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湾地区原始文化海路输入日本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路论文,杭州论文,日本论文,原始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缘起
多种物证表明，在距今30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因第 四纪冰期海面下降等原因，曾以“陆桥”相连，大陆上的古人类与古生物由此可迁徙到 日本①(注：裴文中：《从古文化及生物学上看中日的古交通》，《科学通报》1978年 第12期；参见王令红：《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人种上的关系》，《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 1期；参见王勇：《吴越移民与古代日本》，日本国际文化工房，2001年版，36-42页。 )。约距今10000年时，由于全球气候返暖，第四纪冰期结束，一度存在的陆上通途成了 汪洋②(注：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2-3页。)，约在8 500年前日本列岛形成了。所以，一般认为，自此至汉魏时期，中日文化交流中断了。 但是，大量的考古材料否定了这种观点。
考古材料表明，以河姆渡及其后继者为代表的杭州湾及其周边地区文化的若干因素③( 注：杭州湾及其周边地区，本文指江苏、安徽两省的南部、浙江省的北部和江西的东北 部；河姆渡文化，本文认为应包括河姆渡遗址1-4期文化。)，在日本史前时代有所反映 。如绳纹时代(或称新石器时代，距今8500-2300年，以绳纹陶器为标志)的玉玦 、漆器、夹炭黑陶(含纤维陶器)以及稻作的萌芽和拔牙习俗，弥生时代(或称金石并用 时代，距今2300—1700年，以弥生式陶器为标志)及其以后的长脊短檐式栏式建筑，都 可从杭州湾地区是的原始文化干中找到渊源关系。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中日之间的海路交通始于汉魏时期，更早的情况尚不清楚。然而 ，汉魏时期杭州湾的干栏式建筑已基本绝迹，那么它同日本的交往应当更早。特别是结 合绳纹时代的玉玦、漆器技艺与稻作萌芽，杭州湾地区与日本之间的联系，应 该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
现以考古材料为依据，在分析杭州湾及其周边地区原始文化对日本影响的基础上，论 证杭州湾及其周边地区原始居民及其继承者由海路东渡日本的可能性以及航海路线。限 于水平，欠妥之处，祈请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二、杭州湾地区的原始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首先是稻作农耕经济。
中国是世界农耕起源中心之一。中国稻作农耕以杭州湾及其周边地区为最早，而且稻 类作物的遗存也最集中。考古学上与古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可以证明杭州湾地区是稻作 农耕起源地和发达的中心④(注：王心喜：《从出土文物看浙江省的原始农业》，《浙 江农业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不久前，中国水稻研究所汤圣祥、日本国立遗传所 佐藤洋一郎与浙江省博物馆俞为洁合作，利用电子显微技术对河姆渡出土的炭化稻谷进 行亚显微结构研究，发现炭化稻谷中有个别普通野生稻的谷粒，这给稻作起源于杭州湾 地区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⑤(注：陈旭钦、黄勉免：《中国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讨论 会综述》，《文物》1994年第10期。)。
目前，杭州湾地区发现有关史前时期的稻作遗存，是我国原始稻作遗址最多、最集中 的地区，包括炭化的稻谷、稻米、陶片上的稻谷印痕，甚至还有用稻壳、稻秆作为陶器 的羼和料，发现地点有20余处，主要包括浙江余姚河姆渡、萧山跨湖桥、宁波八字桥、 桐乡罗家角、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江苏无锡仙蠡墩、南京庙山、吴县草鞋山、上 海青浦崧泽和马桥、江西修水跑马岭、萍乡新泉和赤山等遗址，其中河姆渡、罗家角和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稻谷，是中国迄今为止数量最大、年代最早的史前遗址，距今在8000 —6000年之间。其他遗址包括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等，时间在距今6000— 4000年之间。总之，可以说杭州湾地区的稻作文化遗址，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地区 之一⑥(注：蒋乐平等：《浙江发现早于河姆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2 002年2月1日。)。
一般认为，古代日本的农耕经济，即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耕生产是从弥生时代开始的 。但是，在绳纹时代是否已经存在着某种原始农耕生产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 绳纹时代已有农耕生产。在具体主张中有“绳纹中期农耕论”和“绳纹晚期农耕论”等 不同观点。我们认为，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文化有一定的特性，这是由所处的自然环境和 地理条件所决定的。日本列岛丰富的自然资源，促成了采拾渔猎经济的异常发达；同时 ，长期与外界隔绝，也必然延缓农耕的萌芽。从目前考古材料分析，绳纹文化晚期可能 处于农耕的起步阶段⑦(注：(日)冈木勇：《原始社会的生产与咒术》，《岩波讲座日 本历史(1)》，1962年。)；到弥生文化阶段，稻作农耕经济才成为主要生活来源。
绝大多数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水稻生产渊源于大陆系统的农耕文化⑧(注：蔡凤书： 《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版，11页。)。据松尾孝岭博士等学者对 已发掘的稻谷、稻米和稻谷压痕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弥生时代日本种植的稻谷，同杭 州湾地区发现的稻谷极其相似⑨(注：徐建新：《日本原始社会史研究状况》，《世界 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4期。)。那么，日本水稻最早是从中国大陆什么地区、并通过哪 条路线输入的呢?
目前学术界有以下四种不同的主张：
1、北回说。认为水稻是从中国大陆，通过朝鲜半岛北部、南部到北九州，再由北九州 沿濑户内海向畿内扩展，以接力棒的方式传播过去的。
2、南回说。认为水稻稻种由中国大陆经南岛(琉球、宫中岛等地)进入北九州，再进一 步扩展到日本内地。
3、东来说。主张水稻是从长江下游传到山东半岛，并经辽东半岛输入到朝鲜半岛南部 ，再由朝鲜半岛通过北九州传到日本各地，是一种兼有短程海路的弧形路线。
4、直接东来说。认为水稻从长江下游传到山东半岛，然后再从山东半岛渡海；或者从 长江口直接东渡到日本。
我们认为，北回说、南回说、东来说值得商榷。因为无论是南岛、朝鲜半岛，还是山 东半岛，都不是稻作农耕的中心。考古材料表明，朝鲜半岛北半部的早期遗址中以栽培 粟、黍等旱地作物为主，而南半部的无纹陶器文化中稻作的痕迹也罕见。同日本绳纹文 化、弥生文化时代相比，显得十分悬殊⑩(注：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 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因此，有学者从育种学上得出结论，稻谷不可能从 中国北方经东北南部，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传到日本。并认为，就是从山东半岛东端 到朝鲜半岛西海岸的路线，也超过了育种学的许可线。在许可线之内的是从淮河南部到 朝鲜半岛西南部的湖南地区，而最适当的路线是从中国长江下游的浙江省到日本西北、 济州岛、朝鲜半岛的西南端(11)(注：张建世编译：《日本学者对绳纹时代从中国传去 农作物的追溯》，《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我们认为，朝鲜、日本稻作农耕的起 源，在时间上是大体相当的，即开始于距今3000年前左右，相当于绳纹文化晚期和中国 殷商时代；杭州湾地区是早期稻作中心，水稻稻种从海路几乎同时输入到朝鲜半岛和日 本列岛的可能性最大。
与稻谷一并传入日本的其他栽培植物，还有葫芦、绿豆、构树、菱角、芋头和白苏等 等(12)(注：张建世编译：《日本学者对绳纹时代从中国传去农作物的追溯》，《农业 考古》1987年第2期。)。
其次，还有玉玦、漆器和干栏式建筑、拔牙习俗。
1、玉玦。
石玦(玦状耳饰)，是绳纹文化前期(约距今7000年前)的代表遗物之一( 13)(注：游修龄：《稻作史论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34页。)，由于 其形制类似中国商周时期的玉玦，因而认为它的起源当与中国有关联(14)(注： 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
中国的玉玦虽盛行于商周，但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杭州湾地区的史前时代。中 国史前遗址中目前发现玉玦共达141件。其中杭州湾地区占73件，它们分布在浙 江余姚河姆渡(1件)、嘉兴马家浜(2件)、邱城(1件)、上海青浦崧泽(1件)、苏州越城(1 件)、吴县草鞋山(5件)、常州圩墩(9件)、吴江梅堰(6件)、武进潘家塘(12件)、南京北 阴阳营(37件)等地(15)(注：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 984年第5期。)。分布地点较广，表明杭州湾及其周边地区使用玉玦具有传 统性和普遍性。黄河流域史前遗址中较少见，且只在商周之际才大量出现，如殷墟妇好 墓中出土18件。
基于上述事实，可以明确肯定玉玦最早发明于杭州湾及其周边地区，日本绳纹 前期的石玦直接受到该地区的影响。
2、漆器。
中国是漆器最早发明的国家，迄今发现地仅2处，且均在杭州湾及其周边地区。最早的 木制漆碗出土于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距今7000年(16)(注：河姆渡遗址考古队：《 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另一处在常州圩墩遗 址(属马家浜文化)发现2件涂漆的残木器，距今4000年前(17)(注：吴苏：《圩墩新石器 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4期。)。结合商周漆器的盛行，足以证明漆器 的历史悠久。
日本绳纹时代的漆器大多出自晚期，有漆梳、竹木胎漆容器和漆弓(18)(注：(日)网干 善政教：《日本古代史稿》，关西大学出版部，1998年版，61页。)。倘若追溯其来源 ，也当与该地区有着密切的关联。
3、干栏式建筑。
干栏式木建筑，是杭州湾及其周边地区的史前典型建筑形式，它的特征是居住面是支 柱架离地面的楼层，需登梯而上。这种形式，利于防水防虫蛇毒害(19)(注：《中国建 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第二版，103页。)。迄 今为止，中国能肯定为史前干栏式建筑遗址的，均在杭州湾及其周边地区。它们是浙江 余姚河姆渡、桐乡罗家角、吴兴钱山漾和江苏丹阳香草河、吴江梅堰、吴县草鞋山等遗 址。其中以河姆渡和罗家角遗址为最早，遗存也最丰富。发现的木桩或木构零件，经复 原是底架桩柱，且上面有长脊短檐式屋顶的干栏式木建筑。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传赞歧国发现的铜铎和奈良佐味田宝冢古坟出土的铜镜上所表现 的图案，均是与该地区相同的底架桩柱和长脊短檐式屋顶的干栏式建筑。此外，在奈良 唐古遗址出土的弥生陶片所刻划的干栏式建筑图案，与上述铜铎基本相似(20)(注：王 金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13页。)。据此推断， 至迟从弥生时代以降，就已出现了长脊短檐的干栏式建筑，古坟时代的植轮家仍保留了 同样的形制(21)(注：(日)喜谷美宣：《住居建筑》，《日本的考古学——古坟时代(下 )》，1966年版，138页。)，因而表现了与长江流域的密切联系。因汉代杭州湾及其周 边地区已不再出现长脊短檐式的屋顶，那么日本所接受的影响当在汉代以前。
4、拔牙习俗。
拔牙，是中华民族原始居民大部分成员曾共有的古老而悠久的习俗，也是该地区原始 文化因素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22)(注：韩康信 、潘其风：《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考古》1981年第1期。)。日本绳纹时 代晚期和弥生时代发现的拔牙形态，与中国史前流行的拔牙形态相近。据考，绳纹人中 ，不论男女，多拔去犬牙、门牙和小臼齿(23)(注：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1年版，58-59页。)。
日本的拔牙习俗，是否与中国属于同一源流，或者说其源头是否在史前的中国大陆?是 否是受该地区原始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的?我们认为，结合其他考古发现材料，这些并非 不可能。
综上所述，日本早期文化受到该地区原始文化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影响从 河姆渡文化和绳纹文化时期起便已经开始。当然，这种交往不是一次完成的。河姆渡文 化及其后续者，都在连续不断地进行。
三、杭州湾原始居民东渡日本路线蠡测
文化传播理论提示，文化的传播，一般只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传播，即由甲地文化 的成员通过某种途径，直接将甲地文化携带至乙地文化区域之中(这里包括尚无文化区 域)，这样，在乙地文化区域中就会出现甲地文化器物。同时，甲地文化的成员，也会 将乙地文化的先进因素带回本地，加以借鉴、吸收，甚至改造成为甲地文化的新形式。 这便是第二种传播方式，即间接传播。但是，不管是直接传播，还是间接传播，都要有 一个先决条件，即甲地文化必须到达乙地文化的区域，而到达的途径，也必是由甲、乙 两地的人们相互交流的过程。杭州湾及其周边原始文化在日本列岛的出现，应属于第一 种直接传播形式：即由河姆渡人及其后继者经海路，直接携带、传播至日本。
为什么说杭州湾及其周边原始文化由海路输入日本的呢?
杭州湾是中国稻作农耕起源的中心，而华北地区以粟、黍一类耐旱作物为主要作物。 华南及中国其他地区虽也有稻作遗存，但是，或是时间大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比绳纹 时代略晚，或是孤立的稻作遗存，出土稻谷数量很少，不完整，有的仅是根据稻谷印痕 或陶片中炭化稻谷残粒，况且大多没有陪出成套的农业生产工具。据此我们认为，在新 石器时代连接中日两地的自然“陆桥”久已沉没海底的情况下，水稻只能从杭州湾地区 由海路输入日本。
玉玦、漆器、干栏式建筑、拔牙习俗等杭州湾原始文化因素，从考古学上也可 能作为海路交通的补充证据；否则将难以解释它们是怎样传到日本去的。
那么，杭州湾地区的原始居民，究竟有没有东渡日本的航海能力呢?回答是肯定的。
翻开今天的地图，就可以看到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之间，为烟波浩淼的大海所隔断。 海洋固然起着阻隔作用，但也为人类的交通联系提供了方便。“因为远程交通每多经由 海道反而更加容易，即使在远古海上交通也一定格外方便，而且很频繁”(24)(注：(日 )木宫泰彦：《日史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1页。)。初听起来，仿佛 只是空想，不可思议；但如果一旦了解了杭州湾原始居民的航海能力，了解了海流和内 河的变化规律，这一疑问便会迎刃而解了。
考古发现材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杭州湾先民的海上活动已经较为频繁。河姆渡遗址濒 临今天浙江姚江，距离东海沿岸只有数十公里，历史上这里是一片地势低洼的沼泽地。 据考，今天的百官(属上虞市)——浒山(属慈溪)——镇海公路以北的近海平原，当时尚 未成陆；所以当时的海岸线离遗址很近。多水的地理环境，为原始居民向海洋进军，提 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此外，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鱼骨来看，原始居民以捕捞淡水 鱼为主；但也捕捞海水鱼，譬如，深水中的海洋生物鲸鱼、鲨鱼以及喜在滨海口岸附近 生活的鲻鱼和裸顶鲷等(25)(注：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 定问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这说明河姆渡居民的渔业捕捞已不限于内陆 的江河湖泊，而且已经发展到近海沿岸，甚至到大海深处，否则绝不会捕获鲸鱼、鲨鱼 等海洋鱼类。同时也表明河姆渡先民已掌握了远海操作的能力，为远程航行创造了条件 。
航海是在造船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
河姆渡遗址中不仅出土船桨，而且还采集到了完整的陶舟。据分析，木桨和陶舟均是 距今7000年前的遗物。尽管遗物中没有见到当时先民们所用船只的遗物，但出土的木桨 、陶舟告诉我们，当时已经使用舟船是勿庸置疑的。
河姆渡出土的木桨，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它木质坚硬，颜色赭红，制作精良。残 长为63厘米，宽12.2厘米，厚2.1厘米。桨柄与桨叶结合处，阴刻有弦纹和斜线纹图案 。有学者考证说，它绝不会是最原始的，“已具备现代桨的基本形式”(26)(注：房仲 甫：《殷人航渡美洲再探》，《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原始木桨的出现，“如果 推到8000年或更早一些，应该说也在情理之中”(27)(注：章巽主编：《中国航海科技 史》，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9页。)。
1958年前后，考古工作者还分别在浙江吴兴钱山漾和杭州水田畈两地，发掘出新石器 时代晚期的遗物，其中有6把木桨。据鉴定，这些都是4700年前的文物。钱山漾木桨以 青冈木制成，桨叶呈长条形，长96.6厘米，稍有曲度，凸起的一面正中有脊，柄长87厘 米(28)(注：浙江省文管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 》1960年第2期。)。水田畈木桨，分宽窄两种，宽者叶宽而扁平，宽26厘米，厚1.5厘 米，末端削成尖状，另作桨柄柄绑在桨叶上；窄者数量较多，桨叶宽10—19厘米，用整 根木料削成，桨柄呈圆锥形(29)(注：浙江省文管会：《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这些木桨的发现足以证明，在新石器时代的杭州湾地区，舟船活动就已相当广泛。舟 楫的出现和应用，对于促进生产发展和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
迄今杭州湾地区虽然没有发现史前时期的独木舟，但河姆渡采集到的陶舟，当是对该 地区早在史前曾广泛应用独木舟的证据。陶舟舟体长7.7厘米，高3厘米，宽2.8厘米， 壁厚0.4厘米，呈两头尖、底略圆状。不见多木垒列痕迹，应为独木所刳。顶部与底部 稍经加工平整，这是为了加强在水中的稳定性。船首形如鸡胸，在水中阻力小，利于破 浪。中部有一个较大的空间，作为舱室。全舟整个轮廓形成流畅弧线，以减少阻力。左 右对称表明已注意到了船身的稳定、平衡和速度(30)(注：吴玉贤：《从考古发现谈宁 波沿海地区原始居民的海上交通》，《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参见王冠倬：《中国 古船图谱》，海洋出版社，2000年版，4页。)。值得注意的是，陶舟自身的长宽比(2.7 5)与宋代的船自身长宽之比(2.71，2.86)相差不多。这充分说明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所 使用的舟船，具有一定的科学性(31)(注：席龙飞：《对宁波古船的研究》，《武汉水 运工程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远在7000年前生活在河姆渡的居民，已掌握了相当成熟的榫卯式的木构技术，已能剖 出2.7厘米厚的木板；再结合河姆渡雕花木桨的发现，人们必然会提出木板船的问题。 更有学者认为，“这时已由独木舟发展到木板船”(32)(注：房仲甫：《殷人航渡美洲 再探》，《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倘若此时还没有制成木板船的话，至少可以说 ，已为木板船出现准备了主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我们推测，当时已有原始风帆出现。它可能用芦席或竹席一类东西制成。河姆渡遗址 发现了芦席，钱山漾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竹编器和竹席(33)(注：浙江省文管会、博物馆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浙江省文管会：《吴 兴钱山漾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竹席做帆坚实耐用， 方便易折，便于升降，且在近代台湾等地区仍在使用(34)(注：张小华：《古筏美洲》 ，《中国日报》(英文版)1983年5月12日。)。帆船航行，不但能够顺风航行，且可以转 换帆的角度，走“之”字形路线，把顶头逆风变成侧斜风，更利船舶前进。
以上情况充分显示，河姆渡居民及其后续者所使用的船只，已经不是原始的舟船，而 是经过改造，较为先进的木船了。《左传·哀公十年》说，当时吴国能造长1丈、阔1.5 丈，载官兵水手90人的“大翼船”。《吴越春秋》载，越王勾践迁都琅琊，曾动用“戈 船”300艘，死士8000人，而且已能制造“楼船”(35)(注：《越绝书》卷10。)。吴、 越两国在当时已能制造如此巨大的船舶，组成船队，航行在海洋北上争霸。这需要千百 余年长期实践和航海经验的积累。因此生活在杭州湾一带的原始居民完全有可能“是世 界上最早尝试去征服海洋的民族之一”(36)(注：董楚平：《长江下游古越文化的广泛 影响》，《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10月10日。)。
那么，杭州湾地区的原始居民能否跨越大海东渡日本呢?我们认为，借助季风及海流移 动的力量，以及天文、地文导航，由该地区沿海直接到日本，确有实现可能。
众所周知，古代船舶在海洋上航行，与风的关系极为重要。风，既是航海者的密友， 又是长距离远洋航行的主要驱动力。
季风(古称“信风”或“船棹风”)与海流，为先民们航渡日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中国是典型季风气候的国家，沿海岸风向主要表现为季风特征。每年当冬季东北风起 时，海流随风向由东北朝西南流；当夏季西南风起时，海流又随风向朝东北流。日本海 有来自南北方向的暖流和寒流。发源于鞑靼海峡的里曼海流，在冲刷前苏联滨海省的海 岸以后，沿着朝鲜半岛的东岸南下。当碰到来自西南的对马海流时，它的一部分转向东 流，而它的大部分则形成潜流南下，抵达济州岛后再度上浮，成为中国海内寒流的源头 。另一方面，由南来的暖流，经台湾海峡沿琉球群岛北上，穿过朝鲜海峡，形成对马海 流，沿着日本列岛的西岸向东北流动。直到津轻海峡和宗谷海峡后，分成支流逐渐减弱 。所以日本海上由于里曼海流和对马海流，便出现了大体上沿着周围陆地向左旋的环流 (37)(注：(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3页。)。
现代自然地理学研究表明，在中国近岸海域，由河水和海水混合形成一股冲淡水性质 的沿岸流，譬如东海沿岸流(又称长江冲淡水)。东海沿岸的路线随季节不同而不同。夏 季，在西南季风盛行时期(6—8月)，浙江沿岸水北移，在长江口外与长江水和钱塘江冲 淡水汇合，形成一股强大的冲淡水流，向东北直指济州岛方向与对马暖流相接。其中一 部分汇入对马暖流。在偏北季吹送下，长江冲淡水与钱塘江冲淡水汇合，沿浙闽海岸南 下，并穿过台湾海峡入南海(38)(注：上海师范大学等编：《中国自然地理》(上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101—104页。)。
天文航海术与地文航海术、船舶操纵技术等一起，共同成为杭州湾先民远洋航行的主 要技术保证。
史前时期的杭州湾先民已经初步掌握了判别方向的能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都是 以太阳、月亮、星星作标准的。通过长期观察日、月、星辰，很自然地会认识到，白天 太阳从东边升起，没入西方；夜晚星月同样也升起东方，落于西方(39)(注：董楚平： 《河姆渡双鸟与日(月)同体刻纹》，台湾《故宫文物月刊》1994年。)。河姆渡遗址第 四层出土有两件艺术品，一件是象牙板，上刻有两只相向飞舞的神鸟，两个鸟首之间的 下部是5个大小相套的同心圆。外圆边刻有烈焰，应为太阳；另一件是骨匕，刻有两组 相同的鸟纹图案，每组都以一圆居中，右边一圆刻有四射的光芒，应为太阳，左边一圆 较小，且未刻光芒，似为月亮。两圆左右分别刻一对背向站的神鸟(39)(注：董楚平： 《河姆渡双鸟与日(月)同体刻纹》，台湾《故宫文物月刊》1994年。)。可见，早在700 0年前，河姆渡人对太阳、月亮就有了认识。
根据天体运行规律，先民们逐渐地具备了时间和方向的概念。马家浜遗址墓地，大多 是“头北脚南”，埋葬方向较为固定。这说明当时杭州湾先民已有一定的方向认识了。 研究表明，“天文、历法的萌芽史，要比农业史古老得多”(40)(注：宋兆麟等：《中 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430页。)。农业生产是季节性很强的生产活 动，要使劳动不成为无效劳动，就要按季节变化适时播种和收获。杭州湾地区史前遗址 出土了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和谷物加工工具，这都是当时农业已经发达的证明，它间接说 明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然历。总之，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及其后继者的杭州湾地区 居民就已能根据太阳、月亮和星辰的运动规律来判别方向和时间了。既然陆地上能够这 样，那么，也完全可能将这种方法应用到海上活动中去。
杭州湾地区先民航渡日本既不见文字记载，当然其航线也只能从可航性方向来探究。 根据季风的变化规律和海流的流向，我们不妨设想江南先民在夏季(6—8月)，从江浙沿 海出发，借助风帆和海流移动的力量，以及天文、地文导航，在顺风顺水相关之下，航 渡到日本。从日本来说，在该地区先民东渐流徙的途径中，九州显然是首当其冲的，又 由此地迅速扩展到西日本地区，最后又西日本向东日本地区传播发展。
至于上述航线的有无，已被后世的航行所证实。古代日本与中国南朝的交通、唐及唐 以后遣唐使以及贸易商船的往来，大多采用这种路线，自然与利用海流、天文和地文导 航有关。不过该地区先民对这条航线事先是不一定了解，更不会知道所到之所是什么地 方，而且到达日本毕竟是带有极大的偶然性的。
乘坐独木舟或木(竹)筏，借助于海流和天文、地文导航方法，可以漂洋过海，这已被 后世的模拟航行所证实。在太平洋中，北起夏威夷群岛，南至新西兰以北，东达复活节 岛这片辽阔的三角形海域，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岛屿，统称为波利尼西亚。为了研究波利 尼西亚人的起源，法国航海家艾利克·比斯乔曾进行过冒险实验，乘坐一只独木舟从波 利尼西亚航行到印度尼西亚，结果轻易成功。挪威人类学家托尔·海尔达曾用9根原木 扎成一只木筏，从南美洲出发经历了3个月，行程5000里，到达波利尼西亚群岛的腊罗 亚(41)(注：王守春：《波利尼西亚人来自何方》，《地理知识》1980年第2期。)。日 本航海家富坚曾乘一条5米长的独木舟只身横渡日本海，历时79天，航程2700公里，途 中以海产为食，从未上岸休息过。报载，1994年12月16日，42岁的法国游泳运动员德拉 热，利用4米长的小木筏，从非洲的佛得角出发，在季风和波浪簇拥下，在海上生活了 两个月之后，独自通过大西洋抵达巴巴多斯的陆地(42)(注：周晓舟：《海上漂游两月 ，宛如外星来客》，《钱江晚报》1995年2月10日。)。类似的事例还可以举出许多，无 非是借此说明独木舟、筏等简单交通工具同样可以漂洋过海。
四、杭州湾地区原始居民东渡日本的缘由
我们知道，自第四纪更新世晚期以来，该地区沿海曾发生过三次海侵。第三次海侵由 远及近依次为星轮虫(asteyotalia)、假轮虫(pseudortalia)和卷转虫(ammonia)海侵。 假轮虫期海退之后，杭州湾及其附近沿海自然条件变得十分优越，先民们繁衍生息在这 片得天独厚的领地上。但是，在距今10000年前，海面已升到负40米左右，发生了卷转 虫期海侵。到了距今7000—6000年前，海面即已达到最高海平面。以后海面虽有若干波 动，但基本上稳定了现今海平面的高度上(43)(注：徐建春：《浙江聚落：起源、发展 与遗存》，《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随着卷转虫期海侵的开始，该地区自然环境出现恶化，不仅土地面积缩小，而且由于 尚无海塘的阻遏，一日两度的咸潮，从所有河流倒灌入内陆，土壤迅速盐渍化，导致农 作物连年减产甚至没有收成(44)(注：陈桥驿：《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东南文化》 ，1989年第6期。)。这样，先民们不得不向海拔较高的丘陵地区流散或外流。
夏商时期，北方中原王朝对东南土著民族曾有个征服统治过程。为了寻得栖身之所， 先民们仓卒夺海而逃；或在民族部落之间的战争激烈的情况下，无路可走的沿海民往往 被迫登舟远遁，铤而走险，举族东渡。这种情况的出现，大约要到商周时期才有可能， 这正好与日本稻作农耕出现于3000年前的绳纹文化晚期的现象大体吻合。
在偶然的情况下，如杭州湾地区沿海先民乘坐独木舟在海岸附近捕鱼，被风暴卷出海 外，又被海流带走，几经挣扎，九死一生，终于死里逃生意外地到达日本西海岸的某地 。为了生存，他只得“入乡随俗”，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谋生；或者被当地土著居民所 收留。那么，他就可能将中国杭州湾原始文化传播给他们。倘若他身上佩着玉玦，独木舟上还保存着漆器的话，就会被当地居民所重视、所模仿，从而逐渐传开去； 倘若他身边没有这些物品，他也可能会利用当地的材料制作这些器物，并把制作技艺传 给当地土著居民，因此也会流传开来。
总之，杭州湾先民流散主要分为两支。其一向丘陵地区转移，如越过钱塘江进入今浙 西和苏南的丘陵区以及会稽、四明山麓，这在《越绝书》中称为“内越”；其二则迎水 而进，利用水上工具，迁徙到包括日本列岛在内的环太平洋岛屿，这一支被《越绝书》 称为“外越”或“东海外越”。
研究表明，中日文化交流史并非开始于汉魏时期。古代中日之间的海路交通，从河姆 渡文化和绳纹文化时代起就已经开始。不过，那时候的交流是自发的、断断续续的，绝 不是一次完成，而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多次完成。譬如，距今3000年左右，玉玦、漆器一类的佩饰和器物便东传日本；稻作农耕输入日本，当在二三千年前的弥生 文化以前的绳纹文化晚期，约在中国的商周时期。与此同时，干栏式建筑、拔牙习俗等 杭州湾地区原始文化因素也相随传入。近年在舟山市马岙乡的古文化遗址，挖掘出大量 印有稻谷壳痕迹的新石器时代陶片。这一现象表明，至少在5000年前，“我们祖先就已 在此定居并种植大量的水稻”，为“日本水稻种植技术可能是从中国江南地区经过舟山 群岛传入这一学术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舟山群岛可能就是古代中日文化 传播的中断地”(45)(注：《文汇报》17212号。)。
二十世纪40年代出版的美国海思、穆恩等合著的《世界通史》曾断言：“中国人自古 不习于航海”(46)(注：(美)海思、穆恩、威兰：《世界通史》上册，大孚出版公司，1 948年版，59页。)。事实上正相反，勤劳、勇敢和智慧的中国人民自古就习于航海，并 由沿海航行逐步发展为远洋航行，这正如英国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所说的“中国人被 称为不喜航海的民族，那是大错而特错了。”(47)(注：胡菊人：《李约瑟与中国科学 》，时报文化出版社公司，1997年，122页。)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日本民族是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民族。他们将先进的杭州湾原 始文化吸收过去，加以模拟和消融，变成本民族的文化，对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弥生文 化的展开，起了极其重要的催化剂作用。在史前时代，日本比中国落后三四千年以上； 但是，通过学习吸收后，却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大约在公元二世纪左右，步入到文明时 代。历史再次表明，近亲繁殖只能使物种退化；一个民族的发展、振兴，在很大程度上 要依靠与外界文化的频繁接触、交流。本课题的研究，必将为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提供有 力的证据。
不过，史前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许多细节现在仍不太清楚，许多问题尚有待进步探讨 。我们深信，随着海洋考古技术的发展，文物的大量出土，以及中日两国考古学、历史 学、历史地理学、地质学、地史学、古地理学、第四纪学诸学科的工作者们，从多学科 、多层次、多角度的共同研究，这一具有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的课题，必将会得到更合 理、更科学的解释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