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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一个当今在社会生活和研究领域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名词，因而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提法。但是，“熟悉的事物不等于我们已经了解了它”（黑格尔语）。只要我们深入地加以分析就会看到，现代化的内容至少有以下三个层次：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本文着重介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现代化理论的贡献，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色和现代化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以期引起大家对上述问题的关注和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现代化理论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1〕至今西方学者仍然公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自身理论体系（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在社会学、未来学和现代化理论研究领域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美国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刊载的关于现代化的条目中，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阐释现代化含义的第一根据。这段话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景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现代化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全面评析了工业化的历史意义。工业化既是现代化发展的直接动力，又是现代化的首要内容。十八世纪下半叶，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标志着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的到来。处在这个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已经觉察到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变革。这些思想家对工业化带来的巨大变革和发展前景进行了激烈的评论。具有代表性的有两个流派。其一，乐观派。他们认为工业化向人们展示了人类美好的前景。人类社会发展可划分为“野蛮”与“文明”两大阶段。工业化是科学、民主和理性主义的胜利，代表着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文明也就是人类最高的文明。其二，悲观派。他们认为工业化的前景并不美妙。工业化在带来物质增长、机械化、都市化的同时，使社会矛盾、人际关系恶化，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工业化社会危机四伏，并最终走向崩溃。这两个流派都不能全面评价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意义，只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才对此作了全面的评析。他们充分肯定了工业化对人类历史发展起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认为，工业化“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2〕同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剖析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化加重了资本对劳动的残酷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作了大量的论述。他们预言：工业化必将摆脱资本主义的形式而造福于人类，并且为人类最终跨入未来新社会创造着物质方面的条件。
（二）高度评价科学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革命作用。“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个观点在今天已形成共识。然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对现代化的发展起重大作用的观点，不但在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一些先进思想家中难以接受，而且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里也被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甚至加以排斥。今天重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方面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他们在现代化理论上的贡献和进一步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大有裨益的。马克思有句名言，“手推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3〕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把“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称之为“现代社会”或“现代工业社会”。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在推动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中，科学技术是对历史前进起推动作用的、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正因为马克思看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所以，他和恩格斯一样对十九世纪科学技术的每一项重大发现都加以关注，对科学技术取得的重大成就都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
（三）创立了全面发展观。现代化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研究社会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主义社会这是历史的必然。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也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最大的弊端莫过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型发展，即在物的财富日益增长的同时人的自身价值在不断贬值，形成了物对人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某些天才的设想。“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4〕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主义所作的为数不多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应是全面发展的新社会。“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5〕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未来新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与人的自身全面发展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当然，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里所说的未来新社会是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今天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原先的经济文化基础都比较落后，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某一阶段，所以，还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但是，正如列宁指出的，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指人的全面发展）。但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是物的建设与人的建设协调发展。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综上所述，我们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现代化理论所作出的贡献，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我们今天进行现代化理论研究的起点。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任何伟大的人物也无法摆脱时代和知识的限制，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是一样。今天我们的时代与他们所处的十九世纪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研究现代化问题，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现代化理论所作出的贡献，又要认识到他们在这方面的局限和不足。指出这方面的不足这并不是在苛求前人，而是要求我们今天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6〕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不发达国家如何走现代化道路方面留下了很大的空白，这就要求我们今天的理论工作者要下大功夫，通力合作，予以填补。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色
现在世界上已经走上和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居多数。人们在研究这些国家现代化时把现代化类型抽象为两大类，即内源型现代化和外源型现代化。无论是内源型现代化，还是外源型现代化都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即现代化的模式。
中国现代化是属于外源型现代化，但是，在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国家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独具特色的。
（一）实现了现代化模式的转换
社会主义国家最初搞的现代化基本上都是苏联模式。在当时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中，我国现代化建设基本上是搬了苏联的模式。应该承认，苏联现代化模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现代化模式在转入和平时期的大规模建设时开始逐步暴露出它的弊病。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深有感受。1956年毛泽东写下了重要的著作《论十大关系》，其背景就是我们已经觉察到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弊病。我们要以苏联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很可惜这种可贵的探索终因我们党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不断发展而中断。真正实现我国现代化模式的转换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当然，这种转换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与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认识的逐步深化相适应的。1979年，我们党明确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7〕1981 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我们党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概括为十个主要点，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现代化模式认识进一步深化。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十三大报告首次把这个理论概括为十二个基本观点。十三大后我们开始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提法。例如，邓小平在他的文选第三卷中多次使用这个提法并告诫人们，“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8〕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多年， 随着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已经实现了由苏联现代化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转换。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明显特点。
（二）全面改革、全方位开放
苏联现代化模式形成于斯大林时期。这个模式的明显特点是不施改革，有限度开放。邓小平曾经谈到，社会主义建设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在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不但自己拒绝对其现代化模式进行改革，而且还反对别人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苏联模式的开放是有限度的开放。开放范围局限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经互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有限度开放的产物。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起步的。首先从农村开始，我们党肯定并支持了农民创造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对原有农村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的根本变革，但又不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通过几年的实践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村改革的成功使改革的潮流由农村向城市发展，随后在我国展开了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内容的改革。与此同时，也相继对我国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程。十几年来我国进行了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改革。通过全面改革增强了基层的活力，提高了效率，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这也是我们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根本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的国策稳定下来并加以贯彻实行。我国实行的开放包括对外和对内开放。对外开放不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而且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它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开放，还包括科技、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开放。对内开放主要指各地区、行业和部门之间也开放。不搞划地为牢和保护落后，为尽快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较好的外部条件。我国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后，在我们国内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沿边沿江开放地区的全国开放格局。历史经验证明，闭关自守只能导致停滞和落后，开放既是增强经济活力和后劲的重要因素，又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实行市场经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当今世界上在实现了现代化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基础都是私有制。而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至今还没有一个已经成功地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存在着这么一种思维定势：要搞公有制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要实行市场经济只能搞私有化。1978年以后，在我们国家经历了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党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理论探索，终于在十四大提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党认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并提出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可以结合的精辟论断。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这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现在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善于把矛盾的事物统一起来。”《决定》还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蓝图，并提出了近期要实现的目标，即努力争取到本世纪末，在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虽然今天还不能说我们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也应该承认在这两者的结合上，还有很多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在不断的探索中解决。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我们正在进行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因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色。
（四）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得到了继承和弘扬
在现代化研究中社会的传统性主要是指传统文化（或指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背景）。长期以来，在西方现代化理论研究中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即非西方文化缺陷论。这种观点认为，非西方文化缺乏产生现代化变革的内在动力，传统性在现代化过程中是消极的，甚至主要是否定的因素，传统性与现代性基本上是互相排斥的两极。这种观点的另一面含义则是指西方现代化是在西方社会文化传统基础上自发演变的过程。西方文化是世界文明的中心。非西方文化缺陷论曾在西方现代化研究领域里长期占上峰。但是，在日本现代化模式出现以后，这种观点受到了质疑。而在东亚现代化模式崛起以后，这种观点受到了来自东西方学者的批判。事实上把东方文化（包括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文化）看作是与现代化截然对立的观点显然是形而上学的观点。现在，不少西方学者也持这种见解。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代化研究角度看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有与现代化相悖（不兼容）的因素，尤其是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这种摩擦看得更加清楚。但是，对此不能搞片面性，不能由此得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只有对立没有兼容的结论，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具体分析。
我们认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取批判、继承和弘扬的态度。批判是指要作具体分析，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继承是指要继承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成果。弘扬是指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总之，对传统文化既不要加以贬低，又不要任意拔高，要使我国传统文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上得到复兴。这个复兴主要是指使我国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兼容，让扎根于民族沃土的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与东亚现代化模式相比，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我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独具特色的。
三、现代化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把现代化作为理论问题加以研究在我国起步比较晚。主要原因是受“左”的思想和苏联理论界某些观点的影响。由于在西方现代化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我国对现代化的研究长期以来未能在理论界生根、发芽。1978年以后情况有了根本的转变，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我国现代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那以后，政府和理论界都开始重视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为使我国现代化研究能健康和较为迅速地发展，需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指导现代化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代。他们在剖析资本主义发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关于工业革命、工业化等具体论述（这里尤其要提到《资本论》），这些论述无疑是我们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宝贵思想财富。但是，历史已发展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现代化已是席卷全球的革命性浪潮。可以这么说，马恩关于工业革命、工业化的具体论述大部分已不能说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当然，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发展的方法论，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在今天的现代化研究中还要加以强调。只有这样，现代化研究才能在正确的方向上有较快地发展，从而防止步入“趋同论”等误区。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下马克思关于“生产一般”的方法论思想。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再生产时提出了“生产一般”这个重要的概念。生产一般是指“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马克思认为它是一个合理的抽象，而且有许多组成部分，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有些属于几个时代共有的。〔9〕根据马克思这个重要的方法论思想， 我们认为“现代化一般”是存在的，并且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有其“共同标志”和“共同规定”的，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现代化中存在着既不姓“社”也不姓“资”的具体内容。那么，这具体内容是什么呢？需要我国理论工作者大胆探索并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其次，要重视加强对两个层面的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从现代化研究的角度上看，现代化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建设层面。二是目标层面。三是理论层面。从目前情况看，加强建设层面和理论层面的现代化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加强建设层面的现代化研究有着直接现实性。在这个层面中存在着大量的既不姓“资”也不姓“社”的内容，在经过分析和消化之后可以马上为我所用，能直接促进我们现代化建设。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地区和部门都已经这么做了。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对这一层面的研究加以整理、总结并加强协作，防止各自为战，避免无谓的重复。进行这一层面的研究要提倡理论界与实际部门的协作，发挥各自优势，相得益彰，并且要尽快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建设层面的现代化研究。理论层面的现代化研究代表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研究的水平（类似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研究）。应该说理论层面的现代化研究在我国是薄弱的，相对落后的，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方方面面，即政府、民间，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等方面的共同努力。理论层面的现代化研究涉及领域广，任务重且短期内难以产生效益，相对说来耗资也大。对此，政府应该有长远眼光，应把理论层面的现代化研究视为国民经济宏观发展和国家决策科学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今天谈现代化理论研究，不能不强调社会科学领域里各个学科要协同作战，还要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联合攻关。在这方面西方有些国家做得比我们好，这也是他们在某些研究领域比我们领先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我们借鉴。
再次，不要纠缠于概念、定义和范畴的争议。现代化的研究首先是在西方掀起的。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新的学说的产生，必须看到“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十九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标志着西欧和北美国家已进入工业化时期，可以说人们对现代化的研究就是从此发端的。从那时起，一百多年来关于现代化研究历经了若干个发展时期，考察这几个时期现代化研究的发展可以看出这么一个特点：关于现代化理论研究中的某些重要概念、定义和范畴等始终难以达成共识。早在本世纪七十年代许多西方学者就指出，现代化理论研究本身有不少缺陷，如不严密、概念不准确、定义含糊和乱贴标签等等。纵观一百多年以来，现代化研究的发展虽然有起有落，但是，从总体上看，现代化研究还是常盛不衰的。这是因为世界上正在走向和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已成多数。此外，还因为现代化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和思想观念变化等密切相关。现代化研究作为现代化实践在理论上的反映，它不会因为自身体系尚不完善，某些概念和范畴未形成共识而销声匿迹或自生自灭。相反，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对现代化理论研究中某些重要问题的共识会逐步增多。
由此可见，为使起步不久的我国现代化研究能健康和较快地深入发展，少走或不走弯路，我国理论工作者要避免在现代化研究中过分纠缠于对这个理论的概念、定义和范畴方面的争议，而应该紧密贴近现代化的实践，围绕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协作，尽快地把我国现代化理论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9〕
注释：
〔1〕《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1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72页。
〔3〕〔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44页，第一卷第416页，第十九卷第130页。
〔6〕〔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1页、第209页。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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