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之身，其艺乃真——中国传统艺术教育思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之身论文,思辩论文,艺术论文,艺乃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943X(2012)01-0014-10
当今我们在思考艺术教育、艺术学科建设的时候，必须正视这样一个背景：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在清末民初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改革浪潮中诞生的。当时的学校不是传统太学或国子监，也不是旧式书院制度的继承，而是西学东渐的结果。金耀基在《大学之理念》中指出，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一个有教无类的教育家——孔子——被推崇到了至圣先师的地位，这是其他文化所未有的。[1]诚然，中国从古以来自有一套教学制度，汉代的“太学”是当时最高的学府，直至清代仍有国子监之设，它是与汉代太学一脉相承的，但清末以还，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1905年“废科举，设学校”是中国教育制度至为关键性的“现代转向”。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型大学的开端。而北京大学之制度与精神，实是借镜西方大学的，所以中国的现代大学是“横向的移植”而非“纵向的继承”。由西方移植过来的大学，要在中国生根茁壮，无可避免地会经过一个制度建构的转化过程，它的完善化、精致化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的。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全国有关艺术类专业的学校已经遍地开花，在校人数已成倍扩大，培养的艺术类专业学生人数已是世界之最。在艺术专业“大跃进”的今天，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它的完善与精致仍然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不断探索……
中国近代艺术教育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百年前国家的衰落，西方的发达，邻国日本西化后的崛起，极大地刺激了一批有志振兴中华的仁人志士，特别在对科学、民主的呼唤中，西式文明一跃成为中国的主流，中国传统文化也随着被扫地出门。“孔家店”要打倒，学国画要先画素描，汉字要拼音化，中国的戏曲被认为是“下等人的贱样”。当时连中国人的姓名也最好用大卫、彼得之类的洋名称呼。许多新文化的领军人物都以骂自己老祖宗的文化为快乐。正如梁思成先生在50年前讲过的，自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屡战屡败，使中国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对于一切国粹都失去了信心，他们的审美标准全被搅乱了。古老的被抛弃了，对于新的即西方的却茫然无知。其间有关中西文化最为激烈的冲突表现为中西医的冲突。在西方文明强势的影响下，“科学”在中国被片面地置换为“唯一正确”、“绝对真理”的同义词。这种思维模式至今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尤其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代，人们似乎特别钟情于“有”，钟情于“多”，钟情于“新”，钟情于“大”。所谓“与国际接轨”、“历史潮流”、“发展趋势”、“时代精神”、“国际一流”、“××工程”、“××高地”等等也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中。这种单单以“时间”要素来评价文化艺术的观念，追根寻源也是与西方的“现代性”，与“进步性”有关。在城市化进程中，到处都是摩天大楼、玻璃幕墙、大广场、大花园，连许多楼盘都冠以洋名。今天的“大剧院”、“歌剧”、“音乐剧”、“话剧”很是时髦，连传统戏曲也称为“戏曲音乐剧”。全国戏剧舞台、电视晚会，到处都是用最现代、最新科技堆积出来的大场面、大制作，五颜六色的光、声、电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感官。我们在讨论艺术教育、研究艺术学学科建构，思考何谓艺术等问题的时候，必须正视这种越来越西化的倾向，认真清理近代大学艺术教育中存在的“唯科学主义”思维模式，反思其中的利弊得失，重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艺术教育、艺术传授与艺术表现方法，认真吸取并利用其中值得我们借鉴的精神养料与思想资源。
近代西方大学的理念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形成了三种类型。第一阶段是英国学院的模式，理想为培养绅士；第二阶段为德国洪堡倡导的德国研究型模式，理想为培养学者；第三阶段为美国综合两者形成的研究学术、培养人才的“服务社会”型模式，强调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这些模式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大学。西方大学的教育基本上是科学认知教育。即懂了才教，它是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由于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科学主义在我们的头脑中就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经过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当我们重新回顾、清理“五四”的文化背景与思想脉络时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中未经清理的“科学主义”气息。这种被冠以“五四精神”的科学主义观念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是相冲突的，它使人们的文化热情胶着于“新与旧”、“进步与落后”、“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等时空范畴，而忽视了对其文化特征与本质的追问。应该指出，当今许多科学家都认为科学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科学的定义和标准不应当由某些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学科所使用的方法来规定。科学是人类的认识活动，科学虽不等于真理，但科学的认识活动应当最终通向真理和对规律的把握。凡是能够指导人们在实践中获得成功的规律性知识，都是合于真理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与所获得的规律形态有相应关系。我们反对拘泥科学方法，同时也反对拘泥规律的形态。那种认为惟有符合某种特定形态的规律才是科学规律的看法，同样是不可取的，因为那也是把科学狭隘化，同样不利于发展人类的认识活动。
科学多元的依据是宇宙的无限性。宇宙和任一具体事物都具有无限多的方面和层面。由于人类的局限，任何认识渠道都是有限的，任何认识方法都是对世界的一种选择，都是主客体的一种特殊的耦合关系。你的认识方法只能在这方面，就不能同时认识那方面，由于认识方法的差异，导致了认识的结果也就不同，所获规律的形态也不一样，从而形成不同的科学模型，这就是科学的多元性。从这里出发，中国存在着与西方不同的认识方法，也就形成不同的科学性。哲学的核心是人类的自我反思意识。特别在今天，我们在思考艺术，思考艺术学与艺术教育的时候，也应该认真思考我们中国自己的艺术的文化特征与本质范畴。中国有五千年的教育传统，有丰富的艺术理论与表现方法。这些艺术传统，这些理论，这些方法，在当代仍然有它的有效性与现代意义。
当今我们大学的学科分类，以及学科群的知识，也是西方科学主义影响的结果，西方的现代主流科学总是把复杂事物分解为基本组成单元来研究，即以还原论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以戏剧为例。戏剧原本就是一个整体，而现在的戏剧院校却把它分为表演、导演、戏文、舞美。即使是舞台美术设计还要分为灯光、舞台、服装、化妆等。西方的还原论科学观认为，各种现象都可以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最能体现还原论思想的分析方法就是西方的公理化方法。在它基础上诞生的工程技术，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必须指出这种科学观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绝对正确的。西方科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还原论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越来越被现代人所认识。20世纪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性科学的核心思想与结论已经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上证实了还原论的局限性。数学上的重大发现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更是从逻辑层次再次宣判还原论统治地位的终结。人们在寻找新的科学思想的过程中，整体论思想已经成为科学家追求的重要目标。英国的彼得·柯文尼、罗杰·梅菲尔德在《时间之箭》中指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已经看到了需要把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并因此采用一种更为综合的观点。[2]很多科学家在寻找新的科学思想时，都把目标定到了东方与中国。一些现代科学家发现，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整体和谐的思想、有机论思想、演化发展的思想、相反相成的思想与现代科学的新精神、新思想、新方法十分吻合。日本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提出了一个比较东西方的两种主流认知方法的例子。他在《创造力与直觉》一书中引用了庄子与惠子的关于鱼是否快乐的一段对话后指出，这代表了中国古代就认识到人类有两种认知方法，庄子的认知方法是直觉法。[3]他不是鱼，他无法去“测”鱼是否快乐，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一种直觉，“觉得”鱼很快乐，这是无法证明的。惠子是标准的西方的实证加逻辑推理的方法，认为凡是不能用实验证明，不能用推理认知的结果都不应该承认。这两种认知方法都很极端，其实有大量的事物存在于二者之间，既不能证明是对的，也不能证明是错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基于这种直觉的认知方法。但这并不是单纯的直觉认知，其中也有形式逻辑与推理，更有到现在还不被社会主流所认识的“象思维”方式。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从整体上来认识和处理复杂事物，没有把复杂事物分割成一个个单元来认识。中医就是中国古代整体论思想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集大成者。中国传统教育同样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以学科为代表的局部分解的教育法，中国教育就是道德教育。“道”在人身上的体现就是“德”，“德”即是“一”。老子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浴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至之也”(《德道经》第二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人能知一，万事毕。知一者，无一不知也；不知一者，无一之不能者也”(《抱朴子·地真篇》)，石涛在《画语录》也首先强调“一画”，“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石涛超越了神、气、韵、意、理等概念，以“一画”统领全局。“一画”就是“德”。老子的“道生一”、“抱一为天下式”与庄子的“皆源于一”就是太极宇宙的整个生命，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全息，就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绵绵不断的永恒状态，“一”就是大道德，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物质和精神源泉。中国传统教育最重要的就是从这里出发，从“一”出发，把人教育好了，有了“道德”干什么都行。贡布里希也认为，世界上没有大写的叫艺术的东西，只有艺术家本人。这句话讲得很到位。艺术是由人创造的，艺术家的艺术内涵、艺术素养、艺术气质、艺术人品决定了艺术的高下。中国艺术美学追求的最高理想就是作者心灵和作品的“天人合一”境界。中国传统教育乃至艺术教育第一位的就是“修之身，其德乃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进一步指出，体之于物而知“身”，体之于身而知“气”，体之于气而知“神”，体知于神而知“虚”，体之于虚而归“道”。只有“修之身”才能“其艺乃真”。中国传统艺术源于“道”，中国的艺术观就是道德观。庄子在《天地》篇中说：“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古人所谓的“事兼于技，技兼于艺，艺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都特别强调这“一”。他们都懂得凡用“大道”的宇宙本源精神生活修身的人，必定是“大德”之性完美无缺的人。这样的人，必定是返璞归真于生命本源的人，因而也是形体健全气宇非凡的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既是精神性的又是物质性的。这种物质性超越了人类已知的物理认识观念。道的德能，以炁的物质方式，滋养着人的精神系统。道无形无相，无为无名，清虚自然，化生长养万物。“生之，蓄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也，是谓玄德。”(《德道经·十四章》)同于德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道德能量与人之间是一种辩证与因果的关系。道光德能无处不在，但必须“同气相求”。只有我们本身具有道德特性，心身具有道德时，才能与其发生谐振，才能接收到道光德能。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性慧、文理、汉字三大基因。在三大基因中，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人类后天的智识和先天的慧性，是一个既相互制约又协调统一的大系统。“智”的汉字结构下面为“日”，即后天日日增长知识，它储存在大脑皮层。“慧”的汉字结构下面为“心”，即用心去学。《说文解字》释：慧，就是“聪明，从心”，[4]心上雪而成慧，雪在古AI写作成“雨”下加彗，凝雨而成，指出心上要像雪那样洁净无染，才能生慧，才能开发先天藏识。它是人的本性的流露，它储存于大脑中间质层和核心层。《黄帝内经》谓“心为神脏，脑为神腑”。[5]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艺术，全是靠慧识产生的，它是创造的源动力。中国整个教育乃至艺术教育都是由此出发。中国汉字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它对开发人的右脑有很大意义，右脑与艺术的形象思维又有密切关系。左脑，就是我们常说的逻辑脑(现代脑)，右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直觉脑(传统脑)。左右脑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汉字是开慧的工具，这已被现代世界科学所证明，在大脑前额质层里面的慧是最为丰富的。人类右脑的信息关联跨度不是几百年、几千年而是几亿年，它可能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整合(这有点像道金斯所谓的“觅母”)。如果借用一个藏传佛教的概念，这个右脑被叫做“伏藏脑”，伏就是埋伏潜藏，藏就是宝藏，人类原始以来的文明宝藏都潜伏在这个右脑里。可惜现在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只知道现代脑，而没能认识到传统脑，更没有想方设法去开发它……中国传统的教育简单讲就是道德教育，它是实证型的科学教育，它是以人为本、内证德道、顺其自然的教育。它是通过“经典诵读”、“讲经说法”和“口传心授”来完成的。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男性十六岁以前，女性十四岁以前是开发慧识的最佳时期，因为此时被后天智识屏蔽最少。传统教育提出的“胎婴养虚，幼儿养性，少年养正”。这三阶段是人生最为重要的教育时段。上天在制造我们人类时，早就安排好了，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教育如果违背了这个时机就是教育的最大浪费。中国古人十分注意“机”的把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我们的艺术教育也能顺应人类发展的阶段，把握好时机，就是最佳的教育。现在西方的心理学研究证明，中国的三阶段教育是最符合人类心智科学与脑神经科学道理的。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到艺术教育在人生的重要地位，并且在所有艺术中，首先强调音乐教育。所谓“聪明”，就是开发人的“耳根”，人的听觉神经在胎儿三到六个月时就已经形成。胎婴对声音与声波极为敏感，此时不断刺激它就会聪慧耳根，如要培养孩子的乐感，就不断让他聆听人类创造的所有经典的、优美的乐曲。视觉教育同样如此。与此同时，还通过“经典诵读”，进一步调动他的舌、眼、手、心。因为圣人的经典所包含的智慧与能量，能真正给孩子心灵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用于滋养和启迪孩子的本性。儒家讲“吟诵”，佛家讲“念诵”，道家讲“观诵”。其意义均在此。古人很早就知道人的耳窍是与内脏及十二经脉相联通的，舌窍又为心之官，《黄帝内经》谓“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5]通过诵读经典，口开舌通心，心窍开慧出。这样心身与圣人同处相同境界。常常与圣人居、与圣人谋、与圣人心灵相通就能达到修身养德，悟证“天人合一”的境界。所谓“讲经说法”，就是讲坛师言传道德，音载法理觉本性，宣讲修身道妙之经，言传修德归真之典。古代的“讲经说法”常常是开坛来运作的，通过不断地调控、展开、引导，使受众内观心身，以身为宝，同步验证……与此相关的“口传心授”，它特别强调个体师徒间的代代相传，而且往往是以“口诀”、“心法”来完成的，这种看似“原始”、“落后”，“保守”的方式，其中深藏着许多有待现代人不断去研究、去开发的领域。以中医为例，老中医在传授脉法时就讲过“凡心浮气躁者，不可之与言脉巧；凡资质愚钝者，不可与之言脉深；凡眼见为实者，不可与之言脉理；凡不求甚解者，不可与之言脉奥”。[6]中国的戏曲传授，中国的武术传授，中国书画传授，同样如此。“艺”者“意”也。“意”的汉字结构下面为“心”，上面为“音”。即要用心听音，或每“日”都要把心“立”起来。中国文化艺术中特别强调“心”，这“心”不是现代意义的“心脏”。艺术家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古人谓“书，心画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艺术精神的本质性思想内涵，他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也。”“文心”的根本，就是大自然本原的道德精神。中国历代的大艺术家，终生追求的目标就是心灵与大自然的道德精神相融通。所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高蹈远行，以快心意”等都是如此。[7]与“心”有关的还有一个“悟”字。“悟”字分三部分，竖心(¨、五、口，它首先要将一颗凡心竖起，心的这个勾要拉直，不能有往任何挂碍，才能真竖起来。“五”是五行，身体中有五脏，更为关键的是以仁、义、礼、智、信五德作为做人的标准。“口”即言行，它四方四正，开口行动都不离五德规范。“悟”字在修真界以左右解，是将心竖起无挂碍。(智识心属阴我心。)用修五德所建立的通道口，与阳我灵性相连接，甚至直接请出真我自性佛来直接主持心身内外。儒家讲“存心养性”，佛家讲“明心见性”，道家讲“修心炼性”，其共同指向即回归“真我自性”。中国艺术的“意”与“悟”，“心”与“性”这几字已道尽其中所有的奥妙。禅宗六祖慧能在开悟后说了一句永远让天下读书人汗颜，在人类历史上永远不朽的名言：“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8]反省我们现在的艺术教育都是在失却了人的教育的最佳时段进行的。有的也只是技术教育、工具教育。即使是技术教育、工具教育仍有许多值得研究与思考的地方。现在人类最伟大的本事，就是把本自具足的人搞成不具足。讲得更明白一点，一切和人的本性没有直接关联的艺术与技术，全是假冒伪劣……
如果讲西方科学在思想和方法上得益于古希腊的还原论思想、公理化方法，那么东方科学与中国科学思想方法则得益于古代中国的《易经》为源头的整体论思想和实用论方法。应该指出的是，艺术与科学具有很大的不同，科学的时代性很强，时代进步，科学也进步。而艺术它不是线性发展的，它是非线性的。一个高峰出现后，若干年几百年，或许会出现另一个高峰，但这个高峰的峰值并不一定能超过前一个。文化艺术研究可能更多地与人文主义传统有关。西方历来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传统，当今两大传统有合流的倾向，整个学科都指向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它的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以人的生命体的复杂性为本。这种发展方向几乎是在向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回归，向《黄帝内经》回归。
近代以来，由于历史等原因，中国学术文化造成了大面积的溃败，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一步步异化、西化、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客观化、定量化……完全失却了用本土的自己的文字语言去表达。即使在讨论艺术与艺术学的时候，同样如此。应该强调，在中国最大的学问是“道”，是“大道”。道可以包容学，学不可代替道。中国传统文化常常把道、德、术、理放在前面，因为它们是自然的、生命的、自在的。而把智、思、学、技放在后面，因为它们是人为的。自在可以超越包容人为。中国古人在造字的时候，认为只要是人为的就是一个“伪”字。
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道贯通八大境界(境为空境，界为域界，并非现今所谓的“思想境界”)，它超越实证科学，现在泛化了的科学概念只是分科研究的知识体系。即使被西方称为哲学的东西，也是科学概念的抽象与总结，它也只是综合性的知识体系。科学与哲学皆属于学。我们现在所谓的艺术学也只是学的一部分。学为学识，识有感识、知识与悟识。中国的艺术囊括所有的识，而并非仅限于知识。老子谓“绝学无忧”。因为学的本义就是管束。学有限制与局限意义。所以老子又讲：“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学之上为思。思决非现今所谓的“思维”，思维只是知思的一部分，维是线性的，而逻辑思维又只是思维的一部分。思也不只是思想，思想又被现代定义为理性认识。理性就是知性。知性与感性相对。知性显示知思，只是思的一部分。思有感思、知思、悟思。“艺”者“意”也，艺术的“思”是更为复杂多样的思。
思之上为智。智非现今贬于思维之下的所谓“智力”。智源于慧，慧源于觉。觉有感觉、知觉、悟觉。《素问·八正神明论》谓“慧然独悟”，中国文化不太强调智，更强调慧。如前所说，慧与人的心有关。智慧是对道德术理的颖悟，当然也包括对思想与学技的把握与利用。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是因为智仍然属于人为，而大道则是无为，智可以利民，亦可以欺骗。所以必须以道、德、术、理为上。(我们讲的术，不是现今所谓的技术。)
智之上为理。理也非现今贬于科学之下的所谓“理论”。理论只是概念建构的体系。中国文化的“理”为自在关系的显示，所以有“天理昭昭”之谓。中国的理还包括人的精神与境界。
《说文》曰：“理，治玉也。”[4]即人雕刻玉，玉从开采到最后被人精雕细刻成为一个艺术品。所以理的原意是指一个过程。玉在古人眼中是所有物质中最致密细腻的东西，因为玉的纹理非常细润。中国古人的工匠都会顺着细润的纹理去雕刻、去琢磨。通俗讲“理”就是自然规律，人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按自然理行事。在中国，最大的理就是自然而然。我的老师在讲书道时讲过，古人得悟行之道而臻上乘之书艺，如同上源之水，溯乘水源之本，自然布流，自然而然，自得天然；今人每好轻取其流，逐其水源之末，人为没流，使然而然，失诸天然。
理之上为术。术非现今贬于科学之下的所谓“技术”，当今的技术已经泛化，艺术常常变为技术。电子媒介最集中体现了技术社会的“替代”原则，它常常代替了我们的感觉，使感觉弱化。技为技巧，在学之下。中国的术主要指“术数”，是古人对天地复合运动周期与周期节律的认知以及对宇宙能量、生物能量的作用与运变法则及其对人类与世间万物影响节律的认知。中国的术是自在法则的显示。古人谓“法天则地”。艺术属人的生命自在法则的显示。所以中国古人追求“艺道”。以理入道，以技进道。《素问·上古天真论》谓：“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术”为自在法则，“数”为自然之数，决非西方数字概念中的计量之数。
术之上为德。德也非现今贬于“意识”之下的所谓“道德”，更非现在我们认为的“思想道德”。中国文化中的“德”，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德为生，生为显。《黄帝内经》对“生”与“德”是这样描述的：“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5]“德”是源于“天性”的，“天性”体现在“我”身上的就是“德”。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往往用“天赋”这个词来描述一个人的特性的原因。如果我们从“德”字结构来看，它最下面是“心”，“心”上是“一”，“一”上是“四”，“四”上是“十”，“四”与“十”即“十方”、“四时”，一个人无论何地何时都能一心，即“一心定”，这样就“与天地合其德”了。(“德”的偏旁是指人微步慢行，行即与天地合其德了。)德为道之用，道为德之本。
德之上为道。道也决非现今贬于“理论”之下的所谓“道理”。道为自在。道无处不在，道无时不有，天地之道即自然之道。道有天道、地道、人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属艺道(画道、书道、武道、茶道……)。艺有艺道、艺德、艺术、艺理、艺智、艺思、艺学、艺技。天不变，道亦不变。以天合天，以道合道。道、德、术、理，亘古常在，智、思、学、技，则需要不断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如果只用一个字来表达，恐怕非“道”不可。中华文明活水源头的百家争鸣局面，实为百家闻“道”，《道德经》曰：“孔德之言，惟道是从……”《易经》曰：“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字上面的两点一横表示阴与阳，下面的“自”字表示自己，也就是自己的本然，偏旁表示运动，联在一起就是一阴一阳依照自己的本然运动即谓“道”。也可以说“道”的本意就是“道法自然”。与道相合，就是依照自己的本然生活，而不要总是企图成为什么，更不要把某个外在的东西作为要实现的理想。我们用这种态度来观察当代的文化艺术现象或西方当代艺术中许多所谓“先锋”、“前卫”的新花样，就会发现，许多与我们传统的艺术相距甚远，我们的古人在“感觉”、“品尝”艺术。现代人却在“丈量艺术”，在“数字化艺术”，在“科学化艺术”。古人没有关于艺术的“科学”标准与数据，所以他们拥有真正的艺术，而现代人拥有了艺术的“标准”和“艺术学”，而“艺术”却离我们渐渐远去……
现代科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限于物质世界，对精神世界涉及甚少。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划分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世界被分为形而上，形而下，一个道，一个器。器即是有形质的东西，有结构的东西，形而上就是道。“道可道，非常道。”道家把道分为三层四种状态，即“无形无质”的最高层次即非物质世界。虽然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存在着一种力量。中间层为“有形无质”与“有质无形”层次，即阴与阳。最底下层为“有形有质”，就是常人所说的万物世界。如果用道家对生命体的概括就是三个字，即“精”、“气”、“神”。作为中间层的“气”是个关键，它“有形无质”，它“有质无形”，《素问》对气有一个描述：“气聚而成形”或“气合而有形”。气聚合后就可以构成有形质的东西，即形而下的东西。气没有聚合以前即是“有质无形”的状态。西方的艺术学大都局限在气聚合以后的这个领域，执着在“有”、“形”层面。而老子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中国艺术恰恰最强调这个“无”，即“虚无生万有”，最强调“神”，强调“气”。古人告诉人们人在获得了“道光德能”后，自然就有“生生不息”之气了，“身正”才能“气通”，“气通”才能“意静”，“意静”才能“神活”。学艺术先要明德，学会做人，居于道德，然后才能产生精妙艺术。即执一为牧，道气为用，德善为美，神韵为品，中气为和。《大学》讲：“知止而后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在《六祖坛经》里，六祖慧能讲，我没有给你们讲过佛法，如果你们硬要说我讲过佛法，那我是在诓骗你们，那我就犯了妄语戒。六祖为何要这么讲，因为他认为释迦牟尼佛祖讲的很多道理只是让你明白义理。有为方法是可以教的，无为方法不是教得会的，而是本能的显现。无为法全靠人自己在静悟中获得。老子讲“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徼”。每个人的条件不同，悟性不同，所以有为法也是因人而异的。艺术是最个性化的东西，所以《易经》也讲变易。古圣先贤认为，众生不起心，道者不说法，法是随缘而示，随境而言，随向而答，随遇而说……法是随立随破，所指皆是，皆不是，不是而是，仿佛如是。因为问不尽，所以讲不完，法无定法，无法之法，法法生法。所以中国艺术讲“艺”者“意”也。真正的艺术无理可讲，无法可说，非涉语言，非常规思维，它只能靠领悟与体验。但是作为初学者、入门者，还得讲义理、讲方法。但它是有阶段性的，如果是天才、悟性极高的人，则没有次第，可以顿悟。但常人、凡人则有初级、中级、高级之分。顿悟者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学艺如修道，其初级阶段是谓“筑基”，练基本功。艺术二字，“艺”者“意”也，“术”者“熟”也，熟能生巧，《悟真篇》中讲：“始于有作人难见，及至无为众始知。但见无为为要妙，岂知有作是根基。”到了高层次，无为法的时候，把人的生命本能调动出来，它就是“法法自生，法法自灭”了。如果以谢赫的“六法”论为例，那么其中的“传移模写”、“随类赋彩”、“经营位置”，这三法类似于有为法，它是可以教授的。(其实现在的艺术类专业，大都局限在此三法中。)“骨法用笔”、“应物象形”，这二法则是既有又无，既无又有，似乎可以讲清，但又常常很难讲清，艺术的奥妙就在其中。到了“气韵生动”这一法，艺术最高的境界，完全没法教授。众所周知庄子的“庖丁解牛”，其关键部分在于庖丁的话语“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佛家讲“八万四千法门”，道家讲“三千六百门”，还有“七十二旁门”，这么多法门，人的一生也学不尽。其关键是“因人而异”。好比我们学书法练字，一开始，每个人一定要选择一个和自己投缘的字体，或者碑帖开练，练到后来就是一人一体。有为法讲到底是一人一法，不应该是万人一法，千篇一律。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没有“最好”的方法。正所谓“道行天下，众生平等”。众生各个不同的方法也就“诸法平等”，并没有什么好攀高比低的。有为法都是一棵树上的枝枝叶叶，并无高下。以此为镜看看现在我们的艺术教学，即使在有为法之内，还要人为地去区分什么“院级精品”、“市级精品”、“国家重点”等等，更搞笑的还有“教学高地”与“低地”之分……有为法的目的是进入无为法。道家讲“炼气化神”是一个中间环节，初级有为法叫“炼精化气”(或“炼形化气”)。中国的艺术本体完全是人的生命本体的外化，所以中国艺术常讲“形”、“气”、“神”，由“形”进入到“气”最后达到“神”。“神品”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当然到了最高阶段仍然需要老师，通过老师来印证，但是真正的老师一定是修真得道的人，他是高人，他会知道你进入到一个什么阶段，可惜现在太缺少这种“高人”了，所谓“名师(或‘明师’)出高徒”，没有名师、明师，哪来高徒？现在有的是“明星”，“名人”……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代，翻出陈旧的古书，重新阅读古人的文字，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现在学艺术的大学学子，对艺术理论不感兴趣，更不要说中国古代的艺术理论了。据刘力红在《思考中医》中写道，一帮中医博士，已经绝少有人看经典，如果哪一位博士的案头上放一部《黄帝内经》那绝对是要被笑话的。博士案头都是什么书呢？都是分子生物学一类的现代书。[9]现在情况可能正在改变。但我们学艺术的，还有多少人会花大力气去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典文本？记得南怀瑾先生在谈中国文化时讲过，中国文化都在古文里面，现在学校教育，由简体字入手，由白话文入手，所以要传承中国文化“谈都不要谈了”。现在我们在讨论艺术，艺术教育以及艺术学学科的建构等问题的时候还须把教育作为人生的一个完整系列、一个整体来研究。大学以前是中学，中学以前是小学，小学以前是家庭教育，大学之后是社会教育，实际上人生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部分组成的。三部分是人一生教育的整体，不能分割来思考。而艺术教育又是人成长过程中绝对不能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反省我们现在的教育现状是如何呢？家庭教育失传，学校教育失衡，社会教育失职。唐德刚先生在《胡适口述自传》中特别在注释中有一段比较长的文字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场推行白话文运动——尤其是以白话文为中小学‘教育工具’这一点——其建设性和破坏性究竟孰轻孰重，最好还是让在这个运动影响最重的时期受中小学教育的过来人，来现身说法，因为他们是这场‘教育实验’中的‘实验豚鼠’。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祸是福，亲身感受，最为真切……”唐先生在孩子阶段在“改良私塾”读过七、八年书，“我们的‘汉文’也就从‘床前明月光’，一直背诵到‘若稽古帝尧’，最后连《左传选粹》到《史论菁华录》也能整本背……大多数孩子，均不以为苦，最后在家中长辈的‘物质刺激’下竟然也主动地读《通鉴》、《文选》等‘大部头’书来”。后来去上小学，第一堂国语诗的开头就是“喔喔喔，白月照黑屋……喔喔喔，只听富人笑，那闻穷人哭……喔喔喔，那时表兄和我虽然都已经能背诵全篇《项羽本纪》。但上国语班时，我们三人还是和其他‘六年级’同学一起大喔特喔……后来进入初中读俄国盲诗人‘艾罗先珂’《时光老人》，其中几句是：‘时光老人，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无必要，莫奔跑’……表兄和我，又在这国文班上‘滴答，滴答’了一学年。”“如果我们把一些智力上能够接受这些宝贵文化遗产的学龄儿童们的黄金时代，给‘喔喔喔’或‘叮当叮’去了，岂不是太可惜了吗？”唐先生经过反思写道：“胡适先生他们当年搞“革命”，非过正，不能矫枉，原是可以理解的。加以他们又都是一批高高在上的‘决策人’，更不知‘民间疾苦’，在他们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们将来是‘祸’是‘福’，不是他们可以想象出来的，本来一个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的成效如何，也不是应该可以想象中得出的；它只有在长期实践之中，才能找出真正的答案。六十年过去了。今后的教育家千万不可再讲大话，讲空话。办教育的人一定要实事求是，去研究出受教育的真正需要才好……”唐先生的话似乎是针对现在人讲的，是讲给我们办教育、研究教育的人听的。接着唐先生又指出：“我国的文言文是一种一脉相承，本国本土的应用文字。它和语体是有血肉难分的关系。它不是像希腊文，拉丁文那样‘全死’的‘外国文字’……总之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特征。他山之石，可以改错。吸收他人的精华，剔除自己的糟粕，原是义无反顾的，但是我们断然不可因为洋人怎样，我们一定也要怎样……”[10]唐先生的话讲得太好了。中国文化在上世纪遭到重创后，中国人已渐渐远离自己的民族文化主体。对自己祖先用生命换来的大智慧已经十分陌生，甚至不相信，加上价值观的偏移、固执，一切以西方洋人为标准。当今面对我们不断被西化的大脑，中国人真的到了需要对自己民族文化来一场启蒙运动的时候了，虽然这是一种令人尴尬的事情，但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复兴，我们应当尽快补好这一课，坦然面对，认真以待这种精神回归。
当我们在呼吁出“艺术精品”，出“艺术人才”以及不断在“打造文化”，“打造某某”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地思考文化艺术的基础在何方？文化艺术不是一朝挥就成功的，也不是打造能成功的。它要靠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如此则道不惑而要数极，所谓明也”。《黄帝内经》中的这三句话值得我们搞教育的人、重视艺术的人三思、三思、再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