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发展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理论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在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论述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首先必须提到的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作出比较明确和全面的论述，第一次提出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将存在一个相当长的、相对独立的初级发展阶段，以完成独特的历史任务。应该说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之后，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不能说有系统而全面的阐述，但也不是没有涉及到这一命题，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比如有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晚期对俄国问题的看法，其中有一些重要观点至今仍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列宁更从理论上实践上都接触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有一系列深刻见解。毛泽东也认真考虑和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只是到了本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才引起广泛重视，初级阶段论才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而且在实际中出现了理论上一通俱通，实践中解惑释疑的巨大效应。
为了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重要理论意义，有必要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放到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
第一，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放到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去考察，以思考现实社会主义在总体上处于什么历史方位。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虽然是针对中国国情提出来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到世界社会主义总体的历史进程这一大背景下来考察，可能对我们的理解更富有启发性。因为，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进行探索，并非中国一国特有的现象，而几乎在社会主义从理论转化为现实的第一天，就存在这一问题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时，基本的观点是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到极端的产物，社会主义可能最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不是一国，而是几个国家同时胜利），虽然他们也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将引起广泛的国际交往，因而有可能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也产生类似发达工业国家的矛盾。19世纪70至90年代，他们曾集中讨论过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存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的问题。他们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将俄国革命同西欧先进工业国家的革命联系起来进行探讨。他们不否认俄国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但是强调两点作为必要的条件；第一是俄国革命引发西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第二是落后的俄国获得胜利了的西欧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这两个条件的意思很明确，首先是必须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局面；其次是俄国通过先进国家的援助，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唯有如此，俄国社会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这个思想与他们先前认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数个先进工业国家同时胜利的思想，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下，探讨个别国家的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将俄国问题是当作一种特例来讨论的。因为与其它国家相比，俄国当时尚存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农村公社”。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有些俄国革命者看来，这种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在形式上与未来社会的所有制有共通之处，因此可能存在利用这种独特的古代社会经济结构“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1894年，当恩格斯（此时马克思已经去世）看到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古老的农村公社制度已经陷入全面解体，就已敏锐地意识到，俄国恐怕将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命运。回溯他和马克思在此之前的观点，恩格斯认为也许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或者更正。恩格斯指出：“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0页。 ）“……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页。）“目前的俄国（按：指1894年， 笔者注）无论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0页。）俄国将和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样，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
长期以来，不知道是忽略还是由于其它原因，我们总是不愿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明确见解。很明显，马克思恩格斯从总体上不认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即使作为一种特例，也须具备他们所讲的“必要条件”。因为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说前资本主义国家）直接搞社会主义，是超越阶段的，是不符合常规的。当然，由于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仅仅只是根据一般规律所作的理论分析，是一种科学判断。他们直率地阐述了他们根据已有的材料得出的结论，但同时并没有将自己的观点绝对化，并没有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封闭起来。马克思说过，谁若是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以十月革命道路为代表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其发生和发展都远远超出了马克思的设想。首先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先进工业国家内部发展到极端的产物，不是这个矛盾的直接产物，它产生的历史前提和历史顺序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不同。现实社会主义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历史任务成之后的替代物，而是客观上作为不同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而成长起来。它首先要解决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条件下完成马克思所肯定的“资本的历史任务”，即工业化、现代化任务。从历史方位上讲，20世纪社会主义尚不能到达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个高于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而是与资本主义并存。
从十月俄国革命开始，围绕现实社会主义“合理性”，激烈争论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我们从来不否定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十月革命开创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开创了一个时代。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它带来了重要的突破：（1 ）从实践上证明了，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性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资本主义“薄弱环节”取得成功。（2 ）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首先在一国（甚至是“落后”国家）建立起来。上述二点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转变为实践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进展。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实践提出了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没有能够想象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后人将它解决了，符合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如前所述，这种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和历史方位是“特殊的”。从一般而言，由于条件、经验和理论方面的先天缺陷，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定要碰到很多的难题。从个别而言，俄国的封建专制传统、列宁的早逝、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和个性特点，特别是具体历史环境制约下的苏联的生存斗争、发展战略，种种综合因素导致最终形成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这是树立在全人类面前的第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示范样式，很长时期内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很长时期内是由这个模式主导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今天看来，当年批判十月革命反对派的历史发展“机械论”是完全必要的。但在另一个方面，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经济文化落后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特殊性。
诚然，列宁、布哈林及当时俄国的一批布尔什维克，都曾坦率承认俄国革命是建立在落后的物质基础上，并认真、执着地探索如何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主持了“新经济政策”的调整，提出了“间接过渡”的思想，提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的思想。（注：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页，第271页。）但从苏联模式的形成过程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观而言，列宁等人的这些探索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影响，它们没有能够被正确地理解和接受。斯大林继承的是列宁再早些时候的一些观点，比如认为“小农每时每刻地在产生资本主义”，比如“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等等。（注：参见《列宁晚期政治思想研究》，王邦佐等主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07页。）斯大林在1929年前后恢复了“直接过渡”的激进路线，在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高速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同时，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之后，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苏联模式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的观念，以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它们以马恩某些论述为重要理论依据。但是没有意识到：（1 ）在现实社会主义和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历史时差；（2 ）受现实发展战略制约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体制模式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它并不能代表社会主义的“一般”；（3 ）苏联模式本身存在严重的缺陷。由于理论上没有认识到这几点，实践中暂时还没有足够的信息表明苏联模式的潜在危机，那一代社会主义领袖们甚至断想很快就能由此过渡到“共产主义”，看不到现实社会主义将要经历很长一个历史阶段。有的学者认为，“提出的任务和政策超越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注：参见《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徐崇温，载《中央党校学报》1999年第2期。 ）用这个看法概括世界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历史教训，可谓一语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对当代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不清醒认识的某种检讨和纠正。
第二，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放到中国社会主义50年的全部历史过程中考察，以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原因。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具有坚定的信念，但是由于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他们明确认为在革命成功以后应该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过渡。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既不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也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任务，是发展现代经济，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准备物质前提。毛泽东甚至还对当时在华的美国人坦率地承认，抗战结束后中国需要搞一段资本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立即把恢复和发展经济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躇踌满志地开始领导这场新的“万里长征”。党中央还认识到了为完成经济发展任务，需要鼓励和发挥包括私人资本、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积极因素。这个思想也在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得到一定体现，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应该说，在毛泽东时代，党中央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情，还是相当重视的。中国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甚至远不及当年的俄国，这一点毛泽东等人也是清楚的，因此才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但是建国后不久，党中央内部对于这个既定目标就开始产生分岐。毛泽东很快改变了原来的想法。认为不能等到10～15年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后才开始过渡，而是应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党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主要任务。以后在实际过程中，又大大缩短了过渡的时间表（原设想也是10～15年），1956年9 月即宣布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这以后，毛泽东全力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快车道”，1958年搞“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甚至暗暗和苏联较劲，要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在体制上，中国深受苏联模式影响。苏联模式所体现出来的，落后国家可以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绕过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观念，对毛泽东等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接受苏联模式的深层原因中，关键是接受苏联模式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观。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大的框架。至于在某些具体做法上，比如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赎买方式、工业化路线、注意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结构平衡、农业集体化政策（比如不对富农、地主搞肉体消灭）等等，都是在这个大背景、大框架下的具体区别，而不是根本区别。我们有些做法曾比苏联更为激进。斯大林当年搞农业集体化，从现实上讲还主要是服从高速工业化的需要。而我们搞“人民公社化”，在主观上已经将它作为“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来看待的。所以毛泽东发出号召：“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不仅是生产单位，还是生活单位，行政单位。所以才有“吃大锅饭”的严重现象。当时还曾经提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在三、四年至五、六年的时间内完成向全民所有制的转变。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一度盛行。它表现在：（1）公社范围内实行穷队富队拉平， 搞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搞无代价上调；（2）是以公共积累为名目， 过多地搞义务劳动，甚至将一些生产队和社员的公私财产无偿收归公社所有；（3）公社内搞平均主义供给制。 这些做法曾经严重地挫伤了公社社员的积极性，严重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利益。它在短时期内造成生产队的农产品消耗殆尽，进而影响到社员的基本生活。
超越发展阶段、犯“急性病”，也影响到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有学者指出，本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 月）已经明确作出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但是提前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际上偏离了这个决策，甚至也偏离了总路线规定的以工业化为主体的工作中心，以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八大需要重新作出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刚刚作出，又发生了反右斗争扩大化，从此又重提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这种“左”的错误倾向终于发展为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注：《时代发展与中国特色》，薛汉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60页。）这种对经济建设的干扰和冲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由于超越发展阶段的政策在实践中的恶果，毛泽东曾经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果断的纠偏。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随后举行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再到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党中央作了一些重要的政策调整。首先是强调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两种界限，肯定人民公社还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其次是明确社会主义还需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原则，指出企图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过早向共产主义过渡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利的；再次，明确了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以后，又逐步恢复了自留地制度。这些措施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是基本肯定公社化运动前提下的纠偏，因此难以彻底，而且在实践中容易反复。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积累，毛泽东也曾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观点。比如50年代中期，他提出应区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两个不同的概念。1957年2月，他明确说，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页。）而“没有完全建成”的原因，则主要是生产力落后，没有完成工业化。本来，在建国前后，毛泽东基本将实现工业化作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条件。后来提出的“总路线”则要求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步完成（一化三改造）。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时，工业化远远没有完成。对此毛泽东开始逐渐认识到，工业化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国家来说，绝不是一朝一夕、轻而易举之事，开始认识到经济建设任务的艰巨性、长期性。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1959年春天他再次提出究竟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认为中国达到建成社会主义需要经过一系列阶段，其中完成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工业化还只是第一阶段，以后还将有第二、第三个提高的阶段。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的读书活动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他预计建设社会主义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大致需要50～100年的时光。1962年，他告诫全党，要“把困难想得多一点”，“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9页。）
中国社会主义的起步是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与马恩设想相比更为特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创者在实践中进行着艰若的探索，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当时人们还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制定的政策在总体上是超越阶段的。加上毛泽东此时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已经与“大过渡”的理论相联系，他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除了经济意义外，还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过渡。他认为“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随时存在。这促使他继续采取一系列“左”的做法，“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发展两个阶段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还不能相提并论。毛泽东没有能够摆脱“超越阶段”的历史局限性。
第三，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放到改革开放20年的大背景中考察，以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意义，增强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坚定性。
中国改革开放的发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首先起缘于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危机。而体制改革必然会遭遇到基本理论的困惑，需要理论创新相伴而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形成，已经有许多细致的研究，我这里仅说明这样几点：
其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首先是为改革的全面推开提供了坚实的的立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在筹备党的第13次代表大会过程中第一次比较明确、深入地获得讨论论证，最后由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来的。此前，尽管有一些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党的决议涉及到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或类似有提法，但是都不是从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来提出这个问题，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重大理论意义尚谈不上有充分认识。而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进行改革开放，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整个有将近10年的时间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农村经济政策、城市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及其在实践中的蓬勃生命力，为重新研究和判断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国情提供了新的认识基础。这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破题，不仅有体制危机、理论困惑的促动，更有改革开放新鲜经验的酝酿催发。邓小平在反思过去的失误时，多次点到“超越阶段”，“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个关键问题。为了从全局上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更为了给改革开放现行政策的全面推开提供立论依据，需要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程度作出符合实情的历史定位。十三大报告正是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对中国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对中国国情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在邓小平的直接支持、指导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回忆当年，这个理论的冲击力是非常巨大的。当时有许多人不愿相信，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还只是在“初级阶段”。但是今天，很少有人再怀疑这种定位的合理性、科学性。在实践中，初级阶段理论成为党的基本路线及其一切相关政策的决策依据，同时它也是从根本上抵制、预防“左”的倾向回潮的思想保证。1989年政治风浪过后，邓小平曾表示13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正是13大报告最重要的理论建树。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于改革开放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基础作用。
其二，从十三大报告第一次阐述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其间正好是又一个十年。十五大的思考是建立在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因而它的阐述也更为成熟。十五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当前“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一步指出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关键是要搞清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并告诫全党和人民，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十五大报告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地吸取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珍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来之不易的基本结论，他们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和阐发抓住了要点。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证明，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是有充分保证的。
其三，从世界社会主义的范围来看，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开始涉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当时，相对于苏联的“向共产主义过渡”，东欧一些国家将自己定位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发展“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1967年，勃列日涅夫首次谈到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问题，多少认识到此前谈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轻率性。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也开始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性，而不再象斯大林、赫鲁晓夫那样把社会主义视作一个短暂的阶段。80年代后，安德罗波夫进一步提出，苏联仅处于发达社会主义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许多东欧国家也修正了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时间估计。1985年11月，波兰甚至宣布仍处于过渡时期。而苏联则退到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直到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错误抛弃。相对于各国对本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讨，中国的重新定位似不算偶然。但是中国较好地处理了历史与现实、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关系，不纠缠过去，既做出了符合实际的判断，又保持了社会主义的连续性、主导性；既批判了历史发展的“机械论”，又否定了社会发展可以超越生产力实际水平的主观唯心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极大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它构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最重要基础部分。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精神实质，是历史唯物主义，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它首先是一种科学态度，它要求我们不唯本本、不唯经验，只唯实，要随时随地以具体历史条件为转移，用实践效果检验已有的理论观念；它还是一个价值判断的尺度，具有反权威性和深刻的人民性，要求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以社会全面发展为真正的发展，而不看表面标签，不追求形式主义；它是制定方针路线政策的国情依据，是为什么只能实行这样的政策而不实行那样的政策的根本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是理解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一把钥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理论实践主题。比如19世纪下半叶，其时代主题是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从少数革命家的理论变成工人运动的指导理论。21世纪上半叶，其时代主题是使社会主义从科学、从理论转变为实践，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建现实载体；20世纪下半叶，其时代主题是如何使社会主义从单一的逐渐僵化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体制创新、理论创新。而邓小平理论就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其时代主题是：搞清楚什么是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果说，超越发展阶段问题曾经是世界社会主义的通病，是体制僵化、理论教条化、公式化的根本症结之一，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显示了自己的理论创造和新型社会主义观。它讲的是中国的问题，但紧密联系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主题，它对当代社会主义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的阶段性成果。
标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 恩格斯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毛泽东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