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文－八思巴字《五守护神大乘经#183;守护大千国土经》元代印本残片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乘论文,蒙古文论文,印本论文,元代论文,守护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佛学经典《五守护神大乘经》蒙古文本在国内各地现存多种本，包括刻本和各种写本多达30多种，（注：据《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统计，此书由北京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等多家组织编写，现正排印，即将公开出版。）时间都属清代，其中个别本跋写明译者为元僧希拉布曾格。由此有人推测，此经的蒙古文本有可能在元代印行过，但一直未见实物。今得此经刻本残页一张，上面不仅有回鹘式蒙古文，还有元国书八思巴字，此件证明在元代确实以蒙古文刊行过这部经典。
这件文献残片，据称出自西夏古都黑水城，发现时此残片被单独夹放在西夏文佛典之中，未见其他蒙古文或八思巴字文献。见42页所载附图1为残片原大尺寸。这批西夏文献发现的具体时间、经过和发现人等均不详。P.K.Kozlov曾于1908—1909年间在黑水城发现不少八思巴字的印章和钱币。（注：《蒙古与安多》，莫斯科—列宁格勒，1923年。）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有一件黑水城出土的八思巴字印本残片（编号为222亻61），该残片发现时也被夹放在西夏文佛典文献之中。（注：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刊行，1991年，第212-213页。）
一 刻本的特征
此残片上有两种文字：一为成吉思汗时代开始使用的蒙古文，共5行，其中前2行（左边）系蒙古语译文；后3行（右边）系陀罗尼的蒙古语译音。与陀罗尼译音相对于左方的是八思巴字，系对蒙古文的注音。两种文字均系楷体，刻工极为精致、美观。蒙古文的书写风格明显属元代，并书八思巴字更能证明此经确系元代所刻。残页所见文字各行之间都不能通读，各行尾部都短缺，但从完整译文可以知道，补足空缺后上下呈现出整齐的行度。由此可以判断，此蒙古文刻本的装帧系扁长的梵夹装。不过，版面的式样、行款规格等无从得知。
二 内容的考订
两种文字以拉丁符号转写如下：
现存30多种蒙古文《五守护神大乘经》大多译者不明，只有个别在跋中涉及译者姓名，其中有元僧希拉布曾格，明僧阿尤希·固实二人。笔者查阅了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所藏几部《五守护神大乘经》发现与残页词句相同者有两部，其中一部即为希拉布曾格所译。另一部（据《中国蒙古文古籍目录》，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也藏有此经），不巧尾部也缺若干叶，不可得有关译者的线索，不过此经内容和文字与前一部没有多少差别，因此可以认为后者与前者的译者可能是同一人，我们暂拟为也属希氏所译。为表述方便，我们在下面分别称这两部经为希氏Ⅰ、Ⅱ。其有关著录如下：
希氏译本Ⅰ：采号12-2:0536，五大陀罗尼，澈基斡色尔等译，（注：澈基斡色尔即元僧搠思吉斡节儿，他是否译过《五守护神大乘经》这部经，学界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持肯定态度的人缺乏有力的证据。由于问题复杂，用一两句话说不清，本文不作深入讨论。）一函五种清刻本，36+46+32+17+13（叶）。
希氏译本Ⅱ：采号12-2:0505，五大陀罗尼，澈基斡色尔等译，一函五种清刻本，(5+43)+54+39+21+(1-13)（叶）。
此两种刻本均为梵夹装，但的版面大小不同，五部的刻版汉字代号也各异：0536长53cm，高19cm，五部汉字代号分别为“金木水火土”；0505长42.5cm，高11.8cm，五部汉字代号分别为“万佛归一处”。与残页相应文字分别见于希氏译本，两种刻本文字完全相同，抄录如下：
此文字在0536金上七（第7叶）b面第12～13行；在0505万七（第7叶）b面第8～10行（原文见42页附图2:a、b，相应行文右侧笔者加了竖道）。
与残页尚存文字比较，两者在形式上只有一点小的区别，即残页第1行领格附加成分-yin前的……i是中心词saqi-的将来时形动词附加成分-qui的收尾字母，也就是这一附加成分在残页里是(-qu)i，在现存希氏译文里是-qu。大家知道，在蒙古文里这两个形式是并用的、可以自由代替的，只不过前者比后者古老一些，笔者认为后者可能系后人所改。我们同样在北图所藏同部蒙文经、采号为12-2:0127～0131的清套写本中看到了"saqi-qui"这种形式（见第一卷第7叶b面第24～26行），但其上下文在词汇和语法上都有所区别：“咒”在这里是tarnis，0536和0505里是arwis；“听从”在这里是sonosuγad，系副动词形式，在0536和0505里是sonosudqun，系命令式形式。
这里要特别解释一下sonosudqun。其命令式附加成分-dqun（其阴性形式为-dgün）具有时代方面的特征，为中世纪蒙古语所特有，通常在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文献里才能见到，在现代语言里它已变成-γtun(-gtün)。在0536和0505中保留着这个形式，说明它们的底本时代更早，可能就是元本。
把这句蒙古文译成汉语是：“为守护一切众生，必须听从我的所有神咒。”意思与《守护大千国土经》汉文本“为欲拥护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如来于一切悉地皆得成就我有神咒名一切明汝应听受”相当。（注：赵晓梅主编：《中国密宗大典》(6)，汉字篇《佛说守护大千国土经》卷上，中国藏学出版社、新西兰霍兰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8月，第576页。）
下面我们讨论回鹘式蒙古文所音译的梵文陀罗尼及其八思巴字注音。
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字注音、0536和0505文献、梵文的拉丁转写对照如下：
梵文陀罗尼kha
gavate，由词根khaga+词尾-vate构成。词根khaga是kha
ga之误写（八思巴字和回鹘式蒙文形式kadgawati是正确的），意为“剑”、“刀”、“智剑”、“金刚剑”、“犀角”等，音译作“渴伽”、“去伽”等（参见荻原云来编《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403页；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031、5817页；William Edward Soothill,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Reprinted in Delhi 1977,p.223,376,424,426；艾德著《中国佛教梵汉字典》，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76页）。
valavate，词根vala是bala之误写（八思巴字和回鹘式蒙文的形式是正确的），意为“力”、“能力”、“体力”、“有力”等，balavat是bala的形容词形式，意为“强有力的”、“强壮的”、“勇健的”、“有力”等（参见荻原云来编《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912-913页）。
valanirgho
e是两个词，应分开书写vala nirghoe。vala是bala之误，意为“鸟”，也用作恶魔的名字（参见荻原云来编《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912页）。bala另有“愚”、“婴”之意（参见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484、4462页）。大家知道，古今几乎所有突厥语文献和方言口语中的bala均为“孩子”意，比较梵语中表示“婴”的bala，有可能突厥语的bala来自梵语。nirghoe为nirghoa的不同形式，意为“声音”、“妙音”（参见荻原云来编《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687页）。
sūravare 由sūra“英雄的”、“好战的”、“勇猛地”+词尾vare构成（参见荻原云来编《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1344页）。
vajragame由vajra“金刚”、“雷电”+词尾-game构成（参见荻原云来编《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1165、3532、3543、6278页）。
从以上梵文的情况大致可知，上引梵文的原本（《新修大正大藏经》卷19，密教部2,No.999），应在唐代以前，而这件印本上的蒙古语文所参照的蓝本应为唐宋之际的梵文本，或许还有可能是藏文本。
我们从文献残片可以看出，八思巴字和蒙古文之间的一致性多于梵文，因此八思巴字是对蒙古文的注音，而不是对梵文原文的注音。八思巴字在这里的特殊用法表明，它在蒙古语佛经翻译中退居到次要地位，不过它的表音精确和细致方面优于回鹘式蒙古文的特点却更加突出了。回鹘式蒙古文的一些字母由于一字多音，它所音译的梵文陀罗尼，人们不能准确读出，因此特用八思巴字弥补回鹘式蒙古文在这里表现的缺陷。但当年翻译佛教经典时，分布于广大地区的蒙古语在语音上有不小的差别，如果用国字——八思巴字翻译佛经，只能反映一种统一的语音标准，这样将蒙古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别加以呈现、矛盾加以激化，无论在民众学习使用中，还是在翻译等实际工作中出现更多困难，对于普及、宣传和弘扬佛教更是非常不利。而回鹘式蒙古文因为是一字多音的超方言文字，同一个字按不同方言可以读各自的音，自然这种文字比较容易在民间普及，经著名语文学家、翻译家搠思吉斡节儿进行改进，开始使用于佛经的翻译，其使用范围逐渐扩大，最后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取代了八思巴字的社会地位，使八思巴字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蒙古文元刻本《五守护神大乘经》一片残页本身，对这部佛经的刊布时间、地点不能提供任何线索，但我们从现已发现的有关资料可以作出推测，它的翻译和刊布时间大约在14世纪的20～30年代，它的制版地点可能是当时的出版中心——元大都白塔寺。
