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香港湾仔会议史料解读
曾庆榴
【摘 要】 抗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共广东党组织在指导思想上经历了从停止武装斗争到恢复、发展武装斗争的转变。1947年的香港湾仔会议是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学习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论述，从剖析东江纵队等部北撤及北撤遗留问题入手，进而总结、研讨抗战以来广东党组织的历史经验教训，从而加深了对武装斗争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为在华南恢复和发展武装斗争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关键词】 东纵北撤；湾仔会议；和平民主；武装斗争；中国革命道路
关于香港湾仔会议的情况，《中共广东党史大事记》及《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均有若干记述，但叙述不够充分，评介未足。①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广东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页；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 619～621页。 其实，湾仔会议是中共广东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值得对有关的史料做一番整理和研究。
一、湾仔会议的由来
香港湾仔会议召开于1947年春天，称中共广东区党委扩大会议，或称各地负责干部研究班。因在香港湾仔举行，故又称湾仔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共广东党组织在抗战胜利后经历了东江纵队北撤及北撤后调整、过渡的情况下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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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广东区委主要任务是按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并实施东江纵队等部北撤。北撤是中央的决策，广东党内对此没有不同的意见，然而，这毕竟是牵连面广的大事，特别是与今后何去何从的问题息息相关，故在与北撤相关的不少具体问题上，党内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激烈的论争。主要的问题是：1.对形势如何估计，是和平民主即将实现还是内战有随时爆发的可能？2.北撤是不是意味着武装斗争在广东的终结，广东党组织今后是否要放下武器，走合法斗争之路？3.与以上两个问题相关联的，是在北撤时要不要对留下干部、留下枪支的问题预做安排？北撤之议，起于1945年的“双十协定”；军调部第八小组就北撤问题的谈判，开始于1946年初，几经波折，于4月2日达成了协议；6月29日，北撤人员2583人（原定名额2400人）从沙鱼涌登船启程，于7月5日抵达山东烟台。总的看来，从酝酿北撤、准备北撤、实行北撤到北撤行动的完结，中共广东党内虽然一直有着不同的认识和意见，但是高估和平民主前景和停止武装斗争的观点，占据了上风和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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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北撤显然是个牵涉多方面的复杂问题。以往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议主要如下：第一，北撤与坚持的问题。有的干部认为北撤后广东将不再搞武装斗争，并认为一边准备北撤，一边还在作坚持武装斗争的打算是不妥的，不但影响北撤的进行，而且将危及北撤人员的安全。这样，留有余地、两手准备、既撤退又坚持的主张，就被认作是认识糊涂、思想落后于形势和不顾后果。第二，要不要留下一些干部。抗战结束后，广东各地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连同地方干部在内，约有数万人之多，这些人事实上不可能全数北撤。有人预感到内战不可避免，提出应当有组织、有计划、按地区留下一些干部，为将来斗争作准备。但另外一些人不同意这样做，而提出“能走则走”“尽量撤”“强者走”和“弱者留”。当时规定，地方干部乡长以上、军事干部排长以上都要北撤。仅东江纵队活动的地区，乡长、排长以上的干部已达2000多人，而北撤名额只有2400人，这样，北撤无形中会成为只是东江地区的乡长、排长的北撤，会将当地的主要干部撤离一空。第三，要不要留下一些好的武器。出于坚持武装自卫的考虑，有人提议北撤时不要把枪支都带走了，特别是不要把好的枪支都带走。而结果是把好的武器，特别是自动武器都带走了。
7.《广东区党委会议对形势武装斗争及东纵北撤问题检查记录》（1947年春）。文中关于“赤色割据”的部分，注明为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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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铁路，是“循北盘江流域，上至可渡河与威宁，于昭通入云南，在河口过扬子江”。这是毕节境内早已通车的贵昆铁路和内昆铁路。
二、与会者及会议材料
湾仔会议从1947年1月中旬开始，至3月间结束。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已决定建立香港分局，拟由刘长胜任书记，方方、林平任副书记（分局正式成立时方方任书记，林平任副书记）。⑤ 《商杰致尧并笼董电》（1947年1月31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6.1—1947.6）甲56，第227页。（作者按：商即方方，杰即林平，尧即中共中央，笼即周恩来，董即董必武）。 故湾仔会议是在党的领导机构面临变动，香港分局准备成立，方方实际已到位的情况下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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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会议材料看，可知在会上做过发言的有方方、林平（区党委书记）、梁广（即小林，区党委副书记兼城委书记）、黄松坚（即家长，区党委副书记兼农委书记）、饶彰风（即蒲特，粤港工委委员）、连贯（粤港工委委员）、梁嘉（即良加，区党委委员、农委成员）、林美南（区党委委员、农委成员）、冯燊（即冯叔，海员工委书记）、刘建华（五岭临时工委负责人）、严尚民（即严霜，九连工委书记）、李殷丹（香港市委书记）、谢创（原粤中地区特派员，在香港做侨务工作）、张华（即所长，五岭地委书记）、温焯华（原南路特派员，到香港汇报工作）、刘向东（潮汕地委副书记）、蓝造（江南地区特派员）、祁烽（江南地区副特派员）、欧初（原江北地区副特派员，农委成员）、魏南金（九连工委常委）、谭天度（即老板，原东宝行政督导处主任，在香港做统战工作）、黄文俞（《正报》社长）、谢永宽（粤中地区特派员）、李嘉人（即加人，广州文化特派员，后为香港分局秘书）。会议记录多处出现“陈”的发言，此人可能是陈能兴（香港市委书记）。杜襟南（区党委机要秘书）的日记提及从延安来的“梁先生”参加了会议，欧初的回忆文章也提到这一点，故会议记录中“梁”的发言，部分可能出自这位“梁先生”。在会议材料“对区党委的批评综合”中，还有“汉年”的发言内容，其时潘汉年在香港工作，他应是参会者之一。杜襟南日记（1947年3月2日）还提及：章汉夫（港粤工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湾仔会议所产生的文字材料及与会议有关的材料，主要如下。
1.《广东临委与扩大军政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广东临委（1943年1月—1945年7月）由林平、梁广、连贯组成；军政委员会（1942年2月—1945年7月）由林平、梁鸿钧、曾生、王作尧、杨康华、罗范群、林锵云、黄宇组成。此文应是省临委及军政委负责人林平的讲话记录。
2.《一个负责同志对临委领导时的意见》。文中有“一向在政治部工作”以及“我及《正报》同志研究”等语，据此并参阅会议其他几种材料，可知此文应是《正报》社长黄文俞之作。文中有部分内容，可能是有关人员意见的转述。
3.《林同志对广东临委的报告》。梁广当年改名林光华，称小林，1943年初至1945年7月为省临委成员。从文中的语气及内容看，“林同志”应当是梁广，此文是他的谈话记录。
4.《梁嘉黄松坚致林平转区党委函》（1947年2月16日）。联合署名者为刘建华、严霜（严尚民）、欧初、梁嘉、黄松坚、谢文、林光。
5.《关于武装斗争及北撤问题》（1947年2月28日），此文为会议记录。
6.《家长同志对江南工作报告的记录及口头指示》 （1947年初）。区党委副书记黄松坚被称为“家长”，此文为黄松坚的谈话记录。
以上说明，抗日战争结束后，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中共广东党组织在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经历了从停止武装斗争到恢复武装斗争的转变。湾仔会议就是在这种转折的关头召开的，是一次面对现实，重新学习，认真研讨新情况、新问题的会议，是一次总结过去、开拓未来的会议。
然而，东江纵队等部北撤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已逐步明朗。北撤人员启程（1946年6月29日）的日子，是国民党大规模进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后的第三天，这是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标志。至此，和平民主的气氛实际上已为国民党军队的隆隆炮声所打破。7月18日，周恩来来电，对广东“过分强调黑暗”的倾向提出了批评，指出“所说两三年内停止活动是不妥的”。② 《人间世——陈嘉（杜襟南）日记初叶（1933—1950）》下册，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2000年编印，第745页。 9月底，周恩来在听取连贯（中共粤港工委委员）的汇报后说：蒋介石已经撕毁了和谈的假面具，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国民党迟早要赶走我们，我们也准备再穿几年草鞋。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94页。 11月，中共中央指示：“应在党内消除过去认为广东特别长期黑暗，因而必须无了期埋伏之思想，广东党今后中心任务即在于全力布置游击战争”；并指出应当把集中在香港的干部分批派赴各游击区。④ 《中央（1946年）11 月17日复电》，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6.1—1947.6）甲56，1989年编印，第152页。 至此，在广东各地恢复、发展武装斗争已经不再是个认识、争论的问题，而是必须付诸行动的问题。
12.《方林致中央电》（1947年7月11日）。此为方方、林平所作对会议的初步总结，报中央并转在山东的前广东区党委成员。
9.《对广东区党委一年来领导工作的检查记录》（1947年春）。此文似为经会议工作人员整理的一份对区党委批评的综合材料。
10.《所长对广东临时省委以来广东党领导工作意见书》（1947年3月8日）。张华又名刘松涛，曾任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招待所所长，因有“所长”之称。此文为张华所撰的一份书面意见书。
11.《军政委员会关于广东斗争四个问题检讨意见》 （1947年6月）。本文题目所称“军政委员会”，是指北撤至山东的广东部队的领导机构，由曾生、杨康华、罗范群、王作尧、刘田夫、林锵云等组成。此文是该军政委员会成员对广东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意见，张华基整理。
8.《广东区党委扩大会议对广东党过去工作检查记录》（1947年2月），此文为会议记录。
以上第1至第11篇，见于《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46.1—1947.6）甲56；第12篇见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汇集》。以往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历次会议，留下的材料很少，相比之下，湾仔会议留下了较多的原始文字材料，这是十分难得的。
三、会议涉及的主要问题
湾仔会议的主旨，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心议题是必须加深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坚定对在华南恢复、发展武装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与会者多为抗战以来广东各地武装斗争及各方面工作的亲历者，他们经历丰富，对过去党的工作及武装斗争的成败得失，有许多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在形势逐步明朗，方向日益明确，尘埃大致落定，郁结于人们心头的迷茫情绪得到初步克服的前提下，围绕着立足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谋划未来这三大话题，与会者畅所欲言，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意见和建议。从会议记录及有关材料看，讨论中涉及的问题，主要如下。
（一）关于和平民主的问题
《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公布后，中共广东党组织的一些干部对形势表示乐观，认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已开始实现，独裁政治已一去不复返了”；“和平实现快则半月，迟则二个月”。广东区党委于1946年发出“二月指示”：“目前的这些冲突是武装斗争的尾声，今后武装斗争不会存在，也不应该存在。”① 《广东区党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6.1—1947.6）甲56，第26页。 有的领导干部对基层讲话，说蒋介石是“可以改变”的，国民党是“可以合作”的，美国是“可以相信”的，今后要转变斗争形式，走合法斗争之路。有的部队开始找地方党组织接洽埋枪事宜，打算结束武装斗争。从农村撤出了大批干部，集中于城市，有的地方着手物色竞选人，准备到议会中争取议席，从事政治斗争，并拟出广东和平民主的“施政纲领”，如此等等。
其次，要控制情绪，保持乐观向上、不急不躁的心态。因为情绪激动可使肾上腺素分泌增加，内耳小动脉血管发生痉挛，内耳供氧不足导致突发性耳聋。
与会者围绕上述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讨论，普遍认为，以上情况反映了当时广大干部群众对和平的热切期盼，说明共产党人对实现和平民主的态度是真诚的，这无可厚非；然而，形势判断未准，争取和平民主之路偏离正轨。当时，国民党在广东先后集中了8个正规军，17个师，加上9个保安团，共有50个团的兵力。实际情况表明，蒋介石搞反共分裂的图谋比日本投降前更明显更严重，发动内战可能性更大。在国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党内一些干部的言行，是为“和平”空气所迷惑，是“不能正确把握和平民主与内战独裁斗争的全面条件”，是方向掌握不稳的表现。主要的原因：一是过于天真，一厢情愿，将愿望当作现实，将可能性看作是现实存在，高估和平民主前景；二是对美、蒋之本质缺乏正确认识，把蒋介石当作“新的中间派”，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以为美国真的会帮助中国实现和平民主；三是未能正确把握国内政治斗争的走向，把蒋介石的“诺言”当作是事实，对纸上所写东西“信以为然”。与会者得出的认识是：今后要进一步打破对“和平”的幻想，不应单方面强调和平而不强调自卫斗争，特别是不能以自动解除武装的手段去求得和平。
（二）关于北撤的问题
方方指出：中央关于广东部队北撤的决策，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总方针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收缩战线，集中兵力控制东北，巩固长江以北阵地，避免孤立分散的南方游击队被各个击破。在当时情况下，“不撤也得撤”。北撤达到了保存干部的目的。潘汉年说：“从力量对比，从保存干部，从将来远看，中原、东江、琼可能撤，争取撤。撤是为了长期的坚持，没有什么矛盾，城市的撤与坚持，我们经过太多了。”① 《对广东区党委一年来领导工作的检查记录》（1947年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6.1—1947.6）甲56，第338页。 针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思想，与会者在讨论中谈到，不应以今日之是非论昨日之是非，不应因今天要恢复武装斗争，而否定了此前之北撤。
（2）资产处置还是采取传统的线下处置流程，还未形成系统的线上信息化处置流程，科室人员需辗转多个部门签字完成申请，不利于资产处置工作效率的提高。
北撤之后，分歧并没有消除。因国民党在广东大搞“绥靖”“清乡”，到处迫害东江纵队等部的复员人员和游击区群众，广东各地因种种原因未能参加北撤的人员，难于正常回归社会，无法立足安身，他们有的流落街头，有的隐藏于山上。基于北撤后停止武装斗争的认识，广东区党委有的负责人对这部分人员一度采取了“不再联系”实际上是放任自流的做法。对此，方方（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代表，北撤后留港工作，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后来曾说：北撤之后，广东整个组织很凌乱，对形势认识不清，受着“长期黑暗”“准备十年八年到十五年”口号的影响，政治上强调掩蔽，组织上停止活动。① 《方方在学习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2月），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汇集》，1989年编印，第427页。 消极、迷惘、观望的情绪，笼罩在许多党员干部的心头。
在取材方面，主要使用中国传统材料。房屋建筑中主要使用木构架作为材料，即建筑结构及建筑构件均采用木材，通过榫接等精湛的传统工艺进行连接，从很小的木构架房屋到规模宏大的阿房宫木构架和连接工艺运用的淋漓尽致。
在肯定北撤的前提下，与会者就上述情况，提出了若干意见。第一，“中央叫广东北撤，不是叫广东取消武装斗争”（张华），断言今后不应也不会有武装斗争是“完全错误”的（黄文俞、冯燊）。第二，北撤是对的，但“拔钉式”的北撤撤得“过分”和“过空”是不对的（李殷丹、谭天度）。北撤时“武装部队过量复员，军事干部过量北撤”，将今天开展游击战争的“本钱”也抽走了（张华、黄文俞）。第三，“一切为了北撤，一切服从复员”的口号是片面的，这是“撤退冲昏头脑”，是“将整个精神放在北撤上”的结果（连贯）。从实际情况看，“珠纵可以坚持”（梁嘉、黄松坚）；“中区部队就地坚持是可能的”（谢创）；“南路可以不撤”（欧初）；“东江虽有困难，但不是不可以坚持”（蓝造）。第四，应当有撤退、有坚持。“坚持是主要的、战略的；部分撤退是次要的、策略的。”区党委在坚持方面缺乏“完整的战略思想”，在坚持的行动上“没有取得成绩”（祁烽）。与会者还认为，北撤是以退为进，无坚持的撤退是没有意义的；在广东，一部分撤退，一部分坚持并非不可行，具体来说是“东江以北撤退为主，全省以坚持为主”（梁广、梁嘉、黄松坚），留下的部队转移至边境和山岳地带，可惜当时未能这样做。
（三）关于北撤后区党委的工作
北撤后，广东各地（除海南岛外）留下的中共党员约有6000人。1946年7月21日，广东区党委报告周恩来等：决定“复员队员及党员”在“两三年内完全停止活动”。① 《尹林平复京周恩来电》 （1946年7月21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6.1—1947.6）甲56，第93页。 对于这部分人，区党委采取的措施是不再联系和绝对隐蔽，要求他们自谋出路，并将这一点解释为如同“老板解雇员工”和“散伙”一样。不准他们寻找党的组织，要求“取消支部生活”“停止政治工作”“不开会”“不上课”，甚至“连看报纸都禁止”。对于各地因无法通知复员、不愿复员也无法复员的武装人员（约有1500人），则要求他们以“江湖奇侠”的形式活动，以“劫富济贫”和“政治土匪”的面目出现，不准打出共产党的旗号，禁止使用原部队的名称。
与会者在讨论中普遍认为，以上的举措是不可取的。所谓“停止联系”，实质上是放弃组织，放弃领导，放任自流，听任自生自灭，是“右倾取消主义” 的表现 （梁广等）。所谓采用“劫富济贫”和“政治土匪”的形式，不但行不通，而且有害。打“土匪”的旗号有损政治形象，失去群众，因为“一讲是土匪就会挨打，说是解放军就有群众接近”（谢创）。当“政治土匪”是使“部队垮”、使“干部坏”的办法（林美南）。“所谓‘政治土匪’，不过是主观主义的概念而已，没有一个地方做得通”（梁嘉、黄松坚）。有人还严肃指出：在北撤后的几个月时间之内，区党委的工作一度走偏，“（1946年）9月以前区党委是偏向多于正确”（欧初），是“错误重于正确”（张华），9月以后情况才有所转变。
（四）关于“赤色割据”问题
会议期间，方方发表《毛泽东与农民运动》等文，并作《关于广东形势和赤色割据》报告，阐述了毛泽东“赤色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②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编：《方方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页。 与会者反映，在过去的10年间，广东干部正是缺乏这种认识，是方方把“赤色割据”的思想，带到了广东。这为总结历史经验和分析探讨实际问题，提供了思想指南。
在上述指导思想的指引下，湾仔会议的讨论，从剖析北撤及北撤遗留的问题，扩展为总结抗战以来广东各地武装斗争的得失及经验教训。第一，前省委（广东省委、粤北省委）“不重视武装斗争”，当时有领导干部“认为广东武装没有前途”和“没有地位”，向来有“投降主义倾向”。第二，省临委对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持有“严重的保守主义”，许多重要决定只有“空洞的口号”，而没有具体布置，不见实际行动。第三，省临委和区党委对中共中央关于开辟五岭根据地的指示，采取了“拖延的态度”，口头说准备北上，“但许久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原因与“留恋三角洲膏腴地带”“缺乏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有关。中央指示把主力放到五岭，但是“区党委并不坚决放主力下去，而且还中途停下来，怕刺激余汉谋”。有与会者指出：“把（中共中央）这一战略行动都忽视了，这确实是原则的错误，不能看作是小问题的错误。”第四，日本投降后，广东区党委有严重的放弃武装斗争的倾向。
由于新的思想认识的启迪，与会者谈武装斗争的问题，集中于是否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回顾以往走过的路，则检讨有无“赤色割据”即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初步将总结广东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同学习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联系起来，这是十分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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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湾仔会议上，与会者交流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学习运用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若干心得体会，提出今后搞武装斗争应从“小搞”过渡为“大搞”；要努力组建主力部队，建立民主政权；游击战争要在合适的地理环境中开展；要“梅花点形式”“波浪式发展”；作战方式上，要“多打小胜仗”，学会运用“突然袭击”“集中优势兵力”和“马上解决迅速分散”战术等等（温焯华、刘建华、梁广）。在各地积极酝酿恢复武装斗争之时，这种研讨是及时和有益的。
（五）关于“长期黑暗”的问题
北撤之后，党内一些干部受“亮了北方，黑了南方”观点的影响，过分强调环境“恶劣”，认为广东的黑暗将有十年、十五年之久。在讨论中，与会者通过对客观形势的分析，认识到片面强调困难、忽视有利条件和有利时机是不对的。实际上，从1946年8月开始，抗战后进驻广东的国民党新一军（中央系）被陆续调往东北打内战，国民党对广东的控制，已经出现了松动。9月之后，“广东兵力全数北调”，广东遂出现了“没有正规军，只有10多个保安总队”的局面。有与会者指出，假如此时仍持“长期黑暗”的看法，实际上是无视客观形势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方变化的短视行为，是“看不见群众斗争的来潮的前途，尤其是我党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是改变广东形势的主要因素”的表现（梁嘉、黄松坚）。往后虽然还会有困难，但国民党对广东的统治“只会更加削弱，而不会加强”，“基本发展方向是对我有利”的（温焯华）。黑暗不会长久，对此应有足够的信心。
四、余论
以上说明，湾仔会议是中共广东区党委在历史转折关头，以整风的精神，从回顾北撤问题入手，进而总结抗战以来广东党组织的历史经验教训，探讨今后行动方案的一次会议。香港分局领导人方方、林平会后致电中共中央，说这次会议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方面“完全接受一切批评”，是“广东党又一大进步的表现”。① 《方林致中央电》（1947年7月11日），《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汇集》，第17页。 湾仔会议后，华南各地陆续恢复和发展武装斗争，相继建立了粤赣湘边、闽粤赣边、桂黔滇边、粤桂边、粤中和粤桂湘边等游击纵队，在不长的时间内，配合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了广东全境。湾仔会议的成效，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
处于历史大变动的时段，事态瞬息万变，情况波谲云诡，许多问题难于事先准确预料，一时的误识或错失是难以避免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面向实际，虚心学习，善于自我总结和自我革新的党。湾仔会议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是广东党组织认真学习，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求得进步，在自我反思中获得提升，在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实践中不断前进的表现。
湾仔会议之所以开得成功，除指导思想明确之外，会风较好也是个重要原因。会议贯彻了整风的精神，开展了认真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他人，注重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与人为善；自我批评，则倡行诚恳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检讨。批评他人时虽也指名道姓，但注意掌握分寸，不伤害他人，也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整风并不是整人，会议自始至终，未处分过任何一个人。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学习和研讨，互相切磋，互相纠错正谬，最后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这一点，对后来者也是有启迪意义的。
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湾仔会议的史料是有吸引力的。因为这些东西很原始，而如此原始的东西，又实在罕见。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这批史料不但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湾仔会议本身的情况，而且透过与会者的发言，可以看出他们对抗战以来广东党的工作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前文提过，到会的许多人是这一时期广东各地武装斗争及各方面工作的亲历者，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评说，当然值得党史研究者重视。
经产蛋白酶活性筛选，共有7株菌有产蛋白酶能力，其中有2株乳酸菌，2株真菌，3株芽孢杆菌，分别编号为R1，R2，Z1，Z2，Y1，Y2，Y3；经产淀粉酶活性筛选，共有3株菌有产淀粉酶能力，且均为具有产蛋白酶能力的芽孢杆菌，即为Y1，Y2，Y3，详细结果见表1。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6644-（2019）04-0015-06
（曾庆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