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中的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地缘论文,台湾问题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地缘政治、地缘战略与台湾问题
“地缘政治”又称“地缘政治学”、“地理政治学”（英文都为geopolitics），是政治地理学中的重要流派，其基本观点是，全球或地区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受地理条件的影响、甚至制约。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势，分析、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内战略态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注：黄放：“什么是地缘政治学？”，《环球时报》2005年5月27日第六版。）而“地缘战略”一词具有更加浓厚的军事色彩，主要是指某个国家根据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或结盟、或中立、或敌对，等——结合相应的自然地理条件而制定的军事安全战略。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国家与他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体现。
地缘政治学源于19世纪后期。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地缘政治理论，如“海权论”、“陆权论”和“空权论”等，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又衍生出“地缘经济学”理论。自从地缘政治学产生后，它就成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基石，更是各国制定外交和国防政策的一项重要依据。这一点在台湾问题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台湾问题从产生至今已历时五十余年，其复杂性不仅在于海峡两岸持有不同政治理念的中国人之间的历史与利益关系，更在于由台湾自身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其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缘意义。
从地理位置来看，台湾位于中国大陆东南一百多公里的西太平洋中，是亚洲大陆、特别是中国大陆通往西太平洋的主要海上门户。台湾又位于西太平洋连接东北亚与东南亚海上通道的中段，控制了台湾就控制了西太平洋的南北海上通道。其地缘政治含义就是，只要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存在地缘政治上的对立，谁能控制台湾，谁就能控制这个区域的海上通道，谁也就能占据地缘战略上的有利地位。反之，如果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利益相关国家之间处于相对友好、没有明显地缘政治冲突的状态，那么台湾的战略地位便会下降。正是因为台湾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它在周边大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考量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对中国来说，台湾紧邻中国大陆腹部，把守着中国东向太平洋、南下印度洋的出海口，因而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事实上，从16世纪末期开始，无论是西方殖民者还是日本侵略者，他们图谋台湾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在东亚大陆边缘地带占据有利位置，以便日后伺机挺进中国大陆。既然“大国关系的最核心部分，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是、也只能是军事或安全战略关系，中美之间也不例外”，（注：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1972)》，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引言第Ⅰ页。）那么，在中美冷战时期，如果说两岸之间是由国共内战延续导致的冲突与对立的话，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博弈的实质就是两国在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上的较量。
二、中美冷战：美国对台湾的地缘战略考虑
事实上，美国开始重视台湾在其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意义，并非始自朝鲜战争和中美冷战爆发之后，而是始于亲美的蒋介石政权尚在中国执政的1948年11月下旬。当时，国共两党之间的军事斗争正处于大决战时期，趋势正日渐明朗。从1948年9月至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起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表明中国革命已处于胜利的前夜，蒋介石政权在中国大陆的溃败将难以逆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已经在欧洲地区同苏联展开冷战的美国，开始考虑蒋介石失败后它在远东的战略处境。台湾在地理上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引起了美国战略决策者的高度重视。1948年11月2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应代理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的要求，对台湾及其毗邻岛屿对“美国安全的战略意义”进行了有文件可考的第一次评估，评估结果形成一份题为《福摩萨（注：即台湾岛，英文为Formosa，是荷兰殖民者统治台湾时对它的称呼，英美的官方文献中在涉及台湾时长期使用该名称。）的战略重要性》、后来被编号为NSC37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致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的备忘录，作为对国务院咨询的答复。该备忘录认为：
“……如果我们不能阻止中国自身大部分为共产党所控制——这个基本假设极有可能变为现实，那么，该国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包括飞机场、港口和沿海铁路终点站，在战争爆发时美国是不能使用的。从战略的角度出发，这将会增加福摩萨作为战时基地对美国的潜在价值，它能够用来集结部队，便于空军进行战略作战，以及控制附近的海上运输线。
福摩萨及其毗邻岛屿一旦由对我们不友好的一方所控制，其战略意义将会更加重要。如果不能阻止福摩萨被受克里姆林宫影响的政权所占据，我们必须估计到，敌方在战时将会控制日本与马来亚地区的海上通道，这对敌方有利而对我们不利；同时随着敌方的逐步强大，它会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琉球群岛和菲律宾。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在战略上产生非常严重的有害于我们国家利益的后果……。
另外，福摩萨的重要战略意义还在于，它可以成为日本的食品和其他物资的主要来源。当然，在上述假设的情况下，这种来源就不会存在。这反过来很可能决定着日本在战时是成为累赘，还是潜在的有利条件。”（注：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二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笔者在引用时对个别认为不妥的词语译法做了修改。）
美国国务院根据上述文件的基本精神，于1949年1月19日正式起草了题为《美国对福摩萨的立场》的NSC 37/1号政策文件，明确规定美国对台政策目标是不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落入共产党人手中”。为此目标，“眼前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把这些岛屿同中国大陆隔离开来”，并具体提出三项外交措施：第一，尽可能施加影响，阻止大陆上的中国人流入台湾；第二，出力帮助建立一个非共产党的台湾当地政府；第三，与台湾当地的未来领导人“保持接触”，以便在“合乎美国国家利益时”策动台湾“自治”。（注：FRUS,1949,Vol.9,pp.270-275。转引自林利民：《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时事出版社，2000年，第59页。）由此可知，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担心，更出于对台湾落入谁手中可能对美国战略利益影响的算计，早在1948年底、1949年初的时候，美国就开始考虑执行一项试图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并控制在美国自己手中的政策。毫无疑问，美国考虑推动台湾“自治”、甚至独立的想法，从根本上说是以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为出发点，以东亚-西太平洋地区正在进入冷战的地缘战略态势和台湾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为依据。
美国决策层分离台湾的图谋，由于遭到国共双方出于不同考虑而做出的共同抵制而最终未能得逞。（注：蒋介石方面对美国这一阴谋的抵制可参见茅家琦主编：《台湾三十年(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共产党方面对这一阴谋的抵制可参见姜长斌等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山版社，2000年，第38页；也可参见这一时期共产党方面发布的某些公告、文告、命令、社论等文献，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研究局编著、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的《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对此一时期的这些文献资料有较为全面的收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布成立后，白宫方面的多数人已经认定，台湾最迟到1950年底将落入共产党之手。文职官员出于“重欧轻亚”的思想，开始准备调整不现实的对台政策，由先前的“弃蒋保台”、最终分离台湾，转变为“弃蒋弃台”、从中国内战中“脱身”的政策。但此时美国决策层内部并没有在对华政策上取得一致意见，争论仍在继续，特别是主张对华强硬的军方人士仍在据“理”力争。（注：对于这个复杂过程的详细描述，可参见林利民：《遏制中国》，第二章：举棋不定。）这期间，新中国在外交上所采取的“一边倒”政策，尤其是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同苏联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美国政府内部期待新中国“改弦更张”并主张对华接触的人士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台湾对美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进一步凸现出来。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以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代表的对华强硬势力明显压过了国务院里的温和派。麦克阿瑟在1950年6月14日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远东司令部的前线与美国的西方战略前线一样，目前取决于从阿留申群岛到菲律宾群岛的沿海岛屿。福摩萨在地理位置上和战略上是这种沿海战略地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敌对的形势下，它对控制东亚周边的军事活动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福摩萨一旦落入共产党的手中，就可以比作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给舰。它所处的位置十分理想，可以使苏联实现其攻击战略，同时还可以挫败美国驻冲绳和菲律宾的军队发起的反攻战略。”（注：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二卷（上），第39-40页。）
这种从军事战略出发做出的判断成为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立即改变对台政策的主要动因。朝鲜战争爆发后仅两天，杜鲁门总统就发表美国重新介入中国内战的“6·27声明”，它既标志着中美两国正式进入战略对抗状态，也标志着美国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公开介入台湾问题。此后，中美双方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美国战略决策者对台湾战略重要性的认识再次加深。例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51年10月24日致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的备忘录在谈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形势时说：“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地位极其重要，因此，对福摩萨问题的任何解决方式或为其进行的任何国际性讨论，都必须把对美国安全利益的考虑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注：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二卷（上），第98-99页。）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台湾对美国战略与安全的重要性在许多涉台文件里不断被提及，成为中美冷战时期美国制定对台政策的首要考虑因素。例如，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于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953年11月6日发表的题为“美国对福摩萨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目标和行动方针”的政策声明中，再次对台湾在美国的西太平洋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意义进行论证：“在地理位置上，福摩萨和澎湖列岛是我们沿海防御阵地（注：指日本、琉球、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原始文件注释）。）的一部分。它们掌握在友好政权的手中，对于我们在防御这些阵地时进行的空中和海上作战十分重要。单纯将它们中立化不能满足美国的战略需要，因为这样会(1)大大改善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地位，从而使他们的防御部队得以缓解，能够同时在其他地方集结；(2)大大削弱我们自己在该地区的战略地位：一旦军事局势需要对大陆上的中国共产党发动攻击，（我们的）行动自由便会受到限制。军事局势的发展可能需要以后使用这些岛屿，作为向中国共产党发起进攻性作战行动的基地。基于这些原因，把福摩萨和澎湖列岛纳入美国远东防御体系将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敌对力量控制它们——即使冒着爆发全面战争的严重危险。”（注：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二卷（上），第173-174页。）
这个声明表明，美国对台湾的战略重要性的认识已经到了不惜爆发全面战争的程度。从这种认识出发，就不难理解美国为什么要对台湾提供大规模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包括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派驻军事顾问团和作战部队，让第七舰队巡逻于台湾海峡，以及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1955年美国国会的“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把美国协防台湾的行为“合法化”。
在中美冷战的背景下，台湾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台海地区必然成为中美两国在地缘政治斗争中的焦点之一，也成为美苏冷战和两大阵营对峙的前沿阵地。为了维护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遏制新中国的发展壮大，美国插手中国内政，充分利用台湾的战略价值，从而与新中国处于长期激烈对抗的状态。台湾本身也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一项重要战略资产，服务于对华、对苏冷战的目标。
三、中美缓和：地缘政治关系变化中的台湾问题
在整个20世纪50、60年代这二十余年中，中美既进行过热战，也进行着冷战。其后，美国学术界开始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反思，（注：如1959年的《康仑报告》和1966年鲍大可关于对中国“遏制但不孤立”的建议，可分别参见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478页和第501-502页。）但这些反思都没有体现到政策层面上。同一时期，整个全球政治和战略格局却发生着重大演变，其中包括：美国在冷战中因战线过长、资源透支导致内外交困；苏联在国际格局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却大幅上升；以日、德、法等国为代表的美国盟国在战后重新崛起；中苏关系由战略同盟演变为战略对抗；第三世界作为一支重要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在这些变化中，苏联实力的上升对中美两国都造成了巨大压力。对美国来说，苏联实力的这种增强伴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下降，战略态势也由冷战初期的美攻苏守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转变为苏攻美守，使美国面临的全球战略形势空前严峻。对中国来说，苏联实力的增强伴随其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上升，意味着它称霸世界野心的膨胀，对中国构成的威胁也越来越大。中国为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最终同苏联决裂后，苏联便把中国作为继美国之后的另一个主要威胁来源。这样，苏联同时成为中美两国的主要战略对手，为中美两国酝酿战略关系的调整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
1969年1月，信奉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和“均势”外交理念的、以尼克松和基辛格为核心的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开始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调整，其目的是要建立起一个“多极均势”的世界，借助其他大国的力量，重新掌握在战略上对苏联的主动权。与此同时，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也在进行着如何摆脱南北两面受敌的地缘战略态势、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国际战略思考。这就为中美两国关系走向解冻与缓和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以1972年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的发表为标志，中美之间实现了缓和，1979年又实现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之间原来沿着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进行对抗的地缘战略边界线逐渐淡化，而中苏、中蒙边境日益成为以苏联为一方和以中国、美国、日本为另一方的两大地缘利益集团之间新的地缘战略边界线。（注：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中美双方于1980年秋季根据事先达成的协议，在中国新疆靠近中苏边境线上建立的两个用以监视苏联核试验的监测站上。事实上，早在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期间，双方就已经开始交换有关中苏、中蒙边境上苏军部署的情报。）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对美国东亚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必然下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可能在台湾问题上撒手不管。
毫无疑问，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与领土的核心利益，是中国在中美关系缓和过程中坚守的基本原则问题。从已经解密的美国相关档案文献来看，在中美关系解冻与缓和过程中，双方在其他重大地缘问题上——如苏联、日本、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南亚——都比较容易形成共识，但台湾问题却成为影响这一过程进度的核心障碍。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始终把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放在首位，美国则更多地考虑维护它的声望——主要就是它对台湾的“道义责任”，以及国内政治所造成的约束，而不是台湾的地缘战略价值。可以说，中美关系解冻与缓和的过程，就是双方从全球战略利益和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在台湾问题上经过激烈较量与折冲，达成相互妥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一、美国在台湾的驻军问题。美国驻军台湾是台湾问题的国际层面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在60年代所坚持的“一揽子”原则就是要求在讨论中美之间的任何其他问题之前，美国必须完全地从台湾撤军；这个问题不解决，中美之间的其他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尼克松政府在与中国接触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美国不在驻军问题上有所松动而想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是不现实的。于是，在中美高层会谈前的双方互动过程中，美方逐渐确立了从台湾“逐步撤军”的原则：在美国驻扎于台湾的军队中，有三分之二用于支持越南战场。一旦越战问题得到解决，不管中美关系进展如何，美国都会从台湾撤走这部分军队。余下的三分之一与台湾的“防卫”有关，也会在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取得进展之时进入撤离程序。（注：美方的这个表态可参见以下两个文件：“基辛格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备忘录”，1971年7月9日，下午4点35分至晚上11点20分，中国国宾馆。资料来源：NSC files,Box 1033,China HAK Memcons July 1971,Nixon PresidentialMaterial Project，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周恩来与尼克松的会谈记录”，1972年2月22日（星期二），下午1点10分至6点，人民大会堂。资料来源：National Archiv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President's Office Files,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Box 87,"Beginning February 20,1972”，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公开表态，美方在1972年2月28日尼克松访华结束时双方发表的《上海公报》中说：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虽然这一公开表态没有明确美国从台湾撤军的时间表，并且还为逐步撤军和全部撤军分别设定了前提条件，但它毕竟明确了“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这个最终目标。此后，虽然美国从台湾撤军的行动多有波折，但在中方的强烈坚持下，《上海公报》确立的这个原则性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并最终在中美建交后不久得以实现。（注：2005年7月底，美国在与台湾当局“断交”26年后，第一次派遣现役军官常驻美国在台机构，其背后含义值得我们深思。详细情况可见：“美国派现役军官再度踏上台湾，重新布局‘台湾牌’”，《青年参考》，2005年8月4日。）
二、台湾的政治地位问题。它包含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台湾的归属问题：台湾的地位是否确定？实质是它究竟属不属于中国？二是如果台湾属于中国，那么海峡两岸的哪一方有资格在国际上代表中国？鉴于杜鲁门在其1950年的“6·27声明”中提出“台湾地位未定”的立场，以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为配合“双重代表权”提案而在1971年6月重弹“台湾地位未定”的老调，并于同年8月抛出“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新说”，在中美高层会谈之初，中方就严厉质问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在中方的斗争下，尼克松在中美高层会谈中就这个问题明确做出五点承诺：“第一，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假如我能控制我的官僚机构，此后将不会出现任何认为‘台湾地位未定’的言论；第二，我们不曾、也不会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第三，在我们逐渐撤出台湾时，我们会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运用我们的影响劝阻日本进驻台湾，并劝阻日本不要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第四，我们将支持任何可能做到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与此相关的是，我们不支持台湾政府用军事办法反攻大陆的任何企图；第五，我们追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正常化。我们知道台湾问题是实现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的障碍，但我们将在我前面所述的框架内追求正常化，我们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并力争实现之。”（注：周恩来与尼克松的会谈记录，1972年2月22日（星期二），下午1点10分至6点，人民大会堂。资料来源：National Archiv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President's Office Files,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Box 87,“Beginning February 20,1972”，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
美方的这一表态从根本上解决了中美先前在台湾归属问题上的分歧，即：台湾属于中国。这正是中国方面最为关切的。至于“由海峡两岸的哪一方来代表中国”这个问题，尽管美方出于现实主义考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最终发展方向”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它又出于“道义”考虑，不愿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抛弃蒋介石集团，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态度体现在《上海公报》中便是：“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从而回避了国际上的中国代表权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在1979年中美建交时得以解决。
三、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美方多次强调它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表示“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自愿宣布，她愿意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那么我们的行动将会更加容易”。（注：基辛格与周恩来、姬鹏飞、章文晋、王海容等的会谈记录，1971年10月21日，上午10点30分至下午1点45分，人民大会堂。资料来源：NSC files,Box 1034,Polo□-HAK China Trip 1971 Transcript of Meeting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不仅前述五点承诺中包含了这样的内容，而且在《上海公报》里，美方也强调了自己的立场：“它重申它对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并声明它确立“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这个最终目标的前提条件，就是考虑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一前景。对此，中国方面坚持这是中国的内政，不予接受，并最终在《上海公报》里采取各说各话的方式搁置了这一分歧，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
需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台湾问题只是中美关系解冻、缓和乃至正常化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必须克服的重大障碍，但它本身并不是导致这个过程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导致中美结束冷战、走向缓和与关系正常化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国际关系的大格局，是在苏联同时成为中美两国最大威胁的严峻形势下，中美双方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迫切需要而在地缘政治的基础上进行的战略调整与合作。面对苏联的巨大威胁，美国先前为遏制中国而在台湾问题上的地缘战略与安全考虑，在新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下必须让位于构建多极世界来对付苏联威胁的新的地缘战略需要。这使中国有可能在与美国达成战略合作的情况下促使美国承认中国的利益——尽管并未完全满足中国的要求。这是中美双方能够在台湾问题上搁置分歧、达成妥协的根本所在。
四、冷战后时期的地缘政治现实与台湾问题
美苏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国际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苏联这个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冷战对手、两极对峙中的一极解体了，包括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大国在综合国力方面都远不如美国，世界上只剩下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克林顿政府执政后，美国经济又获得了稳定的发展，从而带动它的科技、军事等实力也大幅增强。事实上，它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硬实力方面，还体现在文化、价值观念、国际影响力等软实力方面，更进一步体现在美国动用其强大实力的意愿上。（注：胡鞍钢、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需要指出的是，冷战结束以来，关于现实世界是“单极”还是“多极”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这方面的文章和论著也浩如烟海、俯拾皆是。笔者赞同“单极论”，而且认为“多极化”充其量是一个长远的趋势。）
新的国际格局要求新的全球战略。从冷战后初期老布什政府提出的“世界新秩序”构想，到克林顿政府提出的“接触战略”，再到当前小布什政府为确保美国的“绝对优势”与“绝对安全”而提出的一系列战略主张，无不透露出美国的战略决策者要确保美国的“单极时刻”(The Uni-polar Moment)、并把这种“单极时刻”定格为“单极时代”(The Uni-polar Era)的战略总目标。（注：胡鞍钢、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第4页。其实美国的这个战略总目标也可以从美国在冷战后公布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文献中看出来。）这就意味着，今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任务不仅在于防止任何可能的威胁，更在于防止和应对世界其他地区竞争对手的崛起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在亚太地区，美国国防部在其2001年9月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保持亚洲的稳定与平衡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该地区存在着出现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东亚沿海地区——从孟加拉湾到日本海——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地区。亚洲战区地域辽阔，美国在这一地区设立的基地和沿途基础设施的密度低于其他重要地区。美国也不太有把握利用该地区的设施。这要求我们确保签订更多的准入和使用设施的协定，并开发能够以最低限度的战区基地支援进行远距离持续作战的系统。”（注：周建明、张曙光：《美国安全解读》，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页。）
不难看出，报告中所说的这个位于亚洲的“拥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就是中国。上述报告虽然发布于2001年，但它却是美国国防战略界在冷战后十余年间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而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主观认知发生的这个重大变化，与中美缓和到关系正常化期间的考虑已经非常不同。它表明，在地缘政治层面上，美国战略决策者开始把中美两国关系看作是相互竞争关系。中美关系在这个层面上的改变，不可避免地会使美国重新审视台湾在美国的地缘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
首先，如果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和“潜在挑战者”，那么，美国在有需要时必然会考虑重新利用台湾来牵制中国。如果在未来要在军事上对付这个潜在挑战者，美国也必然会重新考虑台湾作为军事基地、战略设施和地区准入权(access)的地缘战略价值。
其次，台湾对于控制西太平洋海上通道的作用又会突显。不仅对美国是如此，对日本更是如此。控制了台湾，就能控制西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它不仅对于保障美国在西太平洋盟国的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对于美国维持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制海权也意义深远。
最后，台湾问题事关美国作为唯一霸权的威望。台湾作为美国的“盟邦”，在上世纪70年代曾被美国“抛弃”；8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又以美国为师实现了“民主化”，一些美国政客把台湾视为亚洲民主的“优等生”、东亚的“民主橱窗”。如果“民主的”台湾被迫与“专制的”中国大陆实现统一，而美国又无所作为，它不仅在道义上难以向国内的保守派、乃至“自由派”交代，而且作为全球唯一霸权的国际威望也将受到打击。
上述因素决定了美国在对台湾问题的干预上将会不断升级，使台湾问题重新成为中美之间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上较量的一个核心问题。
五、结语
台湾自身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亚太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价值。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愈激烈，就必然赋予台湾问题愈大的复杂性。它是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势力与大陆势力争夺战略枢纽和制海权的兵家必争之地。在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最核心的含义就是由地缘政治所决定的。在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地缘政治含义也在不断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问题不仅是海峡两岸之间的问题，它的总体发展态势也将由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关系所决定，由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所决定。从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理解台湾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符合客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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