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社会绩效影响财务绩效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绩效论文,中国论文,上市公司论文,证据论文,财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09)11-0109-10
一、问题提出
任何公司都不是纯粹的经济机器，而是存在于社会之中并且必须依靠社会环境才能生存。正如Porter and Kramer(2006)所指出，“任何企业的发展如果是以牺牲其所赖以生存的社会为代价的话，那么它所获得的任何成功都将成为海市蜃楼。”[1]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的蓬勃发展，传统的企业理论受到了强烈的挑战，要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大多数公司都想成为模范企业公民，亦即除了追求股东的利益之外，也要对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生态环境承担社会责任。
问题在于，履行公司社会责任究竟会不会影响股东福利？公司赚取利润和谋求社会声誉可以兼顾吗？毋庸置疑，财务绩效是公司的最基本目标，也是公司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理由。同时，企业也必须发挥一定社会效益。公司社会绩效与公司财务绩效的关系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构成了现代公司伦理和社会责任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近50年来，西方学者对公司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深入研究。Freedman and Stagliano(1991)、Herremans et al.(1993)、Blacconiere and Patten(1994)、Prestonand O'Bannon(1997)、Brown(1998)、Graves and Waddock(1999)、Schnietz and Epstein(2005)、Peinado-Vara(2006)等研究发现了二者的正相关关系[2-9]；Boyle et al.(1997)、Brammer et al.(2006)等研究报告了二者的负相关关系[10-11]；Balabanis et al.(1998)、McWilliams and Siegel(2000)、Moore(2001)、Seifert et al.(2004)、Van de Velde et al.(2005)则发现，公司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不存在确定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而是复杂多变的[12-16]。从总体上看，认为两者呈正相关的文献占多数。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开始关注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沈洪涛(2005)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而且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17]。而李正(2006)的实证研究则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18]。同时，我国现有的实证研究在处理公司社会绩效的计量问题时，没能很好地吸取国外研究的经验，采用内容分析法偏多，还有不少文章采用效度较低、国外从未或极少有学者采用的财务贡献指标法来衡量公司社会绩效，因而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受到局限。
本文将着重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公司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其目的主要在于为促使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本文余下的部分是：第二部分，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问卷调查和研究设计；第四部分，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总结全文的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虽然公司社会责任思想源远流长，但长期以来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却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直到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才使公司社会责任研究有了理论依据（沈洪涛，2005）[17]。利益相关者是指以不同方式对公司进行了专用性投资并承担相关风险的群体，包括股东、债权人、经理人、员工、供应商、顾客、社区、政府和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契约”（Jensen and Meckling,1976; Freeman and Evan,1990等）[19-20]。“利益相关者群体”既意味着管理层的广泛责任，又意味着分割的控制权。公司要从股东之外的债权人、员工、供应商、顾客、社区、政府和社会公众等其它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各种资源和良好经营环境，就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考虑他们的利益要求。由于各个利益群体的目标和利益并不一致，因此需要达成某种平衡或妥协。管理层在决定公司的战略目标时必须在公司的赢利目标和非股东群体的压力间取得平衡。
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公司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展开：
第一，从社会契约的角度来分析。公司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关系”，即公司对各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而各利益相关者为公司提供资源。虽然公司社会责任本身不是一种资源，但它可以极大地提高这种交易的质量和效率(Donaldson,1999)[21]，是公司从股东之外其他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各种资源和良好经营环境，从而增强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利益相关者契约成本理论认为，公司追求社会绩效的利益高于其成本。公司若遵守这种隐性契约，将最小化维持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成本(Jones,1995)[22]。利益相关者将预期公司会公平地处理有关他们的权利，因此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对减少与利益相关者相关的成本是有用的(Sen,1997; Swanson,1995)[23-24]。Schuler and Gording(2006)指出，若公司违反公平原则，利益相关者可能藉由传播一些不利于公司的信息给其它利益相关者以阻碍公司的经营，这将导致公司经营成本的增加[25]。也就是说，利益相关者会因为公司的社会绩效高低而去改变他们的行为，进而影响公司的财务绩效。因此，社会绩效表现好的公司应该比那些社会绩效表现较差的公司有较低的利益相关者管理成本，从而赚取较高的利润。
第二，从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方面来分析。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在现代公司中，委托代理关系除了包括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外，还包括债权人、员工、供应商、顾客、社区、政府和社会公众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与经营者或控股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Hill and Jones,1992)[26]。在信息不对称（即作为代理人的公司很清楚自己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者的道德品质等信息，而作为委托人的各利益相关者则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动态博弈，即一方面，公司期望从各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各种资源和良好经营环境，但另一方面，各利益相关者却又不知道哪家公司值得信赖和支持。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公司就必须向各利益相关者传递某种信号，以作为自己区别其他公司的暗示，表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当然，各利益相关者也不会轻易地相信这种信息，因此这就要求公司发出的信号是付出了代价（成本）的，以防止其他公司轻易地模仿。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就是这种信号传递机制，它有助于公司赢得各利益相关者的信赖和支持，使公司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
第三，从公司社会绩效社会影响机制的角度来分析。Freeman(1984)指出，当公司关心社会绩效表现时，将增进与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且进一步产生较好的整体绩效[27]。Cornell and Shapiro(1987)认为，疏于满足各种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的预期将会造成市场恐惧，进而增加公司的风险溢价，并且有可能导致较高的成本或损失获利机会[28]。Preston and O'Bannon(1997)进一步主张，若能满足主要利益相关者（例如员工和顾客）的要求，公司声誉将有望得到增强，从而对公司的财务绩效有积极的影响；反之亦然[5]。上述观点可概括为“社会影响”假说：在公司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存在一种先后关系或因果关系，即先发展公司声誉（有利的或不利的），而后才导致相应财务绩效（有利的或不利的）。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可见，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有利于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增强公司竞争能力，提高公司绩效，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2007)把公司社会责任对公司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概括为六种机制，即规避风险（如各种诉讼风险等）、减少浪费（如增加使用可循环材料等）、改善与监管部门的关系、增强品牌美誉度、改善公司内部人际关系以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和降低融资成本[29]。总之，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是影响公司财务绩效的一种作用机制，能够为公司创造新价值。
根据上述分析，考虑到公司社会责任内涵的多维性以及公司社会绩效对财务绩效影响的时间滞后效应，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从中长期来看，公司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同时，不同维度的社会绩效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三、问卷调查与研究设计
（一）问卷调查
目前，国内外实证研究中对公司社会绩效的计量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①“责任承诺”法（主要侧重于考察公司对外公开承诺的社会责任原则和价值观）；②“信息披露”法（主要通过内容分析测量企业面向公众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③“行为评估”法（侧重于通过社会审计、问卷调查等方法评估具体可观察的公司社会责任行为、过程及结果）；④“声誉评级”法（使用评级机构发布的公司社会责任声誉指标）。从客观性来看，“声誉评级”法优于“行为评估”法，“行为评估”法优于“信息披露”法，“信息披露”法优于“责任承诺”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认识不断深入，新的文献借鉴以往文献的经验和教训，在计量方法上不断改进，使社会绩效的计量日趋客观、可信，从而使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不断提高。Griffin and Mahon(1997)也指出，由独立第三者以客观的筛选准则来评价公司的社会绩效是比较好的方式[30]。国内目前还没有像美国经济优先权委员会、《财富》杂志、KLD公司、《商业道德》杂志这样足够权威的公司社会责任独立评价机构。尽管国内已有《WT0经济导刊》主办的“金蜜蜂公司社会责任中国榜”和胡润百富主办的“胡润公司社会责任50强”评比，但其权威性和公信力还有待时间检验。本文选择基于行为评估的问卷调查方法来测度目标公司的社会绩效水平，以期有较佳的信度和效度。
从计量内容来看，公司社会绩效评估指标选取不当是导致实证研究结论迥然不同的一个原因。过去有些研究在衡量公司社会绩效时，仅集中在一个或两个社会责任领域，却忽略了其它领域。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公司的社会责任实际上要求公司对其利益相关者，即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分销商、顾客、员工、政府、社区及生态环境负责。可见，公司社会绩效是一个多维概念，包含各种投入（如投资于环境治理）、公司内部的行为或程序（如对残障人士和妇女的照顾、产品质量管理、顾客关系管理）及产出（如社区关系处理和公益慈善活动）的行为(Wood,1991a,1991b; Aupperle et al.,1985; Wolfe and Aupperle,1991; Aupperle,1991; Miles,1987; Waddock and Graves,1997)[31-37]。故学者们建议应利用各方面的信息，产生一个综合性的公司社会绩效衡量指标(Griffin and Mahon,1997; Carroll,2000)[30,38]。
在吸收和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市场环境，笔者认为，公司社会绩效的评估范畴应更偏重于对主要“弱势”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顾客、环境和社区）所应承担的责任。因此，本文设计的问卷定义了员工社会绩效、顾客社会绩效、环境社会绩效和社区社会绩效等四个子维度来综合考察公司总体社会绩效表现。每个子维度设有有四个题项（见表1），采用5分李克特量表的形式让填写者对每个题项的表述按认可度评分——1表示“很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一般”，4表示“同意”，5表示“很同意”。为了增强客观性，每个问卷题项都请填写者分别站在员工、顾客、环境或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特定一方来评价公司的实际行为表现。四个题项分值加总的结果作为该子维度的变量数值。因此，员工社会绩效、顾客社会绩效、环境社会绩效和社区社会绩效四个变量最低分为4分，最高分为20分；而总体公司社会绩效是这四个子维度社会绩效的平均值。我们认为，基于问卷获取的社会绩效数据能够较好地代表公司中长期社会绩效水平。
由于财务绩效取2006年至2008年三年的平均值，我们选取2005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A股公司，并剔除各类ST、PT公司，发放公司社会责任行为评估调查问卷，以测度目标公司的社会绩效水平。我们从网上公开信息中获得目标上市公司的官方联系方式，有选择地通过发送电子邮件、传真、“问卷星”在线问卷等方式发送相应的问卷填写邀请函。问卷发出后，我们通过电话联系所有调查对象，确认对方已收到电子邮件邀请函，并敦促相关负责人填写并返回问卷。在整个问卷过程中，我们保持了对问卷反馈信息的跟踪。我们总共发放了1259份问卷（通过多种渠道发往一个公司的问卷计1份），剔除数据不全的问卷和无效问卷，最终回收20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16.20%。样本公司所处行业的分布情况见表2。
表2 样本公司的行业分布表
行业房地产工业公共事业
商业 综合
数量10129
151733
比例
4.90% 63.24%7.35% 8.33%16.18%
我们采用克隆巴赫（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测量各个公司社会绩效变量的同等信度(Equivalence Reliability)，具体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问卷测量的五个变量的信度都大于0.7，处于高信度范围。
表3 信度系数表
项目 CSPL CSPMCSPE CSPC CSP
克隆巴赫系数 0.7200.695
0.805 0.799
0.887
至于问卷的效度，从我们的理论推导和问卷设计逻辑，可以保证问卷的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和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我们在问卷正式发放前，多次寻求了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意见，向100家上市公司发放了试填问卷（回收31份），并数次组织专题讨论小组进行讨论，基本保证了问卷的效标效度(Criterion Validity)。对问卷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也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构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
（二）研究设计
1.变量选择
表4列出了本文所选择的研究变量及定义。问卷调查部分已对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作了说明，下面的部分我们对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作进一步解释。
(1)被解释变量。公司财务绩效的计量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市场为依据来测量，另一种是以会计为依据来测量。前者包含以市场为依据的测量方法，如股票市值、股票收益率、市场价值—账面价值比率、股价、股价增值以及其他以市场为依据的测量。后者包括以会计为依据的测量方法，如盈利性、资本利用性（如总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周转率）和成长性等。Davidson and Worrell(1990)偏好市场测量，认为以市场为依据的测量与股东的财富关系更加紧密[39]。Wu(2006)指出，与盈利性、资本利用性和成长性等测量方法相比，使用以市场为依据的测量会报告公司社会绩效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更弱的联系[40]。Wu(2006)认为前者与以市场为依据的测量相比，是衡量财务绩效更好的指标[40]。
考虑到中国股票市场发育还不是很健全，受政策环境干扰较大，因而本文倾向于采用会计数据来测量公司财务绩效。考虑到数据可用性，本文采用资产主营业利润率来衡量公司财务绩效。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相比，这一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这是因为这一指标的分母为总资产，能够避免一些公司账面净资产很小甚至为负数的情况；其分子为主营业净利润，能够避免一些公司用非主营业务进行利润操纵的行为。
(2)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是指遏制或调节解释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变量。本文的研究中控制如下四个变量：①公司规模。一般认为，规模越大的公司，其资源越丰富，受社会各方面的关注越多，公司治理结构越完善，因此社会责任的表现应该越好(Mcwilliam and Siegel,2001; Jenkins,2004)[41-42]，财务表现也应该越理想。②财务杠杆。财务杠杆反映了公司的财务风险。财务杠杆越大，公司的财务风险就越大，偿债压力就越大，受到的约束就越多，因此财务杠杆应该会与公司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负相关(McGuire at el,1988; Orlitzky and Benjamin,2001)[43-44]。③公司性质。大量研究表明，由于国有控股公司保留着承担社会责任的传统以及受政府干预较大和享受“国民待遇”等原因，国有控股公司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要好于民营公司（姜启军和贺卫，2005；黄速建和余菁，2006；李立清，2006等）[45-47]。就财务表现而言，由于当前大部分上市国有企业都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摆脱了遗留负担，而且相当程度上还占有市场垄断优势，因而总体财务绩效应该也较好。
上述与问卷反馈所对应上市公司的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CSMAR系列数据库。
2.检验模型
检验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经验模型设定如下：
上述模型中，C为模型的常数项；β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i代表第i家公司。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5给出了本研究涉及的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中可以看出，目前公司社会绩效整体水平不高，均值为12.54，处于一般水平。CSP总体水平的标准差为1.76，该值较大，说明不同公司的社会绩效水平相差很大，其中最小值为7.75，最大值为19。公司社会绩效的四个子维度的得分情况有一定差异。四个维度每题的平均得分从大到小分别为顾客、员工、社区、环境。顾客社会绩效水平最高，均值为15.57，接近满意程度，其标准差也最小，只有1.86。公司在员工、环境和社区方面的社会绩效水平相当，均接近于一般水平，而且各项指标的变异水平也相当。
（二）相关性分析
表6列出了公司财务绩效与其他变量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矩阵。公司社会绩效的总体水平与公司财务绩效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公司社会绩效的四个子维度也与公司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员工和顾客两个子维度在1%水平上显著，而环境和社区两个子维度仅在5%水平上显著。社会绩效的四个子维度相互之间都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它们共同反映同一个潜在变量，即公司社会绩效。
（三）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OLS方法对两个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由表7所示。
可以看出，模型的整体线性拟合显著（F统计值都在1%水平上显著），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较弱（容限度都大于0.1，膨胀因子都小于10），回归模型的残差相互独立（D-W值接近于2）。两个模型调整后的分别为20.5%和21.0%，说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有限，不同公司之间财务绩效的差异仅由这几个变量并不能完全解释。回归系数显示，公司社会绩效(CSP)的参数估计值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公司社会绩效越好，公司的财务绩效也越好，假设1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
从我们测量公司社会绩效的各个子维度而言，它们对财务绩效存在不一致的影响。员工社会绩效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只有不显著的正相关。这可能与问卷回收数据中工业制造业企业所占比重过大有关。总体而言员工并未成为公司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仍然处于弱势地位。顾客社会绩效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公司越是关心顾客需要，满足顾客需求，越能够增加产品销量或是提高对服务的市场需求，提高社会声誉，在市场上占取更大份额，从而有助于提高财务绩效。公司环境社会绩效水平的参数估计值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在现阶段，并非公司对环境投入越大，公司的财务绩效越高。这可能与当前我国环境治理成本较高有关系。一般而言，公司对员工、顾客和社区的投入都能直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或社会声誉的提高，而环境投入却往往很难在短期内消化，因而可能显著降低公司短、中期财务回报。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我们选择的财务绩效指标未能将公司因环境治理投入所获得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纳入考虑。还需要指出的是，不显著负相关这一结论与西方主流实证结论是相反的，Judge and Douglas(1998)、Carter et al.(2000)、Goll and Rasheed(2004)都报告了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48-50]。这表明政府在激励公司进行环境治理方面仍存在不足。公司社区社会绩效水平的参数估计值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公司对社区的积极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公司财务绩效。综上所述，由于公司资本和资源的限制，某一方面过度的社会责任投入未必能带来稳健的财务回报。在当前我国市场环境下，公司需要策略性地实施公司社会责任战略，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类型配置适当的资源。
各个控制变量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基本与预期一致。公司性质的参数估计值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财务杠杠的参数估计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但公司规模的参数估计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从本研究所获得的样本数据来看，当前我国国有控股上市的财务绩效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过高的财务杠杆则往往会危及财务绩效的提升；从中长期来看，公司规模不是决定公司财务绩效的主要因素。
五、研究结论
一家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行为可以使财务绩效变得更好吗？这个问题长久以来在学术上争论不休，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也各异。本文针对A股上市公司实施的行为评估问卷调查表明，当前我国上市公司总体社会绩效水平不高，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实证研究表明，公司社会责任表现与公司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但从构建公司总体社会绩效的各个子维度而言，它们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员工社会绩效水平与公司财务绩效只有不显著的正相关；顾客和社区社会绩效水平与公司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而环境社会绩效则与公司财务绩效显著负相关。
上述研究结论的现实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建立与公司社会责任相适应的公司治理机制，以促使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方面，要建立由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董事会制度、监事会制度和相机治理制度等。在公司外部治理机制方面，要完善法律制度、建立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公司社会责任标准认证制度等；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督、引导与激励作用，减轻或解除企业对于社会责任投入的短期成本顾虑，推动企业积极、主动承担劳动保护、社区发展、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社会责任。二是要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战略。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某一方面过度的社会责任投入未必能带来稳健的财务回报，反而会有损企业可持续发展。公司需要策略性地实施公司社会责任战略，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类型配置适当的资源。
收稿日期：2009-07-15 修回日期：200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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