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的经济效果与再就业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就业论文,条件论文,效果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556（1999）03－0022－04
一方面，中国拥有世界上独具规模的劳动大军和高就业水平，劳动年龄人口约占世界总数的30%，劳动就业人口约占国内人口的46%（周振华，1992）。另一方面，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国有企业正以每年10%的速度裁员（常明晶，1998）。我们都知道，人们的劳动力就像流水一样不能存积，如果不及时加以利用，就会白白浪费掉。让如此重要的生产资料浪费掉，就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巨大损失，而且同时也会产生社会问题。所以下岗人员的再就业，已成为当前我国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但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并不是随便建个“水电站”，就会创造社会福利（如果它造成的污染远比发电带来的福利还大），并不是任何一个新的就业，都能带来经济效果。笔者试在构建就业经济效果二元模型的基础上，对就业的经济效果从不同角度加以分析。
一、构建就业的经济效果二元模型
本文讨论的“经济效果”，着重从社会福利角度来考虑。一般来说，社会福利分为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两类。对于包括音乐艺术的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朋友的友谊以及自由、平等、团结、互助、公正、安全乃至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等的精神福利，经济研究中一般将它排除在外，“因为它们不能作为社会经济政策的主题”（J.丁伯根，1991）。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经济效果”，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福利中可以计量的、可以货币衡量的物质福利（又称经济福利）的提高。
首先，确定模型的主体。经济活动中有三部门（不考虑国外因素）——个人、企业和政府。本文在分析中认为，企业部门是由个人部门和政府部门提供的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职能等生产要素，最后又以工资、租金、利息、企业利润、税收等形式，将产出全部归个人部门和政府部门，并且整个经济活动过程也可看作是个人部门从事产品的生产、交换，再由政府部门和个人部门一起参与分配和消费的过程。所以可将企业部门，当作个人部门和政府部门从事生产并最后消费的中介，而不去考虑它的经济福利。只将个人部门和政府部门作为经济效果分析的主体，抽象为一个部门（注意这里的部门不同于上文所述的部门，而类似于我国过去的部门分类），所以讨论是以部门为单位的（见图1）， 而不存在单个企业意义上的分析。
其次，界定经济效果的内容。为简化计，我们假定个人享受的经济效益都表现为增加的消费，即工资（W）＝消费（C），这样，个人部门经济福利的多少，就由其消费的多少来计量。而政府部门的经济福利，我们用政府财政即政府开支（G）和投资（R）的总和表示（假定投资全部由政府部门完成）。则社会总福利为个人部门的经济福利和政府部门的经济福利之和，即C+G+R，恰好等于工资（W）+税收（T ）＝部门总产出（M），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 就相当于所有部门的总产出，M＝C+G+R。
图1：二元模型的货币流动图
另外，在讨论之前，我们还有一些假定。第一，假设社会生产还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拥有丰富的未开发资源可供利用；第二，假设社会上存在很多劳动力过剩部门，人浮于事，平均消费水平高于劳动的边际产出；第三，假设每个部门中人员的消费水平和边际产出都一致，不存在单个个人意义上的差异。
图2：就业和消费水平变化
c—流入部门单位就业的消费水平
m—流入部门单位就业的边际产出
n[,i]—单位新就业使部门i流出的人数，∑n[,i]＝1
c[,i]—流出部门i的流出人员的原来消费水平
m[,i]—流出部门i的原来的边际产出
既然经济活动是以部门为中介的，那么本文以下的讨论也是在部门水平上进行的（见图2）。现在假设要建立一个新项目， 则从事该项目生产的部门为人员流入部门，其单位就业的消费水平为c，边际产出为m。流入这个部门的就业人员可能是城镇闲散人口，可能是个体手工业者，也可能来自农村等，现在假设他们分别来自1，2，……，i， …等部门，流入部门单位就业分别从这些部门流出n[,1]，n[,2]，…，n[,i]，…个人员（∑n[,i]＝1），而他们原来所在部门的单位消费水平和原来的边际产出分别为c[,i]和m[,i]。这样，单位就业对于流出部门i来说，由于该部门因少了n个人而失去了n[,i]m[,i]的边际产出， 同时也减少了支付n[,i]c[,i]的工资（w[,i]＝c[,i]），产生的经济效果为n[,i]c[,i]－n[,i]m[,i]，即n[,i]（c[,i]－m[,i]），又根据假设，c[,i]≥m[,i]，所以，单位就业对于流出部门所增加的经济福利是：
∑n[,i]（c[,i]－m[,i]） （1）
而单位就业对于流入部门来说，则正好相反，产生的经济效果为：
m－c （2）
再讨论对于流动的个人来说，单位就业使个人的消费由原来的∑n[,i]c[,i]变为现在的c，其经济效果为：
c－∑n[,i]c[,i] （3）
二、就业的政府经济效果与产业政策
由以上讨论可知，如果就业后流出人员部门中人员的消费水平及边际产出不变，那么其经济福利便不会转移给个人部门，而是转入政府部门（通过税收）；同样，流入人员的部门除一部分经济福利转移给流动人员外，另外部分也转移到政府部门。这样，单位就业对政府部门来说，产生的经济福利是（1）+（2），等于：
〔∑n[,i]（c[,i]－m[,i]）〕+（m－c）＝（m－c）－〔∑n[,i]（m[,i]－c[,i]）〕（4）
从变换后的（4）式可以发现，（m－c ）相当于新建立项目单位就业给政府财政带来的效益，而〔∑n[,i]（m[,i]－c[,i]）〕， 则相当于这些新就业的人员单位个人原来给政府财政创造的效益。如果建立新项目后，新建项目单位就业给政府财政带来的效益，大于这些新就业人员单位个人原来给政府财政创造的效益，则该项目产生了正向的政府经济效果；反之，则产生负向的政府经济效果。如果（m－c）〈0， 即新建项目本身给政府财政带来的就是负向效益，也就是说政府不仅从该项目中没有得到收入，而且还有部分或全部投资没有收回。
可见，一个新项目的建立，可能给政府带来正的经济效果，也可能是负的经济效果，而政府到底会不会投资该项目，则最终取决于其制定的产业政策。政府为弥补“市场失败”，或为在某些领域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增强国内产业竞争力，而采取有限干预的产业政策。其中，与新项目确立、创造新就业机会密切相关的，是产业结构政策。
对于第一种情况，该部门能够给政府带来正向的经济效果，政府既不用大力扶植也无需大量投资，除非它会给社会带来不能计量的严重危害，政府才会强制性停止该部门生产，一般都应任其自由发展。这些部门主要是一些目前已进入成熟期的传统产业部门，比如食品业、纺织业和木材业等。
第二种情况下，该部门给政府带来负向的经济效果，只有它是能成为未来主导产业的新兴产业部门，政府才会制定战略产业扶植培育政策，对其进行扶植培育。罗斯托论证，不论在任何时期，甚至在一个已经成熟并且继续成长的经济中，前进冲击力之所以能够保持，是由于为数有限的主要成长部门（即主导部门）迅速扩大的结果，而这些部门的扩大，又产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对其它产业部门的作用（罗斯托，1962）。这些新兴产业部门，由于刚刚进入开发期，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和科技投入，成本较高，会产生负向政府经济效果。但它引入了创新，获得了与新技术相关联的新生产函数；具有大大超出国民经济总增长率的持续高速增长的部门增长率；其效果超出了该部门本身，对其它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有重要的、广泛的影响。所以，政府应该在其开发初期加以重点扶植。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分工的深化，主导产业通常表现为一组共同带动整个经济的“主导部门综合体”，比如，由钢铁、机械、电力和化学工业构成的主导部门综合体，由汽车工业体系构成的主导部门综合体等。
第三种情况，出现在一些“老化产业”上。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出现，生产方法不断革新，产业结构变动速度加快，从而使传统产业的衰落不可避免，表现为这些产业的增长出现有规律的减速。为帮助衰落产业有秩序地收缩，使资源顺利地转向其它高增长产业部门，以实现结构的优化，政府应制定衰退产业的援助和调整政策，对其进行援助和调整。特别是随着产业的发展，产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从而由产业萧条和衰落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随着世界贸易的扩大，某一产业的衰退对国家间和地区间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也更加深刻。因此，更需要对这些产业，如纺织、服装、鞋类、钢铁机器制造业等（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进行援助和调整。
三、个人流动意愿与就业的个人经济效果
在第一节讨论中，我们假定对个人来说只有消费是他的福利内容，这样，建立一个新项目，对流动的人员， 其单位就业的经济效果是（c－∑n[,i]c[,i]）。现在我们引入另一变量——个人流动意愿，假设将其量化为x。
应该说，改变自己的职业或多或少是一种冒险，所以说：“流动的意愿部分是感情问题，部分是压力问题，而部分则是所要去的地方的吸引力的问题”（W.阿瑟.刘易斯，1990）。比如， 在极端的身份型经济中，等级制度试图迫使一个人只能从事他家庭所从事的行业，以及他父亲从事的行业；甚至在那些并不承认等级的社会里，强烈的家庭感情和孝心，也会把子女束缚在他们所不擅长或需求显然已减少的职业上。除家庭感情之外，即使有某些更有利的职业，一个人也可能对培养了他的行业特别留恋，而自然地不想离开这个行业。而当涉及离开自己家庭并到其他地方居住时，改变一个人的职业就特别难。这些又是各种社会传统不同的问题。有些传统认为，一个人终生从事一种职业是理所当然的，宁可从事父亲的职业，而另一些社会则鼓励更多的冒险精神。当然，其中个人性格也是关键因素之一。为讨论的方便，我们将所有这些因素作用的结果，抽象为一种量化的个人流动意愿x，这里用来表示， 在建立一个项目中单位就业的个人流动意愿。当x〉0时，它表示单位就业的个人具有喜欢改变工作的特点（简称为喜动型），改变工作本身就给他带来正向经济效果；当x〈0时，它表示单位就业的个人具有不喜欢改变工作的特点（简称为厌动型），改变工作本身给他带来负向经济效果。
考虑到个人的流动意愿，对于个人来说，单位就业的经济效果变为：
(c－∑n[,i]c[,i]）+x （5）
只有当（c－∑n[,i]c[,i]+x）〉0时， 单位就业的个人经济效果才是正向经济效果，个人才愿意从原来的部门转移到新部门。这里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c－∑n[,i]c[,i]）〉0，即改变工作将增加流动人员个人的消费福利。此时，对于喜动型人来说，改变工作不仅可增加消费福利，而且满足了自己喜欢流动的偏好，实现了流动福利x， 他肯定乐于投入到新工作中去。而对于厌动型人来说，改变工作虽然可增加消费福利，但却违背了自己不喜欢流动的偏好，产生了负向的流动效益x。他最终是否会投入新岗位， 要看消费福利的增加量是否足以抵消其对流动的憎恶，即只有当（c－∑n[,i]c[,i]）〉│x│时，他才愿意重新就业，此时单位就业的个人经济效果（c－∑n[,i]c[,i]）+x 〉0；反之，则他不会改变原来的工作（或待业）。第二种情况是，（c －∑n[,i]c[,i]）〈0，即改变工作不仅没有增加个人消费， 而且还减少了个人消费福利。此时，对于厌动型人来说，改变工作不仅会减少消费福利，而且违背了自己不喜欢流动的偏好，他肯定不愿投入新岗位。而对于喜动型人来说，改变工作虽会减少消费福利，但还能满足他对流动的偏好，如果他对流动的喜好能够抵消改变工作后引起消费减少的负向效果，即x〉│c－∑n[,i]c[,i]│，他还愿重新就业，此时单位就业的个人经济效果（c－∑n[,i]c[,i]）+x〉0；反之， 则他不会改变原来的工作（或待业）。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现在面临的下岗及再就业问题，可分成两种情况，对不同情况要采取不同措施，促进其再就业。第一种情况是，下岗或隐性下岗人员，他们现在所在的部门经济效益很差，改变工作会给他们带来良好的经济效果，但是由于长期的社会偏见及个人感情因素，他们厌恶改变工作或厌恶新工作，所以迟迟不肯再就业。在西方经济学里，这种现象称为自愿失业，政府无需帮助解决就业问题。但在我国就业压力很大的环境下，为了社会安定团结和经济持续增长，应该采取一定措施鼓励他们再就业。一般来说，“大规模地开始一种习惯往往需要有某种压力”（W.阿瑟.刘易斯，1990）。 比如在那些每个人都有足够土地来谋生的农业国中，除非发生某些意外，威胁到他们在家务农的安全，否则要让这些人迁移到有更好机会的地方，是十分困难的。对中国这种情况，政府在保障下岗人员基本生活条件的前提下，可适当提高在岗人员的工资，一方面提高了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给那些自愿失业的人一种压力，迫使他们重新寻找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为失业人员创造一个更大的就业经济效果，诱使他们再就业。
第二种情况是，下岗或隐性下岗人员，他们本身很希望找到新的就业机会，但是社会上并没有这么多就业机会，可以转入的部门效益还不如现在所处的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他们很希望改变目前的工作，很喜欢另一份工作，这种喜欢的程度超过了改变工作带来的负向消费效果，他们才会再就业。否则，一般人是不会去重新就业的。在西方经济学里，这种失业是非自愿失业，一般被认为是由于需求不足引起的。在目前世界性经济紧缩的环境下，不仅消费者的需求发生转移、收入增长速度跟不上生产增长速度，而且其对未来经济预期（包括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也不乐观，再加上中国人天生的储蓄偏好。需求不足似乎是必然的。要改变中国目前这种状况，给下岗人员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首先，必须改变产品层次，以适应人们转移了的消费需求；其次，要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增加其消费所必须的收入；第三，在提高工资的同时，建立良好的分配制度；第四，在经济改革中及时建立配套的福利措施；第五，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改变人们“债规避”习惯。这样，才可能刺激人们的消费，增加需求，实现充分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