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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日期：2006-07-18
中图分类号：N031；G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053(2007)03-0425-05
科学划界(demarcation of science)标准就是将物理、化学、天文、生物、地质等经验科学与非科学，如数学、艺术、哲学、假科学、占星术、宗教等知识形式据以区分开来的标准问题。非科学是一个包括从各种技艺到形而上学的庞大集合。“当非科学试图装扮成科学时，就会成为伪科学(pseudoscience)。所谓‘伪’，不仅在于它是假的，更是因为它想装扮成真的。例如，小人也可以是真小人，但他想冒充君子时就成了伪君子；一张真的白纸，当它冒充钱币时就成了伪钞”[1]。
在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备受争议的“非科学”的地方性知识(如占星术、中医等)进行考察之前，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科学划界问题，毕竟，以往人们通常都认为，任何地方性知识只有贴上了“科学”的标签，才能正式进入科学哲学分析的视野。旨在科学和非科学之间作出区分的科学划界无疑是科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评判地方性知识合法性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1 科学划界标准的历史演进
按照历史演化观点和专门研究者观点看，自标准科学哲学诞生以来，关于科学划界的理论大体上经历了4个阶段——逻辑主义的绝对标准——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消解科学划界——以多元标准重建划界问题[1]。而按照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趋势看，按照实践活动的有效性和目的的成功性正在成为某种新的标准。
逻辑主义的标准基石是“经验”，能够被经验证实或者证伪的是科学，否则不是科学。而且科学是一种全称命题陈述的集合体系，其每个命题都被要求对一个问题的解答说明确的“是”或者“否”。在这个标准下，地方性知识，比如占星术，虽然很可能能够说明一些经验境况，但是很难处处与之吻合，并形成首尾一贯的说明。因为地方性知识的实践性陈述的可检验性是通过大量直观经验获得的，因之比较模糊，不那么直接。所以在标准的逻辑主义的科学哲学中，这些知识体系可以肯定不是科学。
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软化了绝对标准，甚至挖了绝对标准的墙脚，科学前后由于范式不同而无法通约，因此，库恩只能诉诸共同体的实践及其对先前范式的取代来解决划界问题。在库恩的视界里，科学只能由成功选择下来的理论及其实践来表达。在这种历史主义的范式下，地方性知识一直存留和演化至今，应该具有一定的合理和合法性。但与西方科学相比，这个范式在西方科学的冲击下，只是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在这种历史主义视野里，地方性知识体系“曾经”科学过。
至于消解科学划界，由于存在多种不同方案，我们还需要稍为多费些口舌。费耶阿本德主张给予科学、巫术、占星术以相同的机会和权力，然后让社会决定采取什么。劳丹认为，不同时期的科学存在“认识异质性”(epistemic heterogenetity)，划界可能是伪问题；但是由于劳丹采取自然主义的方式对此加以论证，因此这种异质性只是时间上的，而不是空间上共存的。因此，在本质上这仍然是一种历史的进化论，可以自然主义地看出谁取代了谁，或者谁被社会选择了成为科学。罗蒂认为，科学并不独享真理及其话语权力。科学与其它种类的文化一样。法因认为，科学根植于日常思维，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需要“齐一性”，因此，划界是无意义的。但是，无论在这种历史主义观点中，还是在消解的观点中，实际上，还都存在着科学与其它种类的实践活动的区别，不过它们平权而已，所以，上述划界问题，不是我们不能划界，而是划界并无意义。区别总是存在的。科学还是科学，非科学还是非科学。在西方文化中，那种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使得其它民族和国家的科学或者自然知识很难被视为科学。当然，在欧陆哲学传统中，特别在法国，这种境况多少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所有区别西方科学的其它种类自然知识仍然被冠以“人种科学”名义，或被称为“非正规科学”
消解论兴起后，加拿大学者萨加德和邦格试图在多元论基础上重建划界标准，他们认为，科学划界应该具有操作性，因此，划界问题变成一个并非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多少可以在形而下进行操作的问题。注意，这里的形而下的操作，必然引向实践。所以，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划界的消解，对科学本质主义是一个很好的批判，对科学采取“认识异质性”必然导致多元论的方案。这都为科学划界标准采取实践的观点做了铺垫。
以上我们对自逻辑实证主义以来的科学划界标准进行了回顾，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绝对标准、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还是后来的多元标准，经过若干回合的理论交战之后，都相继呈现出一些问题，划界标准愈加模糊。科学哲学内部关于科学划界标准的讨论陷入了困境。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中一些新观点开始初现端倪，尽管这些哲学流派没有明确地提及科学划界问题，但是它们带来的思想冲击却是不容忽视的。
2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成果
建基于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已有成果基础上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有人也将之称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诞生，创始人是爱丁堡大学的巴恩斯(Barry Barnes)和布鲁尔(David Bloor)。爱丁堡学派的影响传到法国之后，形成巴黎学派，代表人物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er)，两人70年代出版的《实验室生活》是SSK的经典著作。SSK登陆美国之后，夏平(Shapin)和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也对SSK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这一学派区别与传统科学元勘的特点有二：一是主张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上和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二是采用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其思想渊源可直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迪尔凯姆、舍勒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等。代表著作主要有《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知识与社会意象》、《维特根斯坦：知识的社会理论》、《建构夸克》、《利维坦与气泵》等，重要论文有《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理性主义、超自然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理性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等”[3]。一方面，SSK学派突破了传统的科学哲学站在规范性立场之上，从经验出发，诉诸逻辑和语言分析得出规律性的统治观念。一般认为，科学活动是由“发现的语境”(context of discovery)和“辩护的语境”(context of justification)所构成的过程，在发现的语境中，科学家个体或者共同体通过发挥创造性和团体的合作取得成果，这个过程属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辩护的语境中，“证实或接受被看作一种形成一致性的过程，某些哲学家把这种过程称为‘理性的’，而科学社会学家们则把这一过程称为‘社会的’”[4]。对于上述传统的观点，塞蒂纳在《制造知识》一书中进行了有力的挑战，她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建构性的，而非描述性的；是由决定(decision)和商谈(negotiation)构成的连续过程。因此，SSK成功地将发现的语境和辩护的语境进行了融合。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社会学也突破了以往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以及以默顿(Robert King Merton)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开辟了科学知识新的研究进路。
SSK学者们最终打破了科学的神圣地位，科学也未能免俗，它也与权力、社会利益等因素联系起来。这种对科学社会学标准科学观的清算以及SSK的激烈态度的确是“反科学”吗？事实上，SSK反对的并不是科学成果本身，而只是取消其“知识审判者”的地位而已。“社会建构主义虽然在认识论上持极端立场，但其最初动机是为科学提供一种新的社会学分析框架，而不是在本质意义上批判科学。但这种建构主义的范式的确打开了那些想从政治意识形态上批判科学的社会学大门，各式各样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拥抱着社会建构主义，其目的是为性别、地域、逻辑与文化传统辩护，从而导致了‘女性主义’、‘印度教’科学，结果是作为一种现代世界的共同语言的现代科学思想被抛弃，从而使社会运动从对科学在战争与获利问题上滥用的批判，逐渐发展到对科学内容与方法在意识形态上的批判”[5]。在这个过程中，“反科学”本身对于科学的发展和反思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大量的SSK案例研究和一系列的哲学观点让公众和科学家看到了科学研究的另一面，那就是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所谓“科学”的知识并非是权威的、不容侵犯的。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和以实在论为基础的表象主义科学研究范式被SSK一一解构。
在如何看待和研究作为科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地方性知识的问题上，SSK学派的学者们的经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那些关于科学思想和科学组织的微观经验研究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将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注入到知识研究的体系中来，从而弥补了以前仅仅关注知识成果的片面性。
首先，“爱丁堡学派的经验研究引入了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以贯彻强纲领的公平性和对称性原则。‘自然主义’(naturalism)尽管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中有不同的用法，但其最典型的涵义是指，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被理解为完全自然的现象。爱丁堡学派引入这个概念主要是为了倡导一种非评价性的视角，一种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进路。例如，巴恩斯(Barens,1977)说：‘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是对那些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的自然主义理解，而不关注对什么东西值得被作为知识进行评价行估断’”[6]。
在巴恩斯看来，利益就是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自然动因，这种利益“既涉及来自于其它社会体制的经济政治利益，也涉及认识利益或职业利益”[6]。尽管这种“利益纲领”受到来自各方的批判，但是这对于号称为普遍性知识的科学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对其地方性性质的昭示。这样，科学的地位也就随之“降低”到一般知识的地位了。同样，反过来看，一般知识也就不必在涉及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与科学做出划界，因为科学同样涉及社会、政治和文化。就中国的风水活动而言，这种SSK纲领对科学划界来说，由于利益均成为各种学问的一种因素，故不能由于风水活动及其理论涉及社会、政治和文化利益而把它排斥出可以分析的范围。知识分析不能忽略“语境”(context)，这就是SSK的重要贡献之一。把利益、权益等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整合到对自然知识理解的系统中来，采用一种自然主义的描述立场对其进行经验研究，而这也正是新的研究所要采纳的方法。
其次，正如我们从科学划界的多元标准中所见到的那样，SSK事实上也在使用类似的多元标准去研究科学，但与多元标准不同的是SSK反对一个永恒的划界标准，近代自然科学与其它的“待研究文化现象个体”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要考察科学就要考察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恰如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所强调的那样，任何活动都植根于特定的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从而受制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既要承认建构，又要勇于解构，因为每一次建构都不是一劳永逸的，而一个划界标准的确定必定有其特定的语境解释，在科学界，这种划界活动几乎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进行的。当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语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旧的划界标准消失，新一次的划界活动随即开始。而对于“地方性知识”而言，这种划界的行为在不存在近代科学时，它承担着应该由科学承担的承载自然知识的责任，而近代科学诞生后，是否它就一定转化为迷信了呢？按照SSK的观点，对于中医仍然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它如果是社会磋商的结果，也是现代社会的结果，而不是当时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果。
再次，我们也可以从SSK的案例研究中寻得一定的启发。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研究》以及塞蒂纳的《制造知识》皆为SSK案例研究的经典著作。如布鲁尔所言，一切科学知识，不论经验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可以采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分析，他们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证明科学事实一种社会建构、一种实验室的建构，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创举。我们采取“旁观者”的观察策略和描述的立场进入知识生产的现场，考察知识的制作过程。“换言之，社会学家借用民族志方法把科学家的实验室看成类似于初民社会的部落，直接观察和描述该部落的生态学、技术和信念系统，会有助于用其它研究方法所难以实现的研究目标”[6]。对于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同样值得采用人类学观点去探索和研究，特别需要将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观点与科学哲学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对于地方性知识的认识和探索是一个重要而值得尝试的进路。
同其它任何一个学科或学派一样，SSK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着不足。SSK的社会建构论过分的夸大和突显了权力、利益、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等社会因素和人类力量的影响，科学研究实践中人类力量主题化，也就是皮克林所说的人类主义(humanism)。由于SSK忽略了科学研究中仪器、设备和实验组织体系等物质维度，客观力量由于纳入到人类力量中而未得到重视，完全从社会建构的角度解释科学知识形成的过程，使得SSK在解释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问题上遭遇困境。但是，与我们的研究最为密切的是，也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建构主义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科学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使科学哲学的研究走向科学实践、走向生活，从宏观的叙事走向经验案例分析。正因如此，传统的科学哲学在建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下，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5]。
3 科学实践哲学的兴起
新兴的科学实践哲学并没有讨论划界问题。但是它必然逻辑地引向这样地对待划界问题实质上蕴涵的那个问题。何以判断一种研究是科学呢？是实践，是合理有效的实践，是规范的实践。在这种科学哲学的视野中，正如前文所说，科学是实践性活动的领域，是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科学实践源于日常实践、话语实践，是它们延展的自然种类。
SSK学派的观点不仅受到了外界的批判，在其内部也产生了分化，这可以从拉图尔和皮克林等人的工作中看到。
1979年，巴黎学派的拉图尔出版了《实验室生活》，其副标题为“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而此书1986年再版的时候，拉图尔将副标题改成“科学事实的建构”，删掉了“社会”一词，有学者认为，“一、二版之间的一词之差反映了拉图尔思想的巨大转变：拉图尔认为用‘实践建构’取代‘社会建构’，‘实践’一词不同于‘社会’一词，它与利益、权利、社会结构等社会因素无关。‘实践建构’表明拉图尔试图摆脱使用社会学术语解释科学，转而尝试用实践来解释科学。拉图尔写道：‘如果我和卡龙导致取消SSK，那么它不是一时的兴致，而是多年来在研究科学家、工程师和政治家的日常实践形成的强有力的理由’”[7]。同时拉图尔表示对事物要用科学实践的观点进行解释，他否定了经验主义关于感觉或观察的概念，认为感觉或观察非常的不充分，而且与对表征的解释不相关。同卡特赖特(Cartwright)和哈金(Hacking)一样，拉图尔更强调仪器而非感觉器官所记录的才作、测度和标记。因此，“拉图尔充满信心的认为一些范畴，如感觉、认知和合理性都会因此显示出其对科学或世界的理解都是可有可无的”[8]。这样，拉图尔从SSK的阵营中脱离出来，不再是SSK的支持者。
这让我们看到科学哲学近来的总体发展中似乎有一种向实证主义的回归，但这是一个错误的表象。事实上，新近出现的科学实践哲学并不是向实证主义回归，而是进一步批判着包括后实证主义在内的表征主义的倾向，而代表着一种新的实践研究方向。皮克林也逐渐从SSK的阵营中脱身，他认为，SSK意义上的科学充其量具有半操作的特征，强纲领的SSK未能重视和强调物质力量的重要性。所以皮克林在SSK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入了实践的维度。
SSK把实践理性从具体的操作转变成为一种认识论上与语境相关的概念，并把实践活动置于文化的场景之中，因此，SSK的学者们对科学哲学转向实践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近年来，当代科学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以及关于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研究，特别是欧陆传统的解释学哲学的研究，越来越强地表达了这样一些最显著的特征：(1)当代自然科学不是科学的唯一形态；(2)科学知识不是独具真理性的认识，其中不仅自然在“说话”，而且与自然打交道的这些认识者、行动者的团体以及通过群体间的互动也在“说话”；(3)当代科学哲学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不同流派在批判中发展，它们给出了相互矛盾的关于科学划界的标准；就更为后来的科学哲学发展看，它更加倾向于把科学视为一种过程，一种社会实践，一种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而新近发展起来的科学实践哲学则明确把“科学”称为一种实践技能和行动的领域，而不仅仅是信念和理性的领域。例如，科学实践哲学的提出者之一的劳斯就明确指出，“我主张把科学作为实践活动的领域加以理解。……我们发现，在科学中，一种地方性的、存在性的知识是建基于对使用设备、技术、社会角色和可理解的可能性的实践把握上的”[9]。这里的实践“并非以应用为目的，而是指实践的技能和操作对于其自身所实现的成果而言是决定性的”[9]。
更为重要的是，在科学实践哲学中，还提出了与以往传统科学哲学完全不同的观点：(1)科学是实践活动的领域，对于科学而言，实践是第一位的(practice-dominated)。(2)科学实践必然是地方性的，社会性的，因此，建基于地方性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知识不仅一开始就不是普遍性知识，而且在本质上就一直保留着地方性知识的重要品格；科学知识似乎的普遍性品格只是它表面的外套，它不是去地方性的结果，而是被标准化的结果。(3)科学在其主要和根本的意义上，不是表征体系，而是实践活动。(4)科学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可以通过文化研究的方式(如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方式)加以研究。
这样的科学哲学出现后，让我们非常振奋。振奋的是，一些被原来的传统科学哲学排斥为非科学的知识似乎具有了与自然打交道的实践活动领域的品格，可以按照“科学”知识加以对待、研究和处理；像中国传统知识中的中医也可以作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加以处理。既然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的领域，一种地方性知识，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实践方式而非表征，那我们可以追问，这些地方性知识是否应该被看作是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前一种人类与自然打交道的有效的方式，答案是肯定的。当然，在逻辑上，科学是一种实践性活动的领域，一种地方性知识和一种文化这一陈述，并没有表明，所有的实践性活动和地方性知识以及文化现象都是科学。但地方性知识既然是一种特有的地方性的与自然打交道的实践活动，这至少表明了它与科学(指当代科学)知识的某种平行性，使得我们在处理地方性知识时，可以对比两者，进行研究。例如，地方性知识的实践及其理论的作用是否仍然具有某种独特性和不可取代性？其知识体系中有多少来源于实践活动，多少是从世俗文化中得到的？对这些问题的厘清将会给我们的分析带来重要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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