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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楚国名士宋玉在《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这几句名言是讲古代楚国有初、中、高档三个不同等级的音乐曲牌，在有人领唱时一起跟着唱的人数出现了多、少、寡三个不同的场面。这虽是一则反映大众化的民间通俗音乐很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故事，但这里也道出了喜欢这种通俗音乐的人，主要是楚国臣民中的“巴人”。
又晋代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这里所讲的“巴蜀之师”，当是巴、蜀两国的军事武装，其中特别强调“巴师勇锐”，这无疑又是赞颂巴人武士，作战勇猛。
前一则故事提到的巴人，是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巴人。后一则故事提到的“巴师”，则是3000多年前商末周初时期的巴人武士。其实还有比这更早的记载，如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古籍《山海经》中，就有“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的记载。这太皞，一般认为就是伏羲氏。伏羲氏为传说时代的一位部族首领，当在史前时期。很明显，这古代巴人的起源时间非常早，历史非常悠久，从史前时期一直到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都有巴人活动的史迹。特别是在西周初年，巴人的势力十分强大，在我国历史舞台上，曾经是一个很旺盛很强悍的民族，要不然，她还怎么能够去帮助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呢！巴人的史迹不仅在我国古籍中记载很多，而且也留下了纪念他们在各地活动过的古地名，如巴东、巴中、巴山、巴水、巴河、巴峡、巴丘、巴陵乃至大巴山、大别山（“别”古音近“巴”）等等都是。所以有人考证古代巴人从南向北开拓发展早已遍布我国中原各地，而且对夏商都邑之建设曾起过重要作用，甚至说“无巴不成邑”。[1] 尤其是我国西南的四川、重庆地区，一些历史学家还早将古代巴人和蜀人的文化合称为“巴蜀文化”，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尽管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事例来说明古代巴人确实相当出色，非同一般，然而这古代巴人或者说我国南方的古代巴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她起源于何时何地？最初的发展方向如何？后来的地域分布怎样？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关系又如何？在我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大的功绩和影响？我们又如何去看待和评价？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可以说，以前都一直是些谜，无人回答得清楚。特别是其中的巴人起源之谜，过去史学界虽探索研究了几十年，但也一直无法说清楚。
如有的说，巴人起源于鄂西古夷水旁的武落钟离山；有的说，巴人起源于鄂渝交界区的巫山一带；也有的说，巴人起源于陕南汉水的上游一带；还有的说，巴人起源于湘北洞庭湖东面的岳阳地区。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无人作出最权威的论定。直到最近10余年来，我们在配合鄂西清江流域水电梯级开发建设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处很独特地名叫“香炉石”的古文化遗址，才最终揭开了我国古代巴人的起源之谜。
一、香炉石遗址的发现
香炉石遗址，位于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渔峡口镇东南0.5公里的清江北岸，东距长阳县城97公里，地处清江中游，1983年发现。经调查，遗址东西长300米，南北宽100余米，总面积约3万余平方米，但暴露遗物较多的中心地区则在一部分种有庄稼的崖阴沟槽之内，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呈斜坡状，西南面临清江，下距清江河面约30余米，地理环境比较独特，属典型的河旁山塞型文化遗址。遗址中心区的东南和西北两面紧靠陡峭山岩，东面矗立一座几乎呈垂直状的山石，因形似香炉而名曰“香炉石”。
为配合清江隔河岩大型水电工程建设，湖北省文化厅从省、市、州、县文博部门抽调考古人员组成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于1988、1989和1995年先后三次在该遗址的中心地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挖掘467平方米和两处墓地， 出土各种遗物多达万余件。[2]
二、香炉石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
通过考古发掘，揭露出的文化堆积比较厚，最厚的达5米以上，分为7个自然堆积层。除第1、2层被扰乱外，余皆保存完好。经过测年研究，从第7层至第3层的年代分别是夏时期、早商时期、晚商时期、西周时期和东周时期。出土遗物的种类较多，有石器、骨器、陶器、铜器、甲骨、印章、贝币和动物骨骼等多种，第3 层还出有铁器。其中最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格的文化遗物是各种陶器。第7 层出土的陶器有罐、釜、瓮、钵、豆和纺轮等，第6层有釜、罐、盆、瓮、钵、豆、杯、盘、纺轮和网坠等多种；第5层有釜、罐、钵、豆、杯、纺轮和网坠等；第4层有釜、罐、瓮、罍、盆、钵、碗、盘、豆、杯、器盖、纺轮和网坠等多种，第3层有釜、鬲、 罐、瓮、罍、盆、钵、碗、盘、豆、杯、纺轮和网坠等。各层出土的主要陶器中，都有明显的巴文化特征，如陶钵、陶罐、陶釜、陶豆、陶尖底杯等等都是。
三、香炉石文化即早期巴文化
鉴于香炉石遗址出土文化遗物的丰富，且又有明显的巴文化特征，加之地层关系又比较清楚，所以发掘后，很快引起了各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经过考古学家们的认真整理和对比研究，发现这里出土的大口平底或圜底夹砂罐，敞口、鼓腹夹砂圜底釜，圆唇、敛口、平底钵和尖唇侈口、鼓腹内敛尖底杯等一群为代表的陶器，既不同于清江流域及其附近长江三峡地区一些史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又不同于北方黄河流域夏、商文化的类型，故将这一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古代文化另立一种文化名称，命名为“香炉石文化”。[3] 这一文化的时限，上接新石器时代末期，下至西周时期，即距今4000多年到3000年之间。这一文化，在长江三峡一带常被人们称为“商周时期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其实就是与“香炉石文化”相类似的文化遗存，只是都没有香炉石遗址出土的那么多，那么典型，那么自成体系的陶器群体。这说明香炉石遗址的文化遗存，既有它的独特性，又有它广泛的代表性。尤其是这里出土的大批商周时期的甲骨和商末周初时期的我国最早陶印章，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我国南方各省、区都没有过的重要发现。[4]
再结合历史文献来考察香炉石文化，情况就更加清楚了。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音审）、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中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在这段重要记载中，清楚地说明了“武落钟离山”是巴人最早的穴居所在地，那时“未有君长，俱事鬼神”，说明当时的巴人尚未建国，还处在信奉巫师的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约能中者，奉以为君”，“约能浮者，当以为君”，说明在原始部落内部，最高领导者的产生是用比武的方式。巴务相在比武中获胜，成为最高首领，号称“廪君”。后来他带领大家告别穴居，向外开拓，“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同盐水神女部落打了一仗，扩大了势力，又继续前行到达一处新的地点，“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说明巴人不仅在这新的地方建城， 而且开始组建最初的国家，廪君便是这孕育巴国的最早首领人物。“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说明巴人崇虎的图腾信仰由此而产生，也说明巴人在建立第一座夷城以后便开始进入了阶级压迫和人祭人殉的奴隶制社会。
巴人首领廪君所建的夷城，其地貌特征在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如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载：“夷城山石曲，其水亦曲，廪君望之而叹，山崖为崩，上有平石方二丈五尺，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四姓臣之。后死，精魄化白虎也”。经过实地考察，香炉石遗址附近的地形地貌与上述记载完全吻合，而且在该遗址北面1 公里处有一名为“白虎垄”的地名及其历史传说。很明显，香炉石遗址就是巴人首领廪君所建之夷城，考古发掘的中心地点就是城内巴人首领所居之地，如在巴人墓地发掘的第6号人骨长176厘米，体形高大魁梧，身旁随葬长42厘米的大型卜骨和长26.6厘米的大型精致骨匕，就是象征身份最高的首领人物。
根据以上考古材料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所进行的研究说明，香炉石遗址既是我国早期巴人所建的第一座夷城，那么这里所发现的具有巴文化特征的香炉石文化，无疑应是早期巴文化。[5]
四、巴人起源在考古发现中成功揭秘
如前所说，有关巴人的起源探讨中，有起源于夷水旁的武落钟离山一说。夷水的地望，学术界一般都知道，即今鄂西清江。古籍记载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那也就是从清江至盐阳。据《晋书》记载，廪君在盐阳射杀盐水神女后有“复乘土船，下及夷城”的字句，可见盐阳在夷城香炉石的西边无疑。恰巧香炉石遗址西边20公里处的清江北岸有一名曰“盐池温泉”的地方，这里自古以来就是盐产地，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停止熬盐。[6]
综上所述，巴人起源于武落钟离山一说，已得到香炉石遗址出土大批早期巴文化遗物的印证，还有附近地区出土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如大型青铜特罄等）。而长江三峡巫山说湘北岳阳说，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相应的出土文物作印证。至于陕南汉水上游说，虽在城（固）洋（县）一带发现有商代中晚期的早期巴文化的青铜器材料，但经研究，其时代没有鄂西的早，它是从鄂西经渝东和川东传播过去的，[7] 而不能作为起源地看待。大家知道，像这样关于巴人起源的千古之谜，如果没有最早的重要考古材料作支撑，那是很难说服人的。因此，从目前已有的考古证据来看，历史文献记载巴人的发祥地是在靠近夷水的武落钟离山应是可信的。因香炉石遗址也恰好在古夷水旁，在现今的清江长阳，这完全印证了古代夷水一带，确是我国早期巴人活动的地区。所以历史考古学家以历史文献的记载为依据，并紧密结合地下出土的历史文物和当地的民间传说，以及有关地形地貌的考察，断定鄂西清江长阳为我国远古巴人的故乡，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8] 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关于巴人的起源已在考古发现中成功揭秘。
不是吗？当考古发现的这一成果，于10年前最先由《中国文物报》以一整版的篇幅作了报道后，[9] 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土家族通史》主编、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教授及时致信说：“清江考古获重大发现，改变了原有许多模糊认识。我们将把你们的研究成果写入土家族通史”。[10]
1997年，当《中国早期巴文化·长阳香炉石遗址发掘与研究》的小册子出版后，各方面的反响越来越大，如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考古专家柴焕波教授在来信中说：“香炉石遗址的丰富与单纯性，给我极深的印象，作为一个单纯民族的标尺，是顺理成章的，将其命名为‘香炉石文化’是合理的”。
去年，当《考古发现与早期巴人揭秘》一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影响更大，不少专家纷纷发表讲话，如从事巴蜀文化研究的学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年高八旬的著名考古学家王家祐教授在来信中称：“昔日读潘光旦老师《土家研究》（四期）是文献里程碑，今读阁下《巴人揭秘》可称第二里程碑，可喜可贺，……大有解秘之功”。
特别是今年我们在各级领导和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将要出版《清江考古》、《清江考古掠影及出土文物图录》和《清江流域古动物遗存研究》等三部考古专著时，在学术界振动很大。首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教授（博导）在为中科院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院士生前题写书名的《清江考古》一书写的序言中，就对香炉石文化的提出、确认及其学术意义作出了很高评价：“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清江流域是我国巴人的发祥地。恰好在长阳香炉石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早期巴文化的遗存。这些遗存较以往其他地区发现的早期巴文化而言，显得考古资料更为丰富，更具有典型性，对探讨、解决早期巴文化的时代起源等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以香炉石遗址命名的‘香炉石文化’，为早期巴文化确立了一个科学的标尺，它也将使巴文化考古学研究更加深入”。
今年10月18日“清江考古文献”首发仪式大会在考古发掘地区的鄂西长阳举行时，到会的除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一些主要负责同志外，还有来自首都北京和省城武汉的代表以及新华社、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湖北电视台、宜昌日报、三峡晚报、三峡商报、三峡电视台和长阳电视台等10余家新闻媒体的记者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都发来贺电贺信表示热烈祝贺！如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贺电中说：“《清江考古》等三部著作，不仅较全面、系统、科学地向历史考古学界提供了新颖而丰富的第一手实物研究资料，而且也为我国民族学界关于土家族的先祖巴人的老家在清江长阳的论证，提供了可靠而科学的证据。”会上各方面的代表在发言中都一致肯定《清江考古》等三部考古文献的出版是我国历史考古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其意义深远。如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董事长、科学出版社社长汪继祥研究员在讲话中说：“这三部著作的出版，使长阳地区史前时代考古学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清晰地展出在人们的面前，是一套全面系统、科学的‘长阳历史’专著，也是研究巴人起源及早期巴文化的重要学术成果”。
现在，受到人们重视的香炉石遗址，不仅是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也正在申报国保单位，以加强保护。这里，不久将成为全国800 万土家族儿女寻根问祖的圣殿，同时也是国内外人们参观考察的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