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对建立冷战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防务论文,英国论文,战后论文,欧盟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各国都积极致力于重新确定自身的安全和防务观念，以期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作为当前国际社会中最有影响的地区性组织，欧盟也意识到冷战结束解除了西欧和苏联直接军事对抗的威胁，有利于建立更加独立的防务体系来摆脱美国的牵制。加之冷战后欧洲出现的大量种族冲突和民族矛盾，欧盟也感到建立自身的安全和防务机制来应付欧洲危机的迫切性。然而，英国作为西欧一个占据重要地位的强国，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却始终把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确定自己的安全地位，以及如何在参与欧盟防务合作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大国传统和扩大自己的安全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基础。由于众多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作用，英国在全面衡量了自身的安全地位以及建立欧盟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将会对英国防务地位产生的影响之后，认为欧盟建立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将会使英国自身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因此，英国对欧盟计划建立的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建议和看法，并形成为英国对欧盟建立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一种低姿态消极态度。
一、英国对欧盟安全和防务问题的基本看法
冷战结束后，面对欧盟日前强烈的建立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的要求，英国政府在全面衡量了建立欧洲安全结构对自身安全利益的得失之后，提出了一个观点，这就是撒切尔夫人所指出的：“英国对国家主权的含义有其独特的理解。欧洲的理想必须在正视民族国家中心地位的同时，通过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而不是通过损害国家的独立性来实现。”[1](P.134)以此为基础，英国政府像对待欧盟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的问题一样，对欧盟建立共同防务政策也持基本否定态度。英国政府在两党的一致支持下，从一开始就不赞成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宣称的发展共同防务政策和建立“实际上的共同防务”的计划。对于安全和防务问题，英国政府深感自己在欧洲占据着特殊的重要地位，欧盟的主要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无法像建立经济一体化、共同货币政策和社会一体化一样绕过英国。如果英国对建立欧盟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缺乏热情，那么无论法、德如何急切，它们的选择都将会非常有限。而欧洲安全问题，诸如恰当的安全框架结构、西欧联盟的作用、欧洲单一的防务合作前景，都和欧盟追求的欧洲一体化无法分开。鉴于英国国内对欧盟建立共同防务政策缺乏热情，所以无论英国的工党政府或是保守党政府在那些涉及英国主权和欧洲共同安全及防务政策有关的问题上，都采取了比较消极的态度和立场。
造成英国对待欧盟建立共同安全政策态度消极的原因，主要是由一系列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所造成的。首先，英国在冷战后的安全和防务观念依然深受冷战的影响。冷战时期，英国的安全和防务目标非常单一，几乎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全力以赴地对付苏联集团这个目标。当时的观点普遍认为，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终究不可避免。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英国政府在安全和防务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
另外，英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也是冷战后英国对欧盟建立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态度消极的一个重要原因。自从殖民主义扩张结束成为最大的殖民帝国以来，英国以维护其既得地位，在世界政治中一直是一个强调维持现状的国家。另外，英国无疑也是1945年战后世界安全体系重建的设计师之一。在他们看来，到目前为止这个体系依然是成功和具有远见的。在英国国内，公众的情绪也是影响英国政府对欧盟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态度的重要因素。大体说来，英国公众基本倾向于支持政府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制定强硬的防务政策，并且能够独立不受限制地使用武装力量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公众虽然曾经对英国参与朝鲜战争和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表示反对，甚至也参加过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反核和平运动，但这些大多仅仅是针对政府的某项具体政策，而不是反对政府运用武力[2](P.183-184)。
最后，英国政府对安全和防务问题的态度还深受英美特殊关系的影响。自从1945年以来，英国不同的政党领导对于保持和美国的特殊关系、从来没有出现过明确的政党模式差异。英美特殊关系首先在工党首相卡拉汉执政时期发生了明显改善。他在积极参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同时，和卡特总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继任的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友谊则代表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关系。90年代之后，克林顿和保守党首相梅杰的关系也同样密切，梅杰政府一直致力于把英美关系作为保持英国在欧洲事务上采取独立立场的基础。目前，布莱尔虽然极其重视发展和欧盟的合作关系，但也同样强调自己和克林顿之间建立的亲密友情。所以，尽管英国的政党政治自40年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多次变换，而且比先前更加难以确定，但两党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以及对跨大西洋联盟在欧洲安全中重要性的认识上却是始终一致的。
二、英国对欧盟潜在危险的认识
根据英国政府的观点，冷战结束后东西方集团的直接对抗虽然已不复存在，西欧直接面临的军事威胁也已经基本解除，但欧盟由于自身的现实行为和历史原因，依然面临着各种潜在的危险。首先，从1990年开始，北约不断扩大其范围的行动，将使这个组织的性质发生自建立以来的最大转变。其次，欧盟自身在扩展的同时，也正处于对主要机构进行改革的进程之中。如果这场改革不能顺利进行，欧盟的发展将陷于停滞甚至衰退。另外，由于国际社会环境的变化，欧洲当前在安全上面临的威胁已经从东西矛盾转变为南北矛盾，地中海的地区问题已成为欧洲大国关注的主要安全隐患。最后，英国政府还意识到，西方国家依然存在着和俄国爆发“新冷战”的实质性危险。如果新的冷战一旦爆发，将会造成俄罗斯周边国家内部以及这些国家之间广泛的不稳定。
在这种新的情况面前，英国国内普遍认为，尽管未来的危机不会对英国自身的存在构成威胁，但欧洲却面临着再度“分裂”的危险。这种潜在危机使得欧洲必须面对爆发战争的可能，而且战争将不限于发生在俄联邦的周边地区。这意味着英国自己不可能免于介入，只不过其参与的程度和方式可以由政府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政府并不害怕欧洲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它赞同新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目前的和平不过是暂时的间隙，危机将始终存在。但这些危机的爆发并不使英国的决策者特别担忧。相反，英国的决策者们关注的是西方解决安全问题的集体方式是否继续有效，因为他们最担忧的是西方和俄国未来关系中包含的严重不稳定因素。
目前，西欧和俄联邦关系正在经历一个螺旋形的持续下降过程，英国认为俄国依然是未来欧洲危险的主要来源。为了减少西欧和俄国发生冲突的可能，现今的英国政府像1907年的英国自由派领袖和40年代的丘吉尔一样，也把和俄国建立事务性的和可行的关系作为具有建设性的欧洲安全政策的关键。为此，英国积极致力于协调俄国提出的修改《欧洲共同联盟条约》的要求，并且在俄国镇压车臣抵抗运动的问题上一直保持缄默。不过，英国和俄国的关系很难说是一种真诚的合作。英国始终坚持的只是和俄国保持一种不冷不热的关系，和俄国的双边关系模式从未过分密切，和俄国的贸易关系也不如其它主要西欧国家。英国对于俄国的期望仅仅是和俄国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以有利于它在中欧和东欧的外交活动。这既是冷战时期世界的需要，也是冷战后世界的需要。英国认为，西方除非能在1997年的《北约和俄联邦合作与安全双边关系条约》(Founding Act)基础上加强和俄国的联系，否则就不能在中欧和东欧取得任何成功。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爆发新的冷战有很大的可能性，因此必须集中致力于维持北约，使美国的义务进一步制度化，加强英美关系来维持外交机动的空间，这样才能提供一种明智的办法保证未来“在倒掉洗澡水的时候不至于把婴儿也一起倒掉。”[1](P.132)
三、英国对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合作努力的评价
冷战结束后，英国对欧盟为共同安全与防务所做的努力也有自己的看法。其中，西欧联盟的地位和作用是英国政府议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对于英国的外交和防务设计者来说，西欧联盟在西欧防务中的作用不应该超过1955年所确定的范围。所以，当法国总统密特朗1984年6月在枫丹白露的首脑会议上试图扩大西欧联盟的作用时，英国政府立刻发表了一篇题为“欧洲的前途”的声明，明确表明了英国对这项政治动议的反对态度。英国政府认为，加强西欧联盟就意味着对北约联合的挑战，这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必然是得不偿失。因此，白厅的官员们一直对这种试图通过军事上的重新组合来加大欧洲联盟的政治意图表现出一种嘲讽的态度。
不过，英国对西欧联盟的态度并非意味着对西欧集体安全思想的否定。实际上，西欧的集体安全方式为英国带来了比其它大多数国家更多的好处。英国在北约基础上的西欧集体防卫中得到的利益远远超过了它所付出的代价。英国付出的仅仅是很小的军事和经济代价，而这个体系为它带来的好处不仅是安全利益，而且还包含着外交政策利益。事实上，在过去的这些年中，英国已经从西欧经济密切的相互依存中得到了多方面的好处。
在欧盟为建立共同安全和防务所做的努力中，英国感到问题最多就是如何协调各种组织之间的关系。英国政府认为，这种协作必然要涉及到包括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北约和西欧联盟在内的一系列组织。20世纪90年代初期，英国曾经试图严格区分这些组织所具有的不同目的，像危机处理、危机预防、和平维持或和平支持等。冷战后的实践使英国政府意识到，这种区分缺乏实际意义。事实上，只有北约真正有能力派遣军队维持和平或强制和平，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联合国和欧盟的作用，只不过是提供法律和政治的依据，或是对未来的危机发出预先警告。
根据欧盟近年来在共同安全和防务方面的实践，英国强调部署武装部队的能力在处理当前国际社会危机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虽然和平支持、和平决定、和平维持在理论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践中却难以进行区分。因此，英国政府认为，危机处理活动的政治意义依然处在发展过程之中。为了适应这种发展，人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欧洲未来的安全结构应该是一个“可变的几何图形”，它将根据不同的利益范围和各个联盟的具体参与程度在不同的组织之间进行组合。从这一点来看，美国的参与尤其重要，因为欧洲将指望美国在控制那些长期存在的危机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英国指出，北约和西欧联盟的关系必须严格限制在匹兹堡会议规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保持西欧联盟不和欧盟结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解决好这个几何图形关系中的两个问题。
英国认为，欧盟共同防务几何图形中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西欧联盟在和北约保持联系的同时，如何协调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从原则上来说，英国支持联合国使用地区组织来解决当地的危机，因为地区性组织占有特殊的优势。但是，当北约和西欧联盟在波黑危机中受到教训之后，北约和欧盟并没有因为这场悲剧带来的教训而发展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相反，联合国倒是得出了一个以美国军事力量为中心的活动难以信任的结论。
欧洲安全几何图形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到北约和西欧联盟以及欧盟的关系。在这里，问题并不是说这种关系已陷入困境，而是说由于欧盟的机构改革和对外扩张，这种关系也陷入困惑之中。西欧联盟目前虽然和北约与欧盟之间保持着等距离的关系，但在未来的发展中必将更加和欧盟接近。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西欧联盟和北约之间的关系似乎比和欧盟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楚明确，因为欧盟的政治领导机构将在多大程度上要求西欧联盟承担军事任务至今并不明确。随着欧盟的扩大，其成员国将包括那些非西欧联盟成员的国家，而它们将难以加入事先已经安排好的军事结构。因此，英国政府认为，对于建立欧盟所希望的新的欧洲安全体系来说，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同时，这也证明了英国官员所强调的一个简单事实，就是只有北约能够继续提供一个满足各种需要的整体军事系统，而西欧联盟充其量只是北约的一种补充，为北约提供一个灵活安排的空间。为此，在1997年阿姆斯特丹首脑会议上，英国在它的安全建议中特别提出，西欧联盟的政府首脑和国家首脑会议应该和欧洲理事会加强联系，这样才能够建立欧盟和西欧联盟之间在政治上的联系，而不是赋予西欧联盟更大的安全责任。
四、英国对欧盟未来共同安全和防务合作的期望和设想
对于欧盟未来的安全与防务合作，英国虽然反对完全依靠欧洲自身的力量来维护其安全，但对欧盟加强这种合作依然寄予很大的期望，并且也有自己的各种设想。在英国看来，现有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一样，其作用只不过是一个有用的论坛。它们虽然可以扮演一些基本的角色，但并不能维持或是推行集体安全。据此，英国政府明确指出，欧盟目前的安全和防务合作仅仅处于外交程序的初期阶段，它离设想的欧盟21世纪单一防务战略前景还极其遥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盟各成员国面临着比设想更多的问题，而且有些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尽管如此，英国对参与欧盟安全与防务合作战略进程并不缺乏热情，而且充满期望。作为欧洲一支强大的现存实力，英国政府清楚意识到它必须在欧盟未来的安全和防务政策中保留哪些必不可少的成分。在这些成分中，“首先要保留的就是美国对欧洲安全事务的参与”[3](P.127)。英国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欧洲将很难应付外来的威胁。而且，“美国对欧洲事务的政治参与也会促使它采取一定的外交行动”[4](P.15)，这一点在美国对波黑问题前后不同的立场中表现得尤其明确。从历史上看，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如果没有美国强大的物质力量援助，西方决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英国强调，欧洲的安全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基础之上，就是在必要的时候，美国将再次承担主要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义务来保卫欧洲。
不过，英国政府近年来也意识到，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正处于一个迅速变化的过程之中，美国对欧洲具体安全事务的参与程度和方式也在不断改变。尽管人们关于美国的战略已经从“先欧后亚”变成了“先亚后欧”的说法并不完全属实，但美国对欧洲安全的兴趣的确已经有所降低。因此，英国的观点认为，在发展欧盟安全和防务一体化的时候，必须两者兼顾。这就是既要把欧洲安全和防务体系作为对美国兴趣降低的一种补充，但也不能忽视建立新的跨大西洋关系和保持美国参与欧洲安全事务机制潜在支柱的必要性。自从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关于改革北约和提出新战略概念以来，英国的部长和官员们在未来欧洲安全和防务的问题上都始终坚持这一立场。同时，几乎所有的英国官方文件都一再宣称，美国对欧洲安全的参与是一个绝对的必要条件。英国对于欧盟未来安全和防务合作前景的第二点期望，是在欧盟未来的安全体系中继续保持自己和美国的特殊关系。多年来，英美特殊关系一直主导着英国的大多数防务决策者和政治家。1990年代以后，这种特殊关系的存在尽管已经很不明显，但它在危机时刻还是会突然凸现出来。作为冷战时代的产物，英美特殊关系常常体现在两国某些领导者的私人友谊之中。最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丘吉尔和罗斯福、迈克米兰和肯尼迪、卡拉汉和卡特、撒切尔和里根以及布莱尔和克林顿等领导者之间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多场合中都曾对英国的政策和它对世界事务的立场发挥过重要影响。从安全和防务实践的角度来看，英美特殊关系主要体现为高层次的情报合作、核武器部署和实验合作、以及陆海空三军的传统联系和合作。尽管这种关系在正常的国际关系交往中并没有特别的表现，但在发生武装冲突或者其它重大事件时就会立刻呈现出来。例如在马岛战争、海湾战争、制裁伊拉克轰炸科索沃等行动中，这种关系都有过明确的表现。所以，尽管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性在冷战之后已有所下降，但英国依然把保持这种特殊关系的实质内容作为英国的重要利益。
英国对于欧洲防务问题前景的第三点期望，是在参与共同防务的同时，尽可能维持英国自己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活动空间。从1990年到目前为止，欧洲实际上只有英国和法国在物质基础和政治条件上有能力独立参与国外的安全行动，它们也是欧洲仅有的两个能够建立和维持一支具有一定实力的军事力量的国家。英国国防部通常在正常的防务要求外，还部署4个师来应付随时发生的意外情况。所以，英国有理由希望保持在安全事务上独立行动的能力。从另一方面来说，英国远离欧洲地缘政治的中心，并且拥有处理未来危机的自主能力，因而有必要为它的行动保留一定的空间。另外，英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拥有大量的海外属地以及大批外交政策义务。这些也要求它保留一定的行动自由，来处理发生在欧洲以外的世界事务。所以，正是这些事实使得英国的决策者们感到他们必须为英国部署防务力量保留更大的灵活性。
在这三点期望的基础上，英国对欧盟未来的共同安全和防务合作提出了几点具体设想。首先，英国强调所有的防务和安全问题必须严格限定在政府之间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国有充分的自由和机动来保持外部的利益和国内一致。其次，英国希望为和平伙伴计划确定具体的范围，也就是通过建立北大西洋合作会议来阻止东欧成为北约成员。英国认为，和平伙伴计划已经取代了北大西洋会议的“欧洲——大西洋”伙伴会议。所以，当建立和平伙伴计划的提议于1994年1月首次在布鲁塞尔的高峰会议上提出时，英国立刻表示欢迎，认为它可以消除北约内部在是否应该扩大问题上的分歧，并且可以发挥北大西洋合作会议的作用，阻止北约成员国的迅速增长。但不久，这一进程就发展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和平伙伴计划变成了一个迫使北约必须扩大吸收新成员的机制。面对这一情况，英国深切感到，这一进程使它失去了具体利益远远大于为它带来的抽象利益。英国看到，一个扩大的北约不但将会变得日益松散，难以从内部加以控制，无法维持它的跨大西洋义务，而且还会减少它作为英国外交工具的作用，降低英国在其中的政治影响。另外，北约的扩大还会降低它的北欧特色，带来和俄罗斯发生对抗的风险。这种代价对于英国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
最后，英国还设想通过规定具体任务的方式来确定西欧联盟的作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英国一直希望限制西欧联盟的功用，反对把它的作用提高到危害北约作为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基础的内聚力的程度，特别是坚决反对意大利1991年初提出的把西欧联盟正式并入欧盟作为第四根支柱的建议。对于西欧联盟的具体作用，英国认为应该以1992年规定的匹兹堡使命以及马约规定把西欧联盟作为北约和欧盟之间的平衡物为基础，强调“西欧联盟的作用是北约进一步欧洲化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把欧盟纳入防务范围的机制。”[5](P.257)这样，作为一个西欧的防务合作组织，西欧联盟的任何有效防务计划都应该建立在具体任务的基础之上，这将有助于确定北约和西欧联盟的本质区别。英国官员认为，这种区别就是北约必须能够应付《华盛顿条约》所规定的那种战略性的重大战争，而西欧联盟则是从中进行调整，使欧洲不断增长的多国性武装力量能够发挥更加充分的作用。当前，一系列初具规模的欧洲多国军队已经出现，诸如欧洲快速反应军团以及其中的多国师，英国／荷兰两栖战斗部队，欧洲军团，德国／荷兰军团，1994年11月建立的法国／英国空中军团，还有1995年初为支援波斯尼亚联合国维和部队而组建的法国／英国快速反应部队等。对此，英国认为欧洲人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时应该把这些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快速召集，又可以快速解散。但这一点仅仅依靠一次欧洲安全会议的安排是很难实现的，如果欧洲的军事力量能够发挥作用，联合的机制是必不可少的，而西欧联盟正好可以用来担任这一机制。英国军方在1994年3月发表的有关“联合任务军队指挥部概念”的报告，就是对西欧联盟作用的一种具体说明。它强调，联合任务军队的规模应该保持在为完成一定的任务所需要的突击队或工作组的水平上。这样，联合任务军队既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执行欧洲人领导的使命，又能够更加有效地运用北约的力量来完成欧洲人自身无法完成的任务。
在深入分析了冷战后英国对待欧盟建立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态度之后，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首先，英国对欧盟是否能够建立共同安全政策表示怀疑并非没有根据。对此，英国官员指出，在防务作为主权象征的前提下，欧盟内部也许只有像比利时、卢森堡或者意大利这些国家可能打算放弃防务自主权。但法国、德国或者西班牙则决不可能这样做，英国自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有这种打算。这自然使得英国对于加强欧洲在防务领域一体化的前景缺乏热情，他们最多只会支持一些明确而有限的提案，诸如在欧盟内部建立一个安全分析中心，增加欧洲理事会秘书长的直接权力，促进欧洲理事会和西欧联盟首脑会议之间的联系，以及在不断增加的欧洲军事机构的指挥安排上加强更加有效的合作。
第二，英国把未来的欧洲安全与防务合作更多地看作是一个进程，而不是具体的政策。这主要由于安全问题中相互交错的事件过于繁琐，因而英国政府不愿意把自己的行为局限于某种具体政策。对于英国政府来说，对政策效能的信念往往产生于先前解决安全问题的经验，而冷战的经历已经为国际行为方式以及西方联盟发挥集体安全机构的有效功能提供了一个成功预演的场所。因此，放弃这一经过证实为有效的机构，去重新建立一个未经证实、模糊不清、在处理冷战后危机中效率低下的机构，将是极不明智的举动。
第三，英国强调欧盟安全结构的任何可能变化必须讲求实际。英国认为，欧盟在政治结构上必须承认政府间关系的重要性以及15个成员国之间国家利益的自然差异，而北约和西欧联盟这些军事组织的行动方式必须严格限定在各自任务的范围内，才能根据它们所担负的具体使命来确定其规模、装备和指挥系统，并保证他们的任务和他们担任的使命一致。对于仅仅为了做出政治姿态而运用军事力量，英国始终持怀疑态度。虽然北约在冷战时期曾经多次被用来发挥政治作用，但它从未改变它的基本军事性质。因此，具有重要军事作用的西欧联盟只有协调好和北约的关系，才能使它传送的政治信息更加具有分量。
总之，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英国认为欧盟的安全与防务模式不会很快发生重大变化。在北约已经证明它自己是一个有效的整体军事结构的情况下，西欧联盟尽管可以发挥有用的辅助作用，但要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实力、能够维持自身并指挥大量武装部队的军事体系，依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英国人感到欧盟各国实际上已经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北约依然是一个关键的组织，它的资源可以按照一种灵活的方式被其它组织或指挥体系使用，来回应当前或未来的危机和发展像联合任务军队这样的概念。而波黑危机说明，欧洲人在欧洲还有很多重要的军事任务，而且这些任务只有通过政府间的合作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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