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的新领域：环境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领域论文,环境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西方国家已普遍将安全区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类。前者指传统的国 家政治制度安全、军事安全等，而后者指一些新的因素如环境恶化、有组织的跨国犯罪 、大规模移民、金融一体化、网络犯罪(或网络间谍)等对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其中环 境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和 军事冲突有所缓和，而环境恶化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越来越凸显。可以肯定地说，环境安 全将是21世纪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由于它的内容和特征与传统安全模式有很大的不同 ，其防范和应对手段也必然不同。我们必须突破传统安全观的视野，从新的角度构建安 全体系。
一、环境安全战略的提出及其构成
1977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主任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发表了《重新界定国 家安全》一文；同年，米塞(Mische)等人出版了《迈向人类世界秩序：超越国家安全束 缚》一书。在这些著作中，作者开始将环境问题与安全概念联系到一起。到80年代，环 境安全的概念开始纳入到联合国的考虑当中。1982年世界裁军和安全问题委员会发表的 《共同安全》报告和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都明 确提出，在核毁灭和全球生态严重破坏的威胁下，安全的定义必须扩展，各国应致力于 建立相互依存和相互合作的共同安全体制，而不是单独强调各自的国家安全。
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苏东军事集团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西方国家开始对后 冷战时期的安全战略进行新的探讨，其中环境安全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视角。首先是学 术界对环境安全的研究大量增加。美国一些著名刊物如《外交事务》、《对外政策》、 《生存》等都相继发表了不少有关环境与安全关系的探讨文章。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也 将大量精力转移到环境与安全关系的研究。1998年，该研究所出版了《亚太环境与安全 》一书，专门就亚太地区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在学术界 引起关注的同时，有关国家开始对国家安全战略作出新的调整。1991年8月，美国公布 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首次将环境关注纳入国家安全范围。此后，环境恶化、贩毒、反恐 怖主义等问题便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联合国也向世界发 出了相应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其发表的《和平议程》讲话中告诫说， 生态破坏对世界稳定构成了新的威胁。[1](P5)在联合国的推动下，世界各国都对本国 的安全战略作了相应的调整。比如北约在新的战略安全概念中就提出：“对盟国安全的 威胁不大可能来自精心策划的针对盟国领土的侵略，反倒可能来自某些不稳定。……而 安全与稳定特别具有环境因素。”[2]
生态破坏对国家安全和整个人类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威胁?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 的探讨。综观各家之言，大体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资源稀缺造成的冲突与不稳定。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指出：“国家曾经常为争夺和控 制原料物质、能源供应、土地、河谷、海洋通道及其他关键性环境资源而发生冲突。随 着这些资源越来越稀缺，竞争越来越激烈，造成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3](P2 90)环境资源包括的内容很多，有些资源如淡水、海洋渔业、大气污染排放权等在过去 并不紧缺，因而也就不会引发冲突。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工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态 的恶化，这些环境资源便也成了争夺的对象。
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环境资源短缺最突出表现在淡水问题上。据联合国发展规划署199 4年统计，世界人均淡水资源仅及1970年的1/3，而且分布极度不均。到80年代后期，占 世界人口40%的80个国家面临着缺水问题。
淡水资源的短缺不仅会造成国内地区之间、民族之间、部门之间的关系紧张和冲突， 甚至会成为国家间关系紧张的根源。世界上有155条主要水系由两国共享，59条水系由3 至12国共享。8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归纳出10个地区可能因缺水而导致国家间冲突。其 中5个在中东地区，另外有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共享的湄公河流域，印度和孟加 拉共享的恒河流域，南美巴西与阿根廷共享的巴拉纳河流域，玻利维亚和智利共享的劳 卡河流域，北非突尼斯和赞比亚共享的迈杰尔达河流域。[4](P110)
中东是严重缺水的地区。幼发拉底河水资源有15个国家竞争。从70年代中期开始，叙 利亚、伊拉克、土耳其之间就因在该河修建大坝而发生分歧。土耳其政府甚至用控制河 水流量作为手段向叙利亚施加政治压力，迫使其停止对库尔德分离主义者的支持。以色 列对水源的争夺是中东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之间也曾因尼罗河水问 题而产生纠纷。1985年，当时的埃及外长加利曾预言：“该地区下一次战争将是由尼罗 河水引起，而不是由政治引起。”[5](P20)除了对淡水资源的争夺外，河流污染也会引 起上下游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2.环境恶化对生存环境的威胁以及所引发的社会动乱。
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承载力下降，会造成粮食减产甚至绝收，在没有其他生存手段的 情况下，走投无路的饥民很容易走向极端，引起暴力冲突，甚至威胁政府的稳定。这方 面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分析萨尔瓦多的局势时曾指出：“在造成目前冲 突的根本原因中，环境和政治因素同样重要，两者均起源于这个人口过度拥挤的国家中 的资源分配问题。”[6]联合国发展规划署1994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阿富 汗、海地、安哥拉、伊拉克、莫桑比克、缅甸、苏丹、扎伊尔等国内部的动荡、冲突都 与环境恶化和食物短缺有关。在我国，人口与耕地的矛盾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由于耕 地紧缺，一些地区采取了城镇化手段，将大量农村过剩人口转向城市。但在城市还不具 备足够就业条件的背景下，会产生大量的无业游民，他们对社会的稳定是一个不利因素 。
3.跨界污染和危害转移造成的国家间冲突。
早在70、80年代，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与德国、法国之间就曾 因酸雨问题而长期争吵不休。近来日本、韩国也抱怨中国生成的酸雨飘落到它们国家。
核电站安全和核废料污染问题也经常造成国家间的关系紧张。在西欧有119座核电站， 很多核电站坐落在距边界100公里以内地段，经常引起国际纠纷。瑞典在距哥本哈根视 线之内的马尔默修建核电站曾引起丹麦居民的极大恐慌，丹麦议会通过决议要求瑞典关 闭该核电站，但未能奏效。葡萄牙与西班牙之间，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之间，德国与 法国之间也曾多次发生过类似的核电纠纷。在冷战期间，前苏联曾秘密向日本海倾倒了 大量核废料。1993年该事件曝光后，日本向俄罗斯提出了抗议，美国和其他国家也警告 俄罗斯停止类似行为。
大气变暖是对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影响较大的环境危害。在它的背后，体现着严重的 环境责任不平等和复杂的国际关系。造成大气变暖的主要责任者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 而遭受灾害最严重的却是抵御环境灾害能力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其中面临形势最严峻的 是小岛国家。一旦大气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小岛国家就有被淹没的危险。中国也是抵 御环境危害能力较低的国家。大气变暖使我国近些年来频频遭受台风和洪水袭击，给国 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另外，大气变暖还对我国的水系来源造成了 潜在的威胁。我国的长江、黄河两大河流都源于青藏高原的冰川。近几年来，随着大气 温度的上升，冰川开始融化，雪线年年后退。长此下去，长江、黄河将成为无源之水。
故意的环境危害转移也是环境安全防范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环保运动的兴起，西方 国家的环境立法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一些企业便利用全球化的机会，将本国淘汰的 环境有害工艺、产品，甚至是有害垃圾以对外投资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 在这方面面临的形势是相当严重的。据1996年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外商投资中，污染型 企业占全部三资企业的28.7%，从业人员占三资企业从业人员的32%。其中严重污染型企 业为三资企业的12.6%。在东南沿海一带，有些地区打着废物循环利用的旗号大量进口 洋垃圾，造成了当地环境的严重破坏。
环境危害转移的另一个表现是生态难民的出现。过去只把政治动乱和军事冲突造成的 人员流离失所视为是难民，而现在，环境恶化也是造成大批居民离开家园的重要原因。 其中绝大多数的环境难民在国内得到了安置，没有引起国际争端。如我国甘肃省实行脱 贫的措施之一是将部分不再适于生存地区的群众迁移安置。孟加拉国近些年来经常遭受 洪水袭击，大片沿海地区被海水淹没，大量的环境移民迁往他乡。但也有大量环境难民 是跨国迁移，并由此造成了国家间关系的紧张，甚至引发出国际冲突。其中非洲连年的 战乱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大量环境难民的产生及跨国流动有着直接的联系。
4.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国际贸易带来的生物、基因威胁。
生物安全包括物种消亡、外来物种和病毒入侵、基因秩序混乱、基因专利权保护等内 容。随着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外来物种和病毒入侵已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前些年松树 病毒传入我国后，造成了大片森林的死亡。从东南亚国家蔓延到我国的一种叫紫荆泽蓝 的植物已经向北扩展到四川省，由于没有天敌，所到之处肆虐泛滥，严重破坏了原来的 植被结构。我国人工引进的水葫芦在南方地区泛滥成灾，严重破坏了水质。原产中国的 树木害虫天牛和一种藤草传到美国后，也对当地的物种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而源于 欧洲的疯牛病和口蹄疫蔓延更是引起了世界性的恐慌。
转基因技术的滥用对人类健康和生物秩序构成了威胁。在欧盟，对转基因食品作出了 严格的限制。而美国则采取了放任的态度。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和中国加入 世贸组织，存在着转基因食品涌入中国市场的威胁。与此同时，还存在着本国基因资源 被国外公司窃取并注册专利权的威胁。中国的大豆基因被美国一家公司窃取后，研制出 改良基因产品，对我国土产大豆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我国部分地区引种该改良品种 时，又遭到美国公司的专利权诉讼。闻名于世的泰国香米基因被美国获取后，经过改良 而在其他地区大面积推广，引起了泰国农民的强烈抗议。这些事件，基因安全构成了国 家安全的新领域。
5.生态威胁论对国际关系的毒化和对主权的挑战。
环境外交兴起后，一个国家的生态形象具有了战略意义。冷战结束后，美国部分人提 出了种种新的理论来把中国树为新的敌人。生态威胁论便是其中之一。美国世界观察研 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先后于1994和1998年在《世界观察》等杂志上发表了“谁来养活 中国”等文章，攻击中国的城镇化、土地沙漠化将导致耕地面积大量减少和淡水资源短 缺，从而造成粮荒，危及世界粮食安全。从环境角度来诋毁中国的形象，这是西方霸权 主义的新的表现形式，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由于生态威胁是跨国性的，西方有些学者便提出了国际环境干涉理论。认为一个国家 不能以主权来保护境内的环境破坏。有人甚至提出联合国应增加环境维和功能。“应当 代表国际社会集结军事力量，防止环境变节行为，或者是执行国际环境法，也就是实行 环境集体安全”。[7]前英国外交官蒂克尔(Sir Crispin Tickell)指出：“如果一个国 家的环境问题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安理会自然应当授权采取行动，以维护国际和平 与安全。”[8](P23)这一理论的出笼，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新的安全威胁。
二、环境安全的防范对策探讨
受传统安全战略思维的影响，人们在探讨如何对付环境威胁时，首先想到的是能不能 用军事手段来达到环境安全的目的。一种理论认为，环境问题既然被界定为是一种“威 胁”，就有被军事化的可能性。但军事介入的目标不是针对环境恶化本身，而是环境恶 化所可能引起的冲突和对国家安全的威胁。[9](P230)这包括国家可以动用军队来捍卫 和控制缺稀资源；封锁边界防止生态难民涌入；如果国内因环境问题引起动乱和冲突， 自然也要动用军队来恢复秩序。因此，在解决与环境相关的威胁中，不可能完全排除军 事介入。
但多数人认为环境威胁属于“非军事威胁”，不应使用武力来解决。世界环境与发展 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明确指出：“不能用军事手段解决环境威胁”。冷 战结束后，一些西方战略学家在进行军事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将防止环境威胁作为军队 新的任务。对此，很多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92年夏，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再次重 申，环境恶化只是对国家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非军事”威胁。这一定性的目的是 排除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
军事手段非但不能解决环境破坏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加剧环境恶化。历史上由于战争 造成环境严重破坏的例子比比皆是。二战中，苏军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斗中用烧毁大片 森林的办法来阻止德军的进攻。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为了对付丛林中的越南军队而采用了 “焦土战术”，除了实行地毯式的轰炸外，还大量使用脱叶剂，结果毁坏了14%的越南 森林，并造成了长期的生态后果。在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在从科威特撤退时故意点燃 了大量石油井架，结果每天约300万至600万桶原油被烧掉。同时，还将大量原油排放到 海里。这些行为对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北约部队使用 贫铀炸弹，留下了长期的核辐射后患，对军队官兵和当地居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影 响。
即便是在和平时期，军队也会造成大量的环境污染。美国学者伦纳揭露说，美国五角 大楼所生产出的有毒物质比5家美国最大的化工公司生产的总和还多。[10]据五角大楼 在90年代初的统计，在美国1600个军事基地中，有15000个有毒废物场所。德国政府列 出了4000个场所存在潜在的军事废物污染。
生态威胁的整体性也限制了军事手段的作用。传统军事安全的前提是有着明确的敌对 目标。而环境威胁是无国界的，很难明确谁是“敌人”。这样，军队的作用是极其有限 的。也就是说，靠扩充军备无法达到环境安全的目的。由此，人们得出结论认为，环境 安全的惟一出路在于安全的非军事化。或者说是安全概念的泛化，用“综合安全”取代 传统的军事安全。
环境安全既然是综合性安全，它就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它涉及导致环境恶化的各 方面原因和各个环节。各国学者在探讨消除环境威胁的途径时，也是从多角度入手的。
一个国家的生态威胁有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本土内部形成的环境破坏及其所引发 的各种问题。二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其中外部因素又可具体分为全球性的、地区性的、 多边性的和双边性的。而内部的生态破坏又可分为内部受益和外部受益两类。所谓外部 受益，是指本应在他国产生的生态破坏被转移到国内，结果是本国付出了生态代价，却 让外国人(或企业)获取了经济利益。来源的不同，其防范的对策也自然不同。
对于外来的环境威胁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环保合作，二是把 好国门。有些外来的环境危害转移可以通过提高内部的环境危害防范意识和技能来加以 减缓和消除。如在引进外资和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建立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把关、监督 制度。而对于像大气变暖、酸雨、臭氧层破坏、海洋渔业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消失等 具有全球整体性的危害，只能通过推动国际环境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在这方面，应注 意充分发挥联合国、各种其他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对于地区性和双边性的 环境危害，则要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合作。目前，欧盟除了建立起各成员国之间统一的环 境决策机制外，还分别建立了欧盟与东欧国家、环波罗的海各国、环地中海国家环境合 作机制。中国已经建立了与欧盟的环境合作机制，与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的东北 亚环境合作机制。与东南亚一些国家还签署了保护水源的环境合作协议。
要有效地推动国际环境合作，还需要改变目前的世界秩序和权力支配方式。在环境合 作面前，实力的作用大大下降。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无论多强，都无法左 右全球生态的发展趋势，而必须依靠各国齐心协力的合作。如果说在传统安全面前，“ 霸权稳定论”还被某些国家视为是一种维护世界稳定的模式的话，那么在环境安全面前 ，霸权的作用就只能适得其反。美国单方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已经对国际防止大 气变暖合作构成了威胁。
对于源自于国内的环境威胁，则应采取消除危害源、节省、修补、协调、应急等措施 。所谓消除危害源，就是在改变生产和消费理念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习俗和生活方式 的绿化，必须把环保置于经济决策的中心环节，淘汰高污染、高耗能、浪费资源的产业 ，大力发展对生态和人民健康有利的绿色产业。对于那些对生态不利的生活习俗(如春 节放炮仗、吃野味、烧纸祭奠等)则应移风易俗，树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风尚、新习 俗。节省的一层含义是提高原材料和能源的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品中的环境资源消耗； 另一层含义是减少不必要的生产和消费，真正实现为需要而生产，而不是为生产和赢利 而制造需求。修补是对已经产生的环境危害进行治理，如我国淮河流域的综合环境治理 ，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等。协调是指重新分配环境资源，消除或缓解危害，如我国的 三峡工程(防洪、发电)、南水北调工程、部分地区的环境移民工程等。应急是充分考虑 环境灾难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提早做好应对准备，以将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
要实现这些目标，还需要完善工具手段。要通过加强立法与执法、扩大宣传教育、保 障民主参与等手段来提高整个社会的环境防范能力。
总之，如同人类要避免战争，就要消除导致战争的根源一样，要确保环境安全，也要 从消除破坏生态的根源入手。而这则是一项极其复杂和长期的工程。正如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和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指出的，“在综合国际安全的背景下，环境安全的意义已远远 超过了环境部门自身”，同时也超出了传统的安全范围。[11](P13)要保障环境安全， 不能只依靠军事部门和安全部门，而是要动员社会所有的力量，甚至是每一个消费者。 它不但要求安全观的绿化，还要求政治制度与体制、经济结构、思想观念(尤其是生产 观和消费观等价值取向)、教育体系等方面的全面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