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落的知识分子精神——论教师的知识分子精神的式微与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精神论文,教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5905(2007)02-0028-04
并不是有知识的人就能称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意味着对社会的关注与价值的承担。随着现代社会学科建制和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知识分子行使自由意志的公共空间逐步缩小，专家与专业人士的兴起与知识分子精神的退隐相伴而生，专业主义构成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最大威胁，因为知识分子是具有终极价值关怀的社会群体，他们倾向于把特定的文化领域里的特殊专长和权威用于这一领域之外的社会活动中。而具有专业主义思想的学者和专家不在公共生活中和普遍价值中验证理性思维的力量，而是退缩到专业和体制中去寻找知识的价值和意义，似乎知识本身不需要生活的验证而具有自足的目的一样。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逐渐由波斯纳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蜕变为体制内知识分子，这些日益学院化、职业化的“知识分子”在经济大潮的裹挟下也日益物质化，世俗化。当知识人与社会彻底疏离，仅仅从职业范围内、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思考对知性问题的关注时，而不再以思想的进化、以社会的理性化为目的，便意味着知识分子精神的丧失，便导致了人类社会普遍的精神平庸。
一、教师的知识分子精神的保有与失落
在社会意识层面上，教师可谓是社会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并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占据着主体地位，以至于在某些场合下有把两个概念等同的嫌疑，因为一提到知识分子，人们往往首先联想到的就是教师这一受过高等教育，掌握知识并以知识传播为己任的群体。但是理性地透视教师群体，我们只能说教师天然地具有知识分子的外在形态，但却不一定具有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按照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与知识的密切程度来说，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甚至是创造者，他们的职业也是因知识创生与传播的需要而产生并存在。但仅仅掌握知识并不构成完整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除了知识的占有之外，他们还应该是真理与正义的化身，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完整的知识分子精神在教师职业发展的历史上的确有所体现。
古代的教师之所以具有心系天下的宏大视野，一方面固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了教师和教育天然地承担着的社会道德使命。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样本着自己的良知，服务于道德的力量，身居象牙塔内，心系黎民苍生的知识分子精神火花还时有迸发。尤其是在时局混乱、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教师能更多地作为真正的“思想者”站出来，积极探索社会发展的方向，甚至成为社会思想与实践领域变革的中坚力量。典型的如春秋时期“讲学兼议政”的稷下先生，明清时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东林学者，还有“五四”时期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大学教师，他们都具有大社会的眼光和气魄，在乱世中积极追求终极的精神价值和生命意义。
教师群体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担当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第一，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智性，能够运用知识和智慧进行思考和判断，能对发生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进行更深的学理层面的解释，有能力向世人提出更加合理的问题解决之道。第二，教育者具有更多的道德关怀，他们本身承担着教人求知、教人向善的职责，他们追求并实践着真、善、美的统一，并倾向于以此为价值尺度判断一切社会事物。第三，教育是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的事业，教育者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而现今的教育环境可谓是一个自我封闭的、自我中心的、脱离社会生活主题的环境，校园如“围城”般区隔了教育的世界和现实的生活，使教师对现存世界产生很深的疏离感，教师更多地成为一种外在的职业类型或特定的经济利益阶层。他们不再迷恋并献身于真理与社会正义，不再属于“思想观念性的精神群体”。他们只能作为“知识的占有者”的面孔出现，而无“人类价值的守护者”的精神担当，这使得教育工作者徒具知识分子外壳而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涵。伴随着教育世界与现实生活的远离，教师与学者大幅度地从广场向学院退缩，并且随着专业主义的兴起和体制的强化而转变为技术专家。专业主义思想仅仅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增进看做是教师发展的方向，在促进教师的教学技能的熟练化之外，似乎把更本质、更重要的精神性发展的维度遗忘了。诚然，对于教师的业务熟练程度和学术工作的发展来说，专业化的要求的确可以使教师们受益良多，可是，教育者在传授知识的职责之外，毕竟还担负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角色，“专业人士的脑力劳动关注的是提供服务，而不是推进思想。只要思想包含在专业任务的完成中，思想就不是因自身而有价值，而是作为实现他们的手段而被重视。”[1] 由于专业主义对技术熟练程度的过分关注和对精神发展的漠视，广大的教师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公众教师”和“社会思想者”的精神气质，成为典型的“教书匠”和“学科专家”。他们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言人的功能正在悄然消退，社会责任在他们的意识中已经不再占据主流地位，他们已经过多地失去了难能可贵的社会关怀的意识和勇气，他们的“学术”也失去了引领社会精神文化发展的价值。
古代教师作为体制外的漂流者，还保有“士”阶层的政治热情和社会忧思，只是由于后来体制的变革引发了思想层面的革命，教师带上了制度的枷锁，顺便也脱下了知识分子的圣衣，有了体制上的归属，却失落了精神上的家园。现代教师已经不再是良知和道义的社会形象代言人，他们已经放弃了谦谦君子的精神追求，在专业化发展的过程中遁入了思想的空门。就是在这样“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时代，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能“臣服”于体制与权势的阴影之下时，对教师知识分子精神的呼吁就更加紧迫。因为越是在艰难与稀缺的环境下，我们越是要对崇高的精神更加珍爱并努力保有。“知识分子是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公众(for)来代表、呈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2] 一旦知识分子退缩进狭窄的专业领域，成为冷漠、狭隘、唯专业建制是从的套中人，则思想便失去了进化的力量，社会的良知也将无人看护。因此，身为知识分子的教师只有摆脱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专业主义思想和“工具主义”意识的羁绊，坚持教育者的专家伦理和对普遍道德法则的信守，同时进一步弥合教育世界和社会生活的疏离，发展公众教师般的对社会“布道”的勇气，才能脱掉穿在教育者身上的莫须有的名为“知识分子”的“皇帝的新衣”，而真正地以知识分子的身份闪亮登场。
二、教师的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
教育行业中知识分子精神的丧失并不仅仅与学者的个人品性有关，还与人们对教育功能的认识以及社会对教育的评价机制密切相关，追本溯源，重建知识与终极价值的统一，发展教师的知识分子精神也应当从教育价值观和教育评价机制等层面入手。
(一)转变教育领域功利性的教育价值观
随着现代社会世俗化趋势的加强，人类的精神生活空间也从天国移向世间，人们对抽象的精神价值的关注逐渐被世俗的功利主义的动机所取代，当前社会人们对知识与教育的功能的认识总是难以超越庸俗的功利主义框架。“应试教育”的短眼光文化形式不光主宰了教育系统的命脉，而且早就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它决定着我们对知识的选择。不仅家长们把“学校”、“教师”、“学科”的选择与孩子的“前途”乃至“钱途”紧密挂钩，整个社会对知识和教育资源的追逐都受功利化原则的驱动。教育世界也变成了一个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完全受实用考虑驱动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科学话语、道德话语与审美话语三者的残酷分离，专家和技术员取代了那些自认为“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古代读书人。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曾经将学者誉为世界上道德最好的人，他认为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学者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3] 这无非也是要唤起学者所应担当的道德使命。
人类社会之所以产生知识分子，就因为它需要有人超越各种狭隘的功利关系，依照整个人类的福祉设计社会的蓝图。教师不仅要做一个有知识的人，还要做一个具有知识分子品性的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就是说，不仅要致力于知识的生产和学术研究，更要承担以知识改造社会和发展思想的使命。惟有如此，教师才是真正的教育者，而不是教书匠。“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而不忧贫。”教师在其教学技能专业化的路途上，还需要保有萨义德所说的精神上的“业余性”，即“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而这些喜爱和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4] 要坚守精神导师的身份，就不可迷失在世俗化物欲的横流之中，教育者尤其要对教育的知识目标以外的价值维度保持自主地反思与澄明，并承担起教育和学术所应该具有的为道德服务的力量和对社会的批判职能。
(二)转变教育行政部门片面的教育评价观
竞争是人类自古就有的社会现象，竞争存在于一切领域。一年一度的“高考大战”为教育系统内部的“优胜劣汰”原则提供了最好的诠释，不仅千万学子将跃过“龙门”视为人生的最佳出路，社会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更是把各校的高考升学率当作评价学校教学水平的最重要指标。在这场全国高中学校的大比拼中，不仅胜出的学校能得到更多的荣誉和更多的政府投入，甚至当地考生考入北大、清华等名校的人数、省市县高考“状元”和本科达线人数也成为评价各级政府官员的国民教育政绩的重要指标。这样，在高考成绩政绩化的背景下，学校和教育主管者们，作为教育政绩的直接或间接受益者，必然会不惜代价提高升学率，打造高考政绩，催逼教师进行“应试教育”，演绎出令人炫目的“题海”大战和“素质教育”名义下的“应试”高潮。在教育行政部门这样的教育政绩观的支配下，逐渐形成了以高度集中和行政命令为特征的教师思想文化操控体制，教师自然只能成为兢兢业业的教书先生，其所谓的教育科研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体制化。受“行政意识”和“长官意志”的引导，他们被鼓励思考如何有效地传授知识，快速高效地提高学生成绩等问题，而学术研究本质上应有的独立思考意识却不得不在政治立场或利益抉择的过程中被牺牲掉。学术研究的使命本来是解决人们对理想、对真理、对是非的追问，需要通过不断的质疑与证伪来开拓新的领域和提出新的问题，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下的活动，它必须服从整个体制的制约，这就与学术的求真属性构成一对矛盾，政治思想对教师思想的操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人的独立思考和言语表达。可以说，教育的评价体制不改，把学校的升学率当成“政绩”的落后理念不改，教师的知识分子话语和知识分子精神就永远如水面下的冰山一样处于潜隐的层面。为了真正地发挥教育研究的价值引领作用，教育行政部门必须改变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传统的评价机制，尤其要对教师适当赋权，使教师在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专业自主权能真正地超越科层体制的规约，实现自主、自为的学术追求和价值探索。
(三)提升教师学术研究中的终极价值关怀
教育管理理念与制度的完善仅仅为理性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平台，而要使学术的发展走上科学化、启蒙化的轨道，还需要发展学者和教师的学术伦理。面对学术圈种种腐败现象，我们要时常追问：教师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获奖和晋升，还是为了获得界内外人士的首肯和特殊的殊荣？就理想的状态来说，“学者的任务，是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判断其中的文化‘品相’，提升文化格调，使大众摆脱纯原始形态的接受，而进入一个精神层次的攀援。”[5] 知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受社会制约的现象而不仅仅是特定人群智力活动的结果，除了帮助儿童应对社会生活的要求以外，知识的产生也应该有助于社会精神文化的提升。教师的学术研究应该从根本上体现知识分子“人类价值守护者”的职能，是真正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行为。虽然作为从庙堂、广场移居到学院内部的知识分子，教师无法摆脱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但学术和思想作为一种知性的存在，总是会对现实具有一定的超越性，从而使研究者具有一种道德激情，使他自觉地追求一种更为完满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也许并不能实现，但他总是以这种他所认定的理想境界为尺度，来衡量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从而体现了一种“终极关怀”，一种基于所理解的美好的目标的追求。“我们所以把一个人看作知识分子，就因为他有这一点理智的信仰，靠着头脑中那尊思维之神的鼓励，他能够在世俗潮流的冲击中站稳双脚，不为所动，但在那班识时务的聪明人看来，他正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迂夫子。”[6] 我想，时下的学术研究缺乏的也许正是这种既“迂”且“直”的精神。教师的知识分子精神的立足点固然离不开学术和知识，但除此以外理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立足点，这就是人格担当。
在当今中国的知识界，已经绝少听到如19世纪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法国的左拉、雨果等发出的启蒙与批判的声音，也绝少听到如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意欲在乱世之中引导人冲破“铁屋”的“呐喊”，知识界普遍的精神平庸让我们感到沮丧。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普遍就默认它的正当性，沉默不应该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即便是从庙堂和广场退居学院的“象牙塔人”，也要防止被职业化和技术化的浪潮冲刷了思想的灵性。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作为一个准备以传播真理为业的知识人，我们无法忘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诗人雪莱曾把自己比作宇宙的竖琴，要为宇宙奏出痛苦和忧伤。在承担着人才培养与民族复兴大任的意义上说，具有知识分子品性的教师不正应该是国家和民族的竖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