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资本人格化中的若干伦理问题——微观经济伦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微观论文,资本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有企业改革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它的成败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与未来的发展。部分国有企业亏损、破产，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其中，如何适应市场需要，抓住公有资本这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按照公有资本的运行规律转换机制、优化产权结构，寻找公有制多种多样的实现形式，使企业实现商品经营和资本经营互补，实现公有资本的人格化，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实现公有资本人格化，这既是一个富有创新的经济理论课题，又是一个必须深入研究的伦理问题。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实现公有资本人格化
公有资本范畴，这是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的。他说：“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股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在十五大报告中，共有8 处使用“资本”范畴，主要指的也是公有资本。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必然性。
从经济学发展角度看，是一大理论创新，是在新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成功范例。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中，“资本”是一个最具震撼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范畴。今天，全面理解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就应该从资本的一般属性和特殊属性出发。
资本的一般属性是，它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0页）现代西方经济学权威萨缪尔森认为， 资本的品质是“产生资金或者随着时间的进程而得到收益”。（《经济学》中文版，第1090页）产业资本作为一种货币，它转化为商品，然后通过商品的出售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这种属性，可以说是发达商品经济所共有的。马克思指出：“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之中。”（《资本论》第3卷，第671页）可见，资本先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存在，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就是说，私有资本必须增殖价值，公有资本也必须增殖价值；私有资本把价值增殖作为经营目标，公有资本也必须同样把价值增殖作为企业的经营目标。列宁说得好：“在商品生产的社会里，没有资本就无法经营。”（《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76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同样是生产发展的根本要素，因而，企业的行为也必须以价值增殖为目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过无产阶级“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列宁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时曾多次使用资本概念，如在讲到发展重工业时就说到：“工人还是有了明显的改善，并且我们看到，我国的商业活动已经使我们得到了一些资本”。毛泽东同志也同样使用了资本范畴。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到未来新社会的建设时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论联合政府》）可见，资本概念并非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资本是市场经济的共有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可以运用。当资本为私人所有，就形成私有资本，当它为劳动人民共有，就会形成公有资本。
资本的特殊属性，是指它的生产关系属性。马克思有经典的论述。“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于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0页）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的归属， 即资本是私有还是公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是被资本家所占有并作为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工具，从而造成了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的根本对立。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829 页）如果资本属于公有，或全体劳动者，或部分劳动者，剩余价值归它们所有，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那就不是剥削关系，这种资本就具有了新的特定的社会属性。
我国确立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主要结合点。它是社会中多数人与大资本的结合，私有资本是社会中的少数人与大资本的结合。我们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高度重视发挥资本追求自身增殖的本能，积极参予市场竞争，建立科学、规范的国有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真正使企业摆脱困境，重振雄风。这里的问题是，必须实现公有资本的人格化。
私有资本的人格化是内生的、自然的，即资本家的灵魂是资本的灵魂，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的本性只有通过现实的人格化，即通过人的动机、意志和行为体现出来。公有资本的人格化，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或是混合经济企业，代表公有经济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必须以公有资本的有效运营和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生命意识，履行资本职能，同公有资本的命运溶为一体，真正成为公有资本的职能承担者，实现公有经济关系的人格化。
公有资本人格化的道德支撑
道德源于经济生活，又高于经济生活，它是社会经济高效、有序运行的价值支撑，任何社会莫不如此。公有资本人格化的道德保证是什么？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对公有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提出的道德要求，在今天仍有参鉴价值。但这毕竟又是我国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提出的新课题，要求我们认真探究。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从微观经济伦理的视角分析，公有资本人格化的道德要求，主要体现在下述几方面：企业经营的目标；企业的竞争；企业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企业领导的人格力量。
追求利润最大化，实现公有资本保值增值，是公有资本人格化首要的道德要求。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一个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不能为社会创造剩余价值来维持和扩大自身的再生产，那么，这种企业生命的延续，就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公有制企业作为产权、经营、利益的主体，也毫不例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公有企业是在同混合经济企业、私有企业的竞争中生存与发展的，不进则退，不进则亡。因此在企业的经营目标上，必须增强公有资本意识，激发资本价值增殖这一企业的内在动力，把捍卫公有资产，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一面旗帜。因为，企业只有多创利润，国家才能多得，企业才能多留，职工才能多得；企业的发展有了后劲，它才有可能实现结构调整，开发新产品，进行技术创新，从而进入一个良性发展时期。因此可以说，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活力的来源、标志和灵魂。在这方面，私有资本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马克思在揭露私有资本的人格本性时讲：“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资本论》第1卷第829页）可以说，私有资本是高度人格化的资本。公有资本要和私有资本在市场上一比高低，最主要的差异往往就在于此。从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看，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本性上更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需要，而且，还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公有资本的人格化力量比私有资本应更强大、更高尚。然而，现状并非如此。其原因在于，私有资本是少数人与资本的直接结合，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身份相统一，利益主体又是单一的。公有资本在改革中逐步获得独立性的同时，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都比较低，体制与机制方面并未完全理顺；从主观方面看，人们的主人翁意识还有待强化，对经营公有资本还缺乏责任感、使命感，更不具备资本的冲动。因而，公有资本人格化的首要道德要求，就是为国家、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是构成市场的一种本质属性。公有资本人格化的另一道德要求，就是遵守“平等互利”的竞争规则。市场是具有自身独立的意志和利益的经济主体或不同的产权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易，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利益上的相互排斥性，决定了市场交易的竞争性。这种竞争如同“动物界中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一样”，是激烈的、残酷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因此，竞争是内生于市场的一种必然现象。也就是说，有市场就有竞争，有竞争才有市场。市场竞争成为一切市场主体的生存条件。这包含着双重意义：第一，由于市场竞争是优胜劣汰，所以，它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是一种有益的生存压力和强制。经验告诉我们，正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强制之下，市场主体才会释放出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第二，由于竞争是内生于市场的必然现象，市场本身就是充满竞争的环境，所以，所有市场主体只有真正学会竞争，谙于竞争，才能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如列宁所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简言之，竞争是整个市场得以维持其生命力或活力的重要条件。然而，竞争作为人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经济活动，它又是有规则的。前西德总理曾在第二次大战后极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他看来：“竞争是获致繁荣和保证繁荣最有效的手段。只有竞争才能使作为消费的人们从经济发展中受到实惠。它保证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俱来的种种利益，终于归人们享受”。这种说法内含有一前提，这就是各市场主体之间的行为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规则，竞争关系才有可能更多地趋向大家都赢得“正和”关系。如果没有一定的道德规则，市场竞争就会演变为相互掠夺的市场混战，结果对谁都没有好处。如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中就充斥着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强买强卖、期行霸市、漫天要价等种种极端损人利己的道德败坏行为。如任其发展，市场经济就有可能被败坏和毁灭。发达而健全的市场经济应该是大家都赢都受益，这也正是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所在。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种市场经济。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普克说得好：“如果没有这些（道德）原则，商业社会的本身终会解体。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些道德的克制这一点很重要。……商业界随着这些道德克制的存亡而存亡。”“商业是文明的产物，如果没有一族特殊条件——尤其是支持我们的文明的道德条件，它是不会长期存在的。……自由竞争的发生作用，必须大家都愿意接受下列的一些行为规范：遵守竞赛规则，尊重别人的权利，保全职业的尊严，不欺诈、不贿赂、不利用政治权力以谋私利。”（罗普克：《自由社会的经济学》，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第21页）
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资本人格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竞争道德呢？这就是平等守信和满足社会需要的道德规则。市场竞争的各利益主体参与竞争的出发点是自身利益的增殖，其实现条件则是满足社会需求的优质产品和良好的售后服务，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信誉，一句话，就是为社会服务，为消费者服务。就竞争双方来讲，竞争又是在法律和道德的维护下进行的，不正当竞争有可能得逞于一时，但不可能长久。因此，靠损人利己、靠欺诈经营，企业总有一天要垮台。作为公有资本的经济主体，不仅要在经济实力、科技水平、规范化管理等方面，同各利益主体竞争，而且要在遵守竞争道德方面作出表率。平等竞争，利人利己，才能在市场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公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上，公有资本人格化的道德要求是树立集体主义意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公有制企业，为国家的经济改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承担了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本。在改革开放初期，当私有经济享受着放权、让利、减免税收和低息贷款等优惠政策的同时，还免费享用着由国家财政支出的各种事务费用，而这些都是从国有企业以很高的税率征收上来的。为了支持改革的健康运行，公有企业在一定时期还要让利生产甚至亏本生产，如一些大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其产品价格不能依照市场来定价，从而维护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因此，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公有企业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甚至作出暂时牺牲也是必要的。这种伦理要求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所要求的。
公有资本人格化的集体主义意识要求，奠基于公有资本人格是一种有组织的、集体的人格，不象私有资本是个人人格。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由公有制经济所决定，人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础。这是集体主义意识产生和培育的土壤。如果我们的公有制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全体职工，都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关心公有制资本的经营与动作，把自己的命运与企业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公有资本的人格智慧和力量一定会大大超过私有资本的人格力量。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资本人格与私有资本人格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在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上，前者必须奉行集体主义道德。
公有资本人格化对企业领导人的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负责精神和牺牲精神。公有企业人格化主体“企业法人形态”，主要是要具体落实到企业经营管理者身上。现代企业，是由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组成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社会群体。领导者，是企业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决定和指挥企业发展行为。企业的成败，关键在于领导。当然，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度方面的问题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制度是可以改革的，而且始终是在“领导”的作用下改革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层是否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指出：“建设好的企业领导班子，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是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经验也告诉我们，一个企业的领导对企业和社会有责任心，就能在逆境中顽强奋争，对工作精益求精，带领企业不断地为社会作出贡献。许多企业亏损了、破产了，往往是那里的领导缺乏责任心所致。据调查，深圳市市属大中型企业67家，都是特区建设以来发展的新兴工业，发展的外部条件是相同的，但仍然有20多家亏损，亏损面达35%。其中有15家严重亏损的企业主要是由于领导班子问题造成的。因此，我们现在讲公有企业领导干部的“德”，最重要的是看他的对公有资本的责任心。一些搞得好的公有企业的领导，他们想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振兴民族工业。长虹集团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目前，长虹彩电的年销售额已接近500亿元，他们正在为争取年销售额达到1500亿元、跻身于世界500强而加紧进行技术、资本、人才等方面的储备，他们提出的“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不正是公有资本人格化道德精神的集中体现吗？！
实现公有资本人格化道德要求的难点与条件
如上所述，私有资本的人格实现是市场自发培养的，它于市场具有天然的适应性。从我国近几年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就可看出。全国的私营企业数量，1991年有10万家，1993年有23万家，1994年有43万家，1995已超过60万家。从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看，更是发人深省。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关于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主要数据的公报》说：“国有工业发展速度低，困难较多。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按工业总产值计算）比上年增长8.2%， 而同期集体工业增长15.2%，个体工业（含私营）增长51.5%，‘三资’等其它经济类型工业增长37.2%。”从近几年来看，国有企业（包括公有制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仅没有明显好转，而且有愈发严重之势。因此，实现公有资本人格化及其道德要求的难点是，如何将公有资本的命运与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的命运溶为一体。
解决这一难点，需要相应的条件和机制。从外部环境分析，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企业体制的配套改革正在进行，市场发育尚未成熟，资本市场刚刚起动，经济秩序有待整顿；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公有制的企业法人代表是在与代表不同所有制的人格的比较中生存的；从微观环境分析，企业领导体制、干部制度及企业内部的机制问题，产品结构问题，技术创新问题，人员素质问题等，尤其是在营销环节上，要使营销人员成为公有资本的忠实代表极为不易。由此看来，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对公有资本人格化道德要求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是合理的利益机制及其实现；二是如何在新时期发挥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三是建立科学的领导干部体制。简言之，公有资本人格化道德要求的实现，既存在一个思想教育问题，又是一个利益问题、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仅仅诉诸于道义。
建立利益激励和约束机制。激励包括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实行列宁所说的“同个人利益结合和个人负责的原则”。对于公有制企业的领导来说，当他们突出地完成生产任务，创造了超额的价值，他们就应享受奖励，政府也应该给予他们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荣誉。目前，我国有些企业领导的奖励是按政府系列执行的，与其它所有制企业管理者的所得相差甚远；有的企业对企业领导的奖励有明文规定，但由于各种原因，不少人又不敢要。管理三四万人的企业，创造上亿元的税利，年收入还不到两万元。相比之下，私有企业的经营者就优厚得多。近几年，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大量流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利益激励机制没有形成，约束机制也没有实现，从事实上看，既存在不承担经营风险的一面，又有物质激励强度不够，厂长、经理收入偏低的一面。这样，就很难调动起企业领导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还出现了许多违纪、违法现象，少数人堕落为腐败分子。当然，重视利益的激励作用，丝毫不意味要将金钱抬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中国的现代管理和激励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X理论框架。事实证明，即使在“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极其盛行的工业化初期的西方社会，真正的优秀企业组织也不是把激励的赌注全部押在物质刺激方面。我们现在所讲的利益机制，应该说是一种根据贡献大小所得的合理收入，并不是搞什么单一的物质刺激。企业家的劳动是风险性强、人力资本投入较多的复杂劳动，如果从分配上不能得到回报，对于多数人来说，就难以具有付出全部精力去经营企业这样一种强大的、持久的动力。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有明确的论述。他说：“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又说，对那些干得好的，给他们“颁发奖牌、奖状是精神鼓励，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誉。这是必要的。但物质鼓励也不能少。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102页）因此，建立利益机制，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不可或缺；物质激励应体现精神价值，精神激励要辅有物质手段，两种手段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这种互动形成的整体效应是积极的、健康的。
对于劳动者来说，也应依照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建立、完善利益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为增进共同利益而奋斗的、充满活力的利益群体。
建立多层面的企业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党组织是培植公有资本人格的基本载体。坚持党对公有制企业的政治领导，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党组织通过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各个层次的人格品位。特别是对那些严重亏损、内部矛盾突出、职工意见比较大的大中型企业领导班子，更应该注意做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主要内容，使企业的领导和职工形成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结合实际向职工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教育，积极探索新时期企业思想教育的方法与途径，把我党的这一工作优势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公有制企业职工是国家的主人，也是企业的主人，他们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因此，企业党组织要通过切实的措施，把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路线落到实处，依法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加强对职工的业务、技能的培训，不断提高参与市场的能力和意识。对于职工来说，要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积极参与企业管理，关心企业的命运，发挥监督作用，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劳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有资本人格化道德要求的实践，关键在领导，最终成功与否在广大职工。因此，企业党组织要始终把职工作为实现公有资本人格的主体。
此外，还要特别注意对管理、营销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同社会主义大目标联系在一起，同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妥善处理各方利益关系，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外部利益与内部利益等关系，培育企业集体主义精神。
改革干部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企业改制前的企业厂长、经理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免，享有行政级别，他们的任免是视其级别高低按照党和政府的干部管理制度来管理的，这是产品经济的产物，和企业作为国家高度集中计划管理下单纯生产单位的性质相一致。改制后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仍然是由党的组织部门或政府的人事部门任免，这样，就出现了以下问题：一是企业难以脱离行政的干预，造成企业干部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局面；二是组织部门不管企业的业务，只管人事任免，它能否选择出最合适的人选去任职，从而实现公有资本的人格化，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加之我国目前人事制度上的腐败现象如此严重，仅靠组织部门一个途径，弊端很多。三是企业的厂长、经理由上级任命，其它干部也由人事主管部门按计划分配，厂长、经理无用人权，常常造成企业需要的人进不来，想选择更好地发挥自己作用岗位的干部又出不去，直接影响企业管理人员的配备和素质的提高。四是机构庞杂，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互相掣肘，使原本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人格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形成无人负责的尴尬局面。现代企业制度以“资本的联合”为特征，如何按照《公司法》的建制要求，逐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选拔人才机制，确立企业内部合理的权力配置，无疑成为公有资本人格化道德要求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保证。
在干部的选拔上，应当采取组织部门与企业董事会、职代会相结合的方法，把上级人事考核与下级民主选举结合起来。对选择出的企业领导干部实行聘用制，其基本内容是：根据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设置各类干部的工作岗位；规定明确的职责、任职条件和任期；在定编定员的基础上确定各干部的合理结构，经过考试与考核，在符合条件的人员中择优选聘；以合同形式确定应聘干部与企业的契约关系。聘用制引进竞争机制，改变国有企业干部由人事部门选派的做法，打破“论资排辈”，取消了干部终身制和干部、工人的固定身份，有利于人才的最佳配置，使人才管理社会化。此外，要严格考核与奖惩制度，把激励机制与竞争机制统一起来，实现企业内部干部的竞争优化，优胜劣汰，这是形成我国职业企业家的有效手段。同时，依照民主程序，健全对经营者的监督、约束机制，它与干部的选拔机制同等重要。因为人是变化的，唯有强化制度约束，方可避免或减少经营人员由放任导致的腐败变质现象。如果说，所有者、经营者与劳动者的利益溶为一体，是实现公有资本人格化道德要求的经济基础，那么，干部体制能否体现民主，则是其重要的政治条件，或体制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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