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如何看待“经济人假设”——与程恩富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应如何论文,经济学论文,同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批判谈起
程恩富同志的文章（责任编辑注：此文见本刊2007年第4期）是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的批判谈起的。为此文章从8个方面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一“理论假设”是“不够的或不确切的”，或者说存在这样那样的许多“误点”。总的来说，文章这一部分的具体论点，我基本上都是赞成的。但我觉得其中最大的不足，则是未能更加集中地切中问题的实质和要害。并且我也不尽赞成诸如“不够的或不确切的”以及“误点”之类的说法。具体说来：
（一）资产阶级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实质是什么
我认为，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的片面性，亦即片面地强调了“经济人”是“完全自私”或“完全利己”的。而在于这并不单纯是一种所谓的“假设”，而是在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德文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亦即“市民社会”）中活动着的、大大小小的“市民”亦即“资产者 （德文Bürger，英文和法文bourgeois，俄文Буржуаэия，日文フゥショア）的一种“理论抽象”。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倒认为：对于这个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和这些现实的“资产者”来说，这种“假定”反倒才是客观的、合理的和真正有效力的。之所以如此，则又不能不“归功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所特有的狭隘的资产阶级眼界，亦即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如果不是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或许也就不再成其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从而也就谈不上我们向它借鉴什么，以及与它的论战或对话。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843年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曾摘引了黑格尔下面的话：“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与共同的特殊事务冲突的场所，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与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命令冲突的场所。”马克思写道：“以上所述值得注意的是：
(1)市民社会的定义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①
(2)在私人的利己主义中……显示出‘市民爱国心的秘密’……
(3)‘市民’，即具有同普遍东西对立的特殊利益的人，市民社会的成员，被看做‘固定不变的个人’；另一方面，国家也同‘市民’这种‘固定不变的个人’相对立。”②
可见，黑格尔所说的这种“市民”（并且作为“固定不变的个人”），事实上早已把所谓“经济人”（甚至是“理性经济人”）的一切本质的规定，都已经包括在其中了。而这并不是“假设”，而是对于历史和事实的概括及描述。
关于“市民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指出：“‘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Gemein-wesen]。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③
此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还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④
只要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谓的“经济人”，所指其实就是这种“市民”，即“资产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错误则在于：硬要把这种“资产者”的属性，说成“一切人”的经济属性。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这其实就是用资产阶级的“人性”即阶级性，来偷换社会主义的“人性”和阶级性。⑤
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⑥
这对我国的包括许多党员和领导干部以及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群众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所起的腐蚀和破坏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而文章对于资产阶级“经济人假设”，虽然也做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但美中不足的是，尚未突出抓住这一实质和要害。至于文中所引用的资产阶级学者对于“自私经济人假设”的种种“批判”，虽然对于说明问题不无裨益，但这些“批判”本身，多数其实也同样并未脱离“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局限。
（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用来做什么的
不是别的，而是为了论证所谓“市场经济”，也就是萨缪尔森所说的“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经济”⑦的“效率”的。正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其《经济学》一书（第16版）中所说的：“亚当·斯密……最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市场的效率特征，并看出经济利益来源于个人的自利行为。”“该原理表明：当个体自私地追求个人利益时，他或她好像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去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⑧“当市场平衡了所有影响经济的力量时，市场就达到了供给和需求的市场均衡(market equilibrium of supply and demand)。”“经济学的理论家已经证明，完全竞争的经济是有效率的。”“经济学中最主要的结论之一，就是资源在理想化的竞争市场中的配置是有效率的。”⑨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这种“证明”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第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的“市场均衡”，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所说的“均衡”首先也就只能是一种“假想的均衡”。第二，在现实中，即便“市场均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通向“均衡”的道路却是由一系列的“摩擦”、“失业”、“危机”、“过剩”、“污染”和“生产力的破坏”，以及“两极分化”等等“非效率”铺成的。第三，更何况，这里所说的“效率”，并不是真正的“效率”，亦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而仅仅是一种既与“市场经济”无关、也与“计划经济”无关的、纯粹数学上的“可能性”，亦即所谓“生产的可能性边界”。
然而，即便如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这种“证明”，如果离开了经济人的假设，也将寸步难行。“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必要一定与此相“对应”呢？
最后，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也暴露出了这些经济学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本质。
这不仅表现在“假设”这一“用语”上，而且也表现在这种从“假设”出发，“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进化史”的方法上。
在明确了以上各点后，文中关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或“己他双性经济人假设”）及其“基本命题”的弊端也就凸现出来了。
二、关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经济人假设”
我认为，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出在以下方面，即：为了过分迁就所谓“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话或论战的需要”，而竟至采取了一种内容虽然不同、但却同样带有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性质的“假设”。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
问题之一是：这个“经济活动中的人”究竟是指何种历史阶段的“人”？究竟是“社会的人”，还是类似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虚构的“猎人和渔夫”那样的孤立的个人？很明显，作者这里所说的同样也是一种超历史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经济人”。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 “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⑩
问题之二是：“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这个“假设”的目的和意义究竟何在？是否也要仿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由此出发而去“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进化史”来呢？难道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体系和经济进化史”可以不是作为历史和现实的“理论反映”，而是凭借“理论假设”而“推演”出来的吗？在涉及经济学“根本方法”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简单地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对应”和模仿吗？
最后，至于这个“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或“己他双性经济人假设”本身，我认为也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因为“作为逐渐脱离动物界和超越动物本能的人类”，并非由于“具有极其丰富的情感和理智”，才“不是单纯地表现为完全的自私性”；而是因为在不存在私有财产的社会里，根本就不存在“私有”和“公有”对立，因此也就不存在与此相关的“利己和利他”的观念。因此，怎么可以用我们现代人的“利己”和“利他”的观念去对这种关系加以概括呢？
第二，关于“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的命题。
这里的问题在于：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的理性”问题的争论，原本都是与所谓“市场经济的效率”或“均衡”问题有关的。而文章在这里却完全撇开了这一点，把问题转移到人的理性的“善”、“恶”等等的伦理道德层面上来了。其结果则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本来多少还带有一点“经济学”性质的问题，到了这里却变成了一个与此无关的另外的问题了。这又如何才能更好地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话”和“对应”呢？
第三，关于所谓“良好的制度”等等的提法。
与前面所提到的问题相类似，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的“制度”，都是以所谓的“市场经济”以及“私有财产”为前提的。不仅如此，而且他们所说的“制度”（德文Institution，英文Institution，俄文Заведение），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时也说的“制度”（德文System，英文System，俄文Систима）不同。后者属于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亦即经济“系统”或“体系”），前者则纯属上层建筑。不知我们应当采用哪个意义上的“制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里也能与前者相“对应”吗？
注释：
①“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是英国哲学家托·霜布斯的用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5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此处“市民”一词的德文原文为“Bürger”，也可以译作“资产者”。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页。这段引文中后面一句话的德文原文为：“Die bürgerlische Gesellschaft als solche entwickelt sich erst mit der Buorgeoisie”，也可以译作：“这一市民社会首先就是伴随着资产阶级而发展起来的”。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⑤参见许兴亚：《关于“经济分析中的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对一篇经济学硕士学位论文的意见》，《当代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繁荣发展我国理论经济学》，《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好学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站，www.mjjx.cn。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页。
⑦“最后一种方式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经济，或市场经济。”“它有时被松散地称为‘私有企业制度’或‘竞争的私有财产资本主义’。”（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40、67页）“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是一种主要由个人和私人企业决定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制度。”（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萧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5页）
⑧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萧森译，第3、23页。
⑨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萧森译，第22、23、119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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