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两种社会主义思想与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_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马克思的两种社会主义思想与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_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两种设想与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刍议论文,两种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 要 马克思对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有两种设想。20世纪社会主义大都产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却按发达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模式制定方针政策,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使社会主义遭到局部失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应验了马克思有关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使社会主义获得新的生机。

关键词 东方社会理论 跨越“卡夫丁峡谷”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是20世纪发生的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社会主义从此由科学理论变为具体的实践。由于革命解放了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社会主义得到人民的拥护。社会主义凭借国家权力,集中运用社会的财力、物力、人力,办成许多大事,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焕发了感召力,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奋斗的目标,革命形势高涨。到了60年代形势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不快,人民不满意,社会主义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接着,80年代后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天下汹汹。西方某些人士在兴奋之余,预言社会主义已彻底失败,马克思主义已不成气候了。在原来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中,也有人出现了怀疑和动摇,也有人落荒而逃,也有人成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批判家和反对派。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要求我们作出回答:本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小插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在哪些地方出现了问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行反思。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有过前后两种设想。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弃绝资本主义的弊端,保留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19世纪40年代,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应用了大机器生产,不断的经济危机和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两大社会问题。国际共运中心在欧洲。马克思基于对欧洲资本主义的研究,曾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1〕,英国工人阶级最先准备好并担负领导责任, 历史上一直在欧洲扮演革命先锋队的法国,那里的无产阶级是主力,革命“将会实现,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2〕。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具备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发达的商品经济的物质基础,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消灭商品经济和货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消灭阶级并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消灭阶级以后,国家主要不再是暴力工具,而是担负组织社会、发展生产力、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职责,并最终实现消亡。马克思的这些设想,是以纯粹的发达的资本主义为前提条件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和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基础上完成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中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述。马克思把它称作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或第一阶段,恩格斯称之为社会主义。后来,列宁称它是完备的成熟的社会主义。

这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第一设想。

然而,欧洲进入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西方相对稳定,工人运动也相对沉寂,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相对低迷。但是,与西方相反,东方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群众纷纷起来革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命,出现了革命的新曙光。马克思经过冷静思考,把注意力集中到东方,认真研究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思考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这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第二个设想。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始于19世纪50年代,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就是明证。但那时,他是把它纳入以西欧为中心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变的统一历史进程中,以为东方社会生产方式是原生社会形态的活化石,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展现着东方社会的未来。而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完全以新的视角观察东方社会。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研究的成果主要反映在其晚年的大量人类学、古代社会史的笔记以及有关书信中。当时俄国国内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1877年俄国和土耳其的战争,加剧了革命危机。沙俄政府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特别是民粹派发起的革命斗争,已经极大地动摇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已站到变革的门前”〔3〕。 马克思通过俄国来探索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一探索,使马克思在他的晚年逐步形成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著名构想。

马克思在他的最后5~10年里,忍受种种磨难, 坚持不懈地利用古代社会史和人类学的材料,研究前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进而以实证的材料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性,揭示广大的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具体可行的途径,为整个人类社会的解放探索多样化的前景。这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新发展、新突破,是他思想发展的深化和重要转折。

对于俄国问题,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报》编辑部的信中,郑重地引用了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国前途的看法。后者认为,俄国作为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影响下,可以越过某些中间阶段,从低级阶段跃进到较高级阶段。马克思倾向这种意见,他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4〕

马克思在阅读了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拉伯克、梅恩、菲尔的著作之后,从经济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上,改变了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历史起点的看法,认为原始的农村公社“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5〕。俄国农村公社属于这一链条中最新的类型。在欧洲, 亚细亚生产方式转向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在东方,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和专制制度则延续到19世纪初。东方的这种社会制度经历了与西方由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同样的甚至更长的漫长历史时期。到19世纪为止,东方历史和西方历史的发展是双行道,而非单行道。这就意味着东方国家不必亦步亦趋地走西欧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道路不是一切民族“都注定要走”〔6〕。在获得这种认识之后,马克思明确提出, 他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道路的概述,只限于“西欧各国”;如果用它去裁剪历史,把东方的历史发展也挤压到西方历史发展的模式中去,那就会把它变成超越时空的一般历史哲学。东方社会土地私有化运动不像西方那样,土地集中到少数奴隶主、地主手中的大庄园制经济,而基本上是公有制(俄国)或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中国)。他反对柯瓦列夫斯基的印度公社土地所有制将有一个同西欧一样的“封建化”过程的看法〔7〕, 认为广大东方落后国家不一定必须把西欧社会发展道路当成典型的、唯一的模式,而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并且在19世纪,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各个民族的封闭和“小国寡民”的孤立状态,落后的国家或民族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都在结束闭关锁国的状态。历史转向“世界历史”。这种历史条件,为落后民族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可以实现某种跳跃式发展。马克思在1881年3 月写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和三个草稿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思想。他说,俄国“不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8〕,它“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 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9〕,处在现代历史环境的俄国, 只要吸收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肯定成果”〔10〕,发展并改造农村公社的古代所有制形式,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1〕。

可见,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即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虽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自然规律没有给这位伟大思想家留出更多的时间),但是,毫无疑问,马克思晚年倾向性地认为:落后国家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存在着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其重要前提条件是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并预示着要迅速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两种设想,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关于先进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即第一个设想研究较多,而对第二个设想即在东方落后国家产生的社会主义研究很少。这种理论上的偏颇,导致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失误和失败。

20世纪人类争取到的社会主义,它们的出生地大抵都是生产力水平低,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发展,经济文化落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要完成在世界历史上本应由资本主义社会完成的工业化、生产社会化、改造小生产者、发展科学文化的艰难任务。这种社会主义的母体决定了它们是不成熟、不发达、不完备,只能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那种社会主义,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以及列宁所说的“完全的社会主义”。但从社会主义自身的实践看,各国的领导者对这一点都缺乏应有的清醒认识,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把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淆起来。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认识到落后国家不能直接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提出“迂回过渡”,允许资本主义、小生产的存在,但只实行了七年就被斯大林中断了。毛泽东一度认为建国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它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也允许资本主义和小生产存在和发展。但建国后不久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时期”,1956年刚完成“三大改造”,就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再是遥远的未来”。这是一次“左”倾共产主义的试验。试验失败之后,就进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狂乱的阶级斗争时期,直到1978年才开始拨乱反正。可见,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的指导者们,由于对本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缺乏正确认识,不是按照落后国家来实事求是地制定政策,而是按照马克思关于在发达国家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行事,因而遭受了挫折。

在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而取得政权并且获得初步巩固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心任务本应是要抓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缩小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距离,提高综合国力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却不同程度地没有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很长的时期内强调“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把政权问题放在第一位,经济建设放在第二位。当然,国内外敌对势力依然存在,政权问题不可掉以轻心。但是,当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军已控制了局势,就要迅速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把阶级斗争提到首位,苏联在较长时间内笼罩着恐怖气氛,中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这样,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丧失了壮大自己的机遇。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无疑有多方面的内外因素。面对帝国主义加紧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不能在意识形态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在70年代也遇到前所未遇的困难。这种情况如果说是社会主义的失败,那只能说是盲目搬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第一个设想的教条主义模式的失败,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将在对这种“左”的空想指导下的实践的反思和批判中获得新生。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无疑已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业,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指明。

恩格斯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12〕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主要指以资本主义为主轴的世界状况,首先要明了“什么是资本主义”,进而才可能确认“什么是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构成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必要前提条件。

20世纪的资本主义并未耗尽它所有的潜力而进入坟墓,相反,由于运用新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新型产业的广泛兴起,它的生产力还在发展,它能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办法对付面临的困难。由于对社会主义这一“现实基础”认识的局限,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盲目性,从而陷入某种程度的空想的误区。

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作为制度的实践,从十月革命到今天,也只有80年的历史,作为一种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它的成长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加之主要参照马克思的第一个设想探索前进,失败和挫折就在所难免了。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为之沮丧,因为只要看看资本主义发展的400年间的历史,其间有多少次封建主义的复辟和历史的倒退, 作为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败,就是毫不奇怪了。

错误是正确的先导,失败是成功之母。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出现,预示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的成熟,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正在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同时又是对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在新的时代和新的起点上提出来的。它并不表现为直接参照和引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文献。但在历史的发展和真理的探索上是前后相继和继续发展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哪些论断上应验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呢?

首先,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国家建设的。这种社会主义自然是不完备和不成熟的,它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社会主义即完全的社会主义不同。在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内含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而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提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13〕,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抓它一百年,不能动摇。“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更具有可操作性。

第二,马克思预见到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才能实现对“卡夫丁峡谷”的跨越。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建经济特区等一系列思想,首次创造性地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建设的手段,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应用了马克思的设想。邓小平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创造条件,“吸收国外资金、技术,甚至欢迎外国企业家到中国办工厂”〔14〕。

第三,马克思从宏观上和大的原则上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给予肯定。邓小平对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而具体的论述,解决了困惑人们的低基础与高起点的矛盾,回答了在落后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把它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第四,邓小平基于中国的实际和变化了的情况,对社会主义的概念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再深化、再界定、再认识。他指出,与资本主义不同,我们发展经济是为了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生产力标准,作为判断改革的根据。

马克思晚年关于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已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实践,将以新的姿态成功地实现跨越性的历史发展,使马克思晚年设想所揭示的真理熠熠闪光。

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即将来临。在这世纪之交,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似展翅高翔的雄鹰翱翔在21世纪的天空,社会主义将再造辉煌。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9卷,第246页,第27页。

〔4〕〔5〕〔6〕〔8〕〔9〕〔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第448页,第431页,第444页,第443页,第45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8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6页。

〔13〕〔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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