种表层现象，抵达文学更为本质的层面，去探讨和揭示导致传统的文学及其文学研究终结的深层原因。
在他们看来，要讨论文学的“死”，先要理解文学的“生”。实际上他们所理解的文学，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请看米勒文章中的这样一段话：“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5]（P132）
那么这种所谓“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指的是什么呢？文章接着说：“德里达在《明信片》这本书中表述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inside outside dichotomies）。……明信片代表而且预示着新的电信时代的公开性和开放性（publicity and openness），任何人都可以阅读，正如今天的电子邮件不可能封缄，所以也不可能属于个人。”[5]（P132）
看来这里的逻辑关系在于：文学研究的终结，是根源于它的研究对象即传统文学形态的终结；而这种文学形态的终结，则又根源于其生存的前提和共生因素的改变乃至丧失。从米勒所论来看，这里所谓“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主要是指“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些因素，如私人生活空间的隐秘性、自我意识或精神生活的独立性（甚至是孤独性）、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所造成的距离等等。这些因素不只是旧式的文学，而且也是德里达所提到的与文学命运与共的情书、哲学和精神分析学等等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比如情书的特点显然在于彼此的分离及其情感的隐秘性，当爱情成为身边公开的事实时，情书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哲学则往往以孤独的自我意识与内心省悟，试图去抵达存在的彼岸，当人一头扎入现实生活，面对各种信息而应接不暇时，哲学便难逃被放逐的命运；而精神分析学的基础，恰恰在于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别，当人的一切意欲，包括潜伏在意识深处的本能欲望也都被公开展示和宣泄无遗，所谓精神分析学也就的确不复存在了。以语言为媒介、以情感为动力的文学，则可以说是人的精神生活最丰富的表现形式，它的神奇之处是创造一个虚拟的现实，这个现实是与外部世界分离和对应的，只能通过个体化的想像和自我体悟来把握和体验，它一旦变得现实化、感官化或直观化，就无异于消解了它的存在。换言之，印刷文化时代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是由语言来实现阻隔或拉开距离的，同时又通过语言和借助想像来实现沟通与联结，因而书籍的阅读和想像完全是个人自我的，甚至是孤独的和排他的，所获得的体验也是个体化的、独特的和隐秘的。米勒自述其阅读体验时说：“在我读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时，黑格尔的‘精神（Geist）’或者海德格尔的‘存在（Sein）’从我眼前闪过；在我读精神分析方面的著作时，无意识的鬼魅或者弗洛伊德的病人如伊马尔、安娜和多拉跃然纸上；而当我读小说时，作品中那一群人物形象也都跳将出来……书籍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使我们得以结识所有那些栖居在哲学、精神分析学和文学大厦里的幻象。”[5]（P137）
然而在当今的电子数码时代，“所有那些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产生的大批的形象，以及机器变戏法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么多的幽灵，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它破坏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还有，“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逝。视觉形象、听觉组合（比如音乐），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了0和1这一序列的数码化改变。像电视和电影、连接或配有音箱的电脑监视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视觉、听觉形象，还兼有文字解读的能力。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和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而后者用一大堆既不是现在也不是非现在、既不是具体化的也不是抽象化的、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不死不活的东西冲击着眼膜和耳鼓。这些幽灵一样的东西拥有巨大的力量，可以侵扰那些手拿遥控器开启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心理、感受和想像，并且还可以把他们的心理和情感打造成它们所喜欢的样子。”[5]（P137）
总之，在当今这个由电视、电影、电话、视频、传真、电子邮件和互联网构成的电子空间，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尤其是精神生活方式：人即便独处一室，也可以看电视、打电话，或者上网巡游，由此不再感到孤独；由于人总是处在各种多媒体听觉和视觉形象的包围轰炸之中，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二分的边界、私人空间与外部空间的边界被彻底打破，人对于自我以外的世界，既没有了距离感和神秘感，也失去了诗意的自由想像的可能性空间，甚至除了接受现成的事实外，也再没有了对事物进行思考探求的兴趣和欲望。
对于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而言，它在本质上是更依赖距离，通常关于文学的一些指涉，如“模仿”、“再现”、“虚构”、“想像”、“修辞”、“陌生化”等，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距离”的另一种说法，其中隐含着文学对于外部世界的超离特性。如“陌生化”，按什克洛夫斯基的说法，“艺术旨在使人感觉到事物，而非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乃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难于把握，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的过程本身即是审美的目的，必须设法延长”。显然，“陌生化”就是拉长欣赏者与其对象之间的感觉距离，在创造这一距离的同时也就是创造了审美[1]（P58）。同样，所谓文学的“象征”、“隐喻”、“反讽”之类，也无不是与一定的距离（比如言与意、此在与彼在等等）相关联的。而这一切就构成了形式主义批评家所说的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特性即“文学性”。从20世纪初至六七十年代，西方的文学研究，即被米勒称之为“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而单纯去研究文学”这样一种文学批评，正是以探寻这种“文学性”为指归的。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数码图像文化蓬勃发展并不断向文学领域扩张，确乎根本改变了传统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使其走向衰落；而以这种文学存在为前提的文学研究将随之走向终结，当然也就毫不奇怪了——对于我们这样的后发社会而言，虽然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的时代落差，但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也多少能感受到这样一种现实，因而对此类问题也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三、当今的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
问题不在于仅仅看到和描述这样一种现实，更在于我们面对这一现实，该如何看待当今的文学研究。从米勒的态度来看，他显然是充满了矛盾的：既预言了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终结，却又在期待它的新生，或者说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前景既感到绝望，却又仍不放弃希望。当他多年前最初关注到电子化与全球化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影响时，就开始提出和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作为这些变化的后果文学研究会发生什么呢？今天我们是否仍然可以研究文学？我们是否应该或必须研究文学？在新的全球化的世界上文学研究为什么目的服务？”[4]（P75）至今他仍在不断地重复提出这些问题，并试图做出自己的回答。
首先，米勒虽然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研究将走向终结，但他本人却仍然倾向于坚守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如果说“终结论”是根源于他对当今文学形态的变化和文化研究转向的事实而做出的一种判断，那么他说传统的文学研究将会继续存在，则更多表达了他的一种信念。
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乃是一种建立在修辞性语言表达和“细读”（或叫“修辞性阅读”）基础上的研究。那么这样的文学研究到底具有怎样的魅力和意义呢？米勒在2001年的一篇《论文学的权威性》的演讲中谈到，“文学的权威性源于语言艺术的表演性使用，语言的这种使用使读者在阅读一部作品的时候对它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产生信赖感”；“对我来说，那些书页上的文字简直就像一种神奇的处方使我能够达到一个只有通过那些英语单词才能够达到的先验的虚拟的世界”；“文学作品被看作神奇的处方，它可以提供给人们一个虚拟的现实……正像德里达所说的，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会隐藏一些事实，隐藏起一些永远不被人知晓的秘密，这也是文学作品权威性的一个基本体现”[6]。在最近所作的《为什么我要选择文学》的演讲中，他又说到，文学的存在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确实又存在着某种理由，这个理由就在文学作品自身，并且具有像魔力般的吸引力。他自称，“我一直有着两方面的兴趣：一方面，我对文学情有独钟，一部文学作品会像魔术一样，将我引领到一个想像的世界中来，出于某种原因，进入这个想像的世界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愉悦。另一方面，我一直沉溺于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魔术到底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它是如何运作的”；“我渴望用一种类似科学的方式，去解释和理解文学。在我看来，文学在不同的情形下，似乎始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偏离语言运用的正常规则，或说显得很是奇怪。所以，文学最使我感兴趣的因素是作品中的语言特性”[7]。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米勒所理解的，也是他自己所孜孜不倦追求的文学研究，的确是一种比较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首先，它是出于研究者个人对文学的强烈兴趣和爱好；其次，它是为了文学本身的目的，即为了探寻文学作品中所隐藏的秘密，尤其是文学语言的魔力；第三，这种研究最重要的方式是独立的“阅读”，并且要求是“细读”，或者说是一种“修辞性阅读”，从中获得自己独特的发现。他说：“我想独立地阅读。……如果你有眼光去发现那些矛盾的、不一致的、奇怪的东西，去发现那些无法用作品特点的主题性描述来解释的东西，去发现那些没有被以往的批评家所强调和重视的东西，那么你或许就会得到非常重要的发现。”[7]众所周知，这一切正是20世纪初以来西方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的传统。米勒早已说过，这种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而进行的文学研究早已在解构主义中死去，早已不合时宜，但他自己却仍然不肯放弃。
那么问题在于，在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下，这样的文学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米勒认为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的价值：第一，研究文学仍然是我们了解过去时代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因为文学在过去图书时代也是文化表现自己和构成自己的一种主要方式，其中包含多方面的信息资源，甚至不无商业或经济价值的东西，即便是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交往中，也仍然可以通过文学去了解其他民族的语言和历史文化状况。第二，通过文学研究来理解语言。因为语言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我们交流的主要方式，并且语言的运用事实上塑造了我们的生活，而“文学研究仍将是理解修辞、比喻和讲述故事等种种语言可能的必不可少的手段”。第三，更重要的是，文学研究还是达到某种“陌生性”或其他人的“他性”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他性”不只是那些属于不同文化的人，而且也包括我们自己文化中的那些人。每一部作品对于我们都是一个“陌生化”的世界，都具有一种异于我们自己的、让我们感到惊奇的“他性”，而“这种与‘他性’相遇只有通过常说的‘细读’并得到理论反思的支持才会实现。今天许多人断言修辞阅读是过时的、反动的、不再需要或不再适合。面对这种断言，我以顽固、执拗、不无挑战的抗辩态度要求对原始语言细读。甚至在全球化的形势下，这种阅读对大学学习和研究也仍然是最基本的”[4]（P78）。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米勒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既与西方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传统（如倡导“细读”）有关联，但又显然具有不同的独特理解，赋予它远远超出形式主义批评的意义价值。明乎此，对于他为什么执著于这样一种文学研究，大概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虽然米勒本人仍钟情于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对当今的文化研究转向持疑虑态度，但他还是尽可能对新的文学研究走向给予宽容而积极的理解。
如前所述，米勒已经看到了当今文学和文学理论所发生的变化，在他看来，“新形态的文学越来越成为混合体。这个混合体是由一系列的媒介发挥作用的，我说的这些媒介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可以说是与语言不同的另一类媒介。然后，传统的‘文学’和其他的这些形式，它们通过数字化进行互动，形成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我这里要用的词，不是‘literature’（文学），而是‘literarity’（文学性），也就是说，除了传统的文字形成的文学外，还有使用词语和各种不同符号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文学性的东西。”[2]既然如此，新的文学研究当然就要去研究这种新的“文学性”。那么这种研究该从何入手呢？
在米勒看来，首先要研究媒介的特点。新的文学形态与传统文学的差别，当然首先是媒介不同，后者以语言为介质，前者则依靠大量视觉与听觉元素，这肯定会带来表达与读者接受感觉的大不一样。其次，由这种媒介的特点所决定，混合体文学的“文学性”特征也根本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虚拟性特征。由于它除了使用文学语言之外，还加上了可视性因素，“由此造成一种效果，它们带给观众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一种被加工过的世界，我把它叫做虚拟的现实，原来文学所要给人们一种实在的世界，现在是一种虚拟的现实世界”。二是所谓“创造”的特征，“它善于创造——由多种符号的使用形成的创造”。米勒将其具体解释为一种“施为性的”（performative）、描述性的特征，它与“表述性”（constative）是恰相对应的[2]。米勒这里所说的“创造”，实际上突出的是新的文学形态的“描述性”，它与传统的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的“表述性”特征恰好形成对照。
由此可知，尽管米勒并不那么认同那种新的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转向，但还是在一定意义上承认它的“文学性”，并给予积极理解。同时，对于他人所进行的文化研究，也表示了应有的尊重和理解的态度。
再次，米勒既不轻易放弃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同时也对当今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变化具有清醒的意识，并力图顺时而变，以寻求文学研究新的发展生机。米勒的这种执著与变通大致有以下两种向度。
一是试图将传统的文学研究理念融入当今新的文学研究，使其获得更深厚的根基。最引人注目的是米勒将“阅读”的概念加以提升和扩展，使之成为一种开放性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范畴，以此作为当今文学研究的核心和基础。
“阅读”原本是对语言文本而言的，传统的文学研究便是以“细读”为基础。面对当今文学向多媒体扩容，米勒随之把“阅读”扩展到阅读一切符号：“文学系的课程应该成为主要是对阅读和写作的训练，当然是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但经典的概念需要大大拓宽，而且还应该训练阅读所有的符号：绘画、电影、电视、报纸、历史资料、物质文化资料。当今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有知识的选民，应该是能够阅读、能够阅读一切符号的人，而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米勒又说：“这里阅读不仅包括书写的文本，也包括围绕并透入我们的所有符号，所有的视听形象，以及那些总是能够这样或那样地当作符号来阅读的历史证据：文件、绘画、电影、乐谱或‘物质’的人工制品等等。因此可以这么说，对于摆在我们面前有待于阅读的文本和其他符号系统，阅读是共同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聚集起来解决我们的分歧。这些自然也包括了理论文本。”米勒将“阅读”扩展到一切符号领域，可以说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阅读”向一切文本、一切可被阅读的符号开放，可借此表明对媒介研究、文化研究的宽容与接纳；而另一方面，则是将语言文本“阅读”的方法理念与价值观引入对其他一切文本的读解，导向对一切符号中的意义价值的追寻。诚如有学者所言，“‘阅读’对米勒而言本质上就是文学‘阅读’，因此米勒以‘阅读’所表现的开放性同时又是其向着文学本身的回归，是对文学价值的迂回坚持，他试图以文字的‘阅读’方式阅读其他文本符号”，从中表现出他的人文主义的救世情怀[1]（P63）。
二是吸取新的文学研究理念，以激活传统文学研究方式的内在生机。这表现为米勒近年对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性及其社会、政治功能的接纳。
米勒说自己当初选择文学研究，完全是被文学中那富于魔力的语言特性所吸引，因此他历来提倡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为了文学本身的目的去研究文学——这也正是米勒所理解的传统文学研究的特点。然而在整个文学和文学研究转向的新形势下，他不能不承认“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不能不看到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而纯粹研究文学已不合时宜。事实上，当今文学的变化和文化研究的转向，一方面固然与电子媒体的扩张渗透有关，但另一方面，显然也还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的开放性，以及诸多社会问题的凸显有关，如全球经济与政治冲突、民族冲突、文化冲突、女权主义、新殖民主义等等。这样，文学和文学研究就不可能再保持原来那样一种纯粹性了。米勒当然也能感受到这一点，因此他才会说那种纯粹的文学研究在今天已不合时宜。在最近对于“为什么我要选择文学”这个问题的新的回答中，米勒指出了这样两点：第一，文学强化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起支配作用的意识形态；第二，文学还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他所举的例子，是特洛罗普的小说中对于求爱和结婚情景的描写，将会如何影响英国人对于婚嫁的态度及其行为方式；从此类作品中可以知道维多利亚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纯粹的表现方式是什么等等。在他看来，这恰恰就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功能之所在[7]。
当然，米勒既不认为当今的文学研究可以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但是也反对像有些文化研究的学者那样把文学看成是某种意识形态的直接而纯粹的表达，反对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中夸大政治的作用。换言之，米勒对于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及其社会作用，有着远较一般人更为宽泛的理解，并且也更为切合文学本身的特性。在最近的一次讨论发言中，米勒还特别指出，“夸大大学教学和写作应有的政治力量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但是像目前一样站在一旁无所事事，在我们学科范围内继续教书，做我们在这儿所做的事情，是很困难的”。因为当今美国本身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面对周围所发生的这一切，我们很难视而不见，继续用传统非政治的方式教授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我不是在谈论我有义务拥有个人的政治观点，而是在谈论在教学或写作过程中这些政治观点应怎样成为我专业的一部分，现行政治应怎样成为《批评探索》的一个特征”[8]。我理解米勒这里的意思是说，当今的文学研究者有必要保持对社会政治的关注，然而这种关注是指研究者的一种立场态度，一种内在的价值观念，而不是要在文学作品中直接寻找和阐释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这往往是当今一些文化研究者的惯常做法。米勒与他们的不同也正在这里。
综上所述，米勒虽然一方面看到了当今的文化研究转向，也预言了文学研究的终结，但另一方面，他又相信传统的文学理论依然活着，仍然执著于他终生热爱的文学研究，并以其开放性姿态和变通策略，努力为文学研究寻求新的生机和发展空间。这就是米勒（也许可以包括德里达）式的悖论。从这一悖论式理论的解读中，我们所能获得的领悟是：无论文学还是文学研究，它是活着还是死去，并不一定由某些现实条件（如电信技术）所决定，也未必取决于我们一味乐观还是忧心忡忡，重要的是要有对文学与人的生存之永恒依存关系的深刻理解，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坚定执著的信念，同时还有一种与时俱进、顺时变通的开放性态度。若此，就有可能使文学和文学研究绝处逢生，获得新的生机，开辟新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