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现代化总体态势和未来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态势论文,中国农业论文,总体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中央基于对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认知，审时度势地提出“三化同步”思想，即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为此，必须厘清新时期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明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所处发展阶段及相互关系，探讨农业现代化未来方向等问题。
一、对农业现代化的理解及其农业现代化政策沿革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学术界对其内涵的解读亦日益深入，其涵盖的内容也愈来愈丰富。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区域性、整体性的概念。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因应不同时期农业发展状况，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农业现代化的政策。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整体进程。
(一)学术界对农业现代化的理解
美国学者西奥多·W.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有赖于农业的迅速稳定增长；而传统农业并不具备这种潜力，因而需要将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即实现农业的现代化。[2]现代农业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的，因而它是一个相对、动态的历史性概念，而且不同地区农业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所以人们对于农业现代化的理解会随着时代背景和发展条件的不同而不断扩展和演变。整体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者对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学术界一般将“农业现代化”与“农业机械化”等同起来，认为当把农业生产中机械技术的应用提高到某种程度时，农业现代化就宣告实现，进而将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措施概括为“四化”，即机械化、化肥化、水利化和电气化，侧重于现代工业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3]这种观点在当时是符合实际的，在实践中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因为，在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阶段，发展农业生产的当务之急在于改善生产条件和生产手段，但将农业现代化局限于农业生产过程现代化的理解，还是带有较大片面性，并对以后的相关政策带来了负面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期，随着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的完成，带动了相关领域(如流通领域)的改革。学术界对于农业现代化的理解也逐渐从农村生产领域扩展到农业经营管理领域，认为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生产过程的现代化，还包括经营管理方式的现代化。例如，《中国农业经济学》编写组(1984)提出，农业现代化就是要把农业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来装备农业，用经济管理科学来管理农业，把传统农业变为具有当代世界水平的现代农业，即生产技术科学化、生产工具机械化、生产组织社会化、管理上的多功能系列化。此外，邓宏海(1981)从系统论的角度，把农业生产看成由农业经济系统、农业生态系统、农业技术系统组合成的综合系统，正是这三个系统之间的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农业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才得以实现，因此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这三个系统的最优化。
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90年代末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乡二三产业转移加快的大背景下，理论界对于农业现代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注重从农业生产基本要素、经营管理方式和发展终极目标等方面来理解农业现代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视现代先进科技的应用，强调农业整体生产率的提高。顾焕章等(1997)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传统农业通过不断应用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提高生产过程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不断调整农业结构和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分工，以实现农业总要素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业持续发展的过程。二是加入市场化、产业化元素。扩展农业现代化的内涵。这一时期，学术界开始用科学化、集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来概括农业现代化的特征。卢良恕(1996)、宣杏云等(1998)提出，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科学化，特征是商品化，方向是集约化，目标是产业化；其中，商品化和产业化是现代农业的本质特征，科学化和集约化是从属于农业生产商业化需要的。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97)则认为，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生产技术的现代化，而且包括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农地经营制度、农产品价格形成制度、农产品营销制度、农业劳动力资源配置制度、农业金融制度以及社区共同体职能和政府管理职能等一系列基本制度的现代化，突出了市场机制在促进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此外，部分学者还扩展了农业现代化内涵，使之从农业生产部门延伸至农村资源环境和农民生活消费领域。余友泰(1987)、王利民等(1999)认为，农业现代化不应局限于农业生产，而应包括流通、消费等过程的现代化，从而构建出经济结构现代化、生产技术现代化、经营管理现代化以及流通消费过程现代化的四位一体现代化格局。王家梁(1992)则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种具有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综合意义的现代化。韩士元(1999)把农业现代化内涵表述为农业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方式、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接近现代先进国家水平，具体内容包含农业科技、农业生产、农业管理、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等五方面。三是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把生态和谐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徐更生(1994)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装备农业，以先进的科学方法组织和管理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文化、技术素质，把落后的传统农业逐步改造成为既具有高度生产力水平，又能保持和提高环境质量的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的过程。刘巽浩、任天志(1995)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要在物质上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在技术上用现代科技装备农业，在经济上用现代管理科学指导农业。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着全新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农业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是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为繁荣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富余劳动力转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同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二是我国总体上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统筹城乡发展新时期，强农富农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财政支农投入稳步增加，为农业现代化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三是国际贸易日趋活跃，农产品质量和价格的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使我国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空前机遇的同时，也承受着更大挑战。这一时期，学术界主要把农业现代化作为一个开放条件下的综合性系统工程来研究，从农业与农村以及其他经济社会方面的相互关系中综合分析农业发展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谈论农业自身的现代化。[4]高天云(2000)从世界经济一体化高度出发，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国际化和用知识经济武装的过程。于转利(2010)提出，农业现代化包括生产手段的现代化、劳动者的现代化、组织管理的现代化、运行机制的现代化、资源环境的优良化以及在开放条件下的国际化。
尽管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学术界也没有一个规范统一的定义，但从学者们的表述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水平的提升和发展理念的进步，农业现代化的内涵经历了一个由狭义走向广义的过程，不仅仅关注农业生产技术或生产手段的现代化，还包含了组织管理、市场经营、社会服务和国际竞争的现代化。
(二)农业现代化政策的沿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农业现代化政策(见表1，下页)。这些政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呈现明显阶段性。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政策主要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与工业的主导作用，更加关注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农业生产过程的现代化。1952年，我国土地改革任务完成。1953年，为协调工农城乡关系，巩固新生政权和土地改革成果，克服小农生产的缺陷，中共中央提出了对农业进行以“农业合作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并造成经济困难。党和政府在总结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重工轻农与我国“大跃进”经验教训和分析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得出了“四个现代化”思想。“四个现代化”思想将农业现代化放在首位，并强调了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地位和四个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1958年，我国人民公社体制建立。在实践中。这一体制暴露出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弊端。但这一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为后来的农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一直影响到现在。从1979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政策主要着眼于确立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强调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水平。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地位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指出需要“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水平”。1990年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两个飞跃”思想，即“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政策主要着眼于建立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和推进农业产业化。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强调“必须积极培育农村市场”和“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并号召“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进入新世纪以来，农业现代化面临新问题。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政策主要强调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调整工农城乡关系，统筹城乡发展，更加关注生产经营的科学化、组织化与产业化。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全面阐释了新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即“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两个转变”的农业现代化路径，即“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方向转变，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方向转变”。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深刻把握和深刻认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新形势下工农城乡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三化同步”思想，即“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思想丰富了“重中之重”、“两个趋势”和统筹城乡等重要思想，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与支持体系构成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相对和动态的概念，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其内涵随着技术、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而变化，表现出时代性；又基于各国和地区自身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呈现区域性；又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而具有世界性。农业现代化既包括生产条件、生产技术、生产组织管理的现代化，又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因而其内涵又具有整体性。
综合上述政策演变路径，新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要在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基础上，以实现“两个转变”，即家庭经营要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方向转变、统一经营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方向转变为路径，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一个庞大的有效的农业支撑保护体系。这个支撑保护体系大体可以分为三大子体系：政策和法律支撑体系、财政金融支撑体系、市场流通和农村科技服务体系。
二、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与农业现代化
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关系密切。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既给农业现代化带来了发展机遇，也给其带来了挑战，如给耕地保护形成的巨大压力，使“谁来种地”和“与农争利”问题凸显。
(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历程
1.产业结构变迁与工业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带动了工业化快速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建设的重心开始向轻工业倾斜，工业结构逐渐平衡。1982年以来，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逐年上升(见表2)。根据钱纳里的划分标准。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降到20％以下，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高于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时，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降至10％左右，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到峰值时，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钱纳里的划分标准也考虑到了人均GDP指标，钱纳里认为一国人均GDP分别达到1456～2912美元、2912～5460美元、5460～8736美元(按1982年美元汇率)，则表明该国分别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和发达经济初期阶段。
按钱纳里三次产业占比标准衡量，早在1993年，我国就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并且在2006年我国已步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1993年，我国农业GDP占比首次低于20％，为19.7％；第二产业GDP占比46.6％，高于第三产业GDP占比33.7％。2006年我国农业GDP占比11.1％；第二产业GDP占比48％，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如果按照钱纳里一国人均GDP标准衡量，我国在2002年才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并于2007年和2011年分别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和发达经济初期阶段。2002年、2007年和2011年我国人均GDP分别达到9398元、20169元、35083元，按照1982年汇率核算分别为1482美元、3186美元、5532美元。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88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0％；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6％，其中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70％以上；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3.4％①。
2.就业结构变动与城镇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2011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473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1.3％。表明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3％，比2002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12.2个百分点②。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的过程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当城镇人口超过30％后，城镇化进程出现加快趋势，并且这种趋势一直要持续到城镇人口超过70％以后才会趋缓。[5]因此，有理由相信，我国的快速城镇化进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就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11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42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5914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221万人③。2011年农业就业人员占比降低到34.8％，比1978年农业就业人员占比降低了35.7％。
3.二元结构变化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动
1978年以来，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先升后降，于1984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见表2)。1984年，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0.50，同年的二元经济结构系数为3.75，为历史最低水平。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二元经济结构系数经历了近十年左右的下降，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又开始逐渐上升，并于2003年达到历史最高值6.57。2002年，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思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系数开始稳步回落。虽然在2011年再次回到5以内，但绝对值仍然很大。这表明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推动过程中，要将发展农业现代化放在突出的位置，以扭转城乡二元结构固化趋势。
(二)工业化、城镇化给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机遇
1.工业化、城镇化有效转移了农村富余劳动力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可以有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人口合理流动，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创造条件。1978年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二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如表2所示，1978年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为29.5％，到2011年增长到65.2％。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2002年末的34.3％提高到2011年末的47.0％。农民工数量不断扩大。2011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④。可以预见，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还将继续推进。这将进一步推动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为高效农业、集约农业和现代农业发展创造客观条件。
2.工业化、城镇化提高了农业技术装备供给能力
工业化发展不仅可以保障我国农业现代化生产所需的化肥、农药、种子、机械设备等产品，而且也使我国具备了较为成熟的节地、节水、节肥、节种、节能、省工的技术水平，为我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农业企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带动下，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基础越来越坚实，科技贡献率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应用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宽，新品种、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现代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2011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3.5％，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4.8％。
3.工业化、城镇化促进了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
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推进，使得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城乡关系、农民收入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改变，这些都为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主要表现在：第一，进入新世纪后，农村经济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农村各阶层的收入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变，土地收入不再是某些农民收入的主要或者唯一来源。农村经济来源的多样化使土地重要性对部分农民来说开始下降。因此，即使有些农民离开土地，其基本生活也能够得到保障。第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农民职业选择机会增多，农业生产也不再是农民职业的唯一选择。[6]第三，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金。土地的流转与集中，必将吸引社会各类资本投向农业，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我国部分地区土地流转面积已达相当水平，规模化流转趋势明显。截至2012年6月底，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比重超过20％⑤，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培育和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工业化、城镇化给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挑战
1.工业化、城镇化给耕地保护带来巨大压力
耕地保护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然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和占用规模日益增大。第一，工业化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扩张，使得耕地面积快速减少趋势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工业发展、住房建设、城乡居民住房、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都需要新增用地，土地需求刚性急剧上升，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我国耕地面积已经逼近1.2亿公顷红线，“十二五”期间，土地利用方面肩负落实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指标下降的压力更大。第二，在耕地资源紧缺的严重态势下，出现了土地资源闲置浪费、耕地质量下降的现象。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引致耕地复种指数降低、撂荒、“非粮化”突出等问题。另外，我国征地过程中的“占补平衡”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地区占优补劣、耕地质量总体下降的问题。可以预见，“十二五”时期，我国耕地资源制约加剧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2.工业化、城镇化使“谁来种地”问题凸显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造成农村劳动力减少和农业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主要表现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尤其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男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大幅下降，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特征明显。张红宇(2011)指出，目前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其中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务农农民年龄已接近60岁。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和农业生产成本持续升高，以劳动力转移为载体，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资源加速从农业和农村流出，严重削弱了农业和农村持续发展的能力。
3.工业化、城镇化使“与农争利”问题凸显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力度不断加强，农产品价格有了一定的提高，使得农民收入有了较为稳定的增长。一些地区和行业的农民工工资仍明显低于同等条件下的城市居民工资水平。其工资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加班费，这部分占到总收入的一多半。在家庭经营收入方面，农业生产成本持续上涨，使得农民增收空间受到挤压，农产品剪刀差问题依然存在。另外，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补偿标准过低，且土地出让金多用于城镇建设，加剧了农业与农村发展的资金约束。
三、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及支持体系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主要通过农业水利化、机械化与信息化水平，劳动力知识水平，产学研联接度，种养结构和经营方式，生产经营组织化与产业化水平等指标来体现。不仅如此，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和法律支撑体系、财政金融支持体系、市场流通和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亦逐步完善。
(一)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1.农业水利化、机械化与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农田水利建设得到不断完善。农业有效灌溉面积从1978年的4496.5万公顷上升至2011年的6168.2万公顷，增长了37.2％。1985～2011年，灌区数从5281处上升至5824处，增加了543处，其中，3.3万公顷以上的灌区从71处上升至129处，增加了58处；2.0万～3.3万公顷的灌区从66处上升至219处，增加了153处。1998～2011年，节水灌溉面积从1523.5万公顷增长至2917.9万公顷，增加了近一倍。与此同时，水土综合治理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除涝面积及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分别从1982年的1809.3万公顷和4100万公顷增长至2172.16万公顷和10966.38万公顷。农村地区水利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增加。2011年，全国农村地区水库数量达到了88605座，比1983年增加了2038座，这其中，大型水库达到567座，增加了227座；中型水库达到3346座，增加了945座；小型水库达到84692座，增加了4214座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农业机械总动力自改革开放以来逐年攀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速加快，由1978年的11750万千瓦增加到2010年的92410.4万千瓦。农用大中型拖拉机由1978年的55.7万台，增加至2010年的392.2万台；农用小型拖拉机由1978年的137.3万台，增加到2010年的1785.8万台，增速明显快于大中型拖拉机。伴随小型拖拉机数量的快速上升，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数量增速惊人，从1978年的145.4万部上升到2010年的近3000万部⑦。2011年，我国的农业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54.5％，同比提高了2.2个百分点，连续六年增幅超过2％。2011年农机工业总产值超过2898亿元.连续4年保持20％以上的增速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业信息化方面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赵静、王玉平(2007)曾指出：“全国97％的地市和80％的县级农业部门涉足信息化管理，可直接向农民传递信息的农村信息员已达18万人；以中国农业信息网为核心、集20多个专业网为一体的国家农业门户网站和‘科技教育信息网’、‘种植业信息网’等子网络已陆续建立；农业部在全国累计布设了8000多个信息采集点，在农业、畜牧等领域形成了33条信息采集渠道，开发了农村供求信息全国联播系统。”[7]
2.劳动力知识化与产学研联接紧密化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的普及以及各种农业技术培训计划的实施，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比率从1990年的20.73％下降到2009年的5.94％；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比例从7.57％上升到16.71％⑨。此外，随着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以及龙头企业、合作社对成员进行的农业种植、养殖技术的培训，我国农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文化和技术水平均有显著提升。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农业科技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20％左右提高到2011年的53.5％⑩。2000年以来，全国各省(区、市)确认农业类科技成果45000多项，占地方科技成果的比例也从2001年的12.95％稳步上升至2011年的16.87％(11)。农业科技的巨大进步使我国农业科技整体水平跃升发展中国家前列，一些重大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和领先水平。据科技部的统计，超级稻、杂交玉米、转基因抗虫棉、杂交油菜、地膜覆盖技术等一大批突破性科技成果的研发和推广应用，使2011年我国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5％以上，良种对粮食作物增产的贡献率超过40％，粮食总产量跃上了5500亿公斤的台阶；畜禽品种改良和规模化养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名特优新水产品养殖技术的进步，使我国畜牧、水产养殖业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0％以上，肉类、禽蛋和水产品总产量跃居世界首位。
我国农业生产的水利化、机械化与信息化，以及劳动力知识化与产学研联接紧密化等大大提高了农业土地生产效率。2010年我国农业土地生产效率为403.99，较1978年的农业土地生产效率74.45翻了4倍多(12)。
3.种养结构和经营方式多样化
长久以来，受人地比例高的影响，我国形成了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制度，牧、渔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比重较低。但随着城镇化和人们消费结构的变化，我国的农业内部结构正发生变化，由原来的粮食种植为主逐渐转化为菜—果种植和畜—禽—鱼饲养为主，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种植的“旧农业”向“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型的新农业”转化。[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种植面积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12058.7万公顷波动下降，并在2003年达到最低值，跌破10000万公顷，在近年中央大力补贴粮食生产的情况下，粮食种植面积才有所回升。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蔬菜和果园经营面积大幅度增加，分别由1978年的333.1万公顷和165.7万公顷上涨到2010年的1899.9万公顷和1154.39万公顷(13)；肉类(猪、牛、羊肉)的产量则上升了近6倍(14)。菜—果和鱼—肉在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1/6上升到将近4/6。[9]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不再局限于传统种养殖生产，开始逐渐发现、重视并利用农业的多功能性，向更加广泛的生产经营方向延伸和发展。目前的多功能农业体系主要由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旅游农业、文化农业、能源农业、都市农业等经营模式和产业构成。[10]
4.生产经营的组织化与产业化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协会以来，农业专业协会得以迅猛发展。截至1995年，全国农村专业协会已发展到13万余个，其中1万多个拥有技术经济实体，会员农户数达500万，一些省份还建立了全省性的联合会。1995年11月8日，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作和服务进入了一个发展新阶段。2006年，中国科协和财政部推出了《科普惠农兴村计划》，通过中央财政的支持，奖励优秀的农村专业协会和先进农民技术人才。科技部每年也通过星火计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科技扶贫等科技项目重点支持了一批基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农民办社、入社的热情很高，合作社迅速发展并成为广大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截至2012年3月底，全国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55.23万家，入社农户约4300万户。[12]合作社在完善农村经济体制、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分布在种植业和养殖业，同时在林业、植保、技术信息、手工编织、沼气、灌溉用水管护、农民字画、农家乐与休闲观光农业等农村各个产业均有所发展，正成为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有生力量。此外，合作社的发展对提高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也有很大作用。目前，全国有4万多家专业合作社实施了农产品生产质量安全标准，3.1万多家专业合作社通过了农产品质量认证。4.6万家专业合作社拥有了注册商标，1.5万家专业合作社与超市或流通企业直接建立了产销关系。[13]
与此同时，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快速成长，也成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主体。目前，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达到28万个，辐射带动农户1.1亿户，农户年均增收2400多元，各类产业化组织辐射带动种植业生产基地占全国60％以上，带动畜禽饲养量占全国70％以上，带动养殖水面占全国80％以上，已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主体。目前，通过合同、合作、股份合作三种较为紧密的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农户的产业化组织占总数的98％以上，形成了“企业+合作社+农户”、“企业+生产基地+农户”等几大生产经营模式(15)。合作社在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拓展思路，增加销售途径，缩短供应链条。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目前已开辟出“农超对接”、“农企对接”、“农校对接”、“农社对接”等多种不同供销形式。
龙头企业业已成为农产品市场供应和农业投入的重要主体。龙头企业2012年的销售收入已达5.7万亿元。2002年以来，龙头企业投入原料生产基地建设资金年均递增23.8％，2011年达到3034亿元(16)。龙头企业不断强化良种繁育、原料基地等上游产业链建设，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拓展包装储藏、物流配送和市场营销等下游环节，逐步完善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通过保护价和加价收购农产品、股份分红等形式，实现了企业与农民共享产业化发展成果。
(二)农业现代化支持体系不断完善
1.政策和法律支撑体系框架初步建成
在政策支撑方面，1982～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五年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随着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一些新问题的出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五个统筹”，要求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等，再次把“三农”问题推向前台。此后，2004～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九年锁定“三农”，分别从农民增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农业基础建设及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统筹城乡发展及农业农村发展、水利改革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政策支撑。在此期间，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文件指出，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抓紧在农村体制改革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进一步放开搞活农村经济，优化农村发展外部环境，强化农村发展制度保障。
在法律支撑方面，1979～1984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34部法律。截至2010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239部法律、14件法律解释和74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保证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人大先后通过实施或修订了《农业法》(2002年修订)、《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年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06年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7年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修订)、《物权法》(2008年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2009年通过)、《农业技术推广法》(2012年修订)等30余部涉及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法律，并且在2005年废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由此产生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得到创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获得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各类行业协会和中介服务组织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能力得到加强，农业组织化程度得到提高。在这些法律的支撑下，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
尽管为了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竞争力，仍需坚持补贴农民、投入农业、理顺价格、调控进出口的政策取向，不断巩固、完善、强化我国法律法规，但经过新时期十余年的发展，我国“强农、惠农、富农”的农业现代化政策和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
2.财政金融支撑体系逐渐完善
为了推动农业现代化，全面解决“三农”问题，财政支撑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近年来，中央和地方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国家财政的各项支农投入均有较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的支农支出从2001年的1456.7亿元，增加至2011年的10408.6亿元，11年间增长了7倍多，平均每年增长率高达21.9％(17)。在财政支农资金总量逐年增加的基础上，资金结构不断优化，资金投入的针对性得到提高。这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为我国加快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资金支持。但是，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然偏低。2011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以最宽的口径统算下来，才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约9.5％。这远远不能适应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财政“三农”资金投入总量应不断增加，而且要逐步提高比重，并引导更多的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农村。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强调金融支持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都高度重视金融对现代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作用，采取多项措施加大金融支农力度。
第一，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发展的信贷投入。通过灵活运用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支农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以及实施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资金支持政策等方式，引导和支持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投入。
第二。全面推动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2008年10月，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推动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以增加农民的抵押担保物的品种和范围。2010年7月，将创新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推开。2011年2月，又发布了《关于全面做好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
第三，切实加大涉农金融服务。一是涉农企业债务融资规模逐步扩大。截至2010年末，涉农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合计1116.1亿元。二是农村金融基础设施逐步改善。截至2010年末，全国共有28886家农村信用社网点、1238家农村合作银行网点、1164家农村商业银行网点和261家村镇银行网点接入人民银行支付系统，畅通了农村地区异地汇划渠道。同时，全国共有1.34亿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8300多万农户进行了信用评定，基本建成了全国集中统一、覆盖农村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的基础数据库。三是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持续增长。截至2010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达11.76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6万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为2.3万亿元，比年初增加3556.8亿元(18)。总体来看，近年来，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支持了农业产业化发展，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3.市场流通和农村科技服务体系逐步建立
从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历程来看，现代农业是发达的市场农业，农业的现代化与农业的市场化、农产品的商品化几乎是同一过程。商品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把推进农产品的市场化作为重要的实现手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实行了市场取向的渐进式改革，按照不同时期的特征，可以把农业市场化改革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84年，在农村普遍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财产所有权，重新确立了家庭经济，农户成为市场的主体。第二阶段是1985～1992年，农村开始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作出了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历史性决策，决定从当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第三阶段是1993～2001年，粮改再次启动并不断向前推进，“粮票”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由于粮食市场管理一直存在着“一管就死、一改就乱”的问题，粮改也往往出现反复，直到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决定“国家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我国才逐渐实现了粮食购销市场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第四阶段是2002年至今，我国加入WTO，农业开始与世界市场联动，农业的市场化、农产品的商品化加速，现代农业和农产品市场获得初步完善。
随着农业市场化的推进，我国农村市场体系逐步形成，以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农产品流通体制也日益完善。根据商务部和农业部的不完全估计，2009年，全国有城乡集贸市场约6万多个，经营品种千余种；农产品批发市场4000多个，其中交易额过亿元的有1884家，占总数量的比例达到70％，交易总额近1.5万亿元。据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的调查，我国农产品通过批发市场流通的比率超过70％，在部分大中城市，这一比例超过80％。至目前，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以批发市场为中心，集贸市场为基础，连锁超市、电子商务为先导的现代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
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现代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目前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主要由农技推广系统提供，农民经济组织、涉农企业等机构则是补充力量，后者出于各种动机，为农户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化需求等提供服务。从农技推广系统来看，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四级农科网”的解体，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农技推广机构为主体，以其他涉农行政部门为补充，自上而下的农技推广体系。这一阶段，适应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需要，国家整合农技推广机构资源，加强体系建设，农技推广由单一服务向综合服务转变。国家推广机构由财政拨部分经费，允许其兴办经营性实体，开展技术承包，“技物结合，开方卖药”，从事经营性服务创造收入。这种运行机制，在许多地方出现资金保障不力问题。据统计，1992年，全国有44％的县和41％的乡农技站被减拨或停拨事业费，约1/3的农技员离开了推广岗位，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下降到30万人。尽管1993年通过了《农业技术推广法》，上述问题也并没有得到解决。进入新世纪以来，针对农技推广工作出现的诸多问题，中央提出要“继续推进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改革，逐步建立起分别承担经营性服务和公益性职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2003年，国家农技推广体系改革试点全面展开，改革涉及机构性质、管理体制、机构设置、投入保障、队伍建设、扶持多元化服务主体等内容，并提出了逐步建立分别承担公益性职责和经营性服务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要求。此后，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在农村科技服务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为农技推广发展提供了新鲜动力，让我国的农村科技服务呈现出“一主多元”的发展态势。截至2011年底，全国农业系统共有推广机构9.9万个、农技推广人员69万人；林业系统农技推广机构2638个、推广人员3.5万人；水利系统推广机构4616个、推广人员2万人。农、林、水共有10多万个机构、70多万推广人员奋战在农技推广工作第一线。[14]当然，由于我国现代农业的科技服务体系尚不够完善，其中产学研一体化程度较低、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弱化等问题严重，我国每年登记的3000余项农业科技新成果，转化率仅40％左右。[15]正因如此，全国人大于2012年8月修订了《农业科技推广法》，以加速完善我国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
非政府农村科技服务主体主要包括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科研院校、涉农企业及社会团体等。这些参与主体或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源头，或者与农户有关联交易，甚至本身就是农户的联合，因此在提供农村科技服务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例如，近年来90多所农业科研院校和2500多家参展商通过全国农业“双交会”平台，推广各类科技产品16000余项，对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根据农业部新闻办公室的数据，目前55万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95％以上都能够为成员提供各种急需的、有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大大推动了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建设。
四、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展望
随着“三化同步”战略的提出，可以预见，农业现代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以下从经济发展趋势和诱致性创新理论两个维度展望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
(一)经济发展趋势与农业现代化展望
1.经济结构变动与农业现代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效果逐渐凸显，三次产业协同性增强。第一产业产值占比由2000年的15.1％下降到2010年的10.1％，降速趋缓；第二产业占比基本保持平稳；而第三产业占比迅速上升。2003～2011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均保持较快发展态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快、工业整体素质的稳步提升，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然而，从城乡结构来看，2010年城乡二元结构系数仍高达4.76，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可见，城乡二元结构仍旧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破解的一道难题。因此，只有将农业现代化放在首要位置，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才能突破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统筹”的发展瓶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根本要求。
2.消费结构变化与农业现代化展望
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必然促使人们改善消费结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近年来，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关注逐步加强，关注的重点除了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外，还集中在产品品种的创新和品质的提升等多方面。与此同时，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食物消费需求的转化，必然导致农业结构的进一步转化。这就要求农业生产要满足市场需求，农业品种结构要进一步优化，农业要朝着高产、优质、高效方向发展，也要求农业生产经营者不断提高农业的产销一体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同时也要求市场形成一系列完善的农产品质量标准、检验检测和认证体系。
3.劳动力流动与农业现代化展望
2011年，我国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下降为10.0％，但是农业就业人员仍高达34.8％(见表2)，这表明我国就业结构仍存在脱节现象。与此同时，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农村劳动力将进入结构性短缺阶段。这就要求努力实现“统一经营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方向转变”，用现代化的经营服务体系培养新型农民，引导和带动用现代物质条件和科学技术装备和改造农业。
(二)诱致性创新理论与农业现代化
速水佑次郎和拉坦(1985)发展了诱致性创新理论，运用大量历史数据、生产函数模型、理论推导证明了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体系内变量引起的，并且强调在任何一个经济中，农业的发展都要依赖于资源禀赋、文化禀赋、技术和制度的相互作用。他们还指出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失败与世界农业不平衡是由于不利条件阻碍或延缓了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诱导过程；这些不利条件包括市场扭曲、文化环境、研究机构与科学家的不完善和缺乏等；这些不利条件主要是由不合理制度与政策造成的。基于诱致性创新理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重视对教育与研究的大量投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并强化制度创新和改革的能力。
五、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策略
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协调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
一是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调整优化财政支农投入结构，建立多元化农业投资机制，改革支农资金管理体制和方式；二是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在严格耕地保护和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基础上，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加强和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三是深化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和就业信息服务；扩大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四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涉农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科技创新，推进农业组织化和产业化发展。五是调整优化产业布局，统筹城乡非农产业发展。
(二)高度重视和切实保障粮食安全
实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首位。保障粮食安全必须建立基本粮田保护机制；健全粮食补贴机制，维护粮农的种粮积极性；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应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主销区和国家应建立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从而调动主销区政府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健全粮油储备制度和粮油市场预警机制，完善高效率、低成本的粮油市场调控机制，引导和扶持保险机构发展粮食保险。
(三)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一是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和市场披露制度。利用计算机等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商品台账登记和食品卫生质量购销档案管理等制度，严把市场准入关。强化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对违反食品安全承诺的企业实施信息披露制度。二是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龙头企业等发展“农超对接”、“农社对接”、农民专业合作社直销、连锁经营等产销对接形式。三是建立健全对流通领域食品质量的抽查、巡查和检测制度。四是建立健全保障食品安全的行业自律机制；建立统一、高效、权威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
(四)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一是进一步推进涉农部门的综合改革。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农业社会化体系的建设创造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明确社会中介组织和行政事业单位的职能，并理顺其相互关系；引导涉农事业单位强化自身建设，提升其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二是调整政府农业投入方向和机制。努力建立多元化的农业投入机制；将资金侧重于投向教育、科研领域，农机推广领域和农产品市场建设领域；加强对包括农机推广部门、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组织等多元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机构的扶持力度。三是加快建设农产品质量检测服务机构。通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产业化组织和龙头企业等引导农户实行农产品质量管理，树立品牌意识。四是积极配套和理顺财政、税务、金融和供销部门对农业的服务机制。可通过各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给予适当补助等方式引导金融和供销部门参与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支持和保护。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关于2011年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核实的公告》，国家统计局网，2012年9月5日。
②④数据来源：《新世纪实现新跨越新征程谱写新篇章——从十六大到十八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国家统计局网，2012年8月15日。
③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2012年2月22日。
⑤数据来源于《增粮增收 夯实基础——访农业部党组书记、部长韩长赋》，《人民日报》2012年9月14日。
⑥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综合年度库。
⑦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数据库指标“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数据”整理，参见http://219.235.129.58/indicator YearQuery.do?id=141310600000000。
⑧数据来源：《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2009》表2-5-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
⑨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
⑩资料来源：根据《人民日报》、人民网数据整理。
(11)资料来源：根据《全国科技成果统计年度报告(2000～2011年)》整理。
(12)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数据库指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数据及《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11》计算。
(13)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数据库指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项目整理。参见http：//219.235.129.58/indicatorYear Query.do?id=141310600000000。
(14)资料来源：《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11》。
(15)(16)《2012年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特点分析》，中商情报告网.http://www.askci.com/news/201209/24/2415184928325.shtml，2012-09-24。
(17)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和《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6日第4版。
(18)数据和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publish/goutongjiaoliu/524/2011/20110216164716913555606/20110216164716913555606_.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