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漫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4)03-0079-11
一、漫画与史
图像史的研究，是近年来史学界新兴的研究趋向之一。语言文字和图像符号均是人们赖以表达、交流和获取资讯的重要媒介。在历史研究中，图像作为“史料”之一种，当无疑义。中国古代早有“左图右史”之说，说明“图”与“史”本即密不可分。
漫画是图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漫画能否入史，尚有探讨之余地。一方面，漫画作为一种艺术创作门类，其自身之“史”的演变，自有研究之必要；另一方面，漫画又毕竟不同于摄影图像。漫画不是客观实物的“写真”，而是具有主观、随意和艺术夸张的成分。以此言之，漫画似乎很难作为一种表达过去事实真相的“史料”运用于历史研究。
然而，漫画作为一种客观事物的艺术再现，其中必然要表达一定时空下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观念。从这种意义上讲，漫画图像本身虽然缺乏“真实”，但我们仍能从其图像中发掘出当时世事变迁的信息，亦即透过漫画所虚拟的图像，窥视其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现象的某些真实存在。漫画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涵，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当时报刊“时评”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涵。陈寅恪论中国史学中的“史论”说：“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1](p.248)考察—个时期漫画作者的表达，亦可以探索其所处“时代之环境背景”以及当时人关注之所在。
再从漫画的社会传播而言，当它被社会大众观览时，必然在大众心中产生某种社会意义和影响，使读者在会心莞尔之间，达到或娱乐或教化的目的。尤其在救亡与启蒙交迫的近代中国，漫画更多地被用作唤起民众、激扬人心的宣传工具，具有强烈的社会教化功能。正是在北伐时期，已有人将漫画的宣传教化功能比拟为报纸的社论，认为“一幅到劲的讽刺画，比较上海流行的、一百二十字模样的、无论何时都可以发表的时评，能使读者奋兴得多”[2]。抗战时期，著名漫画家丰子恺认为漫画的宣传效率远在文字之上，标榜“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甚至有“百篇文章不如一篇漫画”之说[3]。将漫画与报纸社论（“时评”）相比拟，确有其相通之处。漫画之于摄影照片，有如报纸社论之于新闻报道。漫画与社论均带有作者较强的主观倾向。但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并不因报纸社论的主观色彩而将其排除在“史料”之外。漫画的史料价值亦然。
北伐不只是一场战争。它同时也是一场涵盖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大变动。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北伐”的研究，已由过去侧重于“北伐战争”的研究，逐渐扩大为对整个“北伐时期”的研究。
对北伐时期漫画的研究，学术界以往甚少关注（注：毕克官、黄远林：《中国漫画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有专章叙述“二十年代的漫画”，但很不全面，其视角亦侧重漫画艺术史的演变。）。一般认为，漫画在中国大城市的开始流行，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所谓“流行”，本是一个很难量化把握的词。也可以说，在北伐时期，漫画已相当流行。不仅国共两党及国民革命军广泛运用漫画作为动员和唤起民众的宣传工具，北洋军阀方面亦运用漫画进行反宣传。在南北两大阵营之外，各类时事漫画亦随处可见。当时人甚至慨叹“今者讽刺画家多于过江之鲫”[2]。
北伐时期的漫画界，约略可分为三大阵营：一是南方国共合作下的北伐主体一方；二是以北洋军阀为首的北伐客体一方；三是置身南北交锋之外的漫画界。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展开探讨，一是勾勒北伐时期中国漫画界三大阵营的基本态势，二是通过漫画来折射和透视北伐时期的政治社会情形，尝试将漫画作为“史料”运用于史学研究。
二、北伐主体方面的漫画宣传
今人眼中的漫画，多注重其娱乐消遣的趣味性和涵情养性的艺术性。但在近代中国，漫画的最大功能主要表现在教化宣传方面。近代漫画在中国的兴起，自始即与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密切相关。以漫画作政治宣传的工具，最早见于20世纪初年。在辛亥革命、义和团和五四运动中，漫画均曾被用来作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注：参见毕克官、黄远林：《中国漫画史》第二章（清末民初的漫画）和第三章（五四运动时期的漫画），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但大规模且有组织地运用漫画作为政治宣传工具，则始于北伐时期。
国民党1924年改组后，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由一个缺乏群众基础的精英型政党，逐渐发展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动员型政党。国民党的这一转变，与联俄容共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国民党改组前后，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一再提示孙中山不要迷恋单纯军事斗争，而应注重向民众进行政治宣传工作，使国民党的主义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并告诉国民党，“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不好的师团”，“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4](p.340)。在1924年以前，孙中山在言论上虽亦提及宣传和动员民众的重要性，但多未付诸实际行动。改组以前，国民党甚至没有向全国民众公开发表过宣言。改组之后，孙中山才真正开始重视和动员“人民之心力”。尤其是在中共的协力下，国民党的政治宣传才步入一个新阶段。
北伐时期，国共两党的宣传，主要通过语言（演讲、报告）、文字（标语、传单、小册子等）和图像（漫画、总理遗像）等媒介来进行。相对于语言文字而言，图像在宣传功效上有其独特性。在各地方言不一而国语又极不普遍的20年代，演讲报告对不同地域、不同方言的民众未必普遍有效。而在当时底层民众识字率非常低下的情况下，标语传单的功效亦大打折扣。据北伐时期进入河南的国民革命军各军政治部的报告反映，“人民识字的程度非常低下，不及十分之一二，标语宣言，失其效力”；其次是“言语不通，莫论广东福建的语言，即是湖北话也不能通用”；三是民众知识水平甚低，“所用的成语，如军阀、贪官、打倒等，亦须反复解释”[5](pp.332,358,327)。相比之下，浅显的图画以其直观、通俗、有趣而较易为各地下层民众所接受。如当时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的报告中，即认为画报和歌曲是宣传品中最有效的[6](p.94)。
一般而言，漫画作为—个艺术门类，其意蕴巧思，未必能为知识低下的下层民众理解。北伐漫画显然考虑到了其受众的理解力，其图像意涵大多直白易懂，一目了然，较少含蓄、隐喻、暗示等艺术技巧。漫画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二是军阀、地主、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对下层民众的压榨和工人农民的觉醒和斗争。这两个主题，实际上是国民革命所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的图像化展示。
在漫画形象上，对帝国主义和军阀，除了刻画其凶残、横暴外，有时将其形象动物化。最常见的是将帝国主义画作乌龟，将军阀画作狗。传统中国人视乌龟为最龌龊不堪的东西；狗则喻示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有一幅漫画（见图1），两个军阀并排而坐，握手言和，背地里却都用手枪对准对方，时刻准备交战。也有漫画以国民党右派为讽刺对象。如有这样一幅漫画：一面画着一个“世界公园”，公园里陈列着三个座位，中间是马克思的像，左边是列宁的像，右边的座位空着。另一面画着一个孔庙。在“世界公园”与孔庙之间，一个穿着中山装的男子背着孙中山的像往孔庙走去。旁边写着“孙中山应该陈列于革命的世界公园中，但戴××一定要把他背到孔庙里去”[7](p.45)。讽刺戴季陶将三民主义儒家化。另有一幅漫画，是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宣传部于1927年3月绘制的，题为《新军阀蒋介石甘自向坟墓里探索前行》。这两幅漫画显然是当时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品，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内部左右派之争和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
图1
北伐漫画的创作主体主要是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工会、农民协会，以及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下属的宣传组织。漫画的载体有画报、报刊插图、壁画、布画和漫画传单等。如上海、湖南、湖北等省总工会办有《工人画报》。湖南、江西等省农民协会办有《农民画报》。此外，湖南省农民协会还办有《镰刀画报》，广东省农民协会出版有《农民画刊》、《犁头周报》等。这些画报均发表了大量漫画作品。当时南方发行的书刊上，常能见到一些漫画插图。但那时大量的漫画是壁画、布画和漫画传单，因未能保存或不便保存，今天已难觅踪影。据当时美国《工人月刊》报道：“在上海以及广东各地，墙壁上，电灯柱上，乃至厕所里，都满布着讽刺画。”（注：参见《中国青年》1926年5月第121期，插画《杀龟》的文字说明。）可见当时南方政治宣传漫画之盛况。
漫画评论家黄茅在回忆北伐时期漫画宣传活动时写道：
热情的青年漫画家与洋画家都投身到革命军的队伍，随军由粤出发直入湘鄂诸省，参加实际的战斗生活，直接发挥绘画配合作战的效能。他们印刷大量印刷品和画报，《国耻画报》、《反帝画报》等都是当时的产物。另外还绘制大量布画、壁画（中国壁画之配合政治宣传，这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开头）、标语等。革命军节节胜利，所到的地区，漫画和标语就马上出现在当地的墙壁上，同时在各地响应的革命军也一样由当地的画家参加工作，出版零碎张页的画刊和小册子。总之，北伐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画家一方面宣传反帝，揭露军阀的腐败无能，一方面唤起了人民对革命的理解和信心；而此时期也使漫画彻底改了旧观，宣传画开始成长，“北伐军的许多次胜利是宣传的力量”，画家们在这次宣传战斗中光荣地完成其任务，在历史上印下灿烂的痕迹。（注：黄茅：《漫画艺术讲话》，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转引自毕克官、黄远林：《中国漫画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69-70页。）
黄茅所称北伐时期漫画彻底改了旧观，演进为宣传画，确是近代中国漫画史上的一大变局。漫画变为“宣传画”后，漫画本身所具有的娱乐怡情的一面，完全被政治教化的一面所遮蔽，以至于这个时期漫画有时直接被称作“革命画”。“漫画”这一名称源自日本，1926年1月丰子恺的第一本画集《子恺漫画》出版后，“漫画”这一称呼才逐渐在中国叫开[8](p.72)。在北伐时期，人们一般称漫画为“讽刺画”，或笼统称为“图画”。“革命画”这一名称始于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该所当时开设的课程中，有“革命画”一课，讲授14小时。政治宣传漫画被称作“革命画”，颇能说明漫画在当时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在革命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神圣事业的年代，其名称被冠以“革命”二字，其意义即已非同一般。其时，“革命文学”的口号亦刚刚提出。可见漫画与文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被卷入了急风暴雨般的革命激流中。
北伐漫画在多大程度上深入到了工农大众之中，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1926年上半年，时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在总结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时，曾特别举出“图画宣传”所取得的成绩：“各军政治部于图画宣传做得很不少，尤其是在战时，于军行所至之处张贴图画很多，对于民众影响很大”[9]。北伐初期，北伐军中派遣了一支多达620人的庞大宣传队，分别跟随各军进行宣传。宣传对象，一是战地平民，一是北伐土兵。规定宣传员平时扶助民众组织团体，战时则在战地出一革命军日刊，专载战地消息、敌人残暴情形与战地人民之惨状，并灌输革命精神于当地人民。宣传品计分8种，包括标语、总理遗像、总司令像、画报、国旗、小册子、传单、报告等。北伐出师之际，仅画报宣传品就备有12000份[10]。一些漫画家和画家如梁鼎铭、关良、黄文农、鲁少飞、叶浅予、司徒乔、蔡若虹等都曾或长或短时间参加到北伐革命军中[8](p.68)。1926年底，朱其华在跟随国民政府迁都队伍由广东北上江西途中，在粤赣两省交界的南雄县一处农民协会的办公室内，看到了一幅讽刺戴季陶的漫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p.45)。由此亦可见北伐宣传漫画确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到了底层民众之中。据一位参加过广州“农讲所”的学员回忆：“当时革命画成为在农村发动群众的有力的武器”，“不少农民看了张贴的革命漫画、宣传画，受到教育和鼓舞，纷纷要求加入农民协会，参加革命斗争”[11]。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亦谈到：“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12](p.35)
中国漫画界在回顾近代中国漫画所走过的历程时，对北伐时期南方革命军的漫画宣传多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如1945年出版的一本谈漫画创作的小册子中，即有如下一段叙述：
记得民国十六年北伐军到上海的时候，军队中组织有政治宣传部，他们就利用了图画来作宣传主义的重要工具，非但能贯彻地把主义灌输到民众的心坎内，而且更藉了图画的抒发力量，引起民族的奋进……结果，北伐很迅速地成功了[13](p.2)。
三、北伐客体方面的漫画反宣传
以往史学界对北伐的研究，基本上以南方北伐军为中心，较少关注北伐客体——北洋军阀一方，潜意识层面实际仍未脱“成王败寇”和“优胜劣败”观念的影响。历史研究者大多将目光投向历史进程中取得胜利的一方和比较“进步”的一方，而对失败的一方或“反动”的一方则常漠视和轻忽。事实上，历史进程的全貌的复原和解析，必须兼顾其主体与客体，无论其胜败或进步与反动，均应是史学研究关注的对象。
就北伐而言，“北伐”这一提法，本身即意味着立论者是站在南方国民革命军一方。这场战争从国民革命军一方而言固是“北伐”，而从北洋军阀一方而言，则是“南征”（注：《大公报》1927年6月6日社评《南北势力变迁》写道：“自北军观之，且以为只有南征，绝无北伐。”）。当时《北洋画报》上有一幅漫画，其标题即将“南征”与“北伐”相对称（见图2，图中“吴河南”，指占据河南的吴佩孚，“孙江苏”指占据江苏的孙传芳）。在当时北方民众的感受中，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多少带有南方人打北方人的意味。1926年8月，即北伐兴师之际，一位北方读者就投书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声称他家乡民众以为北伐是南方人打北方人，认为“北伐”二字“不能完全表示出革命的意义”，且不适合“全国普遍需要”，建议国民政府将“北伐”改名为“反吴”或“反反赤”之类，其意义更光明而不带地域色彩[14]。李璜在北伐结束后到北方游历时亦发现，国家虽然名义上统一，但“在精神方面，北人对于南人，在此次国民革命之后，怀着一种嫉视的心理。革命而既以主义号召，而要称作‘北伐’，这足使北人感到南宋之对金人，把北人当作异族看待。何况更将北京要改成‘北平’呢”。李璜最初以为这只是北方失意军人政客的狭隘之见，及一调查，“乃知此一误解与怨言相当的普遍于北方社会”[15](p.165)。在北方人看来，将北京更名北平，带有某种“征服”的意味[16]。
图2
以往史学界研究北伐，由于主要站在南方北伐军一方立论，也就很少关注北方军阀是如何应对这场战争的，更很少关注北方民众对北伐的反应和感受（注：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在此特举出两篇（部）论著，一是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新史学》1994年第1期）；二是高郁雅：《北方报纸舆论对北伐之反应》（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北伐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军事的较量，也是敌对双方全方位的战略互动。在北伐出师初期，北方军阀显然并未把北伐军当成一大军事威胁来看待，甚至北伐军本身也未曾预料北伐会进行得那么顺利。当军阀部队节节败退时，吴佩孚和孙传芳才开始检讨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之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无论是南方北伐军，还是北方军阀，均一致认为北伐进展之所以神速，是因为北伐军政治宣传和民众支持的作用。如孙传芳即认为，他在江西战场的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南方党军的宣传力太强（注：《国军政工史稿》上册，台北1960年编印，第290页。引自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尽管近年来有学者对北伐取胜靠宣传之说提出了怀疑（注：罗志田在《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一文中认为，北伐靠宣传取胜之说是一种迷思，北伐时期主要不是宣传帮助了枪，而是枪促进了宣传。），但在当时一般人的印象中，南北两军在宣传方面的优劣，确实影响了两方军事的输赢。如当时《大公报》即称：“国民党人习闻宣传之法，稍稍用之，颇奏奇效……北伐顺利，此亦一因。”[17]于是，北方也很快学起南方来了。据当时上海一份名为《小日报》的报纸报道：“北方诸帅，鉴于南方政府宣传之力，于是有宣传队之组织。”[18]上海《新申报》亦报道：直鲁联军鉴于“赤党唯一的工作，乃为宣传”，于是在“用兵之始，先之以宣传，使一般社会，皆知赤化之为害与赤党之不得不讨”[19]。
北军的“讨赤”宣传，一度呈现出相当的声势。奉军的宣传部，人员多达数百人。张宗昌在其辖区按省别组织宣传队，省设一大组，道、区各设一分组，广招初高中毕业生和失意军人为宣传员，并对宣传员给以优厚待遇，除薪水公费从优外，另定奖励办法，每战一地，每攻一城，宣传员皆有奖励，或授以实职，或保以官阶[20]。其时北方军阀的各类宣传品，如“讨赤”歌、“讨赤”文、“讨赤”画、“讨赤”标语以及“讨赤”演讲等（注：参见《张效帅忠告同胞严防赤化文》、《孙联帅最近对将士之训话》、《直鲁联军宣讲队之标语》、《平南讨赤军歌》，见《新申报》1927-01-04,01-14,01-17,02-160。），均采用通俗易懂的形式，甚至比南方的宣传文字更浅显，更直白，更贴近底层民众。南方的宣传文字中难免夹杂着一些时髦和洋化的语言词汇（注：参见拙稿《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而北方的讨赤宣传用的多是一些大众化的白话，讲的多是反对“共产公妻”的简单“道理”（注：兹引《直鲁联军宣讲队之标语》：“你们第一要晓得蒋介石是害人贼；赤党要来抢你财产了，大家赶快起来挡着他；无父无兄与共产公妻，试想世界上行得通么；你的财产，你愿被共产贼党用强抢的手段共了去么？你的妻女，你愿被共产贼党掳掠了去，作他们的公妻么；讨赤即是救国，因为赤党是苏俄的走狗。”（《新申报》1927-01-17）。这些“共产公妻”的“道理”尽管很荒谬，但在当时普通民众的头脑中，可能比南方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之类的口号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也可能更深入人心。
《中国漫画史》在谈及20年代的中国漫画时，对北洋方面的漫画反宣传完全没有提及。事实上，北军进行“反赤”宣传时，亦相当重视漫画。当时《新申报》即报道：北军的“宣传之术至为伙颐，或颁发小册子，或张贴告谕，其法未尝不善，然小册子文字过多，恐不暇卒读，告谕则近于官样，亦缺少兴味，惟简单标语，附以图画，读之者既易了解，尤易感动，洵为宣传最良工具。自直鲁宣传队南下，讨赤文字遍于通衢。”[19]据称当时南京城，触目皆是“反赤”的文字和图画[21]。
在上海，北军的宣传漫画亦随处可见。这些漫画有的还相当具有“吸引力”。当时上海报纸曾报道过这样一幅漫画：画面上2/3的篇幅是画，1/3的篇幅是文字。文字写的是“赤化贼党，抢人财产，奸人妻女，天理何在！良心何在！”画面是一个军官，臂缠“赤化”字样的袖章，手握一支手枪，打在一个男子身上；男子旁边画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子（该男子之妻）。裸体女子乳峰高耸，身材丰满，据称与当时上海流行的模特儿形象相像，颇引来众人围睹[22]。
北军“讨赤”漫画的表现手法，除了通过色情吸引观众外，也运用隐喻、暗示等技巧。如有一幅漫画，画面上画着一只赤鹅食秋叶，秋叶的形状是一幅中国地图，隐喻赤俄（赤鹅）将吞食中国。还有一幅漫画绘一条赤蚕藏在茧中，隐喻赤化者作茧自缚[23]。有的漫画与标语相配合，称作“图画标语”，如有两幅“图画标语”这样写道：“赤化譬诸染缸，人陷其中，不能自拔，非将缸击破不可”；“赤党以猛烈治法施诸粤湘鄂，虽兴奋暂时，终必为人民所不堪，譬如打吗啡针，目前过瘾，终必死亡”[24]。
还有一幅漫画（见图3），其标题为《共产主义与中国国情》，画面上，一位中国旧式女子正拿着一双洋式鞋去试她那双被裹过的“三寸金莲”，隐喻外来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图3
值得注意的是，当南方国民革命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政治诉求时，北方军阀的宣传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反赤”为号召，攻击南方党军为“赤化”、“赤党”、“共产贼党”等。表面上看，矛头似乎仅对着共产党，而非国民党。其实不然。北方军阀当时所谓“反赤”，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指，而非实指，主要是利用“反赤”作为它对付南方“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旗帜和斗争武器。正如当时天津《大公报》所说：“赤化者，北军所持以攻击南军；白化者，南军所持以诋毁北军，要其间以借题发挥之成分为多”[25]。当时北方各军阀的通电中，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反赤就是救国”。既如此，“反赤”自然成了军阀们乐用也滥用的一个术语。
由于蒋介石是南方党军的军事首领，故北方宣传品攻击蒋介石“赤化”最为常见。有时甚至视蒋为南方“赤化”的象征。如孙传芳对其将士训话时即直白地说：“我们为什么要打倒蒋中正，因为他赤化；打倒蒋中正，就是扑灭赤化”[26]。吴佩孚在宣布党军“罪行”时，开章明义就称“蒋赤北犯，长江骚然”，指责蒋“妄行共产以招破产之祸”，“妄倡阶级革命之说”等[27]。“蒋赤”、“赤蒋”之类的称呼，是当时北方宣传品中常见的字眼。北方反赤的宣传漫画中，常把蒋介石描绘为赤焰熏天的“赤魁”形象（见图4）。
图4
有意思的是，当时作为旁观者的郑孝胥却认为吴佩孚等人在“反赤”的同时，亦不知不觉沾染了“赤化”。1927年1月14日郑孝胥日记写道：“报载吴佩孚布告，所持政策亦剽窃‘排外’、‘护工’之语；张学良、王宠惠论汉口逐英人事，亦以收回租界为言。彼等皆染赤化，南北主义略同，实皆狂妄无知，殆甚于义和团。”[28](p.2130)
北方的反赤宣传，在当时民众中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亦是一个值得考察而又难以考察的问题。恐怕很难说，军阀的“反赤”只是自说自话，根本没有民众基础。当时《大公报》有社评写道：“共产党之称，出于日译，普通社会，初不知共产主义作何解，而就‘共产’二字以释其义，则有类夺人之产以为己有，故共产公妻，相提并论，常人闻之，如洪水猛兽”[33]。所谓“常人”，也即是普通大众。以那时普通大众的认知能力，“共产公妻”之类的宣传，未必没有相当数量的受众。当时《大公报》即认为孙传芳“利用社会反对共产之心理，专攻蒋介石亲俄赤化一点”，乃孙高明之处[30]。据高郁雅研究北方报纸对北伐的反应，认为像天津《大公报》和北京《晨报》这样的所谓“文人论政式”的报纸，当时颇表现出“反赤恐共”的心态[31](pp.182-191)。这些报纸无论其办报人、作者，还是读者，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阶层。虽然他们“反赤恐共”的具体认知不尽相同，但至少说明“反赤”在当时北方知识社群和普通民众中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
四、置身南北对峙之外的漫画界
北伐时期，在南北两军宣传漫画之外，尚有一批漫画作者致力于情趣漫画和时事漫画的创作。
情趣漫画当以丰子恺为代表。北伐前后，正是丰子恺漫画成名时期。与同时期南北两方的宣传漫画截然不同，丰子恺漫画的特点，不在揭露、批判、攻击和讽刺，而重在表达人性率真和情趣的一面。在漫画的表现手法上，丰子恺强调意境和意蕴的美。故他的漫画含蓄而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在当时南方急风骤雨的国民革命浪潮下，丰子恺并没有紧跟革命形势，随革命之波，逐革命之流，而是执著于追求漫画艺术超越时空的价值。尽管他的漫画相对当时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漫画而言，显得有些“落伍”，但在历经数十年历史洪流荡涤之后，能够真正流传于世并富有久远艺术生命力的，又正是丰子恺的那些漫画作品。在中国漫画史上，北伐年代流传下来的传世之作，也仅是丰子恺当年的几幅作品，如《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见图5）、《花生米不满足》、《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等。有关丰子恺漫画的艺术分析，以往相关著作多有介绍，此处不赘（注：参阅毕克官、黄远林：《中国漫画史》第四章第三节，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
图5
除了宣传漫画和情趣漫画外，这个时期还有相当一批反映当时中国政治和社会百态的时事漫画。这些漫画的作者大多站在一种相对超然的立场，基本置身于南北政局之外，其作品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主要表达漫画作者个人对当时政治社会的一种现实观感。正因为此，我们通过这些漫画，可以略窥当时一批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对北伐前后中国政局的观察和反应。
北伐初期，上海《天民报图画附刊》上有一幅漫画，题为《中国怪现状：无头欤？多头欤？》（见图6），画着一位长衫马褂者，颈项无头，而周身多头，十分形象地描绘出当时中国群龙无首，地方军阀割据自雄的政治格局。
图6
一般的看法，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对外联俄容共，对内借鉴俄共组织模式进行党务革新，在国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国民党改组初期，一般关心政治的国人并未太注意南方国民党正在发生大的变化，舆论的主流仍注目于北洋政局的发展演变[32]。国民党真正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当在北伐出师初战告捷之后。此前国民党局隅于广东，忙于南方地域军事整合与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其联俄容共的决策虽引发外间有关国民党已“赤化”的猜疑，但其内部新的变局并未受到全国舆论的认真注视。直至北伐军势如破竹之后，北方各军阀才知南方党军已非其昔日打交道的对手，进而关注党军取胜之道。除了发现党军注重宣传外，党的存在以及“主义”的有无，亦是影响南北战局的重要因素。当时舆论认为：“当此党军以主义号召天下之际，与之对抗者，亦不能不以主义相周旋。师出有名，始能致胜；以主义与无主义战，则无主义者每陷不利。”[33]于是北方军阀们亦纷纷打出“主义”的招牌。当时《大公报》即报道：“自从蒋介石抬出三民主义大出锋头后，许多人都觉得主义是值钱的。于是乎孙传芳标榜三爱（爱国爱民爱敌），东三省主张三权（民权国权人权）。”[34]而“必取乎三者，盖受三民主义潜意识之作用”[33]。当时天津《晨报》上有一幅漫画《哭泣秦庭》（见图7）即是刻画此一情形。
图7
漫画《国民党之饵》，描写蒋介石骑在一匹名为“国民党”的战马上，以“三民主义”萝卜为诱饵，驱使工人、学生和党员、党军向北京进发。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则紧随其后亦步亦趋。当时北方舆论认为，“广东党政府以三民主义吸引青年，团结军心，数年教聚，大著成效”[33]。“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不免是空名词，然而其鼓励并激发人心的效果已是不小”[35]。虽然认为三民主义只不过是一个诱饵，但亦承认该诱饵确有振奋人心的作用。
除了北洋各军阀对南方党军刮目相看外，一般社会舆论也开始认
真注视和分析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党军的内部组织情形。有一幅漫
画，题为《新式五味瓶》（见图8），在一张“国民政府”的餐桌上，摆放着
几个佐料瓶，瓶上分别贴有“苏俄”、“工人”、“学生”、“军人”和“妇女”
等标签。漫画《党军之组织》，画面是，在一张棋盘上，分别布局着“蒋”
（蒋介石）、“俄”（苏俄顾问）、“党”（国民党左派、右派）、“工”（工会）、
“宣”（宣传队）、“生”（学生军）等棋子。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已注意到
南方党军在联俄、政治宣传和民众动员等方面的优长之处。
图8
国民党容共以后，国共关系并非亲密无间。两党内部自始至终有
人对合作持反对态度。随着时局的演进，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紧张，国
民党内部左右派之争亦日趋激烈。漫画《蒋介石之上中下》，描写在北伐出师之初，国民党左右两派尚能维持合作，蒋介石亦在走上坡路；随着左右派相争渐急，以至宁汉分裂，北伐被迫中止，蒋介石亦随之跌落（1927年8月下野）。漫画《同志仍须努力》和《争长》分别描写了当时国民党内左派与右派打斗和国共两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之争的情形。
1927年2月，北方奉系军阀放言愿与蒋介石谋妥协，条件是要蒋介石“反赤”。当时有舆论认为南北妥协的惟一障碍，在于共产党。漫画《南北不能握手之原因》即描画了这一情形。
北伐时期，南方各省随着国民革命的推进而发生剧烈的社会变动。在国民革命巨大声威的鼓舞和感召下，北方一大批青年学生、学者和教授纷纷南下，奔赴革命策源地广州。其声势如同抗战初期国统区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情形。当时北京《晨报》上有一幅漫画将此喻为“孔雀东南飞”（见图9）。但当时北方知识分子的热烈南投，并非全是向往革命，内中亦有不少是为了求职谋生（注：参见高郁雅：《北方报纸舆论对北伐之反应》，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第148-151页。）。因当时北方知识青年失业问题严重，尤其是一大批边缘知识分子因找不到工作而无法糊口，而南方却正因革命而大量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漫画《饭碗问题》（见图10），十分形象地表现了当时知识青年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但是南下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在1927年蒋介石清党反共之后受到牵连，有的系身牢狱，有的惨遭杀害，幸免者亦在白色恐怖下惶然度日。漫画《不如不归》描绘了当时一批南下知识分子在“四一二”之后的惨景。
图9
图10
与青年学生一样，工人农民在这场国民革命中的命运亦是大起大落。在中共领导下，工农运动在南方各省一度风起云涌，势不可挡。有一幅漫画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上海工人罢工时的情形：大资本家们仆伏于地，乞求工人们复工；而罢工工人或悠然睡大觉，或趾高气扬地吸烟；工地一侧还张贴着“神圣重地”的字样。
若将下面几首打油诗和竹枝词与上述漫画配合阅读，更能深切体会大革命高潮时期上海民众运动的情形：
其一
时世造英豪，竞争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劳工高。
少小须爱国，宣传可立身；满街争演讲，尽是罢课人。
利向争中得，条件如意书；薪资须足用，谁管店空虚。
女工衫子短，袖埒逞雌风；先去求解放，将来压老公。[36]
其二
传来一片罢工声，资本家先吃一惊；巷尾街头人踯躅，电车今日不通行。（注：原注：“党军下杭州，沪上工界罢工响应之。大工厂十九停工。华租界电车亦多停驶。行人乃大感不便。”豹谢：《海上新竹枝词》，《小日报》1927-02-25。）
其三
绿衣使者往来频，何事于今不问津；秋水望穿鸿雁杳，等闲急煞有情人。（注：原注：“邮差罢工，信件搁置。一般日以情书往来者，今将望穿秋水矣。”豹谢：《时事新诗经》，《小日报》1927-02-27。）
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未能持久。四一二政变发生，曾参与上海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首遭蒋介石镇压。下面这首打油诗即描写了当时上海工人的厄运：
失魄工人逐众行，钢刀锋利掌中轻；可怜一觉春申梦，赢得无知暴动名。
赤党摧除似落花，宝山路外夕阳斜；旧时工会门中客，逃入寻常百姓家。[36]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宣布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接着宁汉合流。1928年，蒋介石重整旗鼓，继续北伐。是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党在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统一。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社会舆论对新政权的观感并不佳。漫画《党军致败之道》，描写“重建”起来的南京国民党“新政府”的城楼是由大量“旧官僚”、“老政客”和“军阀余孽”的砖头垒起来的，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相暗合。社会舆论认为，北伐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国民革命却以失败而告终。
五、结论
北伐时期漫画不仅直接融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的洪波巨流之中，成为革命者宣传主义和唤起民众的重要工具，亦成为“被革命”一方用来宣传“反革命”、“反赤化”的新式利器。当时置身于南北对峙之外的知识界、新闻界虽然力图超然于事外，实则处于南北新旧两大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地求生存，稍不留心即沦入两不讨好的尴尬境地。其时天津《大公报》即发表社评称：“新闻界在今日，可谓无立足之地矣。盖在讨赤军范围内而载有事实有不利于讨赤军者，辄以赤化目之。而同时在粤军范围内所载事实有不利于粤军者，则以反革命目之。甚至同一地点之同一报纸，当北军掌权，则受赤化之嫌，及南军到来，又蒙反革命之祸。”[37]北军的“赤化”罪与南军的“反革命”罪虽名实俱异，但在招致杀身之后果上则是同一的。两者之诉诸暴力的任意趋性更是殊途而同归。
北伐时期另一引人注目之处，即“宣传”之功用被南北各方视为一种“无形之战力”，首次受到国人的高度重视与娴熟运用。南北双方以漫画为“宣传”的重要媒介，更蔚为一种时尚。时人注意到，“数稔以还，国民党人习闻宣传之法，稍稍用之，颇奏奇效。”与此同时，“宣传”之滥用亦开始受到舆论的关注与谴责，几乎视“宣传”为垄断言论，隐没事实，愚弄民众的代名词。[38]“宣传”的正、副作用同时为国人所认知。
就革命史而言，北伐时期漫画之值得大书特书的，当是那批宣传主义、激励人心的战斗武器型漫画。然而在中国漫画艺术史上，北伐时期真正流传下来并富有久远艺术生命力的，却是那批没有紧跟当时革命形势而显得有些“落伍”的情趣意蕴型漫画。从来在艺术的层面要真正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已是两难，“革命性”与“艺术性”的兼收并蓄更非易事。但两者之共存，亦寓示着殊途异趣的历史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